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布氏對中古科隆城市史的闡述
從布氏的書信集裡，還可以耙梳出一些訊息，提供我們深入瞭解他 如何看待自己所寫的孔拉德一書。以下先就兩個面向進行討論：第一，
布氏希望中古史書寫能跳脫教會史與傳統神學詮釋的觀點；第二，雖然 孔拉德一書是以孔拉德大主教的生平作為敘述主軸，但布氏真正的寫作 目的，不是以人物為中心，而是希望建立「文化史」的詮釋。整體而言，
布氏之所以會萌生上述二項寫作企圖，其實都是希望跳脫蘭克史學的影 響。換言之，如果我們將布氏在1840 年所寫的博士論文《鐵鎚查理》視 為他謹遵蘭克教導、接受蘭克對史學研究的看法，並在蘭克對歐洲中古 史的詮釋架構下所寫出的作品；124那麼，《科隆大主教孔拉德》就是布 氏試圖跳脫蘭克史學思想所寫出的第一部嘗試之作。誠如布氏在 1842 年6 月寫給 Gottfried Kinkel 的信上提到：
這本書與教會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我以個人名譽擔保，這本書 對大主教孔拉德生平的闡述，與基督教教條（das Dogma）絲毫無 關。125
在瑞士家鄉放棄研讀神學的布氏，在上述信裡明白表示，他寫孔拉德一 書所採取的立場，是刻意跳脫「教會史」以及傳統神學的觀點。布氏為
124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157.
125 Briefe I, Nr. 61 (13 June 1842), p. 199.
何要特別強調這個立場？在柏林，布氏學習中古史所跟隨的老師就是蘭 克。我們是否可以根據布氏信函所言，提出一個疑問：在年輕的布氏心 中，蘭克在著作裡所提出的歷史詮釋，是否仍與教會傳統觀點有所混淆？
布氏曾於1842 年 10 月在寫給 Heinrich Schrieber 的信上提出他對蘭 克的批評，認為蘭克表面上強調客觀歷史研究，但他並不認為蘭克史學 是真的就歷史論歷史：
乍看之下，他的著述第一眼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通觀式的觀視（die Totalität der Anschauung），但這只是錯覺。他那保守的觀點無法吸 引 讀 者 注 意 ， 只 好 通 篇 用 眩 目 的 表 述 方 式 （mit blendender Darstellung）來貫穿。126
從蘭克在《1494 至 1514 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一書的〈前言〉曾在 學術界引發的質疑來看，127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線索來解釋，何以布氏會 對蘭克產生上述的批評。在這篇〈前言〉裡，蘭克首先提出他的史學研 究理想，希望將歷史學打造成具有「客觀」研究精神的學科，以符合學 術「專業」的要求：
本書將拉丁與日耳曼各民族視為一個整體，本書的主旨就是將他們 經歷過的各種史事結合起來闡述。大家普遍認為，歷史學的職責是 帶領我們認識過去，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有益於未來發展的教 訓。本書不敢以如此崇高的宗旨自我期許，而只想單純地指出，在 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er will bloβ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128
然而，在該書〈前言〉的結尾，蘭克卻又借用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26 Briefe I, Nr. 69 (letter to Heinreich Schreiber, 2 Oct. 1842), p. 217.
127 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p. 587.
128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p. V-VI. Peter Burke 指出，蘭克對「歷史上究竟真的發生了什麼事」的思維其實 源自於十六世紀，如Johann Sleiden（1505-1556）等人，參見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p. 124;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pp. 189-190, footnote 2.
（1743-1819）的話間接指出，一切的研究最終是為了認識上帝對人世的 旨意：
如Jacobi 所言，不論人性是可以解釋、或無法完全解釋，真正的首 要之務永遠是，我們要探討的究竟是什麼：個別的生命、集體的生 命、各民族的生命，有時還有上帝之手對這些形形色色生命型態的 掌控。129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蘭克上述的論點是有可以成立之處，亦即，對這個 世界所有客觀的探討，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認識上帝。130然而，正是在 這一點上，布氏表現出他對史學研究的認知與蘭克最根本的不同。在布 氏心中，史學研究不是為了探索上帝的意旨，而是從「人」的角度來思 考如何詮釋「人的歷史」。因為人是有限的，因此，作為人文學科的史 學應該追求的，不是「真理般、最後的定論」；而是不斷去思索探尋，
什麼是更富涵人文關懷的歷史詮釋。
有關布氏希望以「文化史」書寫來取代「人物傳記」敘事，他在1842 年3 月 21 日寫給 Gottfried Kinkel 的信函上，也透露出一些重要訊息。
在這封信裡，布氏第一次述及自己想獻身「文化史」研究的心志：
我文章裡的人物，基本上，只是點綴陪襯用的。即便他們在文章脈 絡裡看起來不只如此，但我的確只是如此在構想他們。對我的史學 研究而言，歷史發生的背景（der Hintergrund）才是我真正關心的課 題 ， 因 為 這 些 背 景 正 是 文 化 史 探 討 的 內 容 （ihn bildet die Culturgeschichte）。我希望將自己主要的心力奉獻在文化史研究 上。131
129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 VIII.
130 有關以理性認知的方式認識上帝的神學思想傳統，參見 William J. Bouwsma, John Calvin:
A Sixteenth Century Portra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6, “Rational Religion,” pp. 98-109.
131 Briefe I, Nr. 59, p. 196.
換句話說，年輕的布氏對所謂「文化史」的認知，就是他在上引信函裡 所說的「歷史的背景」，這也是布氏在孔拉德一書四至八章嘗試闡述的 主題。從今天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看，布氏對十三世紀科隆城市史的書寫，
是跨領域結合了藝術史、文化史、社會史、宗教史與法制史。從如此廣 博的視角來認知所謂「文化史」研究的內涵，並據此建立「城市史」書 寫的架構，正如Peter Burke 所言，這樣的研究取向其實是蘭克以「歷史 主義」在德意志掀起史學風潮前，十八世紀末歐洲社會文化史書寫（sozio- kulturelle Geschichtsschreibung）刻正追求的「史學革命」方向。從這個 角度來看，與其說蘭克帶起新一波的「史學革命」，不如說，他是反十 八世紀末以社會文化史為號召的「史學革命」。132
當然，嘗試脫離蘭克史學影響的年輕布氏，也不免留下匍匐摸索的 足跡。布氏提到，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並非他在歷史研究上真正 想致力的方向，這個陳述該如何理解？筆者認為，對布氏而言，「人物」
並非不重要；但是，人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他當下所處的社會環境，無 法完全隨心所欲行事。因此，與其說布氏只將歷史人物當作歷史敘事的 點綴陪襯，不如說，布氏在面對歷史書寫時，他思考的重點是：如何拿 捏「歷史人物」與「時空環境」、「社會結構」之間的敘事比重？如果 太過凸顯英雄主義式的「個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而忽略了布氏所謂
「歷史背景」結構性的制約，顯然不是他在孔拉德一書想要呈現的歷史 圖像。
為了緩解以人物敘述為主體的書寫脈絡，布氏企圖從科隆市民階層 結構與市政自治執行體形成的角度，多方面來剖析十三世紀科隆城的歷 史。然而，布氏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有些忐忑不安，如他在1842 年6 月寫給好友 Willibald Beyschlag 的信上所言：
很高興你們喜歡我寫的大主教一書。至於是否要將它印行出版，
還是不要吧。評論人大概會用幾句客套話就置我於死地，例如，
132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pp. 192-196.
會挑剔說，我對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的闡述不符合當前研究的看 法。133
在孔拉德一書裡，布氏一方面檢視當時科隆社會的市民階層結構、以及 市政自治執行體運作的真實情況；而在另一方面，他也藉此解釋，何以 孔拉德大主教最後會與科隆富豪市民階層發生激烈衝突？布氏想透過這 一連串大主教擴權、與科隆權貴市民階層維護市政管理自主權的摩擦過 程，帶領讀者去省察德意志中古城市「自主」的真實面貌。
我們可以透過兩條線索來檢視布氏對上述問題詮釋的得失：第一，
雖然大主教在法理上是科隆最高統治者，但是中古科隆的市民自治機制
（bürgerliche Selbstverwaltung）一直是被「富豪兄弟會」與「俗人市政 陪審官委員會」壟斷，這條線索是布氏強調的。第二，由科隆各區代表 所組成、希望與「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抗衡的「市政委員會」（der
133 Briefe I, Nr. 65 (12 September 1842), pp. 211-212. 布氏出版《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 後，與他年齡相仿，但比他早六、七年跟隨蘭克求學的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
隨即發表了一篇論文〈科隆大主教孔拉德與科隆的市民社會〉(“Erzbischof Conrad von Hochstaden und die Bürgerschaft von Köln”）, Niederrheinisch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Kunst und Poesie (1843), pp. 121-159. Sybel 想透過這篇論文反駁布氏所持的「瑞士史 觀」，因此在該文中特別批判大主教孔拉德是讓德意志長期陷入四分五裂亂局的重要根 源之一（pp. 122-123）。有關 Sybel 論文內容之討論與對布氏觀點的批評，參見 GA 1, pp.
xxxvii-xxxix; Werner Kaegi, 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 vol. II, p. 162; John R.
Hind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2-188; Philipp Müller, Erkenntnis und Erzählung. Ästhetische Geschichtsdeutung in der Historiographie von Ranke, Burckhardt und Taine (Köln, Weimar, Wien: Böhlau, 2008), pp. 182-183. John R. Hinde 指出，Sybel 的論點正體現出蘭克引領的 普魯士學派所持的政治觀點：“Often considered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 point of historical optimism,’ the historians of the Prussian school were highly politicized scholars who, generally speaking, began their careers as liberals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848 but, onc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failure of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to unify Germany, abandoned liberalism in favour of unification from abov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russian army. In the wake of Bismarck’s wars of conquest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they became staunch adherents of the German Machtstaat and later Weltmachtpolitik.” 見 John R. Hind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p. 183.
Rat），在孔拉德大主教時期才漸具雛型，但在後續長期發展上，卻成為 近現代科隆市政真正賴以運作的機制，這條線索是布氏忽略的。
由於「俗人市政陪審官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富豪兄弟會」，因此，
「富豪兄弟會」可說是壟斷中古科隆市政自治運作的實質力量，如布氏 所稱：「他們就是科隆城的代名詞。」134從現代史學研究的成果來看，
布氏的論點符合十二世紀的情況。自1130 年起，「富豪兄弟會」聚會的 場所就是後來科隆市政府（Rathaus）的所在地；而在文獻紀錄上，「富 豪兄弟會」也的確將他們聚會的宗旨稱之為處理「政事」（“civitas”,
“stat”）。135然而，到了十三世紀，情況開始有所轉變，這是布氏在當時 的研究上沒有兼顧到的。
對十三世紀科隆城法制發展的詮釋，布氏主要援引 Karl Dietrich Hüllman 所著《中古城市的組織》（Stae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136認
對十三世紀科隆城法制發展的詮釋，布氏主要援引 Karl Dietrich Hüllman 所著《中古城市的組織》（Stae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136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