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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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1989-2009）

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鹿智鈞*

摘要

萬曆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齊基於團結部眾的考量，建立了結合軍事、行政與經濟等職能為一體的八旗制度。從此以後，八旗制度在滿洲政權統一東北與征服中原的許多戰役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旗人也成為皇帝心目中的「國家根本」。身為清朝統治中國的一大特色，八旗制度自孟森撰有〈八旗制度考實〉一文以來，長期受到治清史者的關注；而近年來在「新清史」的帶動下，相關研究顯得更加蓬勃。有鑑於此，本文茲以八旗制度的中文論著為對象，分為八旗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駐防制度與滿漢關係、八旗組織中的各民族成員、八旗生計與整飭旗務以及八旗制度的其他研究面向共五方面進行回顧與討論，期待能呈現近二十年來八旗制度的研究趨勢。關鍵詞：八旗制度、新清史、駐防八旗、滿漢關係、新滿洲、漢軍、八旗生計、旗地 *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史耘第14 期 2010 年 6 月，頁 1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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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六世紀末，以女真人為主體的滿洲政權，逐漸崛起於中國東北。這股勢力的發展相當迅速，不但在短時間內就稱霸整個東北，日後甚至成功地入主中原，建立一個長達268 年的王朝。對於滿洲統治者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從一個蕞爾小邦轉變為擁有廣大領土的多民族帝國，完全是依靠「八旗勁旅」強大的戰鬥力所致；1而這些肩負著保衛國家與鞏固政權重任的旗人群體，自然也成為統治者心中的「國家根本」。2清朝雖然在許多方面繼承明代的制度，不過基於上述原因的考量，凝聚旗人力量的八旗制度始終存在，直到政權覆亡後才隨之消失。3相較於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代，八旗制度無疑是清朝的最大特色，它也因而成為治清史者長期關注的重點；有論者甚至強調惟有理解八旗制度，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清帝 1_{《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81，頁843，嘉慶十八年十二月} 丁巳條，曰：「我朝龍興東海，定鼎燕京，八旗勁旅，一可當百；《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25，頁445，曰：「我朝開創之初，八旗軍鋒所指，無不克敵制勝。」 2_{清聖祖曾表示：「八旗甲兵，國家根本」，清高宗亦指出「八旗為國家根本」，參見} 《康熙起居注冊》（臺北：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年二月二月十七日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一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頁 45，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條。 3_{關於八旗制度的結束，佟佳江認為並非在清朝滅亡之時，因為即使民國建立後，部分八} 旗組織依然存在。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實與清末南北議和的《優待條件》密切相關；由於其中一些條款旨在保障旗人生計，所以部分在京八旗與邊疆八旗並未完全裁撤。直到國民黨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宣告結束後，八旗制度才隨著《優待條件》的廢止而消失。然而，各地裁撤的時間仍不一致，邊疆八旗完全消失的時間又晚於在京八旗，參見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時間新議〉，《民族研究》，5（北京，1994.9），頁101-108。雖然八旗制度在民國時期並未完全消失，但大多是為了保障旗人生計而設，身隸旗籍者不再具有過去的義務與特權，其意義與清代已經大不相同。由此觀之，似乎仍可將八旗制度視為與清朝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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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統治結構。4 八旗制度雖然如此重要，但即使是清人對此也了解不多，孟森便指出：「自清入中國二百六十七年有餘，中國之人無有能言八旗真相者」。由於八旗之事牽涉內廷，官書大多「抹摋實狀」，而「私家更無數滿洲國本事者」，造成這方面的研究「頗難措手」。孟森認為了解八旗制度頗為重要，並適逢易代之後「無所顧忌」，於是在 40 年代「創始為之」，撰有〈八旗制度考實〉一文。5_此文透過各種史料的爬梳，重建八旗制度的設置與發展，並且一併討論許多相關的政治問題，首開八旗制度的研究風氣。在此之後，這方面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內容也日益豐富。6 在上個世紀末，美國學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率先主張過去長期主導清史研究的「漢化」觀點，有必要重新進行檢討， 7_{此舉意外地激發一場有關滿人漢化與否的論爭。}8_{當時熱烈的討論} 4_{［日］杉山清彥著、陳仲丹譯，〈作為滿人王國的清帝國：八旗制的統治結構〉，收錄} 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主編，《清史譯叢‧第八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 5_{孟森，〈八旗制度考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臺北，} 1936.7），頁343-412。 6_{陳佳華曾寫有〈八旗制度研究述略〉與〈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續）〉兩文，其中回顧了} 1930年代至1980年代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透過這兩文可以得知，八旗制度的研究在這些年來，主要涉及了史料的考證、旗地、八旗子弟、旗人的民族與階級問題和八旗的作用等議題。參見陳佳華，〈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社會科學輯刊》， 5（瀋陽， 1984.9），頁109-116、陳佳華，〈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續）〉，《社會科學輯刊》，6 （瀋陽，1984.11），頁113-120。 7_{羅友枝指出過去研究者在討論清朝成功的原因時，大多認同何炳棣將其歸功於滿洲統治} 者推行漢化政策的觀點，然而根據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答案並非如此，參見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p. 829-850.中文節譯 參見張勉勵，〈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清史研究》， 2（北京， 1999.6），頁113-117+124。

8_{羅友枝的看法雖然頗受好評，但卻也得到一些非議，其中以何炳棣的反擊最為激烈。他強}

調羅友枝的研究只是一種書目調查報告（monothematic bibliographical survey），根本無法撼動他宏觀的史學解釋，參見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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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達到共識，9不過以羅友枝看法為基調的「新清史」卻逐漸成形，並且從此蔚為風潮。10在這波趨勢之下，研究者特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及其作用，並且思考清朝與歷代漢族王朝間的差異性；11具有濃厚滿洲特色的八旗制度，自然成為研究重點之一。在「新清史」的帶動之下，八旗制度的相關研究無疑顯得更為蓬勃。自孟森撰有〈八旗制度考實〉一文以降，八旗制度始終受到許多治清史者的關注，近十年來興起的「新清史」對此更有推波助瀾之效。關於早期的研究成果，陳佳華的〈八旗制度研究述略〉與〈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續）〉兩文已有評介；至於近二十年來，因

Evelyn Rawski’s ‘Ree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p. 123-155.中譯參見［美］何炳棣著，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上）〉，《清史研究》， 1（北京，2000.2），頁113-120、［美］何炳棣，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下）〉，《清史研究》， 3 （北京，2000.8），頁101-110。 9_{回顧當時激烈的討論，王成勉認為這是一場「沒有交集的對話」，也就是雙方都沒有對} 於漢化進行定義，就開始互相攻擊；華人學者雖然強調漢化，但已經少有人認為漢化的前提是滿人完全失去自我民族認同。然而，葉高樹卻指出兩種不同立場的論述看似沒有「交集」，但是雙方仍有共同關注的焦點，即探究清朝統治中國的特徵及其成功的原因。參見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錄於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57-81、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153-192。 10_{「新清史」的內涵，或可視為整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後，所提出的一種趨勢。「新清史」} 所強調的內容雖然並非完全創新，但羅友枝等美國學者將其系統化與理論化後，對清史學界確實造成極大的影響，參見葉高樹，〈最近十年（1998-2008）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0（臺北，2008.12），頁158。 11_{歐立德指出「新清史」主要有兩種特徵，其一為區別清朝和歷代漢族王朝的差異，其二} 是突顯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而「新清史」又有兩個基本的核心問題：一、滿洲人如何以少數人口達到統治中國的成就？二、清朝的統治對於現代中國又有何影響？歐立德認為「新清史」的出現一方面受到後現代思潮影響，所以開始跳脫以往的「漢人中心論」，另一方面也與語言學研究的轉向有關，導致滿文史料受到高度重視，參見［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2（臺北， 2006.12），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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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方法推陳出新，成果亦頗為豐富，實有繼續撰文討論的必要。有鑑於此，本文擬將近二十年來八旗制度的中文論著作一回顧，希望能藉此呈現這方面研究的發展趨勢。12

二、八旗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明代東北地區的女真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組織，大致上可以分為血緣與生產兩種形式。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孫，通常會聚居在一起成為哈拉（hala，姓），其中成員嚴禁彼此通婚；隨著人口的大量繁衍，哈拉開始分裂並遷徙於不同的地方，這些子哈拉又被稱為穆昆（mukūn，氏）。在血緣組織之下，為了採集和狩獵的需要，又有臨時性生產組織的出現。其中最小單位為塔坦（tatan，窩鋪），大約由三到四人組成，若干塔坦則組成一個更大的牛彔（niru，原意為大箭，後有佐領之意）；兩者的領導者均由推舉而生，前者稱為塔坦達（tatanda ，伙長），後者則為牛彔額真（ejen，主）。13_{在女真社會中，血緣組織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 不過其原有的精神與機能，卻隨著穆昆的互相兼併而日益減少。有鑑於此，努爾哈齊開始逐步改造傳統的牛彔與塔坦組織，創建了更符合時宜的八旗制度。 12_{近二十年來，關於八旗制度的外文著作其實也相當豐富，然而由於已有學者對此提出評} 介，本文將不再贅述。關於日本學界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參見劉小萌，〈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頁57-73。關於美國學界八旗制度的研究回顧，參見定宜庄，〈美國與臺灣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51-56；李典容，〈清代滿洲認同的幾個問題—以《孤軍》為討論中心〉，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主編，《清史譯叢‧第六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231-253；［美］蓋博堅（Kent Guy）著，孫靜譯，〈誰是滿洲人：綜合書評〉，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主編，《清史譯叢‧第七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245-263。定宜庄一文雖然論及臺灣的八旗研究，但是篇幅相當簡短，仍有重新撰文討論的空間。 13_{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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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的出現並非偶然，它實際上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演變過程。大部分學者根據官書的記載，認為努爾哈齊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始編牛彔，並同時建立四固山（gūsa，旗分），14_之後又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擴增為八固山。15_{然而，由於清代各種史} 料的記載並不一致，而且許多細節交代不清，八旗制度的創立過程始終沒有定論。其中最受矚目的議題，就是牛彔與固山這兩種八旗制度的基本單位，究竟在何時創立？16 孟昭信〈八旗初創期旗制考略〉認為努爾哈齊早於萬曆二十年（1592）就初編牛彔，並且在萬曆二十九年之前，已經出現因應戰爭而創立的臨時固山組織。四固山的建立則在萬曆二十九年前後，最晚不會晚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而關於這方面記載的缺乏，應該與皇太極為了掩飾併吞他旗的作為有關。17關克笑〈牛彔、固山（旗）編建時間考〉卻主張努爾哈齊在萬曆十一年（1583）起兵反明時，就開始編建牛彔，只是當時的牛彔並非以 300 人為一單位，直到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齊才將牛彔的人數確定為 300 人。至於固山的編建，則是萬曆十三年（1585）初有固山，萬曆十五年（1587）增至四固山，萬曆二十四年（1596）又增為五固山，最後於萬曆四十三年正式成為八固山。18滕紹箴〈努爾哈赤時期牛彔考〉則指出努爾哈齊首次編建牛彔應該不在他起兵反明之時，而是在萬曆十五年（1587）前後較為可信，因為這年努爾哈齊宣布「定 14_{李洵等點校，《欽定八旗通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卷32，〈兵制} 志〉，頁560，曰：「至辛丑年，設黄白紅藍四旗，旗皆純色，每旗三百人為一牛彔，以牛彔額真一轄之。」辛丑年即萬曆二十九年。 15_{《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62，乙卯年十一月條，曰：} 「……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16_{關於牛彔與固山創立時間的問題，一直是八旗研究的重要內容，參見陳佳華，〈八旗制} 度研究述略〉，頁109-114。 17_{孟昭信，〈八旗初創期旗制考略〉，《史學集刊》，4（長春，1992.11），頁19-24。} 18 關克笑，〈牛彔、固山（旗）編建時間考〉，《滿族研究》，3（瀋陽，1997.9），頁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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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和頒布一系列的重要政策，牛彔的初建推測也會同時進行。而在萬曆二十九年後，努爾哈齊再次釐定牛彔制度。19 有別於上述幾篇文章，部份學者則強調八旗制度創立時間的確定，必須留意相關組織性質的演變。劉小萌〈論牛彔固山制度的形成〉指出牛彔為女真人傳統社會中存在已久的基層組織，不能和萬曆二十九年編建的牛彔混為一談，因為後者不但性質改變，規模也更為擴大。隨著努爾哈齊勢力的日益擴大，牛彔於萬曆四十三年再度改編，八旗制度自此才正式確立。與牛彔情形相似，固山的涵義也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四固山的創建並不在萬曆二十九年，而應該在萬曆三十五年以前較為恰當。20王景澤〈關於穆昆與滿洲「前四旗」問題—兼析八固山的建立〉認為穆昆塔坦與固山牛彔制度之間的差異，必須嚴格區分開來。當努爾哈齊的勢力逐漸增加時，他的穆昆也從一個擴增為四個，但是這並不能視為四固山的出現；直到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齊將四穆昆改為八固山後，穆昆的功能才正式被固山所取代。21任玉雪〈八旗牛彔起源時間問題再探〉也主張對於歸降部落的整編和改造，是牛彔制度逐漸確立的過程，但是牛彔額真的任命，卻不一定代表固定牛彔制度已經出現。八旗牛彔制度的形成，並非在某一具體的時間點，而是經歷「狩獵之牛彔」、「部落之牛彔」、「八旗之牛彔」三個發展階段。22 由於關外時期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相關的記載又互相矛盾，要釐清八旗制度的創建過程實非易事；而正因如此，這方面的討論始終沒有定論。對於牛彔的編建而言，學界普遍同意努爾哈齊在萬曆二十九年時，將牛彔進行一次有系統的改建，但是在此之前何時初 19_{滕紹箴，〈努爾哈赤時期牛彔考〉，《民族研究》，6（北京，2001.11），頁47-57。} 20_{劉小萌，〈論牛彔固山制度的形成〉，收錄於劉小萌，《滿族的社會與生活》（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104-117。 21_{王景澤，〈關於穆昆與滿洲「前四旗」問題—兼析八固山的建立〉，《佳木斯大學社會} 科學學報》，4（佳木斯，1998.8），頁43-47。 22 任玉雪，〈八旗牛彔起源時間問題再探〉，《滿族研究》，1（瀋陽，2004.3），頁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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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牛彔，則是眾說紛紜。受限於史料的不足，很難確定牛彔首次的編建時間；然牛彔本來就是女真人傳統社會的重要組織，如同任玉雪所言，其轉變成「八旗之牛彔」前還有幾個不同的階段。若從此基礎來理解，上述學者的討論其實並未衝突。至於固山的編建過程，眾多學者也是莫衷一是。基本上大家對於八固山建立於萬曆四十三年並無異議，但是卻對於在此之前依序有幾固山出現，則有不同的看法。其實固山與牛彔相同，有可能在萬曆四十三年以前，已經存在臨時性的固山組織，在討論上有必要留意「八旗之固山」與「臨時之固山」的不同。許多學者在論證早期固山時，所舉的例子多為戰時組織，其意義並不能等同於萬曆四十三年後軍政合一的固山。總之，八旗創立之前已經有四旗的說法，仍有繼續商榷的空間。八旗制度創立之後，確實達到了整頓和團結部眾的效果，頗符合當時的需要。張佳生〈八旗制度對滿洲的整合三論〉指出八旗制度是女真人走向滿洲共同體的重要關鍵。透過八旗制度，滿洲社會的民族、社會與文化三方面都進一步有效整合，原本複雜而鬆散的女真部落，在八旗制度的凝聚下趨於緊密。23此文內容詳細，但是作者稍嫌過度強調八旗制度的作用，文中部分內容為金國的政策，實與八旗制度無關。在八旗制度中，為了增加部眾的凝聚力，特別強調八家均分的公平原則。八位旗主無論在政治、軍事或是經濟各方面，都擁有相等的地位。然而自皇太極開始，由於汗權（皇權）逐漸集中，「八分」精神下的諸王平等自然難以維持下去。徐凱〈清代八旗制度的變革與皇權集中〉強調清代的八旗制度經歷三個階段的變革：從皇太極開始，諸王議政的傳統遭到破壞；順、康兩朝，則是上三旗體制的確立，皇權的力量得到強化；最後到了雍正朝，下五旗私屬於旗主的關係亦宣告結束，皇權取得所有的權力。 23_{張佳生，〈八旗制度對滿洲的整合三論〉，收錄於張佳生，《八旗十論》（瀋陽：遼寧} 民族出版社，2008），頁1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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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_{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也說明八旗制度雖然是清朝勢力興起} 的關鍵，但是本身卻具有許多侷限性，最明顯的地方在於八旗制度與皇權的矛盾，以及旗人人口增多的問題。在努爾哈齊時代，八旗制度將分裂的女真部落團結起來，其重要性難以言喻。不過自皇太極上臺後，在他擴張勢力的企圖下，八旗制度顯得不合時宜而必須加以調整，這也造成政局不穩和喪失八旗原有精神的後果。入關之後，八旗制度所衍生的問題難以徹底解決，這始終是每位滿洲統治者的困擾。25 對於統治者而言，八旗制度下的「八分」精神讓他們與諸王平等，很難擁有絕對的權勢。26為了不破壞八旗制度，統治者只好利用兼併他旗或是換旗的方法，來打擊諸王的勢力，這方面的研究以杜家驥為最。〈關於清太宗兼併正藍旗問題的考察〉指出學界常認為皇太極於天聰九年（1635）懲治莽古爾泰並兼併他的正藍旗後，從此即擁有三旗；或是認為正藍旗就此消失，原有的八旗只剩下七旗。透過檔案資料的考察，杜家驥否認上述兩種說法。他主張皇太極兼併莽古爾泰的正藍旗後，便將正藍旗與自己的正黃旗混編並且一分為二，成為新的正黃旗與鑲黃旗；而皇太極之子豪格原本擁有的鑲黃旗，則改為新的正藍旗。此舉不但有助於瓦解莽古爾泰舊部的勢力，而且皇帝開始固定領有兩黃旗，打破「八分」原則下的均勢情形。27〈清初兩白旗主多爾袞與多鐸換旗問題的考察〉28和 24_{徐凱，〈清代八旗制度的變革與皇權集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北京，1989.9），頁89-99。 25_{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瀋陽：遼寧出版社，2008），頁237-243。此書分為前、} 後兩編，前編內容為姚念慈1991年的博士論文〈滿族八旗制國家初探〉，後編則是新增加的三篇文章：〈多爾袞與皇權政治〉、〈評清世祖遺詔〉和〈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當議〉。 26_{羅振玉輯，《天聰朝臣工奏議》，收錄於《清史資料第二輯‧開國史料（二）》（臺} 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8），卷上，〈胡貢明五進狂瞽奏〉，頁35b，曰：「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即一人尺土，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事事掣肘，雖有一汗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也。」 27_{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1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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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朝八旗統領關係變化考察〉29兩文強調多爾袞也效法皇太極，藉由換旗擴增自己的勢力。多爾袞原本和其兄阿濟格共領鑲白旗，之後多爾袞先奪其弟多鐸正白旗之牛彔，再令阿濟格改入正白旗，多爾袞遂單獨擁有一旗。緊接著多爾袞選擇與多鐸交換旗色，這有助於提升他的政治地位。順治五年（1648），多爾袞打倒政敵豪格後，先將豪格舊人調入鑲白旗，再命多鐸帶領舊部移進正藍旗，從此多爾袞不但領有兩白旗，還可以約束和侵占豪格的勢力。〈清初八旗的排列次序及相關問題考察〉則認為天聰五年（1631）以前，八位旗主在重要典禮上的排序依照尊卑長幼而定，但是在天聰六年（1632）之後，卻改為根據所屬旗分而排。這種變化加強了八旗之間的等級區分，有利於皇太極打擊莽古爾泰、代善兩大貝勒的權力，多爾袞也曾使用類似的手段擴張權力和打擊政敵。直到多爾袞死後，由於八旗旗主的權力日益減少，因旗分排序而發生的政治鬥爭也不再發生。30杜家驥利用大量檔案資料，整理出清初幾次換旗、改旗事件，不但有助於釐清八旗制度的發展過程，也解決很多前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八旗制度創立之後，以血緣為凝聚力量的穆昆，被生產和軍事組織的固山牛彔所取代，這是女真人從部落往國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被編入八旗中的女真人，也漸漸地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張佳生〈論八旗意識及產生條件〉31和〈「八旗意識」論〉32指出除了皇帝的大力宣導外，旗人本身也產生一種有別於民人的「八旗意 28_{杜家驥，〈清初兩白旗主多爾袞與多鐸換旗問題的考察〉，《清史研究》，3（北京，} 1998.9），頁1-11。 29 杜家驥，〈順治朝八旗統領關係變化考察〉，《南開學報》，5（天津，1996.9），頁10-18+39。 30_{杜家驥，〈清初八旗的排列次序及相關問題考察〉，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 第七輯》（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頁1-22。 31_{張佳生，〈論八旗意識及產生條件〉，《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刊）》，6（哈爾濱，} 2004.12），頁55-60。 32_{張佳生，〈「八旗意識」論〉，《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5），頁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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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種意識的產生，和旗人必須依賴八旗制度才能生活密切相關，而八旗制度亦有效地團結旗人，增加他們的向心力。李典蓉〈由氏族到八旗—滿族民族認同中的矛盾現象〉則認為八旗制度雖然有加強團結的作用，卻也破壞了滿洲社會中原有的氏族精神，使得漢文化更容易滲透其中；入關後駐防制度的建立，更是加強旗人氏族社會的分裂。旗人漢化於是成為一種趨勢，連帶影響到他們的自我認同。33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一書的〈從女真到「滿洲」〉、〈衝突與調適：入關初期滿洲認同的抑制〉和〈旗內滿漢差異的深化與全面顯現〉三章，也論及這個問題。孫靜表示八旗制度在關外時期，確實達到統合女真諸部和其他民族的作用，但是入關後則產生變化。皇帝在入關初期為了安定局勢，仍採取強化八旗整體性的策略；然而隨著統治權趨於穩固，旗人群體間的滿漢差異也開始出現，漢軍便在出旗政策的推動下被邊緣化。自此以後，八旗逐漸蛻變為一個以滿洲為主的特殊利益集團。34 上述關於八旗意識的討論，都強調八旗制度在創立之初，確實具有增加旗人凝聚力的效果。不過在後續的發展上，卻產生了意見的分歧。張佳生認為「八旗意識」沒有因為入關而改變，持續具有影響力；李典蓉與孫靜兩人卻指出在特殊的背景下，八旗整體的認同意識開始發生變化。持平而論，八旗制度在入關後由於環境改變而受到衝擊，連帶地也影響了旗人的認同意識，對此張佳生的理解較不完備。雖然如此，李、孫二人的看法卻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李典蓉太過強調滿洲與漢文化兩種氏族精神的差異，並且認為一旦八旗制度破壞滿人原有的氏族精神，他們就只能依靠統治者的政策才能維持團結，這種推論忽略了八旗制度凝聚旗人的積極作用。此外，孫靜雖然留意到八旗組織中的複雜性，但是她似乎將八旗中滿 33_{李典蓉，〈由氏族到八旗—滿族民族認同中的矛盾現象〉，《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 刊）》，6（哈爾濱，2007.12），頁111-119。 34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29-120。此書由孫靜的博士論文〈滿族形成的再思考─清中期滿洲認同意識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改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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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成員的差異區分得太過清楚。出旗政策可能只是解決八旗生計的一種方法，並不一定代表統治者企圖自八旗中排除漢人，這從漢軍出旗後依然得到一定的撫卹即可得知。孫靜特別區分的「滿洲」與「八旗」群體，兩者間可能沒有太大的差異。

三、駐防制度與滿漢關係

女真人雖然屬於中國北方的非漢民族，但是他們不只崇尚游牧文化，還發展出定居的農業生活；相較於鄰近蒙古人的「行國」，他們的生活型態已經傾向於「城堡世居」。35女真人兼具遊牧與農業兩種文化的特色，也表現於他們既善騎射又重視城池戍守的作戰方式上。36早在努爾哈齊時代，八旗軍隊已經擁有築城屯兵的習慣，隨著國勢日益增強，皇太極更把駐防範圍擴大，以達到防禦敵人的效果。清政府於順治元年（1644）入關後，為了有效地控制漢人和穩定國家情勢，八旗的駐防常隨著戰事而轉移，變動相當頻繁。此時的駐防雖然以臨時性質居多，但清政府在一些軍事要地仍有永久駐防的打算。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在江寧與西安分設駐防，首開八旗固定駐防之先河；隨後在康熙、乾隆兩朝，又分別確立直省與邊疆駐防的設置。入關後的駐防點主要目的為鎮壓和預防各地區的反抗活動，37與關外時期抵抗外敵的任務有別。38 35_{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1，〈滿洲緣起〉，頁1，曰：} 「滿洲之俗，同於蒙古者衣冠騎射，異於蒙古者語言文字。滿洲有稼穡，有城堡世居之民；蒙古則逐水草為行國，專射獵而無耕種也。」 36_{《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8，頁386，天命十年八月初九日，曰：} 「滿洲苟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得安居哉？因我等諸國所恃，惟城池也。」 37_{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10，〈駐防〉，頁338，曰：} 「故國家駐防之兵，最為良制。盡選虎賁勁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練，嚴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須遠方調撥以誤時日。」 38_{關於駐防八旗設置的概述，參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出版社，} 2002），〈第一章‧八旗駐防制度的形成〉，頁8-116。《清代八旗駐防研究》是定宜庄根據她1990年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為討論駐防八旗較為全面的一本專著。此外，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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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外時期相同，駐防八旗大多會在駐地築城防守，而這些城池常被稱為滿城。馬協弟〈清代滿城考〉指出所謂的滿城，均設置於直省都會或府州重地，駐防者主要為滿洲旗人，且與駐地附近居民（漢人或回人）存在著鮮明的對比。滿城主要作用為避免駐防的八旗軍隊擾民，而且除了軍事功能外，也具備特有的社會行政職能。清代共有 20 座滿城，遍及於全國各駐防之處，但在清朝滅亡後大多被拆除，只剩下西北地區的部分滿城依然保有原貌。39朱永杰〈「滿城」特徵探析〉則強調滿城和八旗駐防城、滿營並非同一概念，不能將它們視為一體。他將滿城作一更完整的定義：滿城的最高駐防官員必須在正三品以上，而且只有八旗滿洲官兵單獨駐守或與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共同防衛的駐防城才能被稱為滿城；此外，滿城還必須具備顯著的軍防特點、詳細的規劃設計、特定的位置關係、築有明確的城牆等要件。從此標準來看，清代滿城共有 27 座。40_{除了上述兩篇全面性的介紹外，劉小萌、王禹浪〈山東青} 州北城滿族村的考察報告—關於青州駐防城的今昔〉41_、李鳳琪〈青州駐防城建城概述〉42、付永正、王繼光〈清代莊浪滿城述論〉43、蘇奎俊〈清代新疆滿城探析〉44、許富翔〈從明皇城到清滿城：清代江寧滿城空間結構的變遷〉45和定宜庄〈辛亥革命後的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在定宜庄的基礎上進一步補足部分問題，值得一併參看。 39_{馬協弟，〈清代滿城考〉，《滿族研究》，1（瀋陽，1990.3），頁29-34。} 40_{朱永杰，〈「滿城」特徵探析〉，《清史研究》，4（北京，2005.11），頁78-84。} 41_{劉小萌、王禹浪，〈山東青州北城滿族村的考察報告—關於青州駐防城的今昔〉，《黑} 龍江民族叢刊（季刊）》，4（哈爾濱，2001.11），頁60-69。 42_{李鳳琪，〈青州駐防城建城概述〉，《滿族研究》，4（瀋陽，2002.12），頁66-72。} 43_{付永正、王繼光，〈清代莊浪滿城述論〉，《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3：1（蘭州，2007.1），頁54-57。 44_{蘇奎俊，〈清代新疆滿城探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33：5} （烏魯木齊，2007.9），頁81-87。此文是蘇奎俊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詳可參見蘇奎俊，〈清代新疆滿營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45_{許富翔，〈從明皇城到清滿城：清代江寧滿城空間結構的變遷〉，《史轍：東吳大學歷} 史學系研究生學報》，4（臺北，2008.7），頁117-169。此文是許富翔碩士論文的部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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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駐防城：山東青州滿城個案考察（1911-2003）〉46_{等都是介紹} 個別滿城發展的個案研究，其中除了分析滿城的特殊性外，大多著墨於制度面的討論。由於馬協弟與朱永杰使用不同的標準，雙方統計出的滿城數目自然有所差異。馬協弟採取比較嚴格的定義，惟有與駐地居民有鮮明對比者，才算是滿城；而朱永杰的定義雖然看似比較複雜，但卻不考慮駐防者和原居者的關係，所以吉林地區的駐防城也被納入計算。東北是清朝的「龍興之地」，47當地以滿人居多，此處雖然有駐防的設置，但是在意義與作用上仍異於別的駐防點。若不將東北地區的駐防城視為滿城，比較能夠突顯駐防旗人在外鎮守和與民區隔的特色。此外，朱永杰既然將吉林地區的駐防城列為滿城，卻又忽略計算黑龍江以及盛京的駐防城，在統計上並不完備。兩人的定義雖然都有道理，但還是以馬協弟的觀點為佳。48而在單一滿城的研究中，劉小萌、定宜庄兩人的研究最值得留意。他們都妥善利用田野調查，一探滿城從建立到結束的演變；這些討論有助於重建滿城和駐防旗人在清朝滅亡後的情況，是個有待發揮的議題。滿城除了便於戍守的軍事功能外，與關外時期不同的是，還存在著區隔旗人與民人的考量。為了減少旗民衝突與旗人漢化，統治者不得不將旗人侷限於滿城中，但是因為旗人不可能完全與世隔絕，滿城的分離效果終究有限。許多學者於是利用駐防滿城的這項特色，進一步討論清代社會中的滿漢關係。賴惠敏〈從杭州看清代容，詳可參見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46_{定宜庄，〈辛亥革命後的八旗駐防城：山東青州滿城個案考察（1911-2003）〉，《滿族} 研究》，4（瀋陽，2008.12），頁83-97。 47_{《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01，頁580，乾隆八年九月甲辰} 條，曰：「遼海瀋陽，實為龍興之地。」 48_{黃平，〈滿城興建與規劃建設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基本上也較認同馬協弟的觀點，她認為清朝的滿城共有24個，除了馬協弟指出的20個外，宜再加上北京、西安、福州與迪化新城。黃平的補充有其道理，這也證明了清代滿城的數量，很難得到一準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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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漢關係〉專門討論杭州滿城中的駐防成員、城中的財政、旗民衝突以及旗人的生活。除了一些制度的介紹外，還特別指出駐防旗人依然保有故土的舊俗，並且多有欺壓漢人的行為；然政府對於這些擾民的不法旗人，並沒有執行嚴格的處置。從清初到盛清時期的滿漢關係並不好，直到嘉慶朝之後，因為旗人漢化情形普遍，滿漢對立的情形才日益減少。49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同樣也是以杭州為例來觀察駐防兵丁的身分認同問題。他認為旗民關係並非一直處於衝突的狀態，漢人漸漸地可以接受旗人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旗人也開始接受自己屬於這個城市。旗人與杭州人往往並存於駐防旗人的自我認同中，直到清末革命的反滿浪潮，旗民間的矛盾才再度展現。50潘洪鋼則以荊州駐防為主，撰寫一系列相關的文章。〈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研究—從荊州旗、民的幾次鬥毆事件入手的探討〉指出荊州駐防八旗兵丁與民人，在道光和光緒兩朝各發生過一次嚴重的鬥毆事件。旗民相處雖然有融洽的一面，但由於身分的不同，難免會產生嚴重的衝突；甚至在清朝滅亡後，類似的衝突依然存在。51 在〈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問題研究〉和〈清代駐防八旗與當地文化習俗的互相影響—兼談駐防旗人的族群認同問題〉兩文中，潘洪鋼強調清政府允許駐防兵丁就地安葬和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後，旗人逐漸落地生根，不過旗人的土著化，卻不能視為完全與漢人完全融為一體。直到現在，當地一些旗人後裔所說的話依然是一種夾雜南北口音的特殊方言，並且認同自己是旗人或是滿人。此外，旗人並非始終扮演完全接受漢化的角色，他們對於當 49_{賴惠敏，〈從杭州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5（桃園，2008.6），頁} 37-89。 50_{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 會科學》，6（北京，2007.11），頁188-200。 51_{潘洪鋼，〈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研究—從荊州旗、民的幾次鬥毆事件入手的探} 討〉，《江漢論壇》，2（武漢，2005.2），頁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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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語言和飲食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52孫靜〈清代歸旗制度行廢述論〉則分析駐防兵丁歸旗制度的取消及其對於旗人自我認同的影響。歸旗制度的設計，是為了降低駐防八旗與地方的關聯性，使得讓他們只能與中央緊密相連。然而到了乾隆年間，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定、滿漢之間接觸的頻繁以及八旗生計問題的嚴重化，清政府不得不正式承認旗人在駐防地「置產立業」的合法性，歸旗制度於是宣告廢止。這雖然為中央的無奈之舉，卻有助於地方上的滿漢融合。53 在旗民的頻繁互動下，駐防旗人逐漸融入漢人社會中，直到清末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時，雙方的關係才又趨於緊張。潘洪鋼〈辛亥革命與駐防八旗〉指出辛亥革命後，駐防八旗主要有三種反應：頑強抵抗、短暫抵抗後投降與和平投降；在革命黨提出一些優待政策的保證下，旗人最後大多選擇投降。革命雖然有助於旗人從八旗制度中解放，但是因為不具備謀生能力，優待旗人的政策又未能徹底執行，造成他們大多依然窮困度日。54潘洪鋼〈辛亥革命與荊州駐防八旗〉則分析辛亥革命爆發時，荊州滿城在短暫的抵抗後就宣告投降；革命黨入城後並未屠殺旗人，反而簽定合約六款，讓部分貧困的荊州駐防兵丁得到救濟。55趙毅、王景澤〈「革命排滿」與八旗社會〉也說明清末革命黨雖然有殺害駐防旗人的舉動，但大多屬於個案；革命黨並未把滿洲政權與所有的旗人畫上等號，他們仍會接納保持中立或是投降的旗人。此舉不但降低民族間對立的情形， 52_{潘洪鋼，〈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駐防八旗的民族關係問題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 （雙月刊）》，1（哈爾濱，2006.2），頁74-80；潘洪鋼，〈清代駐防八旗與當地文化習俗的互相影響—兼談駐防旗人的族群認同問題〉，《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6：3（武漢，2006.5），頁59-63。 53_{孫靜，〈清代歸旗制度行廢述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北} 京，2005.9），頁80-85。 54_{潘洪鋼，〈辛亥革命與駐防八旗〉，《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武} 漢，1991.9），頁30-35。 55_{潘洪鋼，〈辛亥革命與荊州駐防八旗〉，《滿族研究》，2（瀋陽，1992.3），頁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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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又加速瓦解清朝勢力的作用。56 無論是滿城還是駐防地區滿漢關係的研究，近年來數量都增加許多，而且在內容上有所突破。過往少有人論及駐防八旗在地方上的實際活動，近年來則透過滿城的研究加以補足；而對於滿漢關係的討論，更是提醒我們觀察駐防八旗不能將其孤立於漢人社會外。這些研究之所以能另闢蹊徑，在於史料的運用上較以往更為豐富，他們多使用文集或檔案來補足官書記載的不足。賴惠敏即指出官書和四庫全書所收的文集，並沒有關於杭州滿城中旗民衝突的內容；汪利平也認為所謂旗人孤立於居住的城市中，並與當地百姓極少往來的看法，常常出自缺乏對地方史資料的梳理。由此可知，利用前人未注意的材料，可以使得研究更為深化。然而目前的討論僅侷限於少數區域，大多屬於個案研究，而且除了潘洪鋼之外，主要集中分析清初、盛清以及清末三段時期。這些空白之處的補足，還有待後人的進一步開發。清政府在三藩之亂結束後，由於直省地區的控制已經趨於穩定，所以開始把軍事重心轉移至北部邊疆；而在積極用兵對抗俄國人和準噶爾部的過程中，再度依戰事的需要來設置駐防八旗。57所謂的北部邊疆，是相對於南疆而言，其中還可以再細分為東北、西北兩部分。前者為清朝的龍興之地，後者則是新征服的疆域，分別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與一般直省設置督撫的情形不同，北部邊疆的最高行政、軍事大權直接交由駐防將軍掌管，這與皇帝希望透過駐防將軍遙控當地的考量有關。58北部邊疆駐防八旗的特殊性，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在東北方面有刁書仁〈清代延琿地區駐防八旗略論〉59、田志和〈論清代東北駐防八旗的興衰〉60、吳雪娟〈康熙 56_{趙毅、王景澤，〈「革命排滿」與八旗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1（長春，1995.1），頁1-7+18。 57_{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36。} 58_{定宜庄，〈清代北部邊疆八旗駐防概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 （北京：} 1991.4），頁20-2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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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書仁，〈清代延琿地區駐防八旗略論〉，《東疆學刊》，4（延吉，1992.10），頁55-年間黑龍江駐防八旗的創建〉61、顧松潔〈清代琿春八旗駐防初探〉62等介紹性的研究。除此之外，張杰〈清前期滿洲八旗對東北開發的歷史貢獻〉指出清朝前期駐防東北的八旗兵丁除了軍事任務外，對於土地的開墾也頗有貢獻。由於依然保持著「出則備戰，入則務農」的優良傳統，所以駐防東北的旗人較無生計問題，戰鬥力也維持一定的水準。63任玉雪〈從八旗駐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駐防制度的嬗變為中心〉則主張自康熙中期以後，因為當地漢人移民大增，管理民政的機關又相對缺乏，於是產生了「城」這種特殊的行政區劃。盛京八旗的駐防制度，也因而轉變為帶有八旗色彩的地方行政制度。然而，「城」始終未成為政府認可的行政區劃，這只是清代駐防體制與地方行政的一個特例。64 至於在西北地區的駐防八旗，滕紹箴〈論清代寧夏八旗駐防及其歷史貢獻〉和蒙林〈綏遠城駐防八旗源流考〉65、〈綏遠城八旗蒙古初探〉66分別強調康熙朝以來因為頻繁用兵於西北，所以陸續在重要據點設置駐防來應付兵丁與糧餉的輸送，而這種設計確實有 61。 60 田志和，〈論清代東北駐防八旗的興衰〉，《滿族研究》，2（瀋陽，1992.6），頁13-20。 61_{吳雪娟，〈康熙年間黑龍江駐防八旗的創建〉，《滿語研究》，2（哈爾濱，2004.10），} 頁109-144。 62_{顧松潔，〈清代琿春八旗駐防初探〉，《歷史檔案》，3（北京，2008.8），頁43-50。此} 文是顧松潔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詳可參見顧松潔，〈清代琿春八旗駐防初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7）。 63_{張杰，〈清前期滿洲八旗對東北開發的歷史貢獻〉，《滿族研究》， 3 （瀋陽，} 1996.9），頁35-41。 64_{任玉雪，〈從八旗駐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駐防制度的嬗變為中心〉，}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2：3（西安，2007.7），頁103-112。任玉雪，〈清代東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 65_{蒙林，〈綏遠城駐防八旗源流考〉，《滿族研究》，2（瀋陽，1995.6），頁25-29。} 66_{蒙林，〈綏遠城八旗蒙古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6（呼和浩特，} 2000.11），頁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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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西北戰事的進行。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正式將天山南北路納入版圖。為了加強新疆域的控制力，在此設置駐防八旗成為當務之急。吳元豐〈清代伊犁滿營綜述〉指出清政府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置伊犁將軍，並在伊犁駐有惠遠城與惠寧城兩個滿營。滿營的任務雖然集軍事、生產、行政三項功能於一體，但始終以軍事任務為主。67佟克力〈清代伊犁駐防八旗始末〉則進一步補充伊犁的駐防體制：除了兩個滿營之外，還有錫伯營、索倫營、察哈爾營和厄魯特營。同治年間，伊犁發生回亂，造成滿營損失慘重，於是在光緒年間成立新滿營，繼續發揮駐防的效果。68除了伊犁之外，吳元豐〈清代烏魯木齊滿營論述〉表示清政府為了加強新疆的防禦，又在其他地方增設駐防，其中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設於烏魯木齊的滿營最為重要。此舉不但可以防範重回故土的土爾扈特部，也能補強新疆的防禦體系。69 邊疆地區由於涉及國防與少數民族事務，自古以來一直是統治者關注的重點。不過同樣為邊疆，基於因地制宜的原則，會產生各種符合當地環境特色的制度。清政府在北部邊疆廣泛設置駐防八旗，除了具有控制蒙古以及鞏固國防線的考量外，還因為此處的環境適合八旗軍隊屯田，有利於減輕國家軍事支出的負擔。70綜觀這方面的研究，一些制度方面的分析已經相當完整，但是關於制度運作的討論卻較為少見。當地特殊的背景，讓駐防與當地的行政制度緊密連結，值得進一部探討，任玉雪的研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旗人除了少數散居於各駐防點外，大部分都住在北京城中，也 67_{吳元豐，〈清代伊犁滿營綜述〉，收錄於王鍾翰主編，《滿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 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103-120。 68 佟克力，〈清代伊犁駐防八旗始末〉，《西域研究》，3（烏魯木齊，2004.9），頁25-32。 69_{吳元豐，〈清代烏魯木齊滿營論述〉，收錄於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七輯》，頁} 180-197。 70_{清‧昭槤，《嘯亭雜錄》，卷9，〈伊犁疆域〉，頁283，曰：「國家綏定新疆，戢寧西} 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戍，以為駕馭邊氓之計，既善且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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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謂的在京八旗。相對於駐防八旗，在京八旗地位較高，生活也較為優越。在京八旗雖然不在駐防體系中，但部分論者卻認為北京既然屬於旗人的大本營，自然能以滿城視之。71北京的內城只允許旗人居住，確實雷同於滿城區隔旗民的設計，但是北京眾多的人口與複雜的環境，又非其他滿城所能比擬。相較於駐防八旗，北京扮演了一個可供對照的角色，這方面的研究以劉小萌最為豐富。〈清代北京內城居民的分布格局與變遷〉指出清朝入關初期，強迫漢人官民移居外城（南城），空出內城讓旗人居住。八旗分駐於內城之中，按照旗色各有所居；但是在旗人被頻繁調動和大量旗產的私有交易下，八旗居址開始紊亂。清末庚子事變後，大量民人湧入內城，原本以家族群居的旗人，大多散居於北京各處。72〈清代北京旗人與香會〉主要利用碑刻資料考察北京的香會組織，發現其中旗民互動的過程相當融洽。一開始參與香會者以漢軍旗人為主，之後又加入許多滿洲旗人。香會除了提供旗人精神寄託之外，也有助於旗民生活與文化的交融。73〈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也認為清政府雖然以內外城區隔旗民，但是成效卻差強人意。旗人的一些生活機能必須有賴民人的幫助才能維持，而且隨著內城商業的逐漸發展，許多民人被吸引進入內城做生意。基於這些原因，旗民分居的情形開始被打破，這除了增進旗民交流外，也讓內城的商業活動日益興盛。74〈關於清代北京旗人譜書：概況與研究〉則主張在漢文化的影響、為了具備承襲世爵世職的證明、凝聚因駐防而散居各處的親人等因素下，居住於北京的旗人開始編寫族譜。旗人族譜 71_{朱永杰，〈「滿城」特征探析〉，頁79；黃平，〈滿城興建與規劃建設研究〉，頁7。} 72_{劉小萌，〈清代北京內城居民的分布格局與變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北京，1998.4），頁46-57。 73_{原刊於《燕京學報》，新12期（北京，2002.5），頁碼不詳，後收錄於劉小萌，《清代北} 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367-440。 74_{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收錄於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 《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曁國際清史學術硏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頁9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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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屬於自己的特色，這對於研究滿洲族姓、旗人宗族制度、旗人世家大族、旗人的婚姻關係和旗人的信仰與民俗等均有所助益。75 除了劉小萌的研究外，常書紅〈清代北京的旗、民一體化進程—兼論北京滿漢文化的交融〉認為清朝在北京城的空間規劃上，展現了旗民分治的特色，然而自康熙朝開始，這種規定逐漸被破壞，旗民生活中的畛域也日益減少。76安沛君〈清代八旗制度對北京店鋪形態的影響〉則利用《乾隆京城全圖》指出在旗民分居之下，旗人居住的內城中店鋪較少，遠不如外城來得繁榮。雖然之後禁令開始鬆弛，但內城商業活動依然難以超越外城，北京城店鋪的分布確實受到官方政策的影響。77王丹〈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對北京文化的影響〉強調旗民分居的政策導致清代北京產生兩個文化中心：一為皇城為中心的宮廷文化集中區，二為以北京外城為中心的漢族士人文化區。外城因吸收來自內城的漢人而人口大增，成為一個結合文化與娛樂的中心。78 由於史料較為豐富，關於北京旗人的研究往往比其他駐防點來得更加深入，例如劉小萌大量使用碑刻、譜書、地圖和地契等資料，探討許多北京基層旗人的問題。未來如何發掘新材料，進一步研究駐防八旗的社會、文化層面，是個值得持續努力的課題。近年來關於明清城市史的研究非常興盛，若把滿城及其中的旗人群體納入分析，相信會使得這方面的討論臻於完整。 75_{劉小萌，〈關於清代北京旗人譜書：概況與研究〉，《文獻》，2（北京，2006.4），頁} 31-48。 76_{常書紅，〈清代北京的旗、民一體化進程—兼論北京滿漢文化的交融〉，《北京師範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北京，2004.1），頁119-123。 77_{安沛君，〈清代八旗制度對北京店鋪形態的影響〉，《古建園林技術》，1（北京，} 2006.3），頁23-26。 78_{王丹，〈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對北京文化的影響〉，收錄於陳捷先等編，《清史論}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4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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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旗組織中的各民族成員

八旗制度的最大特色，在於組成份子相當複雜，其中除了女真人以外，還包含其他民族。對於八旗組織中的各種成員，清人福格曾作出概要的說明：外八旗各有滿洲、蒙古、漢軍，實二十四旗也。吉林、寧古塔舊部及天命、天聰年來歸之遼金、完顏、棟鄂等國人為舊滿洲，後收遼金散處各部為新滿洲。蒙古乃蒙部人民。漢軍乃遼東、三韓、三衛人民，國初稱曰烏真超哈，亦稱遼人。……鑲黃旗滿洲內有俄羅斯佐領一缺，原命俄羅斯人伍朗各里管理，後隸滿洲官員領之。……按《滿洲姓氏通譜》內謂之滿洲旗分內漢姓人、高麗佐領下人曰索羅豁滿洲，仕進與滿洲同。又有回子佐領，由內三旗人員補放，佐領下人准作五品以下武職，不得為文官，其食餉兵丁，亦另有額數，以示區別也。79 福格認為八旗組織中以滿洲、蒙古和漢人為主，並參雜少數的俄羅斯、朝鮮、維吾爾等民族，80其中滿洲又有新舊之分。努爾哈齊初創八旗時，各種民族均融入其中。隨後皇太極於天聰九年創立蒙古八旗，崇德七年（1642）再立漢軍八旗，81_{從此蒙古與漢人正式與} 79_{清‧福格，《聽雨叢談》，卷1，〈滿蒙漢旗分〉，頁5-6。「索羅豁」（solho）為滿} 文，即高麗的意思。 80_{值得注意的是，福格指出這些少數民族入旗者，只有俄羅斯屬於「外八旗」，其餘的朝} 鮮和維吾爾族則為「內三旗」，狀況並非完全相同。除了上述民族外，八旗中還有少數藏族，他們甚至經歷了先隸於「內三旗」後轉屬「外八旗」的過程，參見李洵等點校，《欽定八旗通志》，卷5，〈旗分志‧八旗佐領五‧正黃旗滿洲佐領下〉，頁81，曰：「新增佐領，係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兩金川投順人丁合十三年舊駐京之番子共為一佐領。初隸內務府屬，後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奉旨改隸本旗第四參領。」 81_{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卷137，〈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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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相並列。這方面的討論一直非常豐富，82直到今天依舊熱烈。明代的女真人大致上可以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與野人女真三部分，其中野人女真因為地屬偏遠，發展遠不如前兩者。努爾哈齊創立八旗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均編入其中。至於之後陸續歸順的野人女真，由於生活環境較為特殊，所以並未馬上入旗，而是採取較為原始的管理制度。劉小萌〈清前期東北邊疆「徙民編旗」考察〉指出清政府在入關前，對於野人女真的降民以及主動歸附者，分別採取了不同的制度。前者主要編入八旗中，後者則是設立強調血緣關係的噶柵（gašan，村里）組織，並且每年必須交納貂皮或是海豹皮一張。清政府入關之後，基於國防的考量，開始將這些邊民內徙並且編旗：瓦爾喀部編為庫雅拉佐領，虎爾哈部編為新滿洲佐領；索倫部則先編為布特哈打牲部落，之後再參考八旗的形式改為布特哈八旗。83 八旗滿洲以世居東北的女真人為主，根據入旗時間的不同，又有「新」、「舊」之分。84新滿洲大多是指崇德朝以後才入旗者， 85_{其中的發展相當複雜，張杰對此提出一系列的研究：〈清初招撫} 新滿洲述略〉主要先對新滿洲作一概要介紹，指出所謂的「新」「舊」滿洲完全是相對而言。皇太極時期，索倫等部的一些人被編志一〉，頁3731，曰：「（天聰）九年，以所獲察哈爾部及喀喇沁壯丁分為蒙古八旗，制與滿洲八旗同。崇德二年，分漢軍為二旗，置左右翼。四年，分為四旗：曰純皂、曰皂鑲黃、曰皂鑲白、曰皂鑲紅。七年，設漢軍八旗，制與滿洲同。」 82_{陳佳華，〈八旗制度研究述略〉，頁109-116。} 83_{劉小萌，〈清前期東北邊疆「徙民編旗」考察〉，收錄於吕一燃主編，《中國邊疆史地} 論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210-230。關於這部分的討論，也可以參見陳鵬，〈清代黑龍江流域少數民族管理研究（1636-1860）〉（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84_{清‧薩英額，《吉林外記》，收錄於《清朝藩屬輿地叢書‧第九冊》（臺北：廣文書} 局，1968），卷3，頁1b-2a，曰：「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fe），新曰伊徹（ice）。」 85_{清‧福格，《聽雨叢談》，卷1，〈滿洲緣起〉，頁1，曰：「天命以先來歸者，編為舊} 滿洲；崇德以後撫有者，編為新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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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八旗中，他們就被稱為新滿洲。入關之後，為了抵抗俄國的入侵以及解決東北邊境兵額不足的問題，清政府多次招撫尚未入旗的野人女真改隸旗籍，自此他們便是新的新滿洲，而原本的新滿洲則變為舊滿洲。86〈清初招撫赫哲人入旗考論—清代新滿洲研究之二〉 87_{和〈清初錫伯人編入八旗考論—清代新滿洲研究之三〉}88_兩文，主要討論赫哲人與錫伯人加入新滿洲的始末。入關之後，赫哲人先於康熙十二年（1673）入旗，號為新滿洲，由於人數眾多，一般文獻提到新滿洲多是指稱赫哲人。錫伯人原本役屬於喀爾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才將他們以銀贖出，並且編入八旗之中。無論赫哲人還是錫伯人，他們強悍的戰鬥力始終是清政府倚賴的重要力量。最後〈清入關前新滿洲入旗考論—新滿洲研究之四〉則強調在皇太極改族名為滿洲後才加入八旗滿洲者，就是所謂的新滿洲；而入關前的新滿洲，大多是指被征服或是主動歸附的瓦爾喀、虎爾哈和索倫各部。89 除了張杰之外，還有幾篇研究對於新滿洲提出更深入的看法。杜家驥〈清代東北錫伯族的編旗及其變遷〉指出錫伯人自喀爾沁蒙古分出後，經歷了三次大規模遷徙與不同形式的編旗，他們的民族屬性也隨之產生變化。康熙三十一年，錫伯人先被安排於齊齊哈爾、伯都訥和烏拉等處駐防，此時他們並未被編入八旗滿洲中，而是以八旗形式編為錫伯八旗，名義上隸屬於上三旗。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錫伯人從上述三地遷往盛京與北京。遷徙後的錫伯人，被散編於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之中，不再保有民族獨立性。從此之後，他們逐漸融入滿族中，並常被稱為新 86_{張杰，〈清初招撫新滿洲述略〉，《清史研究》，1（北京，1994.3），頁23-30。} 87_{張杰，〈清初招撫赫哲人入旗考論—清代新滿洲研究之二〉，《東北史地》，2（長春，} 2007.4），頁37-41。 88_{張杰，〈清初錫伯人編入八旗考論—清代新滿洲研究之三〉，《東北史地》，5（長春，} 2008.10），頁83-88。 89_{張杰，〈清入關前新滿洲入旗考論—新滿洲研究之四〉，《東北史地》，5（長春，} 2009.10），頁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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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錫伯。乾隆二十九年（1664），部分東北地區的錫伯人被調往新疆駐防，並在伊犁重新編成 8 個佐領，以八旗旗色為標誌，稱為錫伯營。由於集中居住，這些西遷的錫伯人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群體，甚至延續至今。90麻秀榮、那曉波〈清初八旗索倫編旗設佐考述〉對於清政府收編索倫部勢力的政策，進行更細部的分析，其中特別強調「編設八旗」與「編入八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必須小心區分。在入關之前，清政府將主動歸附的索倫部成員，以原有的氏族組織為基礎編設新牛彔，稱之為索倫牛彔；而戰敗被俘者，則編入八旗滿洲中。索倫牛彔不用負擔披甲當差的工作，只有按戶納貂的義務。康熙二十三年（1684），索倫牛彔改稱為布特哈打牲部落，並有部分佐領被抽調納入駐防體系中；而一旦成為駐防兵丁，就以軍事任務取代原有的納貂進貢。雍正十年（1783），布特哈打牲部落再度更名為布特哈八旗。組織名稱的不斷改變，正象徵著索倫部的軍事功能更為強化。91 陳鵬〈清代前期東北地區赫哲「新滿洲」形成初探〉92、〈清代東北地區庫雅喇「新滿洲」形成初探〉93兩文表示赫哲人與庫雅喇人都經歷了先編戶後入旗的漸進過程。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頒布〈招撫新滿洲令〉，庫雅喇人與赫哲人陸續被編入八旗滿洲中，前者成為庫雅喇佐領，後者則成為新滿洲佐領。清政府在面對東北少數民族時，主要以方便管理和增加自身力量為前提，所以手段的運用相當靈活。如果對此沒有加以深究，其 90_{杜家驥，〈清代東北錫伯族的編旗及其變遷〉，《求是學刊》，3（哈爾濱，2006.5），} 頁126-132。 91_{麻秀榮、那曉波〈清初八旗索倫編旗設佐考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7：4（北} 京，2007.12），頁8-17。 92_{陳鵬，〈清代前期東北地區赫哲「新滿洲」形成初探〉，《史學集刊》，6（長春，} 2007.11），頁85-90。 93_{陳鵬，〈清代東北地區庫雅喇「新滿洲」形成初探〉，《民族研究》，1（北京，} 2008.1），頁76-84。陳鵬，〈清代東北地區「新滿洲」研究（1644-1911）〉（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8），對於新滿洲有更全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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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複雜性將難以呈現。張杰認為這些民族一旦被納入政府的控制後即為新滿洲，似乎太過簡化問題。上述許多研究顯示，入關前除了被征服的部族直接納入八旗滿洲外，主動歸順的部族大多採取原始的噶柵制度加以管理。在入關之後，有些部族仍保有特殊的組織，例如布特哈八旗與錫伯八旗，有些則納入八旗成為新滿洲。由此可知，東北少數民族被編入八旗，只是將他們納入政府管理的一種方法，而一個民族亦有可能在不同時間或是情況下被施與不同的政策，完全不可概一而論。此外，新滿洲一詞應該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新滿洲是指崇德朝以後被編入八旗滿洲的所有成員，狹義則是專指八旗滿洲的新滿洲佐領，也就是虎爾哈部或是赫哲人。94許多研究由於在這些方面並未特別釐清，容易造成討論上的混淆。由於「蒙古生性強悍，世為中國之患」，95所以自努爾哈齊開始，就積極地聯合周圍的蒙古勢力，部分蒙古人甚至被納入八旗組織中。趙琦〈試論後金時期蒙古八旗的形成〉指出在天命初期，努爾哈齊將擄獲與主動歸附的蒙古人編為蒙古牛彔，組成「八旗游牧蒙古」。天命九年（1624），為了有效管理這些蒙古人，改設「八旗附設蒙古五牛彔」，每個滿洲八旗平均分配五牛彔的蒙古人；不過這只是平時的管理狀況，作戰時這些蒙古人仍為一個整體。天聰九年，皇太極將原本依附於八旗滿洲中的蒙古人獨立出來，正式建立蒙古八旗。96除了將蒙古人編入八旗，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表示清政府還有外藩蒙古 94_{清‧薩英額，《吉林外記》，卷3，頁2a，曰：「伊徹滿洲內又有庫雅喇之分：庫雅喇非} 一部一姓，有即以庫雅喇爲姓者，有庫雅喇人而別姓者，其居多在寧古塔以東，定鼎後入旗；伊徹滿洲居三姓烏蘇哩東西，入旗又在庫雅喇以後。庫雅喇與伊徹滿洲實截然兩項，其世襲佐領亦各有分晰，故各項伊徹滿洲世襲佐領曰伊徹滿洲佐領，庫雅喇世襲佐領曰庫雅喇佐領。」由此可知，入關後被編為新滿洲者，又有庫雅喇和伊徹滿洲之分。 95_{清‧昭槤，《嘯亭雜錄》，卷1，〈善待外藩〉，頁17。} 96_{趙琦，〈試論後金時期蒙古八旗的形成〉，《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 （呼和浩特，1997.7），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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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屬蒙古兩種管理形式。外藩蒙古主要是指漠北與漠西的蒙古部落，因為實施盟旗制度，所以又被稱為札薩克蒙古，而在盟旗制度之下，外藩蒙古的首領都擁有自治權。內屬蒙古則界於八旗蒙古與外藩蒙古之間，所有事務均由清政府直接管理，其中以察哈爾部為代表。97除了關於制度的介紹之外，張杰〈清代尚賢硃卷所見蒙古旗人的社會生活〉以《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履歷資料為基礎，探討同治朝進士、東北蒙古旗人尚賢的家世、生活、教育以及社會影響。98 張力均〈清代八期蒙古漢化初探〉則主張八旗蒙古在關外時期以滿洲化為主要趨勢，入關後則因為科舉制度的改變，以及在外駐防身陷於大量漢人之中，難以避免地開始漢化。99 除了滿洲與蒙古之外，居住於遼、瀋一帶的部分漢人也被編入八旗之中，一般稱之為漢軍。然而漢軍一詞其實自順治十七年（1660）才開始使用，在此之前存在多種稱呼，分別具有不同的意涵。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名稱及含義沿革考釋〉指出漢軍曾經歷過「黑營」、「舊漢兵」和「烏真超哈」三種名稱的轉變。在天聰五年編旗之前他們被稱為黑營，編旗之後則一度稱為舊漢兵，天聰八年（1634）再改稱烏真超哈（ujen cooha，重軍）；然無論名稱為何，他們始終擔任著「攻城摧堅」的任務。由於他們攜帶的武器從早期的楯車、斧，到之後的火砲，都屬於重武器，所以稱他們為重軍，與火砲的使用並沒有直接關係。入關之後，因為烏真超哈已經並非全部均為攻城的步兵，這一名詞難以概括整個群體，再加上日後的戰爭鮮少攻城，所以才改用帶有民族色彩的「漢軍」為名。100 97_{佟佳江，〈清朝統治蒙古的體制—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內蒙古社會科} 學（漢文版）》，6（呼和浩特，1998.11），頁36-41。 98_{張杰，〈清代尚賢硃卷所見蒙古旗人的社會生活〉，《清史研究》， 3 （北京，} 2001.8），頁35-39。 99_{張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漢化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呼} 和浩特，2006.9），頁3-7。 100_{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名稱及含義沿革考釋〉，《北方文物》，3（哈爾濱，1991.8），} 頁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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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則採取軍事史和科技史的角度，分析清朝在關外時期製造火砲和成立漢軍的經過。自努爾哈齊起兵以來，滿洲鐵騎戰無不克，但是當明朝利用西洋大砲時，無論努爾哈齊還是皇太極都接連吃了幾場敗仗。皇太極認識到火砲的重要後，自天聰五年開始製造火砲。由於金國境內鐵礦甚多，冶煉所需的燃料亦不匱乏，再加上許多漢人與朝鮮人工匠的投降，火砲的製造並不困難。天聰七年，孔有德帶著明軍精良的火砲與操砲技術投降，更是大幅提升清軍火砲的水準。黃一農認為漢軍的成立及其規模的擴增，與火砲的使用密切相關，而皇太極也透過漢軍的建立擴張權力。101 漢人編入八旗後，一開始大多屬於滿洲人的奴隸，直到皇太極時代才有所轉變。102早期的研究顯示，皇太極將部分的旗下漢人抽出，組成一支直接隸屬於他的漢軍，希望藉此削弱八旗諸王的力量。103滕紹箴〈清初漢軍及其牛彔探源〉也指出在漢軍正式成立之前，被稱為黑營或是舊漢兵，他們只是隨旗行走而未入旗。天聰五年三月，舊漢兵重新編組，但依然稱為舊漢兵；是年七月，舊漢兵依照六甲喇進行編制。天聰七年，正式出現「舊漢兵一旗」的稱呼，這是漢軍被稱為「旗」的開始，不過其中的漢人兵丁可能仍未入旗。直到天聰八年，漢軍旗正式誕生，這才是漢人入旗之始。104 然而杜家驥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透過相關檔案的分析，發現漢軍獨立成軍時，幾個重要漢軍官員依然隸屬於原滿洲旗。漢軍的單 101_{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4（北京：2004.8），} 頁74-105。 102_{清‧昭槤，《嘯亭雜錄》，卷2，〈漢軍初制〉，頁39，曰：「國初時，俘掠遼、瀋之} 民，悉為滿臣奴隸。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為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 103_{謝景芳，〈八旗漢軍的建立及其歷史作用〉，《社會科學輯刊》，3（瀋陽，1987.5），} 頁69-74。 104_{滕紹箴，〈清初漢軍及其牛彔探源〉，《滿族研究》，1（瀋陽，2007.3），頁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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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編旗只是為了戰事需要而設，並非代表他們脫離原來的旗籍。105 由於漢軍獨立為八旗一事歷時較久，再加上名稱多變，所以這方面的討論相當複雜。首先要釐清的是，天聰五年金國初次鑄造火砲成功後，皇太極即命令佟養性率領漢軍，這兩者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不可否認的是，火砲與漢軍的出現時間確實非常接近，但是正如謝景芳所言，漢軍的建立不能只著眼於此事。早於努爾哈齊時代，漢人兵丁已經使用重武器攻城，火砲的出現可能只是加強這些漢人的武力與組織，不見得是漢軍最早成立的原因。另一個備受爭議的部分，為皇太極是否基於擴張權力的考量，自天聰五年就開始將漢軍獨立於八旗滿洲之外？較多論者對此持正面的看法，其中滕紹箴甚至指出大部分的漢軍在天聰八年前始終未隸旗籍；杜家驥對此則持有相反意見，他認為漢軍在崇德七年以前，依然隸屬於八旗滿洲中。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杜家驥的說法應該較為妥當。滕紹箴雖然將漢軍的組織與成員變化分析得相當清楚，但是他卻太過強調惟有出現「漢軍」與「旗」兩詞才代表漢人入旗，106並完全忽略「烏真超哈」一詞的意涵，在論證上略嫌不足。漢軍的獨立成軍與蒙古類似，剛開始只是一種軍事組織的設計，直到相對應的八個漢軍旗分產生後，才宣告他們正式脫離原有的滿洲旗分。清政府在國勢甫定之際，馬上面臨了「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的困境，107漢軍身隸旗籍又屬於漢族的特點，此時恰巧符合統治者的需要。劉詠梅〈試析清初漢軍旗人的特點兼論清初重用漢軍旗人的原因〉認為漢軍具有暢曉漢情、諳悉滿俗的能力，而且多為練達之士。這些漢軍在關外時期已經是統治者得力的助 105_{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32-42。} 106_{漢軍也有「陳漢軍」與「新漢軍」之分，而「陳漢軍」皆編入滿洲鑲黃與正白兩旗，由} 此可知在八旗漢軍成立前，漢軍已經入旗。參見清‧長順纂修，《吉林通志》，收錄於《中國邊疆叢書‧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28，〈食貨志〉，頁14b-15b，曰：「吉林本滿洲故里，蒙古、漢軍錯屯而居，皆有佛、伊徹之分。……漢軍則編入滿洲鑲黃、正白兩旗者，皆爲陳漢軍。」 107_{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246，〈祝世昌傳〉，頁8229。}

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顧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