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台灣生物資料庫相關歷次計畫，曾引起國內各界疑慮及 批評，而缺乏充分公共溝通應為主要原因之一71。例如，國科會 及衛生署所資助之歷次計畫，並未以行政程序法之公聽會或其他 公開程序開放各界參與討論，因此時而遭受論者批評決策程序不 公開透明，而社會討論及社會共識均有不足72。雖然其後台灣生 物資料庫網站已陸續公開同意書、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草案73， 及台灣生物資料庫倫理治理綱領草案74。不過，這些法律文件與 倫理治理方針內容，主要來自內部研究團隊所擬訂，即使曾經邀 集學者專家討論，也常僅限於受邀請的少數人士，而尚未由社會 各界普遍參與討論。
自2007年，針對公共溝通與公眾信任議題，范建得75、林瑞 珠與陳彥碩76即開始發表專文討論。而目前台灣生物資料庫研究
71 相同見解者，見劉宏恩，〈試評日本基因資料庫之相關倫理規範與制 度設計：以其組織運作及告知後同意問題之處理為討論核心〉，《月 旦法學雜誌》，第141期，2007年2月，頁25-46。
72 例 如 ， 劉 靜 怡 ， 〈 台 灣 基 因 資 料 庫 所 為 何 來 ？ 〉 ， 《 司 法 改 革 雜 誌》，第60期，2006年2月，頁10；吳豪人、劉靜怡，〈科學莫違人權 法治〉，中國時報，2006年4月10日A15版。
73 見 台 灣 生 物 資 料 庫 先 期 規 劃 計 畫 開 放 論 壇 ： <http://59.125.109.133/
phpbb3/index.php>（瀏覽日期：2008年3月30日）。本草案最新版本，
見《法律與生命科學》，第5期，2008年4月，頁34-47。
74 台灣生物銀行先驅計畫ELSI分項，同註54，頁46-60。
75 Fan, Chien-Te（范建得），〈Establishing a Population Based Taiwan
Genetic Database that Blessed with Public Trust〉，《台灣科技法律與政
策論叢》，第4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25-163。76 林瑞珠、陳彥碩，〈論建置「台灣生物資料庫先期規劃」之公共諮詢 議題〉，《法律與生命科學》，第3期，2007年10月，頁12-18。
團隊也意識到公共溝通的重要性，在其研究計畫報告中也提及已 實施「公共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及「雙向溝通」77。不 過 ， 就 本 研 究 報 告 內 容 觀 察 ， 可 發 現 其 舉 行 之 「 公 共 諮 詢 」及 deliberative forums）、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based surveys）、電子 諮詢（e-consultation）、書面諮詢（written consultation），見英國政府
尚未完備。
關於如何改進公眾參與程度，林瑞珠與陳彥碩已介紹各國公 共 溝 通 方 法 ， 也 對 國 內 現 行 作 法 加 以 檢 討 ， 並 提 出 「 公 開 資 訊」、「公眾溝通」、「公眾辯論」、「公民投票」等建議80。 而范建得與廖嘉成的改進建議，則是提倡公眾教育推廣、諮詢技 術改良、結合傳播媒體力量81。本文則建議，在台灣生物資料庫 之規劃階段，其重要法律、倫理文件，應在討論會議前適當時間 事先公開，並在議事程序上安排公眾參與發言及討論時段，使其 有實質參與之機會82。至於台灣生物資料庫一旦成立後，其內部 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設立之外部倫理委員會，其舉行會議時，
可 事 先 公 開 議 事 日 程 時 間 與 地 點 ， 並 安 排 公 眾 列 席 或 參 與 之機 會，而且其委員出席情形及會議記錄，亦可藉網際網路或其他適 當方式供公眾檢閱，方能踐行較高標準之程序正義及公共溝通，
以滿足社會對於台灣生物資料庫之高度期許83。
80 林瑞珠、陳彥碩，同註76。
81 范建得、廖嘉成，同註31。
82 衛生署「建置台灣生物資料庫先期規劃」雖曾於2008年2月14日公開舉 行「台灣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草案」社會團體諮詢會議，但在網站上 的公告日期是2008年2月13日，因此僅公告一天即召開會議。除非事先 由會議主辦者事先邀請或通知，一般公眾知悉該會議時，恐怕早已錯 過會議時間。
83 事實上，以英國政府為例，在其人類遺傳學委員會（HGC）及人類受 精與胚胎學管理局（HFEA）之官方網站，一般公眾均可在網站上取得 委員會成員名單、議事日程與議事紀錄，因此公眾得以知悉主管機關 當前的議題與決策過程。而HGC及HFEA更會主動針對特定議題公開諮 詢公眾意見，使公眾意見能以制度化、組織化的方式獲得輸入與整 理，而不僅僅是零碎散亂的意見。此外，HGC及HFEA的會議時間與地 點採取事前公告，並且開放公眾現場參觀，而HFEA的管理局會議
（Authority Meeting）主席與成員更會與公眾進行交流。所以準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