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沿海私鹽船與海盜船的活動，固然與私鹽產銷有關，從更廣闊 的視野看，這其實是唐宋以來沿海航運發展的一個面相。唐代海外商舶 到中國來貿易，主要是外國商人的活動，中國人無論遠航南海，或是在 沿海航行經商，都還沒有太大的發展。到了南宋，情況已大不相同，不 少中國商人從事海外貿易，沿海各地之間商品的海上運銷也頗為興盛，
外國商人的重要性已大為降低。59私鹽的海上販運，正是沿海商業活動 的一個部分；而來自國內與外洋各類船舶的輻湊，則提供了私鹽船轉變 為 海 盜 船 的 機 會 。 唐 宋 以 來 沿 海 航 運 的 發 展 ， 從 比 較 北 宋 前 期 李 昉
59 宋代中國海商重要性的增加，外國海商重要性的降低，學者早已注意。見全漢昇，〈宋 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
中冊；方豪，〈宋代泉州等地之祈風〉，收入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臺北：
作者自印，1969）；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紀末─十五世紀初》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91-100；蘇基朗（Billy K. L. So）討論宋代泉州的 海上商業，也有相同的看法，見 Billy K. 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7, 57-58.
（925-996）所編《太平廣記》所收唐、五代的故事，與南宋中期洪邁
（1123-1202）所撰《夷堅志》所述北宋晚期以來的故事，配合其他記載，
可以看出一個概略。
廣州是唐時對外貿易的惟一大港，也是海外商人與商品進入中國的 門戶。《太平廣記》有一則故事，講述貞元年間（785-804）崔煒在廣州 任官的一次奇遇，他墜落一穴中，被引進一處皇宮，獲贈「國寶陽燧珠」，
並告知「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也」。崔煒回到廣州，到波 斯邸出售，胡人店主果然以十萬緡購下。原來這是大食國陽燧寶珠，流 落中國，胡人店主奉王命，「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既已尋獲，
於是「遽泛舶歸大食去」（李昉，《太平廣記》卷三十四，〈崔煒〉）。
從這個故事所看到的，是從海路到廣州來貿易的外國商人，具有雄厚的 資本，他們所經手的也是寶珠這一類貴重的商品。
上述故事發生在貿易港廣州，《太平廣記》還有更多胡商的故事是 發生在內地城市。唐代的外國商人到中國後，在活動上所受的待遇，和 後來的宋代不同。宋代外商抵達中國沿海港口，主要住在城外的番坊或 番人巷，60按照法令不得與華人雜居及入城居住；61他們即使在中國老子 長孫，居留五世，若是戶絕，財產歸市舶司拘管，62可見他們仍然住在
60 宋代外國商人居於貿易港口的番坊，見〔日〕桑原隲藏著，馮攸譯，《中國阿剌伯海上 交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64-68。桑原隲藏認為泉州、廣州在城 外均有此類番坊，但蘇基朗考出，泉州外商聚居地稱番人巷，不稱番坊，見蘇基朗，〈論 宋代泉州城的都市形態〉，收入氏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
61 廣州、海南對外國商人居住之限制，至晚自北宋景祐三年（1036）已經存在，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8，景祐三年四月辛亥條：「詔廣州、海南番商毋得多市田 宅與華人雜處。」泉州於南宋時則有化外人不得城居的法律規定，朱熹記傅自得於宋高 宗時通判泉州，撤毀賈胡於州學之前的層樓，所持理由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見朱 熹，《朱文公文集》，卷 98，〈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62 徐松輯，《會要》，〈職官四四．市舶司〉，政和四年（1114）五月十八日條：「詔諸 國蕃客到中國居住已經五世，其財產依海行（法），無合承分人及不經遺囑者，並依戶 絕法，仍入市舶司拘管。」可見番商後人在中國即使居住已歷五世，仍然住在沿海港市，
所以其戶絕財產才會由市舶司拘管。
沿海港市，而未遷居於內地。在北宋崇寧三年（1104）之前，外商在航 抵廣州，出售舶貨之後，就不得轉往其他地點交易，因廣東市舶司轉達 大食番客的請求，而在此年放寬；但是放寬之後，所謂前往他處，其實 是指沿海其他港口，而非內陸。63南宋時期，相關限制應仍延續。淳熙 二年（1175），採取較嚴的措施，規定外商僅能在市舶司所在之處貿易，
不得出境。這項新規定引起泉州外商的恐慌，經過福建市舶司的請求，
朝廷收回成命，但是只允許他們從泉州販運至其他福建路州軍。64所謂 福建路州軍，應亦是指沿海州軍，除泉州外，尚有福州、興化軍、漳州。
這樣的限制，比起崇寧三年的規定又有限縮。總之，自北宋至南宋，似 一直未曾准許外國海商進入內地經商，更不用說准許他們在內地居住。
宋代的這些限制，在唐代並不存在，清楚地反映在下引《太平廣記》的 一些故事中。
唐代的外商可以在境內旅行經商，並在內地城市居住。當時航海抵
63 徐松輯，《會要》，〈職官四四．市舶司〉，崇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條：「詔應蕃國及 土生蕃客願往他州或東京販易物貨者，仰經提舉市舶司陳狀本司勘驗詣實，給與公憑，
前路照會，經過官司常切覺察，不得夾帶禁物及姦細之人，其餘應有關防約束事件，令 本路市舶司相度申尚書省。先是，廣南路提舉市舶司言，自來海外諸國蕃客將寶貨渡海 赴廣州市舶務抽解，舉（按：疑當作與）民間交易，聽其往還，許其居止，今來大食諸 國蕃客乞往諸州及東京買賣，未有條約。故有是詔。」據此，應是准許外商進入內地，
才可能到東京。但《宋史》，卷 186，〈食貨志．互市舶法〉記此事作：「（崇寧）三 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 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舶 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則《會要》所載之東京，
當為京東之誤，若是京東，應指京東路沿海港口，而未允許進入內地。接續所記海舶欲 至福建、兩浙販易的規定，可以更清楚看出是指到沿海港口。從此一規定也可以看出，
朝廷最後並未允許前來廣州的外商航海至京東。關履權述此事，引《宋史》之記載，而 未引《會要》，是正確的。見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1994），頁 155。
64 徐松輯，《會要》，〈職官四四．市舶司〉，淳熙二年十二月五日條：「提舉福建路市 舶蘇峴言，近降旨揮，蕃商止許於市舶置司所貿易，不得出境。此令一下，其徒有失所 之憂。乞自今諸蕃物貨既經征榷之後，有往他者，召保，經市舶司陳狀，疏其名件，給 據付之，許令就福建路州軍興販。從之。」
達廣州的外商，多取道江河，兼翻越山嶺，至洪州、揚州、洛陽、長安 等城市經商。65類似上述胡商搜尋、展示、擁有或遺落寶物的故事，也 見於這些城市及其他地方。安史亂後，原居長安的魏生，攜妻入嶺南，
數年後北歸，行至嶺北的虔州歇息，尋獲手掌大的石片，攜帶回家。他 與長安市肆的胡商素來相識，這些胡商「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 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他們找魏生去觀看，魏 生帶了他在虔州所拾獲的石片前往。用餐之後，胡商各自展示自己的寶 物，獲坐上座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以次「或三或二，悉是 寶」。他們問魏生是否也有寶物，他出示那塊石片，沒想到三十幾位胡 商都起立擁之上座，讓他大為驚訝。眾人向他求購這寶石，願意出任何 價錢。他「大言索百萬，眾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
原來這是胡商本國之寶，「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 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因亂遺失已三十餘年，
其王懸重賞尋求，「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數百萬哉」（《太 平廣記》卷四○三，〈魏生〉）。虔州正在從廣州往洪州的路上，這塊 寶石，無疑是從海路入中國的外商所遺落。那些視這塊寶石為至寶的長 安胡商，應該也是從海路入中國經商，他們的本國與海為鄰，所以國王 會每月望日出海岸祭拜。從他們的展示，可以看出他們經營高價的商品；
出得起那樣高的價錢來購買魏生的寶石，則顯示了他們的富裕。來自海 路，富裕且經營高價商品，正是這個故事中所見到的唐代胡商形象。
沿著從廣州經虔州、洪州、揚州到長安的交通線上，都可以看到這 類胡商，揚州、長安由於是來自海外的胡商聚集之所，發生在這兩處有 關寶物的故事尤其多。66發生在洪州、揚州的故事，胡商固然應從海路 來到中國；至於發生在長安及華北其他地區的故事，有些也可以比較清
65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收入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臺北：明文書 局，1981）。
66 相關故事多見於李昉，《太平廣記》，卷 402、403，〈寶類〉，也有一些散在他卷。其 中發生在揚州的故事，全漢昇已有搜集。見全漢昇，〈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 衰落〉，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第 1 冊。
楚地看出，故事中的胡商是海商。例如在汴州轄下的陳留，有胡人在旅 店鬥寶，向旁觀的士人以比索價高出數十倍的五萬緡，合資購買他們認 為可以在海中聚寶的寶珠，並且「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太平 廣記》卷四○三，〈寶珠〉）。有波斯胡人在扶風，剖石得徑寸珠一枚，
以刀破臂腋，藏於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汎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
舟人知是海神尋寶，乃徧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胡懼，剖腋取珠」
（同書卷四○二，〈徑寸珠〉）。在長安，開元十年（722），有胡人向 開元寺僧以四十萬貫的價錢，購買埋於地中可以出水泉不絕的水珠，胡
（同書卷四○二，〈徑寸珠〉）。在長安，開元十年（722），有胡人向 開元寺僧以四十萬貫的價錢，購買埋於地中可以出水泉不絕的水珠，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