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學術研究走向來看，「西歐中古城市史」之所以成為重要的 研究課題，這與韋伯身後出版的著名論文〈不具正朔資格的統治權：城 市類型學〉在1990 年代受到西方研究歐洲中古史學者廣泛的重視，106而 不再只侷限於社會學與近現代法律史學者的討論，有相當大的關係。在 該文第二節，韋伯將「西歐城市」（“die Stadt des Okzidents”）視為一種
104 Paul Nolte, “Bürgerideal, Gemeinde und Republik: ‘Klassische Republikanismus’ im frühen deutschen Liberalismus,”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4, p. 622.
105 有關二十世紀上半葉德意志史學對腓特烈二世時代的德意志史如何詮釋之問題的討論 與反省，參見 Martin A. Ruehl, “In this time without emperors’: The Politics of Ernst Kantorowicz’s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3 (2000), pp. 187-242.
106 1990 年代，歐美歷史學者根據韋伯對「西歐城市」的論述為討論基礎而產生的重要論文 集，參見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eds. Anthony Molho, Kurt Raaflaub, Julia Emle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Die Okzidentale Stadt nach Max Weber. Zum Problem der Zugehörigkeit in Antike und Mittelal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Beihefte 17, ed. Christian Meier (München: Oldenboug, 1994); Max Weber und die Stadt im Kulturvergleich, eds. Hinnerk Bruhns und Wilfried Nippe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0). 以中古史學者的立場，從學術史的角度對 1990 年代韋 伯學說在歐洲中古城市史研究產生的影響做出回顧與探討的論文，參見Gerhard Dilcher,
“Max Webers Stadt und die historische Stadtforschung der Mediävistik,”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7 (1998), pp. 91-125; Gerhard Dilcher, “Historiographische Traditionen, Sachprobleme und Fragstellungen de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理想類型（Idealtypus），並以此與東方古老城市作出區隔。韋伯對「西 歐城市」的定義包括：城牆等防禦工事（Befestigung）、市集（Markt）、
屬 於 自 己 城 市 的 法 庭 、 有 社 群 組 織 概 念 的 市 民 階 層 、 獨 立 自 治 權
（ Autonomie ） 、 懂 得 自 我 約 束 的 自 律 管 理 （ Autokephalie, Selbstherrschaft）。
如果我們追本溯源，回到十九世紀德意志史學史來省察，就會發現，
在德國學術傳統裡，「西歐」作為歷史研究概念，並非自然而然產生的。
十九世紀初，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的思想 曾對當時的德意志知識文化界造成重大影響。1806 年，拿破崙佔領柏 林，並解散神聖羅馬帝國。此一變局讓費希特認為，德意志正面臨存亡 之秋，因此在1807 年對柏林市民發表一系列演講，希望激起大家的民族 意識。在這一系列《對德意志民族演說集》（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裡，費希特特別提出，希望德意志人將自己視為「創造新世界，
並推動世界往文明方向發展的純原民族」（Urvolk der neuen Welt zum Fortgang der Bildung dieser Welt）。107這種全然以「德意志」為中心、充 滿強烈國族意識的史觀，清楚反映出當時德意志知識分子在強鄰壓境下 內心的焦慮，以及捍衛政治文化自主的渴望。
然而，到了1824 年，費希特的史觀卻開始被蘭克新出版的名著《1494 至 1514 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108取代。蘭克這本處女作之所以 能在短時間內獲得高度矚目，與當時的政治氣氛有關。因為當此之際，
德意志正面臨維也納會議後傳統勢力復辟，奧國外相梅特涅（Klemens Fürst von Metternich, 1773-1859）積極想恢復法國大革命前歐洲的秩序。
Ernst Schulin 指出，蘭克能以三十歲英年，藉由出版此書獲得柏林大學
107 Johann Gottlieb 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8), pp. 106, 121.
108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Leipzig und Berlin: Reimer, 1824).
教授職位，實與該書內容切中普魯士政府當下的政治需求有關。當時德 意志境內追求政治自主、反對復辟的聲浪相當高，所以普魯士政府積極 想加以壓制。109Peter Burke 也指出，維也納會議後，德意志境內要求社 會改革的呼聲不斷。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當時普魯士政府眼中，是助長社 會改革思想的重要助燃媒介，所以受到不少打壓。蘭克以政治史為尚的 研究方向，恰好被普魯士政府借用來壓制十八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社會 文化史研究風潮。110
蘭 克 在 《1494 至 1514 年 拉 丁 與 日 耳 曼 民 族 史 》 的 〈 前 言 〉
（“Vorrede”），首先引介「拉丁與日耳曼民族」這個新概念，來取代傳 統所稱的「歐洲」或「拉丁基督教信仰世界」：
最首要地，拉丁語系與日耳曼語系各民族（die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Nationen）應被視為一個整體（eine Einheit）。有三個 概念並不適合用來指稱這個整體：第一個概念，一般泛指的基督教 世 界 （eine allgemeine Christenheit ） ， 因 為 這 會 將 亞 美 尼 亞 人
（Armenians）包含進來。第二，歐洲作為一個整體（die Einheit Europas）的概念，因為土耳其人應算是亞洲人，而俄國整個北方都 在亞洲，若要切實瞭解他們的處境，就必須徹底將整個亞洲的情況 納入考量。最後一個不適用的概念、也是最近似的概念，就是受羅 馬公教影響的「拉丁基督教信仰世界」（lateinische Christenheit）。
109 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3 (1966), pp. 581-609, at pp.
586, 606.
110 Peter Burke, “Ranke als Gegenrevolutionär,” in Wolfgang J. Mommensen ed.,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Ernst Klett-Verlag, 1988), pp.
189-200, at pp. 199-200: “Zwischen der Welt nach 1815 und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Rankes bestand noch gröβere Affinität, da nunmehr Sozialgeschichte ebenso wie soziale Reformen gefährlich erschienen und die Politikgeschichte wieder eine beherrschende Stellung zurückgewann. Man darf also füglich sagen, daβ es Gründe für die These gibt, daβ die historiographische Bewegung, an deren Spitze Ranke stand, in vieler Hinsicht nicht eigentlich eine kopernikanische Revolution, sondern vielmehr eine Gegenrevolution in der 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gewesen ist.”
我們應考量，斯拉夫、拉脫維亞（lettish）、馬札爾（magyarisch）
民族都受過羅馬公教影響，但他們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所以不應 被涵蓋進來。111
很顯然，蘭克所稱的「拉丁與日耳曼民族」用現代較通用的概念來說，
應是宗教改革前「羅馬公教影響下的西歐」，這也是韋伯在討論中古城 市時，特別提出來闡述的「西歐」（der Okzident）。蘭克為了想取代費 希特單獨視德意志民族為「創造新世界，並推動世界往文明方向發展的 純原民族」這個概念，所以特意強調，拉丁與日耳曼民族這個「集合體」
才是「近代史發展的核心動力」（deren Geschichte der Kern aller neueren Geschichte ist）。112
剛到柏林求學不久的布氏，在蘭克指導下，於1840 年所寫的論文《鐵 鎚查理》（Carl Martell），便清楚反映出他在蘭克教導下所受的影響。
布氏在該篇論文的〈導言〉（“Einleitung”）開宗明義寫下：
現代歐洲的形成（Die Gestaltung des jetzigen Europa’s）立基於日耳 曼基督信仰世界（das germanische Christentum）的發展。如果日耳 曼 基 督 信 仰 世 界 沒 有 建 立 ， 而 是 讓 日 耳 曼 、 阿 瓦 爾 （Eurasian Avars）、斯拉夫的異教文化繼續稱霸，並讓伊斯蘭在他們四處征勝 的黃金年代也順利征服高盧與德意志北部，那麼，歐洲智識文明的 發展可能要延遲好幾個世紀，甚至於會枯萎、或被揚棄。我們今天 所處的局面也會大不相同。這些情況之所以幸虧沒有發生，實在要 感謝「鐵鎚查理」的先祖以迄查理曼大帝這一家族的強健有為。特 別要感念的，尤其是「鐵鎚查理」（Karl Martell, “Charles Martel”, c.
688-741）這位西歐的英雄（Held des Abendlandes）。如果說，迪奧 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Roman Emperor 379-395。筆者案：
111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p. III-IV.
112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p. IV.
於380 年將基督教正式訂為羅馬帝國國教）當年的努力是徒勞白費 的；「鐵鎚查理」的貢獻則可說是影響深遠，即使當年他並沒有意 識到。113
對1840 年代正在求學的布氏而言，他在運用「歐洲」（Europa）與「西 歐」（Abendland）這兩個概念時，態度相當自然；不像 1820 年代的蘭 克，必須小心翼翼慎思如何引介適切的學術專有名詞，以免觸犯當時的 政治正確。從布氏在〈導言〉接下來的闡述裡可以看到，布氏在依循蘭 克所論「基督教的西歐」這個概念之餘，也企圖注入自己新的思想觀點：
筆者不想在此爭論，丕平（Pipin）一家人是否有「權」（Recht）統 治法蘭克王國？但是，我們心裡很清楚，如果不是「鐵鎚查理」，
三個世紀以來拉丁語民族與日耳曼語民族在極為艱辛的挑戰下打造 出來的文明成果（die ganze romanisch-germanische Bildung），好不 容易有了自己的樣子，卻差一點兒就被伊斯蘭吞滅。從這個角度來 看，「鐵鎚查理」對羅馬教會的貢獻實在是無可比擬。雖然也有人 批評，他建立了一個極為世俗化、狂傲且階級意識濃厚的貴族統治。
除了這個統治小圈圈外，我們不該忽視「鐵鎚查理」拯救基督信仰 世界（Rettung des Christenthums）永垂不朽的功績。114
很顯然，布氏認為，如果要問「近現代歐洲如何成形？」，那麼，基本 上要先回答：「中古基督教西歐何時形成？」換句話說，布氏並不認為，
當西羅馬帝國在西元 476 年吹上熄燈號後，緊接著就是「中古西歐」的 開始。在他看來，西元五至八世紀其實是各種文化、宗教、民族與政治 勢力在歐洲互爭長短的時期。對布氏而言，「鐵鎚查理」的歷史意義不 僅在於統一整個法蘭克王國（Frankish Kingdom）、支持聖波尼法斯（St.
Boniface, c. 675-754, “Apostle of Frisia and Germany”）在日耳曼傳教，他 更於732 年擊敗入侵法蘭克境內的穆斯林，成功阻擋伊斯蘭勢力進犯，
由此奠定了基督教在西歐長遠發展的穩固局面，這才是西歐中古史真正
113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 p. 5.
114 JBW 8 (Historische Schriften－Karl Martell), p. 82.
的開端。至於「鐵鎚查理」是否是法蘭克王國具有「正朔」（Legitimität）
資格的王位繼任人，並非值得在意之事。布氏這樣的歷史思維一直維持 到晚年，始終沒有變易。115 1882 年夏季學期，當他再度以中古史為題 開授「中古文化」演講課（Vorlesung über Kultur des Mittelalters），他 對「鐵鎚查理」所下的評語是：「結合拉丁與日耳曼民族，為西歐基督 教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116
然而，我們要問：西元732 年「鐵鎚查理」擊退伊斯蘭入侵，究竟 意謂著什麼？布氏對所謂「基督教的西歐」之重視，只是出於不自覺的 宗教偏見嗎？還是他想藉由「基督教的西歐」這個概念，進一步闡述他 對近現代歐洲歷史發展特質的看法？布氏的學生 Carl Neumann 曾用以 下的文句描述他跟隨布氏學習中古史的心得：
布克哈特在研究中古史最喜歡的部分，可以用一句他的口頭禪來總 結──「繽紛多彩」（bunt）：從古羅馬歷史文化與基督信仰文化 的傳統遺緒裡，如何交融出各式各樣的形貌以及嶄新的風采；從融 匯上述二者的各種想像裡，如何豐富地開展出走向未來的可能性，
創造出確實可見的成果，並在歷史上烙印下燦爛的圖像。117
從這個角度來檢視布氏對中古西歐的認知，可以看出：布氏對基督教作
115 布氏這樣的歷史思想，明顯影響到比利時學者 Herri Pirenne（1862-1935）建構他對西歐 中古史著名的論點——“Pirenne-Thesis”。參見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
115 布氏這樣的歷史思想，明顯影響到比利時學者 Herri Pirenne（1862-1935）建構他對西歐 中古史著名的論點——“Pirenne-Thesis”。參見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