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溫艚考──海盜活動、私鹽運販
與沿海航運的發展
梁 庚 堯
*提 要
「溫艚」一詞，見於南宋晚期的文獻。泉州與廣州的地方官曾用以 描述寇掠當地的海盜船，而指稱這些海盜船來自浙東。此一詞語所涉及 的史事及其發生背景，尚待深入探討。本文考述「溫艚」的活動，推斷 其來源與人員的組成，並探討其活動發生的歷史環境。首先敘述「溫艚」 活動的史實，指出這是由浙東南下的海盜船，在閩、粵沿海劫掠海舶， 侵擾岸上居民；其次推論這些海盜船同時也是商船，販運浙東沿海所產 的私鹽到閩、粵銷售，並與當地人結合，從事走私活動，演變而為海盜； 然後以浙東沿海諸郡，特別是溫、台兩州的私鹽問題，解釋「溫艚」何 以來自浙東沿海；最後從更加寬廣的視野，說明「溫艚」的活動，其實 是唐宋沿海航運發展的一部分。 關鍵詞：溫艚 南宋 海盜 私鹽 航運*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一、前言
二、來自浙東的海盜船
三、由私鹽販運發展而成的海盜活動
四、浙東沿海州郡的私鹽問題
五、沿海航運的發展
六、結語
一、前言
「溫艚」一詞，見於南宋晚期的文獻。真德秀（1178-1235）知泉州 與方大琮（1183-1247）知廣州時，均用以描述寇掠當地的海盜船，而指 稱這些海盜船來自浙東。本文作者在研究南宋私鹽時，曾注意到「溫艚」 的活動，並認為這些海盜船很可能就是私鹽船，係由運販私鹽發展而為 海盜。1但是當時限於討論的主題，僅稍略述及。實際上，「溫艚」的活 動，雖然僅見於真德秀和方大琮的描述，可是所牽連到的問題較為繁複， 其發生的背景也有待深入探討。此一詞語的背後，蘊藏了一些值得注意 的史事，甚至唐宋時期的歷史演變，應以專文來討論。 本文考述「溫艚」的活動，推斷其來源與人員的組成，並探討其活 動發生的歷史環境。全文除前言、結語外，共分四節，首先敘述「溫艚」 活動的史實，指出這是由浙東南下的海盜船，在閩、粵沿海劫掠海舶， 侵擾岸上居民。其次推論這些海盜船同時也是商船，販運浙東沿海所產 的私鹽到閩、粵銷售，並與當地人結合，從事走私活動，演變而為海盜； 由於推論溫艚在閩、粵沿海的活動有與當地人合作的可能，所以在這一 個部分也討論到活躍於閩、粵沿海與內河的大棹船、多槳船。然後以浙 東沿海諸郡，特別是溫、台兩州的私鹽問題，解釋「溫艚」何以來自浙1 梁庚堯，《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頁 512-513。
東沿海。最後從更加寬廣的視野，說明「溫艚」的活動，其實是唐宋沿 海航運發展的一部分。 必須要說明的是，本文以浙東的私鹽問題解釋閩、粵沿海海盜活動 的形成，只是提供一個觀察的角度，並不認為南宋閩、粵沿海的海盜都 來自浙東，也不認為這時期東南沿海一帶海盜的成因純粹出自私鹽問 題。
二、來自浙東的海盜船
真德秀在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間知泉州，2上任之後， 便面臨海盜犯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他上任的次年趨於嚴重，於是動用 駐紮泉州的左翼水軍和當地民船、鄉兵，進行征剿。3事平之後，他申報 樞密院，請求獎賞平寇有功的官兵與民間領袖。在申狀中說：「溫艚賊 徒，自四月十九日侵犯郡境」，又說：「某初無賊報，博訪寓公、士人 以討捕之策，眾論翕然，以為溫艚賊徒，素與烈嶼為仇，而本嶼民兵， 素習舟楫，可為官兵之助。」（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以 下簡稱《真文忠公文集》］卷八，〈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所謂「溫艚」，顯然是指侵犯泉州沿海的海盜船。從真德秀上呈給 樞密院的申狀可以得知，這夥海盜有船至少十四艘，徒黨應在二百人以 上。4據劉克莊（1187-1269）在真德秀行狀中所述，則這夥海賊首領為2 據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 110。 3 南宋沿海的水軍，在兩浙主要有明州定海縣水軍，後改為平江許浦水軍，在福建有左翼 水軍，在廣東有摧鋒水軍。見〔日〕曾我部靜雄，〈南宋の水軍〉，收入氏著，《宋代 政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關於左翼軍，可參考蘇基朗，〈論蒲壽 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的關係〉，收入氏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及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 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第一篇第二章〈福建左翼軍〉，廣東摧 鋒軍可參考黃寬重同書第一篇第一章〈廣東摧鋒軍〉。 4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 8，〈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述五月九日在泉州
王子清、趙郎，有船十八艘。5真德秀在申狀中所述及海盜活動的範圍， 不僅在泉州近海，在這兩年內，泉州水軍為了征剿海盜，也曾南航至漳 州、廣東的潮州；又有失於收捕的海盜北走入浙東，為「溫州樂清縣尉 捉獲」。而海盜在經過追捕之後，「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 屏息，番舶通行」，這裡所說的北洋，應指福建以北的海面。據劉克莊 所撰真德秀行狀，這夥海盜在漳州漳浦縣境內渺淘洋為官軍所敗，趙郎 被捕，王子清逃走，後為台州杜門巡檢捕獲。6〈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 賞狀〉上於嘉定十一年（1218）八月之前，這年十一月，真德秀又上了 一封申狀給樞密院，提出有關海防事宜的建議。7這封申狀，描述了海盜 在泉州一處稱為圍頭的灣澳日常活動的情形。圍頭由於比其他灣澳深 闊，可以避風，平常來自南北洋的客船、賊船，無不於此停泊，上山取 飲用的淡水，「當處居民亦多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 由於客船、賊船同時停泊於此，所以客船「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 徑入深洋，不見蹤跡」。在這封申狀中，真德秀把這些海盜船稱之為「溫、 明群盜」（《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晉江縣近海捕到四十八人，十二日在晉江縣近海捕到三十一人，十三日賊船一十四艘遁 逃至漳州沙淘洋，在漳州、泉州晉江縣、惠安縣近海捕到一百三十六人。 5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狀〉：「奏除右文殿脩撰知 泉州郡。……海賊王子清、趙郎以十八艘（按：艘字後缺兩字）侵劫晉江懸（按：懸是 縣之誤）圍頭灣，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按：左字後缺一字，應是翼）軍捕逐，撥發 官王大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真德秀第一次知泉州時帶右文殿脩撰職 名，見脫脫，《宋史》，卷 437，〈真德秀傳〉；王大壽與隊將六人死事，詳情見《真 文忠公文集》，卷 8，〈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狀〉，亦為真德秀第一次知泉州時事。 6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狀〉：「逆賊至漳浦境內渺 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郎者在焉，子清逸去。……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巡檢 所擒。」按：「渺淘洋」在《真文忠公文集》卷 8〈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作「沙 淘洋」。捕獲王子清事又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會要》），〈兵一三． 捕賊下〉，嘉定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條：「詔知台州喻珪特轉一官，以督責巡尉出海， 捕獲賊首王子清等旌賞故也。」 7 曾我部靜雄曾以真德秀的幾次上奏為主，探討南宋泉州的海防，見曾我部靜雄，〈南宋 の貿易港泉州の水軍とその海賊防衛策〉，收入氏著，《宋代政經史の研究》。
在隨後為請求駐劄當地的左翼軍可以由泉州知州節制，真德秀上給樞密 院的另一封申狀裡又指出，「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米商舶賈，間 遭劫掠」；儘管侵犯泉州的海盜已經肅清，可是最近接獲安撫司和提刑 司的來示，浙東「明、台海界，復有強寇」（同書同卷，〈申樞密院乞 節制左翼軍狀〉）。 真德秀的三封申狀，描述了泉州近海的海盜活動情形，也為稱做「溫 艚」的海盜船，何以在「艚」前冠以「溫」字，提供了線索。可以看出， 這些平常停泊灣澳，與當地居民交通貿易，並不時搶劫海上商船的海盜， 係以成群的船隊在海上活動；其活動的海域範圍，北自浙東，中含福建， 南至廣南，而福建的泉州由於是大港所在，尤其是他們窺探的重要處所。 當他們在福建海域遭到追捕，逃竄躲避的方向是北方的浙東海面。因此 在泉州失於收捕的海盜，會在溫州、台州附近被捕獲；8當海盜竄入北洋 之後，泉州、漳州一帶的海面為之安寧，可是浙東的明州、台州卻隨後 告急；真德秀稱他們為「溫、明群盜」，顯示他們是來自浙東。「溫艚」 的「溫」，應該意指溫州。9廣泛來講，這些海盜船來自浙東沿海的明州、 台州、溫州，而介於浙東、福建兩路之間的溫州，是從浙東進入福建海
8 溫州樂清縣與台州海面相連。 9 本文作者曾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於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文化研究所以此題作報告，當時 有研究生指出，據其在溫州、台州一帶所作調查，「溫」應為溫、台方言「彎」的音轉， 意思是尖底船，「艚」音在溫、台方言中是交易的意思。因此「溫」艚的「溫」並非指 溫州，「艚」亦非指海船。但在座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包偉民教授於會後私下表示， 溫州方言複雜，一縣就有好幾種方言，因而此說未必然。本文作者不懂溫、台方言，返 臺後翻閱有關溫州方言的書籍，獲知倒裝語法確為溫州話的特色之一，可是溫州地區方 言複雜亦為事實，而且台州話與溫州話不能直接相通（沈克成、沈迦，《溫州話》〔寧 波：寧波出版社，2006〕，頁 2、7-13；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志》〔北京：中華書局， 2008〕，頁 6）。無論如何，這項意見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向，存此一說，以備有興趣 者探討。若此說屬實，則「溫艚」兩字倒過來講，在溫、台方言中是交易海船（尖底船 行於深洋，見下文討論）的意思。不過仍有兩點可以再考慮：第一，此說其實從語言來 源上，證實了「溫艚」此詞的涵義，與來自溫州、台州的走私商船相關；第二，當此詞 以溫、台方言傳到外地，為不懂此種方言的人轉寫成「溫艚」二字時，其文義可能已有 改變，不再是當初方言語詞的本義。
域的必經之處，10尤其可能是他們的主要巢穴。 十餘年後，紹定五年、六年（1232-1233）間，真德秀再度知泉州， 仍然面對海盜犯境的問題。紹定六年，真德秀先後上了三封申狀給樞密 院和尚書省，請求獎賞有功將校，並對收捕海盜和沿海軍政提出建議。 在上給尚書省的申狀中，真德秀述及這年二月，官軍和海賊在料羅曾有 衝突；四、五月間，海賊劫掠來自海外的商船，搶奪船貨，擄走船員， 又上岸劫掠，並擄走鹽綱船。官府派水軍剿捕，雙方再發生衝突。11在 二月時，賊船「只有五隻」，至四、五月間已「添至十二隻」；四、五 月間上岸劫掠時，賊船「乘載五六百人」，而真德秀在申狀中，更聲稱 「聞其賊眾已近千人」。這些海盜船活動於閩粵沿海，「遞年往來漳、 潮、惠州界上衝要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俟番船到，攔 截行劫」；所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 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真文 忠公文集》卷十五，〈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在上給樞密院的 一封申狀裡，真德秀對海盜勢力的發展，也作了簡單的描述，「其始出 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 以至千人」（同書同卷，〈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在請求褒獎軍 將貝旺的申狀中，則述及官軍攻打這夥「在海洋行劫日久」的海盜，兩 艘賊船「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貝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 二三十人」（同書同卷，〈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從這三封申狀，可以由當時海盜的船數與人數推見其聲勢，並得知 即使經過真德秀在第一次知泉州時的征剿，問題仍未消失，海盜仍然在 近海甚至上岸劫掠，繼續成為海上船隻、岸上居民和地方官府的困擾。 雖然從這三篇申狀看不出這群海盜來自何處，但是真德秀向神祇祈求助
10 包恢（1182-1268），《敝帚藁略》，卷 1，〈防海寇申省狀〉：「姑以福州之境言之， 賊船自北而來者，則自溫州界分銅盤山、半洋碓等處而入。」 11 從兩次衝突分別在二月和四、五月間，可知此事應發生在紹定六年，因真德秀於紹定五 年八月才奉派知泉州。見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頁 112。
平海盜的祝文，卻透露了消息。他向聖妃祈求說：「某猥以非才，再守 茲土，實惟神芘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敓，重為民旅 之害」（《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聖妃宮祝文〉）。既稱「再守茲 土」，則應是在他第二次知泉州時；「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說 明這些結成船隊的海盜船，12來自泉州以北的海洋。緊接於這篇祝文之 後，是向海神祈求的一篇祝文，他說：「大海之神，比者溫、明之寇， 來自北洋，所至剽奪，重為民旅之害。」（同書同卷，〈海神通遠王靈 著王祝文〉）清楚地說明這群海盜的來源，和他前次知泉州時所遭逢的 「溫艚」相同，是「來自北洋」的「溫、明之寇」。 「溫艚」一詞，在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之後十餘年，仍然有人使用。 方大琮於淳祐二年至七年（1242-1247）任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 使，13顯然也面對海盜的問題，他在一篇祈神文中說：「某奉命守藩， 職在鎮壓。始至之日，桑寇突來。旋就驅除，亶神之力。越茲數載，海 波不驚。……溫艚無狀，自浙而閩。所至劫焚，寖涉吾境。命師遣將， 濟以民舟，期在必擒。」（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十八， 〈捕寇祈東西廟〉）方大琮剛上任時所遭逢的「桑寇」，應是一個桑姓 的海盜首領，在他的文集中數次提及，這股海盜從福建剽掠至廣州，再 至廣州以西的南恩州，最後遁逃至閩、浙而遭殲滅。14南恩州在廣州之 西，已與廣南西路相接。方大琮雖然沒明言這股海盜的來處，但是從其
12 「方舟」一詞原為兩舟并船之意，這裡應指為多船組成的船隊。脫脫，《宋史》，卷 451， 〈張世傑傳〉述張世傑於德祐元年（1275）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於長江中， 「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可見對宋、元人來講，十艘船相連也可以稱之為「方」。 13 據李之亮，《宋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 35-36。 14 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 21，〈書．漳守黃殿講〉：「昨過叱敬庵，見楊隅 官幼偉者，領民兵來迎，問桑寇事。謂幾擒輒泄，暨至廣，杳無所聞，意已深遯。忽聞 其在南恩作過，亟調水軍二百五十人與元留在閩軍百人往擒之，則聞其乘東南風過潮、 漳界。」〈書．劉侍郎〉：「始至之日，……南恩以桑寇告。」同卷〈書．林憲〉：「某 初夏入嶺時，……又南恩以桑、陳之擾，遣水軍以躡之，非獨遠處，而羊城之岸下，有 剽掠而去者。禁多槳，明緝捕，犯者不貸，近城遠郊，無復有犯。……桑寇之黨，剪於 閩浙，賊氣頓衰。」
遁逃的方向看，很可能也是從浙東來，歷經閩、粵沿海，至南恩州而成 為治安上的重大問題。至於在安定數年之後，出沒於廣東沿海、從事劫 焚的「溫艚」，祈神文中明指是「自浙而閩」，來自浙東，經歷福建， 而抵廣東。方大琮又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述及他在廣東五年所觀察 到當地與外來的亂源，其中涉及這些來自浙東的海盜。他首先講本地民 眾所造成治安上的困擾：「路與州皆以廣為名，壤地綿亙，若非時有剽 竊處，處處皆聚落，不減閩浙。港汊太雜，則有蠻蛋；山峒高阻，則有 徭；數州合界，則有敓攘。隨其萌芽，纔剪輒散，亦不能為害。」這些 出自本路的問題，其害較輕，嚴重的是外來的寇源：「其地產鹽，而自 汀、贛，自湖南來，動以千百為群；產米產漆，又有番貨，而自溫、台、 明、越來，大艚或以十餘為 。有所產以養人，自外運去者，反以害人。…… 故廣無巨寇，其黠者多自外至。」（《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十七， 〈書．鄭金部〉）據信中的說法，廣東的外來寇源有兩類，一類是從福 建汀州、江西贛州和湖南毗鄰州縣入境，走私廣鹽而回的鹽子；15另一 類則是從浙東沿海各州而來，販運廣東所產米、漆及海外輸入的番貨， 以十餘艘大船結成的船隊。16這兩類成群結隊的走私商人，運走廣東的 貨品，卻往往演變成「害人」的寇盜，成為廣東寇亂的主要來源。而兩 類中的後者，亦即來自溫、台、明、越數州的船隊，無疑就是所謂的「溫 艚」。李昴英（1201-1257）在淳祐六年（1246）為方大琮在任內新創的 廣州備安庫作記，17述及此庫創立的背景：「江湖猺峒錯落，巢險苞蘖，
15 關於南宋晚期，特別是方大琮任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時的鹽子活動，可以參考梁庚堯， 《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頁 510-512。 16 當時商船海上航行，有由多艘船隻結成船隊航行的情況。又見晁補之（1053-1110）， 《雞肋集》，卷 62，〈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述杜純（1032- 1095）任泉州司法參軍時之事蹟：「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張邦基撰，孔凡禮 點校，《墨莊漫錄》，卷 3，〈明州陳生海上奇遇〉述陳生赴京師應舉，「乃於定海求 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吳潛（1196-1262），《許國公奏 議》，卷 4，〈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建議照料因 遇風沈船而流落浙東、福建的倭商，「俟同 船隻之回，載與同歸」。 17 備安庫為方大琮所創，用以籌措廣東摧鋒軍的軍費。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
出草無時；裹鹽嘯群千百，所過尋釁起剽敓；艚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 孰何。」（李昴英，《文溪集》卷一，〈廣州新創備安庫記〉）可以和 方大琮所言相對證。他所說的「艚寇」，當即方大琮在祈神文中所說的 「溫艚」，或在寫給友人信中所說從溫、台、明、越來的「大艚」，從 事的是海盜活動，是地方安全上所要備禦的對象。 真德秀和方大琮述及溫艚，是嘉定年間至淳祐年間的事。不過更早， 浙東沿海民風剽悍、民眾是海盜的主力等情狀，也已見於南宋時人的記 載。祝穆（?-1258 以前）《方輿勝覽》引述南宋初期、中期人的文字， 敘述慶元府（明州）、台州、瑞安府（溫州）的民風。明州據張津任官 的告詞，18是「四明並海，民剽多盜。廢其比伍，通為囊橐。出沒海浪， 多所脫遺」（祝穆，《方輿勝覽》卷七，〈慶元府〉）；台州據呂伯恭（祖 謙，1137-1181）所撰〈修城記〉，是「距海百餘里，逋亡剽俠之所曹」 （《方輿勝覽》卷八，〈台州〉）；19溫州據席益任官的告詞，20是「其 俗剽悍以嗇，其貨纖靡。其人多賈，其士風任氣而矜節」（《方輿勝覽》 卷九，〈瑞安府〉）。這些文字，均指出當地民俗的剽悍，還可以看出在 宋代曾設有市舶司的明、溫兩州，民眾有業商的風氣，而張津任官明州
卷 151，〈鐵庵方閣學墓誌銘〉：「增摧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粮，公命別 給，免借尅。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為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 18 張津於乾道三年至五年（1167-1169）間知明州，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 1，〈敘 郡上．郡守〉。 19 此段文字又見呂祖謙，《東萊集》，卷 6，〈台州修城記〉，「百餘里」作「餘百里」。 20 此篇告詞為程俱所作，見程俱（1078-1144），《北山集》，卷 22，〈外制．席益差知溫州〉。 查王瓚、蔡芳纂修，胡珠生校注，弘治《溫州府志》，卷 8，〈宦職．守〉；及湯日昭、 王光蘊纂修，萬曆《溫州府志》，卷 7，〈秩官志．郡職〉；再查李之亮，《宋兩浙路郡 守年表》（成都：巴蜀書社，2001），均未見席益曾知溫州。按：程俱於紹興元年（1131） 九月至紹興二年（1132）二月間任中書舍人，此制當作於這段期間。見李之亮，《宋代 京朝官通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第二冊，頁 110。再查李心傳（1167-1244），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席益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因草赦文為宋高宗所不喜，於 紹興元年九月命其出知溫州，十月即以新知溫州的身分取代孫覿（1081-1169）知臨安府， 顯然未至溫州上任。見該書，卷 47，紹興元年九月甲寅條及卷 48，紹興元年十月甲子 條。
告詞中的「出沒海浪，多所脫遺」，特別是指當地私商在海上的活動。 陳傅良（1137-1203）曾為一位晚年曾任福州長樂縣主簿的溫州人諸葛說 （1125-1174）撰寫行狀，諸葛說登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第，可是連 遭父母喪，喪滿之後仍不願出仕，在地方上扮演著坐鎮一方、調處糾紛 的角色。他的鄉里濱臨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迺時以所不平就 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五十一，〈福 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這些剽悍而時生糾紛的海商，也很有可 能是海上走私的商人，他們所爭的大概是利益的分配。一直到南宋晚期， 吳潛仍然講慶元府「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為業，大率剽悍輕 捷，在水如龍」，又講浙東西和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 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可是「凡販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 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多則能併殺其徒也」（吳潛，《許國公奏議》 卷四，〈條奏海道備禦六事〉）。21 濱海居民習於海上活動，22而又民俗剽悍，且有海上商業利益可圖， 是海盜養成的溫床。台州、溫州、明州一帶的海域，向來是海盜出沒之 處。淳熙十年（1183），台州「申獲海賊首領毛大等五十七人」，溫州 「申獲次首領許大等九十六人」（王之望［1103-1170］，《漢濱集》卷 七，〈溫州水災放罪自劾奏劄〉），活動於台、溫州海域的這夥海盜， 人數約有一百五十人。23嘉定十一年（1218），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 司公事韓元禮指出沿海制置司設置的緣由，是由於「溫、台、明、越四 郡，海道遼闊，盜賊出沒不常」，而「州縣各顧其私，不相統一，出彼 入此，無由捕獲」（《會要》〈兵一三．捕賊下〉，嘉定十一年三月十六 日條）。不僅海盜在這一帶海域出沒，浙東沿海州郡的民眾，特別是溫、
21 吳潛此奏述及寶祐四年（1256）事，應上於此年之後。 22 南宋晚期，曾在慶元府、台州、溫州沿海各徵用民船數千艘協助海防，可見三州民眾的 習於海上活動。參見曾我部靜雄，〈南宋の水軍〉。 23 據王之望奏劄，兩州知州陳巖肖、王之望因此一功績而獲贖其水災不立即奏聞之過。以 功贖罪指揮下於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之前，見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 61，淳熙十一年二月癸酉條，因此推斷捕獲這夥海盜在淳熙十年。
台兩州人，是海盜成員的重要來源，見於南宋時人的講述。洪适（1117- 1184）於隆興二年（1164）任淮東總領錢糧，以便宜招安海道，24招安 到在明州外海活動的海盜王先等，25「海船二隻到岸，船面闊一丈七尺， 在船首領以下一百四十七人。內五人元係軍身，餘人並係溫、台州等百 姓」（洪适，《盤洲文集》卷四十二，〈招安海賊劄子三．第二劄子〉）。 雖然招安到的船隻與人數只是這夥海盜的一部分，26但是就這一部分人 來講，竟幾乎全是溫州、台州人。溫、台兩州人在海盜中佔了如此的分 量，「溫艚」之所以稱為「溫艚」，恐怕不只是由於這些海盜船的來處， 也可能和其成員的構成來源不無關聯。
三、由私鹽販運發展而成的海盜活動
有「溫艚」之稱的海盜船，其實同時也是商船。前節述及，真德秀 在申狀中提到這些海盜船搶掠米船、鹽綱船和來自海外的番舶；方大琮 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也指出，從溫、台、明、越諸州來廣東收購漆、米、 番貨的船隊，成為傷害粵人的海盜。搶掠、收購之後，自然會出售，使 得海盜活動成為商業活動的另一種形式。可是這些船隊來自浙東溫、台、 明、越州，在航至福建、廣東劫取船舶或收購貨品之前，是否會空船而 來，不攜帶貨品以求取牟利的機會？ 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有線索可以追尋。前節引述吳潛講慶元府剽悍 的民俗，這裡沿海的「惡少亡命」，「以漁鹽為業」。這些從事漁鹽業24 洪适，《盤洲文集》，附錄〈宋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贈特進洪公行狀〉：「除 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當海州解圍，又有符離甲申之役。……又以便宜，招 安海道。」 25 洪适，《盤洲文集》，卷 42，〈招安海賊劄子三〉引述受招安人王先云：「在明州時便 有意招安。」又引述負責追剿的水軍統制馮湛云：「海道與賊船十隻相值，獲其三隻， 追五隻至明州洋沈船，而遁其兩隻，不知下落。」 26 洪适，《盤洲文集》，卷 42，〈招安海賊劄子三〉：「〔王〕先等有船一十隻，計八百 餘人。」
的惡少亡命，應該不是安定謀生的漁民、鹽場亭戶，或向官府買鈔運鹽 的鹽商，他們可能是以捕魚為名而掩護私鹽販運，或從事其他方面的走 私活動。27而溫州、台州的捕魚船，也以從事寇盜而為官府所注意。28以 他們「在水如龍」、「習熟波濤」的身手，大有可能是在海上活動。在 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之後八年，方大琮至廣東任官之前一年，吳潛講述 慶元府剽悍民俗之前十餘年，徐鹿卿（1189-1250）於淳祐元年（1241） 出任浙東提刑、權浙東提舉，於十月到任，十一月奉旨討捕海寇，他先 到處州，次月「抵溫州，施行鹽政」（徐鹿卿，《清正存稿》附錄，〈年 譜〉）。處理海寇問題而須整頓溫州鹽政，顯然認為海寇發生的由來與 溫州的私鹽問題有關。而徐鹿卿以負責一路刑政的提點刑獄而兼負責一 路鹽政的提點常平茶鹽，很可能在任命之初，政府就已認識到海盜問題 與私鹽問題之間的關聯，因而要他同時承擔兩項責任，以消減海盜活動 的猖獗。這也就是說，這些海盜船隊原本可能是販運私鹽的船隊。他們 在浙東沿海各州，特別是溫州，收購私鹽，船運至沿海各地販售，其中 有些南下至閩粵，再收購其他貨品回航。由於船眾人多，成員剽悍，加 上行動違法，為防備官府的取締而攜帶武器，用以抗爭，在販運的過程 中，很可能就發展而為劫貨殺人的海盜。就像陸上的私鹽運販往往演變 而為「鹽寇」，福建、江西、廣東交界地帶甚至在南宋初期與晚期釀成 幾次大規模的動亂，29海上的私鹽運販也有可能發展而成劫掠往來商 舶、騷擾沿岸居民的海盜。 浙東私鹽船在沿海的活動，自南宋初年以來已引人注目。紹興二年 （1132），據兩浙西路提舉茶鹽公事司申狀引述尚書省劄子，「錢塘江
27 南宋末年，包恢講到浙東、福建、廣東沿海銅錢的流出境外，小船所扮演的接運角色： 「先是逐時積得現錢，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搬載，前去州岸 已五七十里，候檢空訖，然後到前洋各處，逐旋搬入船內，安然而去。」見包恢，《敝 帚藁略》，卷 1，〈禁銅錢申省狀〉。 28 徐松輯，《會要》，〈刑法二．禁約〉，嘉定十年（1217）八月二十九日條載臣僚言： 「比日以來，海多寇盜，剽掠平民，如廣之多槳船，溫、台之捕魚船，所至為害。」 29 梁庚堯，《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頁 497-517。
東接大海，西徹婺、衢等州。近訪聞海船般販私鹽，直入錢塘江，徑取 婺、衢州貨賣。其臨安府岸專設海內巡檢一員，責在專一巡捕，一向坐 視，並不捕捉，有妨浙東州縣住賣鹽課」（《會要》〈食貨二六．鹽法〉， 紹興二年二月五日條）。婺州、衢州都屬兩浙東路，兩州官鹽銷售的收 入受到私鹽侵佔市場的影響而減少，所以說「有妨浙東州縣住賣鹽貨」。 錢塘江分隔浙西、浙東，這些搬販私鹽航入錢塘江的海船，若非來自浙 西沿海，就是來自浙東沿海，可是劄中並未明言。這份劄子顯示浙東私 鹽海船的活動，在南宋初年已可能存在。宋高宗、孝宗之際，浙東私鹽 海船的活動明確見於記載，而且由私鹽活動演變成為盜賊的跡象已經顯 露。約在紹興二十六年、二十七年（1156-1157）之間，孫覿有一封寫給 宰相沈該的信，講到私鹽船在長江口一帶活動的情形。孫覿《鴻慶居士 集》卷十二，〈沈相書〉： 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 屠戮，江水為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上晉陵、武進 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西巡檢兵，反販賣菘菜、蘿 蔔，為賣（按：賣字疑為買字之誤）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 一斤，終無一金之入。30 文中所說的軍城，是指位於長江口的江陰軍城。至此販售的私鹽船來自 浙東的溫州、明州，達百餘艘之多。由於所售私鹽的價格遠較官鹽來得 低廉，所以十分暢銷，市場沿著江岸擴展至常州晉陵、武進縣境內，連 職在取締私鹽的巡檢兵，也販賣菘菜、蘿蔔給購買私鹽的人家作醃藏之 用。這些私鹽船，不僅銷售私鹽，又殺掠商賈，目的自然是在奪取貨品。 當牟利而採用更激烈的手段，就演變成為寇盜。他們可能為了利益的爭
30 孫覿此信寫於南宋初年江陰設軍時，按建炎四年（1130）江陰已設軍，至紹興二十七年 （1157）一度廢為縣，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 9，〈江陰軍〉。這段期間的沈姓宰 相有沈該，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五月出任左僕射，至紹興二十九年（1159）罷。見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 9。此信應寫於紹興二十六年至二十 七年之間。
執，又分成不同的黨派，互相殺戮。較孫覿寫信給沈該稍晚，上節所述 洪适在淮東總領錢糧任內，招安到在明州外海活動，以溫州、台州百姓 為主要成員的海盜。這些海盜是在水軍統制馮湛（1125-1195）的追剿下， 因同夥受創，勉強遁逃，而受招安。馮湛先後在定海、江陰與平江府許 浦等處擔任海防任務，曾有過兩次俘獲海盜數百人而以之隸屬水軍的事 蹟。31他在乾道七年（1171），向朝廷提出建議，「海道鬻鹽，徒黨盛 彊，巡尉所不能制者，其人皆熟於舟楫，補以為兵，誠舟師之利」（《絜 齋集》卷十五，〈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 統制馮公行狀〉）。定海在浙東，江陰與平江府在浙西。他所說的「海 道」，應指他曾擔任海防任務的浙東、浙西海域。這些「巡尉所不能制」 的鬻鹽之徒，自然是私鹽販運者。從馮湛對海防的熟悉，及其征討海盜 的經驗，很容易讓人對「徒黨盛彊」的私鹽海船與海盜船之間的關聯， 有所聯想。 上述幾個例子，都是浙東私鹽船在浙東及其北面海域的活動。浙東 私鹽船南航所造成的問題，也見於時人所言。《會要》〈方域一九．起 立寨柵〉嘉定六年（1213）五月二十八日條載樞密院言： 廣東經略安撫司申，審度關防海寇事件，元申肇慶府常於冬、春之 時，有溫、台、明州白槽船盡載私鹽，扛般上岸，彊買（按：買疑 為賣之誤）村民，因而劫掠家財。已踏逐到廣州、肇慶府兩界首起 立寨柵，每遇冬月，差撥水軍官兵五十人前去把截，至次年春盡減 戍。又廣州新會縣界地名潮連山及雞灣、官子渡，正是溫、台、福
31 袁燮（1144-1224），《絜齋集》，卷 15，〈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 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及公擒李承富五百餘眾，既釋其罪，以隸水軍，遂以公為 統領，而代（李）寶屯江陰，以暴白其功焉。隆興元年（1163），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 丞相舉公討之。……改樞密院水軍統領，趣使趨海，至黑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 多勇悍者，釋不殺，請于朝，亦以隸水軍。」江陰水軍原自福建泉州調發而留屯於此， 其後人數續有增加，見曾我部靜雄，〈南宋の水軍〉。黑水洋當在長江口以北之深海， 見宋濂（1310-1381），《元史》，卷 93，〈食貨志．海運〉述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漕 糧海運路線：「自劉家港開洋，……至三沙、洋子江，……又經黑水洋，……抵界河口。」
建私鹽槽船入廣路及海寇藏泊劫掠地頭，已各添置一寨，往來巡捕 海寇及溫、台州等處鹽船作過。或有緩急，兩寨互相應援。元申海 寇作過（按：過字後疑缺緩字）急出沒之地，號上下川罟、蜑頭， 屬新會縣，亦是溫、明州槽船入路，委是要緊。見措置起寨，及於 潮州水軍就撥六十人。 廣東經略安撫司的申狀中所說，從溫、台、明州經福建沿海航至廣東的 白槽船或槽船，應該也就是第一節真德秀和方大琮所說的「溫艚」。白 槽船運私鹽而來，至廣州新會縣的灣澳入西江，航行至肇慶府登岸，並 強行將私鹽推銷給村民，演變成為劫掠岸上居民家財的寇盜。而白槽船 從外海進入西江所經之處，新會縣的潮連山及雞灣、官子渡以及上下川 罟、蜑頭一帶，也是海寇藏匿、劫掠的處所。浙東、福建私鹽船來廣東 活動，所以在冬、春之時，與季風有關，冬天吹東北風，船舶正好乘風 南航，春天已盡，改吹西南風，船舶也乘風北返。32廣東經略安撫司為 防備海寇與私鹽船活動而增設的戍防水軍，也就在這段期間駐防。而這 段時間，正是其他商船乘風往來的時候，成為海盜船劫掠的對象。這封 申狀一方面指出來自浙東的私鹽船演變成為內河岸上寇盜的事實，另一 方面也指出私鹽船和海寇在相同的海面活動，因而將兩者相提並論，加 以防範。廣東經略安撫司的官員，充分注意到來自浙東的私鹽船和海盜 活動的關係，對於「溫艚」所從事的海盜活動是由私鹽販運發展而來， 提供了比較具體可據的觀察。 然而官軍的防範，對於海上私鹽販運來講，僅能減少其發生，減輕 其影響，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就如官軍防範陸上的鹽寇，有可能不敢面 對，甚或與之勾連一樣，33水軍處理海上私鹽運銷及其所演變而成的劫
32 可以互相參照的是，真德秀第一次知泉州時，海盜對泉州鄰近海域的侵擾，起自嘉定十 年（1217）十一月，延續至次年五月，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 8，〈泉州申 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第二次知泉州時，水軍與海盜的戰鬥，在紹定六年（1233）二 月至四月，見同書，卷 10，〈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33 梁庚堯，《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頁 482-484。
盜活動，也未必就會盡心盡力。而就前引廣東經略司的上言看，季節性 駐防的水軍其實人數不多，一寨不過五、六十人，未必能夠抗衡人數較 多的海寇。若是外來走私業者與本地人互相結合，將使官軍的防範更加 困難。 上節述及方大琮在淳祐二年到廣州上任，首先致力於平定桑寇，當 桑寇遁逃至浙東，為官軍殲滅後，他繼而「禁多槳，明緝捕，犯者不貸」 （《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一，〈書．林憲〉）。方大琮的禁令， 應是對廣東當地而發，至於所謂「多槳」，當即多槳船，顯然桑寇的活 動與多槳船有關。但是桑寇本身，可以從廣東西南的南恩州，經廣東海 域，「乘東南風過潮、漳界」（同書同卷，〈書．漳守黃殿講〉），再經 福建海域而北遁至浙東，所乘的船舶應是可以利用季風於深海遠航的帆 船，與活動在廣東當地且以多槳為特色的船隻，又有明顯分別。究竟多 槳船在「溫艚」南來的走私與海盜活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彼此之間是 如何有分別而又相關連，值得推究。 福建、廣東沿海多槳船的寇掠活動，從南宋初年以來已經存在。胡 宏（1106-1162）記向子諲（1086-1153）的生平，述其於紹興二年、三 年（1132-1133）間知廣州，34「時南海賊號大棹，與福建多槳船商販者， 劫掠海道，所在竊發」，向子諲察知大棹船幕後的主持者與胥吏魁首勾 結，藉以處理大棹船的問題；對於多槳船，則「命依市泊（按：泊應為 舶之誤）過蕃法，召保給據，然後得行」（胡宏，《五峰集》卷三，〈向 侍郎行狀〉）。可知這時從福建來到廣東的多槳船本是商船，可是和廣 東的大棹船共同在海上劫掠。由於多槳船原是商船，所以在問題解決之 後，向子諲以「市舶過蕃法」來管理，要求其必須遵守商船出海的規定。 所謂「市舶過蕃法」，內容應在禁止舶商攜帶違禁品及走私漏稅。35這
34 原文作「知貴州」，從所述事實看，應是知廣州之誤，向子諲於紹興二年、三年知廣州， 見李之亮，《宋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頁 21-22。 35 見〔日〕藤田豐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收入氏著，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 代交通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石文濟，〈宋代市舶司的職權〉，收入宋 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7 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4）；陳高華、
類多槳船即使在近海活動，也視同遠航外國的商舶來管理，亦即政府視 其有成為走私商船的嫌疑，並且可能攜有武器，特別加以防範。 多槳船的寇掠活動，又見於福建海面。張浚在紹興九年、十一年之 間（1139-1141）任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36「招降海寇，得多槳船五 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韓元吉［1118-1187］，《南澗甲乙稿》卷 十九，〈右朝請大夫知虔州贈通議大夫李公墓碑〉），這批受招降的海 寇，為數頗多，也是以多槳船在活動。在這同時或稍後，趙鼎（1085-1147） 貶在廣東的潮州，37曾受他引薦的林季仲在溫州，原來打算「辦少土物， 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可是「偶聞海上有多槳船往來為寇，坐是逡 巡而不敢前」（林季仲，《竹軒雜著》卷四，〈與趙參政書．又〉）， 林季仲所聽聞多槳船為寇的地區，應在福建漳州、泉州至廣東潮州之間 的海面上，影響到客船的航運。 廣東近海的多槳船活動，一直是地方治安的重要問題。紹興十九年 （1149），廣州知州王鈇卒於當地，38洪适在祭文中說：「夙寇多槳，出 洲入洋。草薙禽獮，商有肖航。」（《盤洲文集》卷七十二，〈祭王侍 郎文〉）可見王鈇任內，多槳船在海上劫掠，仍然對商舶航行構成威脅。 這時洪适的父親洪皓（1088-1155）貶於廣東的英州，洪适也因事免官， 他往來嶺南，侍奉父親。39洪皓與王鈇原為姻親，並且因此而有深交，40
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 72-78。 36 見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頁 20。 37 趙鼎貶在潮州自紹興十年至十四年（1140-1144），見黃繁光，〈趙鼎與宋室南渡政局 的關係〉，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 23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38 王鈇於紹興十七年（1147）任廣州知州，次年臥病，於紹興十九年去世。見李之亮，《宋 兩廣大郡守臣易替考》，頁 23-24。 39 洪适，《盤洲文集》，附錄周必大（1126-1204）撰〈宋宰相贈太師魏國洪文惠公神道 碑〉：「忠宣公歸自朔方，以忠言忤秦丞相（1090-1155），斥補鄉郡。公亦出通判台州， 將滿而忠宣公以散官謫英州。台守觀望，擬彈文納當路轉示言者，以為風聞。坐免官， 往來嶺南供子職。閱九年，秦薨，忠宣北歸，亦道卒。」 40 洪适為父親撰〈祭王侍郎文〉，其中詳述交往經過：「往在政和，伯父執憲。公締華姻， 弛擔授館。我於是時，蓋傾初面。其後尊榮，攬轡王畿。屈大丈人，博弈同嬉。公於是
因此王鈇在廣州的一些應酬文字，常由洪适代作。41這些文字多處提到多 槳船和大棹船為患江海，可是已不提其來自福建，而視兩者均為廣東當 地民眾的活動。如「伏念此邦瀕於大海，逐魚鹽於多槳，易萌剽竊之謀」 （《盤洲文集》卷七十，〈廣洲［按：洲當為州之誤］獄空道場疏〉）， 「庶賴威力，潛變愚民，使之悛悔自新，不復為多槳、大櫂之計」（《盤 洲文集》卷七十一，〈禱南海神廟文〉）。這裡講到廣東民眾「逐魚鹽 於多槳」，有可能是以捕魚為名，而實際從事私鹽運販；至於「大櫂」， 應該也就是「大棹」。42近七十年後的嘉定十年（1217），臣僚在上言 中提到多槳船涉及海盜活動：「比日以來，海多寇盜，剽掠平民，如廣 之多槳船，溫、台之捕魚船，所至為害。」（《會要》〈刑法二．禁約〉， 嘉定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條）則更明白地說是「廣之多槳船」。總之，在 南宋時期，多槳船的活動長期見於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最初廣東地方 官員認為是來自福建，到後來廣東民眾也被認為與其有關。這些船舶可 能是走私商船，所運載貨品也可能有私鹽，由於常演變成寇盜，帶給兩 地官府莫大的苦惱。 至於上述廣東地方官員所述及的大棹船或大櫂船，則是以搖動多隻 較槳為粗大的櫓來航行，在航行技術上，與多槳船有倚重人力的共同特 色，而其為私鹽船，更明顯見於宋代史料的敘述。北宋元祐六年（1091）， 戶部在上言中已指出「廣南東西路應用大棹船興販私鹽」（李燾［1115- 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六八，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條）。南 宋初年，監察御史廣南宣諭明槖對於大棹船的活動有更多的描述。《會
時，數會鮮睽。洎我出疆，金陵話別。半世來歸，公持使節。迎我過我，尉藉契闊。我 謫真陽，公休豫章。檥楫河壖，閱世炎涼。公來問疾，不改故常。扶胥之鎮，控蠻輯蜑。 帝私遠人，起公來殿。孰謂此生，握手再見。」見洪适，《盤洲文集》，卷 72。 41 洪适，《盤洲文集》，卷 65，〈秋閱致語〉下註：「已下為廣帥作。」廣帥即廣東經略 安撫使兼知廣州。 42 洪适，《盤州文集》所述民間多槳船與大棹船的活動，又見卷 66，〈設蕃致語〉：「利 涉大川，無揭竿之多槳。」卷 67，〈廣東水教致語〉：「舶商銜舳，心期多槳之消。」 同卷，〈歸路致語〉：「鼠子已知焚大棹，馬人又是建豐碑。」
要》〈食貨二六．鹽法〉紹興四年（1134）二月八日條載明槖言： 臣自入廣東界，聞大棹賊船為害不細，其大船至三十棹，小船不下 十餘棹，器仗鑼鼓皆備。其始起於販鬻私鹽，力勢既盛，遂至行劫。 大船則出入海道作過，停藏於沿海之地；小舟則上下東西兩江，東 江則自廣至於潮、惠，西江則自廣至於梧、橫，或越數州，或不出 本州之界。以其所販私鹽，節次卸下於停藏之家，徑引船去。其停 藏之家，或就某處出賣，或賊船接續搬運前去。 元祐年間戶部所言的大棹船，只是興販私鹽；紹興初年明槖所說的大棹 船，已由興販私鹽發展而為寇盜，大船在海上活動，小船則在東、西兩 江活動。西江的梧州、橫州，屬廣南西路，與元祐時戶部所言大棹船的 活動地區在廣南東西路相合。大棹船之大船至三十棹，小船不下十餘棹， 可見大棹船是以多棹航行。 大棹船不僅見之於廣南東西路，也見於福建與兩浙的沿海與內河。 在明槖上言之前兩年，政府已經注意到這些地區大棹船演變為盜賊的情 形。《會要》〈兵一三．捕賊下〉紹興二年七月十七日條： 廣東、福建帥司言，得旨相度措置海盜事宜，欲責令逐處本地分巡 尉與海上緝捕使臣，於本地分活（按：活當是括之誤）責應有大小 槳船之家，並籍記姓名，每三家或五家結為一保，遇有下海興販買 賣，如保內人輒敢劫勅（按：勅當為掠之誤）作過，許同保人收捉。 如同保人蓋庇，許別保人告捉。又不覺察，致被官司捉獲，其保人 一例坐罪。逐路巡尉遇有大（按：大後疑缺小字）槳船作過，即時 捉獲，並與依條推賞。若勢力不加，即時關報鄰近巡尉，會合掩捕。 如致大小槳船走漏，限滿收捕不獲，即行收禁根勘聞奏。詔劄付福 建路提刑司，依相度到事理（按：事理後疑缺「施行」二字）。初， 臣僚乞於廣東、福建、兩浙路瀕海州軍及近裡江面，自來有大棹停 藏及往來去處，各置水軍，專管捕大棹盜賊。詔下兩路帥司相度， 故有是請。
所謂大小槳船，應即大小多槳船。43臣僚所乞請處理的問題，是大棹船 的停藏與劫盜，而廣東、福建帥司回報處理的辦法，卻是對大小多槳船 的嚴加管理，可見大棹船和多槳船在活動上的相關，印證了前述向子諲 對多槳船和大棹船的同時處理，以及洪适對多槳船和大櫂船的相提並 論。在官員的看法裡，包括兩浙、福建、廣東在內，東南沿海各路的大 棹船或多槳船，原以下海興販買賣為業，卻也有可能轉而從事劫掠，成 為盜賊。沿海及近海一帶的內河水面，都是這些賊船往來停藏之所。大 棹船的活動顯然已成為治安上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所以要嚴加防範。 雖然在廣東、福建帥司的上言中，沒有說明大小槳船「下海興販買賣」 的性質，但是兩年後明槖在上言中所提到廣東販鬻私鹽的大棹船，已經 為這一句話提供了註腳，也為在廣東、福建活動的海盜，提示了一種可 能的來源，並且可以和洪适所說廣東民眾的「逐魚鹽於多槳」相對證。 從官員的陳述裡又可以看到，即使是官軍，面對大小槳船的違法活動時， 仍有「勢力不加」的可能。 大棹船或多槳船的特色，應在於未必立有張風帆的桅杆，44而以人 力搖動或划動可能多達十餘隻至三、四十隻的櫓、槳，快速航行，且可 不問風勢逆順；45但船底較平，與航於深海的尖底船不同，只能行於淺
43 沿江制置使姚希得於景定二年至三年（1261-1262）造「大樣多槳船三十四隻」，說明 多槳船可有大小之分。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 39，〈武衛志．戰艦〉。 44 多槳船亦非全為無桅，徐松輯，《會要》，〈食貨五○．船〉，紹熙三年（1192）十月 二十五日條，載三省樞密院奏事進呈權發遣楚州皇甫斌奏：「欲措置造雙桅多槳梁頭闊 丈二三海船二百隻，不過費朝廷十萬餘緡，可以備不測守禦。」但此種標明有桅的多槳 船在宋代記載中頗少見。同書同卷，慶元二年（1196）八月十三日條，載淮西總領所言 及依池州式樣打造之海鶻戰船有十櫓，船身構造的各部分記載甚詳，未見及桅。所以斯 波義信在討論淺海船時，有「無桅多槳船」的用語。見〔日〕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 《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 66。 45 盧鎮補修，《琴川志》，卷 12，〈敘文〉載戴栩〈顧逕左軍記〉：「奇者皆東廣驍銳， 舟用多葉，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渺茫，出沒疑神。」多葉應即多槳。俞希魯，至 順《鎮江志》，卷 21，〈雜錄．武事〉「赤馬白鶴」條：「宋嘉定壬午（十五年，1222）， 郡守趙善湘教浮水軍五百人，……又置多槳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捷疾如飛。」周 應合，景定《建康志》，卷 39，〈武衛志．戰艦〉載開慶元年（1259）沿江制置大使馬
海及內河。46不立桅杆，不張風帆，有助於避免引起緝捕人員注意；快 速航行，則有助於逃避官府追緝。可是不張風帆而又底平，則只能在海 岸附近及內河航行，無法如「溫艚」或「白槽船」一樣利用季風遠航。47
光祖造「輕捷多槳船五隻」。這些雖是官軍的情況，民間的情形應亦相同。徐松輯，《會 要》，〈食貨五○．船〉，乾道四年（1168）十月六日條，載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言水軍 統制軍馮湛所造之湖船底多槳戰船，「用槳四十二隻，江海淮河，無往不可」，可見多 槳船之槳可以比四十隻更多。吳自牧，《夢粱錄》，卷 12，〈江海船艦〉述海船大者五 千料，中等二千至一千料之外：「餘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所謂「鑽風」， 應指可逆風而航。此種鑽風船亦用搖櫓而行，但櫓數不及大棹船之多。 46 脫脫，《宋史》，卷 373，〈洪皓傳附洪邁〉：「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 水可運。」徐松輯，《會要》，〈食貨五○．船〉，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二日條， 載福建安撫轉運司言：「昨准指揮，令兩司共計置，打造出戰魛魚船一十隻，付本路左 翼軍統制陳敏水軍使用。契勘魛魚船乃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乘使。如 福建、廣東海道深闊，非明海洋之比，乞依陳敏水軍見管船樣，造尖底海船六隻，每面 闊三丈，底闊三尺，約載二千料，比魛魚船數已增一倍，緩急足當十舟之用。」奏言中 以航於淺海的魛魚船與航於深海的尖底海船相比，可見福建安撫轉運司所言之魛魚船是 平底。按：魛魚生活之水域，即在淺海與內河。但魛魚船亦有尖底者，「底狹尖如刀刃 狀，可以破浪」，此種魛魚船「可堪出戰」，「與錢塘、揚子江魛魚船不同，俗又謂之 釣櫓船」，見同篇建炎元年（1127）七月十一日條載尚書省言。又隆興二年（1164）五 月二日條載淮東宣諭司言：「去年三月，都督府下明、溫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因明 州言平底海船不可入海，已獲旨，準年例〔按：疑當作「准往年例」〕，籍民間海船更 互防拓。」此處所謂平底海船不可入海，當指不可入深海而言。關於多槳船、魛魚船等 淺海船，又可參考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 64-67。 47 溫艚之「艚」或白槽船之「槽」，其義疑即朱彧，《萍洲可談》，卷 2 所述廣州出海商 船：「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風不能動。」所以必須張帆乘風而航。此說僅屬臆測，仍有 待探討。又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萬曆《廣東通志》，卷 9，〈藩省志九．兵防 總下．戰船附造船事略〉載有烏艚、白艚，烏艚「船底最尖，行水最深，船架高闊，甚 礙風力，只可民間裝載重貨，方得平穩，兵船則無重載，上重下輕」；白艚則「閩之漳、 泉，廣之潮州皆用之，其制與福、沙船大略相同，閩、潮之人，商販于廣，皆望深洋而 行，往來無恙而又迅速，故我兵船取法造之」。雖然說白艚之制與福船、沙船大略相同， 實際上與福船有別，因為閩式的福船「船底圓平，行水不深」，而白艚卻可「望深洋而 行」；至於直隸崇明縣式的沙船，「乘風破浪，轉折回旋，便捷迅速，他船莫及」，與 白艚有相近之處。據萬曆《廣東通志》的記載，明代的烏艚、白艚均為可航於深洋的商 船，但烏艚行水最深，而白艚行駛較為迅速。其中的白艚，或可供了解南宋溫艚與白槽 船的參考。第二節曾述及真德秀在〈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中，論溫艚相關事宜，
而前引淳熙十年官員以廣東之多槳船與溫州、台州之捕魚船相提並論， 由於當時的漁業只在近海，對照之下，多槳船大概只在近海活動。南宋 初年林季仲在寫給趙鼎信中，所述及為患海上的多槳船，劫掠的範圍也 只是在泉州、漳州至潮州的閩、粵兩路毗鄰一帶海面。因此，南宋晚期 方大琮所嚴禁的多槳船，可能並非來自外路，而是廣東本地的船舶。然 而淳祐初年廣東的桑寇，從其遁逃的方向看，卻有可能來自浙東。方大 琮在桑寇問題解決之後，嚴禁多槳船的活動，可以推想的是，從浙東來 到廣東的私鹽船，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已與本地的私鹽販運者相結合，由 他們協助接駁轉運，分銷鹽貨。 本地以大棹或多槳為名的私鹽船，既早已被認為是在沿江和海上行 劫的寇盜來源，而從浙東來此活動的海盜，同樣也有可能是由私鹽海船 發展而來。廣東的私鹽販運，其實是結合了本地人和外來者的活動。共 同走私活動孕育了共同的劫盜行為，無論外來者或本地人，當他們分別 以本身的船舶相互合作從事私販時，固然各自都有演變為盜賊的可能； 而他們也可能不僅在販運私鹽上合作，而且進一步在劫盜上合作，以熟 悉近海與內河情況的多槳船，接運大艚上的人員，共同搶掠；又可能有 一些本地人，由於活動時合作的關係，就此成為溫艚的成員。 在外來者和本地人以各種不同方式互相結合的情況下，外來的私鹽 販銷與海盜活動，也就不能以單一的性質來說明。源自於運販私鹽的外 來海盜船，一方面有本地人參與他們的活動；另一方面，這些海船到了 廣東，雖以「溫艚」最受注意，卻未必全來自浙東，外來者也未必僅限 於溫、台、明州人，也有福建人。南宋初年，向子諲提到福建多槳船到 廣東活動。前引嘉定六年（1213）廣東經略安撫司的申狀中，也提到「溫、 台、福建私鹽槽船」；淳熙十一年（1184）樞密院的上言中，則說廣州 外海的大奚山，「近年多有興化、漳、泉等州逋逃之人聚集其處，易置 大船，創造兵器，般販私鹽，剽劫商旅」（《會要》〈刑法二．禁約〉， 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條）。本地人和外來者互相結合，由從事私
指賊船停泊於如圍頭的深闊灣澳。
鹽販運進而分別或共同從事海盜劫掠，在同樣受到「溫艚」困擾的福建， 應該也一樣。48而這些來到福建或廣東的私鹽船或海盜船，所銷售的也 不僅是來自浙東的私鹽，應也有本地或其他毗鄰地區的鹽產。真德秀在 第二次知泉州時，曾提到海賊擄走鹽綱船。鹽綱船所運者，為福建沿海 鹽場繳至鹽倉的官鹽，海賊劫走之後，便成為他們販售的商品。嘉定六 年廣東經略安撫司的申狀中，指出廣州新會縣一帶，是浙東、福建私鹽 槽船和海寇藏泊出入之處，而新會縣沿海，也正是鹽場之所在，這些藏 泊與出入於此的私鹽船與海盜船，難免也會運載這裡所產的私鹽。至於 福建興化軍、漳州、泉州人在廣州大奚山的活動，則更是一個明顯的例 子。因此「溫艚」一詞，如果具體來看，就有更加複雜的涵義。
四、浙東沿海州郡的私鹽問題
儘管所謂「溫艚」，可能不僅是由浙東溫、台、明等州的私鹽船演 變而成的海盜船，而是雜有廣東、福建沿海本地人的活動在內，但是畢 竟應以浙東沿海民眾的活動為主體。那麼究竟是怎樣的情況，會使得浙 東沿海民眾如此積極地以海船往外路運銷私鹽？又是怎樣的情況，溫州 在浙東沿海各州之中會如此特殊，使得這些船舶特別冠以溫州之名，而 稱為「溫艚」？這些問題，必須藉探討浙東沿海州郡的私鹽問題來解答。 南宋沿海的鹽業生產，由官府控制，鹽場生產的食鹽，均由政府收 購。收購之後，或由官府轉銷給民眾，或先銷售給商人，再由商人運銷。48 徐松輯，《會要》，〈兵一三．捕賊下〉，隆興元年（1163）十一月十二日條，載臣僚 言：「竊見二廣及泉、福州，多有海賊嘯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資給，日月既久，黨羽 漸熾，遂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門、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廣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 是停賊之所。官兵未至，村民為賊耳目者，往往前期告報，遂至出沒不常，無從擒捕。 乞行下沿海州縣，嚴行禁止，以五家互相為保，不得停隱賊人，及與賊船交易。一家有 犯，五家均受其罪，所貴海道肅清，免官司追捕之勞。」臣僚所言，值得注意的是，不 僅地方居民停藏海賊，為其耳目，與之交易，而且時間既久，海賊黨羽漸盛。這些愈來 愈增加的黨羽，應有本地人在內。而這種情形，據臣僚所言，在福建和兩廣州郡都相同。
官府把銷售價格訂得很高，在收購與出售之間，賺取到高額的利潤，成 為政府的重要財源。由於官鹽價格偏高，就給予私鹽的產銷以機會，私 鹽以價廉物美和官鹽競爭，侵蝕到官鹽的市場，成為官府所必須處理的 問題。政府對於私鹽的生產和運銷都懸有嚴格的禁令，並且對私鹽販強 力加以緝捕，卻無法完全解決問題。 私鹽販所販銷的私鹽，來自沿海鹽民的生產。首先，東南沿海的海 岸線甚長，在官設鹽場之外從事鹽業生產，非官府所能完全控制。更何 況即使在官設鹽場之中，鹽戶也有能力產出比官府所訂收購鹽額更高的 食鹽。南宋「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 則停」，可是「又有所謂鑊子鹽者，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 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季計之，則 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 〈淮浙鹽〉條）。在官府管制的竈之外，由鹽戶私自用較小的鑊煎出來 的鹽貨，就成為私鹽。即使用竈，由於管理上的弊端，所產者也會流為 私鹽。淳熙（1174-1189）末，有人指出，由於鹽場負責管理鹽戶生產的 總轄甲頭，侵吞應該發放給鹽戶的鹽本錢，擔心會受到控訴，因而放縱 他們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私煎三 十六萬斤矣」（同上）。南宋中期，由於煎鹽法的改進，鹽戶所煎鹽貨 大為增加。據湖北路鹽商吳傳講淮東的情況，紹興（1131-1162）初年， 「每一竈煎一晝夜，計一伏火，所煎到鹽多者止一十七籌，每一籌計鹽 一百斤」；而在淳熙初年，「每一竈一伏火煎二十五籌至三十籌」（《會 要》〈食貨二八．鹽法〉，淳熙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條）。也就是說，每 竈一晝夜可以多煎八籌至十三籌，計八百斤至一千三百斤。這種情況應 該不會只限於淮東，在其他海鹽產區也可能存在。大量增產的鹽貨，政 府如果無法完全收購，就會流為私鹽。 其次，鹽戶應得的鹽本錢遭到剋扣，生活困難，也會驅使他們產售 私鹽。這個問題在南宋時期一直存在，到南宋末年，由於鹽場弊端愈趨 惡化，鹽本錢剋扣的情況嚴重，鹽戶更是不煎私鹽，則連應納的官鹽也
沒有能力煎製。對於兩浙鹽場有深入瞭解的黃震（1213-1280），在這時 指出，「方今薪米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納及陪錢納哉。 亦曰倚贏餘之私賣，以煎納官之正鹽耳」（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十 一，〈申陳提舉到任求利便劄狀〉）。鹽戶既從官府那裡領不到工本錢， 只得靠煎賣私鹽獲得收入，維持生活，才有餘力煎製官鹽納官。上述這 些一般性的狀況，應亦見於浙東沿海的鹽場。 私鹽的銷售在各地都存在，沿海地區由於是鹽場之所在，特別嚴重。 紹興三十年（1160），權戶部侍郎邵大受曾以浙東沿海產鹽的紹興府和 內陸不產鹽的衢州、婺州作比較。紹興府「最係人煙繁盛去處，在城並 倚郭兩縣，一歲住賣止及十六萬餘斤」，而衢州州城及倚郭縣「每歲買 及三百餘萬斤」，婺州州城及倚郭縣、東陽縣「每縣買及五百萬斤」。 由於衢、婺兩州銷鹽的數量是紹興府的三、四十倍，邵大受認為，「灼 見紹興人戶盡食私鹽」（《會要》〈食貨二七．鹽法〉，紹興三十年二 月二十四日條）。紹興府的情況如此，浙東其他幾個沿海州郡的情形應 也相同，而尤其以台州、溫州的問題最大。朱熹（1130-1200）在淳熙九 年（1182）任提舉浙東常平時，曾經指出這種情形。朱熹《朱文公文集》 卷十八〈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 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 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 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 大舡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 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 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 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 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縻費，吏卒騷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 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
浙東鹽場所產鹽以鈔鹽的方式行銷，此即朱熹所說的「民間食鹽，必資 客鈔」。沿海四州雖因同為鹽場所在而私鹽盛行，影響到鹽鈔的發售， 但是紹興府和明州所產鹽，仍然多少可以吸引一些商人前來購買；至於 台、溫兩州，官鹽發售不出的情況至為嚴重，也因此導致地方官府攤售 官鹽給民眾，以免在歷年銷售量的增虧比較中殿後而受罰，許多弊端由 此而產生。官鹽銷售不出而必須使用攤配的方式，正說明這兩州私鹽販 售的興盛。 浙東沿海各州所產官鹽難以銷售的問題，不僅在於各州為鹽場所 在，本州的官鹽市場易受私鹽的侵蝕，也在於即使在本州以外的地區， 同樣不易銷售。兩浙和淮東鹽場所產食鹽，以淮浙鹽為名，其行銷範圍 廣達長江中下游的淮東西、浙東西、江東西和湖南北各路，是南宋境內 最廣大的食鹽行銷區。可是淮東鹽、浙西鹽和浙東鹽在地理上的銷售條 件，卻各有不同。浙西是南宋政治、經濟的核心區，人口集中，土地肥 沃，農、商均盛，因而社會較為富裕，消費量大，加以水道密佈，運河 貫串，可以連接長江，交通方便，鹽貨運銷較易。淮東本地的交通與經 濟條件不如浙西，但是沿海鹽場生產出來的鹽貨，只要運到真州，就可 以利用長江及其支流所構成的水運網，運輸至長江中下游各路銷售，有 廣大的市場。 至於浙東，則不僅經濟環境不如浙西，交通條件也不能和浙西相比。 浙東境內多山，內部交通比較困難，不易吸引商人前來購鹽。紹興府在 錢塘江口，可以經由錢塘江與浙東西、江東各郡聯繫，又有連接紹興府、 明州兩郡的運河，兩郡鹽場所產鹽貨，可以經運河運入錢塘江，可是運 河航運有時也未必順暢。施宿嘉泰《會稽志》卷四〈堰．上虞縣〉載通 明南堰： 嘉泰元年（1201）冬始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府城，南抵慈谿，西 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回如傾注。鹽運經 由，需大汎，若重載當谼，則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於是增此堰 分導雍遏，通官民之舟，而北堰專通鹽運。
同書卷十〈水．上虞縣〉載通明江： 在縣東十里，源出餘姚江，其西自運河入於江。（原註：有堰曰通 明堰。蔡舍人肇〈明州謝上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 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杭經越至明，凡三絕江，七度堰，此其一 也。） 餘姚江在明州定海縣出海，上溯經州城（慶元府城）、慈谿縣至紹興府 餘姚縣、上虞縣而接通明江，再接運河，歷紹興府城至蕭山縣而入錢塘 江。鹽船溯江河而上，由於地勢高仰，必須等待海潮傾注才能度堰。可 是從餘姚江口至通明堰幾近四百里，海潮推進至此，已是乏力，一瞬即 逝，造成航運的困難。而從明州到紹興府入錢塘江的河運，必須穿越七 堰之多，對於鹽運，特別是明州的鹽運，不能不發生影響，從而消減商 人前來購鹽的意願。 對外交通更加困難的是台州、溫州。兩州除有河流可與毗鄰的浙東 婺州、處州連繫外，與外地的交通，如果不穿越山嶺，就必須經由海道， 商人因此不願前來，導致所產鹽貨銷售不出。《會要》〈食貨二六．鹽 法〉紹興二十九年（1159）九月九日條載浙東提舉都潔言： 溫州歲出鹽三萬五千餘袋，而支發止及一萬五六千袋，緣本州水路 多由海道，陸路則經涉山嶺，自來客人少肯前來請販，致諸場積鹽 數多。 《會要》〈食貨二八．鹽法〉淳熙元年（1174）四月七日條載浙東提鹽 司言： 溫、台州買納正耗鹽數，逐年支發比較皆不及三分之一，緣二州登 山涉海，從來少有大商興販，兼與福建州軍接連，多被越界私鹽相 侵，緣此兩州鹽場常有積剩。不惟坐放鹵瀝消折，兼發泄不行，致 拖欠亭戶本錢。 兩項上言，都把台、溫兩州鹽貨的銷售不出，主要歸因於山海阻隔導致 交通不便；而兩個食鹽行銷區毗鄰的地帶，私鹽常易互相侵入鄰區以低 價競銷，所以淳熙元年浙東提鹽司所提到台、溫州食鹽滯銷的另一個原
因，是鄰路福建私鹽越界銷入。兩項上言又指出，紹興二十九年之前的 一段時間，溫州支發鹽數只是買納數的三分之一稍多；淳熙元年之前的 一段時間，溫、台兩州支發鹽數更不及買納鹽數的三分之一，可見差距 之大。由於山海阻隔造成交通不便，台、溫兩州所產官鹽除各在本州銷 售外，市場也就侷限於有內河可通的處州和婺州。溫州所管的天富南北 監、永嘉、雙穗、長林諸鹽場，據乾道四年（1168）知溫州王逨（1117- 1178）等言，「自初置鹽場，唯藉處州客旅鋪戶就場算請袋鹽，並本州 四縣住賣，別無他路發泄」（《會要》〈食貨二七．鹽法〉，乾道四年 八月十七日條）；台州起發提舉司鹽祖額五千零二十九袋，原來分給諸 縣招商發賣，由於未能賣足數額，支鹽官王栻「措置招誘處州縉雲、婺 州金華、東陽、永康縣客人入納鈔引，支請袋鹽，批發前去，歲無定數」 （陳耆卿［1180-1236］，《嘉定赤城志》卷十六，〈財賦門．起發提舉 司〉）。 台、溫兩州積鹽難銷，並非從南宋一開始就有的狀況。南宋剛建立 時，由於戰爭的影響，商人請領淮鹽在交通上有困難，改往兩浙請領， 溫、台兩州反而有供不應求、鹽鈔積壓的現象。49局勢稍為穩定之後， 南宋政府致力於食鹽的增產增銷，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50這時也還 沒有積鹽的問題。紹興末年，問題出現，南宋政府也針對問題採取過措 施。紹興二十九年，浙東提舉都潔在上言溫州鹽貨銷售不出而致積鹽數 多的同時，建議「今後客人支溫州鈔鹽，如指本路州縣住賣者，每十袋 加饒一袋；若指別路州縣住賣，每十袋加饒二袋，庶幾積鹽可發泄」， 但是「若只於本州縣住賣及今降指揮之前，客人已算鹽鈔，更不加饒」 （《會要》〈食貨二六．鹽法〉，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九日條）。這項意
49 徐松輯，《會要》，〈食貨二六．鹽法〉，建炎四年（1130）二月十九日條：「尚書省 言，近緣淮鹽道路不通，諸色人自京師帶到鈔引前來兩浙請鹽，致應副不起，內溫、台 州積壓鈔引數多，有至三二年以後方當支請鹽貨。」 50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 7，〈公廨門．場務．臨海〉載杜瀆鹽場：「紹興中，因 官吏希賞，申增二分正鹽五千六百石、耗鹽一千六百石，通前額總計四萬三千六百八十 石。」
見為朝廷所接受，後來並且推廣至其他州縣的鹽場。隆興元年（1163）， 朝廷仍然因溫州積鹽銷售不出，而頒有延長加饒時限半年的詔令。51加 饒顯然未能解決問題。乾道元年（1165）八月，權發遣溫州袁孚上言， 指出溫州鈔鹽原本在鹽場支發，自紹興二十八年（1158）起改設州倉， 在州倉支發，「今計州倉所支，比鹽場支數大段虧減」，請求「依舊就 場支發」，朝廷對他的建言沒有回應；乾道四年，知溫州王逨等又就這 個問題提出意見。他們將溫州鹽貨的滯銷，歸咎於州倉行政上的弊端， 「其監官、專秤，暗增秤勢，不無弊病」，因而建議「罷去州倉，依舊 就場支請，守倅檢察，不得高抬斤重」（《會要》〈食貨二七．鹽法〉， 乾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條），這次得到朝廷的接受。其實就場支鹽增加 了商人交通上的不便，顯然也未能解決問題，所以在淳熙十二年（1185）， 溫州要求恢復設置州城鹽倉，並且得到朝廷的接受。52 加饒或就場支發都未能解決問題，於是在淳熙元年（1174）依浙東 提鹽司的建議，有溫、台兩州減併鹽竈、裁減鹽額的措施。台州黃巖、 杜瀆、長亭三場原本共有二百二十一竈，減併後餘一百五十九竈，鹽額 「元額買正耗鹽一十四萬四千三百一十三石，今斟量減欲買正耗鹽九萬 石」；溫州天富南監、天富北監、永嘉、長林、雙穗五場原本共有二百 竈，裁減後餘一百四十三竈，鹽額「元額買正耗鹽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七 十三石，今斟量減欲買正耗鹽一十三萬八千六十九石」（《會要》〈食 貨二八．鹽法〉，淳熙元年四月七日條）。53各鹽場鹽竈、鹽額裁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