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所謂「溫艚」，可能不僅是由浙東溫、台、明等州的私鹽船演 變而成的海盜船，而是雜有廣東、福建沿海本地人的活動在內，但是畢 竟應以浙東沿海民眾的活動為主體。那麼究竟是怎樣的情況，會使得浙 東沿海民眾如此積極地以海船往外路運銷私鹽？又是怎樣的情況，溫州 在浙東沿海各州之中會如此特殊，使得這些船舶特別冠以溫州之名，而 稱為「溫艚」？這些問題，必須藉探討浙東沿海州郡的私鹽問題來解答。
南宋沿海的鹽業生產，由官府控制，鹽場生產的食鹽，均由政府收 購。收購之後，或由官府轉銷給民眾，或先銷售給商人，再由商人運銷。
48 徐松輯，《會要》，〈兵一三．捕賊下〉，隆興元年（1163）十一月十二日條，載臣僚 言：「竊見二廣及泉、福州，多有海賊嘯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資給，日月既久，黨羽 漸熾，遂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門、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廣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 是停賊之所。官兵未至，村民為賊耳目者，往往前期告報，遂至出沒不常，無從擒捕。
乞行下沿海州縣，嚴行禁止，以五家互相為保，不得停隱賊人，及與賊船交易。一家有 犯，五家均受其罪，所貴海道肅清，免官司追捕之勞。」臣僚所言，值得注意的是，不 僅地方居民停藏海賊，為其耳目，與之交易，而且時間既久，海賊黨羽漸盛。這些愈來 愈增加的黨羽，應有本地人在內。而這種情形，據臣僚所言，在福建和兩廣州郡都相同。
官府把銷售價格訂得很高，在收購與出售之間，賺取到高額的利潤，成 為政府的重要財源。由於官鹽價格偏高，就給予私鹽的產銷以機會，私 鹽以價廉物美和官鹽競爭，侵蝕到官鹽的市場，成為官府所必須處理的 問題。政府對於私鹽的生產和運銷都懸有嚴格的禁令，並且對私鹽販強 力加以緝捕，卻無法完全解決問題。
私鹽販所販銷的私鹽，來自沿海鹽民的生產。首先，東南沿海的海 岸線甚長，在官設鹽場之外從事鹽業生產，非官府所能完全控制。更何 況即使在官設鹽場之中，鹽戶也有能力產出比官府所訂收購鹽額更高的 食鹽。南宋「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 則停」，可是「又有所謂鑊子鹽者，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 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季計之，則 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
〈淮浙鹽〉條）。在官府管制的竈之外，由鹽戶私自用較小的鑊煎出來 的鹽貨，就成為私鹽。即使用竈，由於管理上的弊端，所產者也會流為 私鹽。淳熙（1174-1189）末，有人指出，由於鹽場負責管理鹽戶生產的 總轄甲頭，侵吞應該發放給鹽戶的鹽本錢，擔心會受到控訴，因而放縱 他們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私煎三 十六萬斤矣」（同上）。南宋中期，由於煎鹽法的改進，鹽戶所煎鹽貨 大為增加。據湖北路鹽商吳傳講淮東的情況，紹興（1131-1162）初年，
「每一竈煎一晝夜，計一伏火，所煎到鹽多者止一十七籌，每一籌計鹽 一百斤」；而在淳熙初年，「每一竈一伏火煎二十五籌至三十籌」（《會 要》〈食貨二八．鹽法〉，淳熙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條）。也就是說，每 竈一晝夜可以多煎八籌至十三籌，計八百斤至一千三百斤。這種情況應 該不會只限於淮東，在其他海鹽產區也可能存在。大量增產的鹽貨，政 府如果無法完全收購，就會流為私鹽。
其次，鹽戶應得的鹽本錢遭到剋扣，生活困難，也會驅使他們產售 私鹽。這個問題在南宋時期一直存在，到南宋末年，由於鹽場弊端愈趨 惡化，鹽本錢剋扣的情況嚴重，鹽戶更是不煎私鹽，則連應納的官鹽也
沒有能力煎製。對於兩浙鹽場有深入瞭解的黃震（1213-1280），在這時 指出，「方今薪米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納及陪錢納哉。
亦曰倚贏餘之私賣，以煎納官之正鹽耳」（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十 一，〈申陳提舉到任求利便劄狀〉）。鹽戶既從官府那裡領不到工本錢，
只得靠煎賣私鹽獲得收入，維持生活，才有餘力煎製官鹽納官。上述這 些一般性的狀況，應亦見於浙東沿海的鹽場。
私鹽的銷售在各地都存在，沿海地區由於是鹽場之所在，特別嚴重。
紹興三十年（1160），權戶部侍郎邵大受曾以浙東沿海產鹽的紹興府和 內陸不產鹽的衢州、婺州作比較。紹興府「最係人煙繁盛去處，在城並 倚郭兩縣，一歲住賣止及十六萬餘斤」，而衢州州城及倚郭縣「每歲買 及三百餘萬斤」，婺州州城及倚郭縣、東陽縣「每縣買及五百萬斤」。
由於衢、婺兩州銷鹽的數量是紹興府的三、四十倍，邵大受認為，「灼 見紹興人戶盡食私鹽」（《會要》〈食貨二七．鹽法〉，紹興三十年二 月二十四日條）。紹興府的情況如此，浙東其他幾個沿海州郡的情形應 也相同，而尤其以台州、溫州的問題最大。朱熹（1130-1200）在淳熙九 年（1182）任提舉浙東常平時，曾經指出這種情形。朱熹《朱文公文集》
卷十八〈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 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 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 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 大舡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
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 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 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 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縻費，吏卒騷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 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
浙東鹽場所產鹽以鈔鹽的方式行銷，此即朱熹所說的「民間食鹽，必資 客鈔」。沿海四州雖因同為鹽場所在而私鹽盛行，影響到鹽鈔的發售，
但是紹興府和明州所產鹽，仍然多少可以吸引一些商人前來購買；至於 台、溫兩州，官鹽發售不出的情況至為嚴重，也因此導致地方官府攤售 官鹽給民眾，以免在歷年銷售量的增虧比較中殿後而受罰，許多弊端由 此而產生。官鹽銷售不出而必須使用攤配的方式，正說明這兩州私鹽販 售的興盛。
浙東沿海各州所產官鹽難以銷售的問題，不僅在於各州為鹽場所 在，本州的官鹽市場易受私鹽的侵蝕，也在於即使在本州以外的地區，
同樣不易銷售。兩浙和淮東鹽場所產食鹽，以淮浙鹽為名，其行銷範圍 廣達長江中下游的淮東西、浙東西、江東西和湖南北各路，是南宋境內 最廣大的食鹽行銷區。可是淮東鹽、浙西鹽和浙東鹽在地理上的銷售條 件，卻各有不同。浙西是南宋政治、經濟的核心區，人口集中，土地肥 沃，農、商均盛，因而社會較為富裕，消費量大，加以水道密佈，運河 貫串，可以連接長江，交通方便，鹽貨運銷較易。淮東本地的交通與經 濟條件不如浙西，但是沿海鹽場生產出來的鹽貨，只要運到真州，就可 以利用長江及其支流所構成的水運網，運輸至長江中下游各路銷售，有 廣大的市場。
至於浙東，則不僅經濟環境不如浙西，交通條件也不能和浙西相比。
浙東境內多山，內部交通比較困難，不易吸引商人前來購鹽。紹興府在 錢塘江口，可以經由錢塘江與浙東西、江東各郡聯繫，又有連接紹興府、
明州兩郡的運河，兩郡鹽場所產鹽貨，可以經運河運入錢塘江，可是運 河航運有時也未必順暢。施宿嘉泰《會稽志》卷四〈堰．上虞縣〉載通 明南堰：
嘉泰元年（1201）冬始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府城，南抵慈谿，西 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回如傾注。鹽運經 由，需大汎，若重載當谼，則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於是增此堰 分導雍遏，通官民之舟，而北堰專通鹽運。
同書卷十〈水．上虞縣〉載通明江：
在縣東十里，源出餘姚江，其西自運河入於江。（原註：有堰曰通 明堰。蔡舍人肇〈明州謝上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 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杭經越至明，凡三絕江，七度堰，此其一 也。）
餘姚江在明州定海縣出海，上溯經州城（慶元府城）、慈谿縣至紹興府 餘姚縣、上虞縣而接通明江，再接運河，歷紹興府城至蕭山縣而入錢塘 江。鹽船溯江河而上，由於地勢高仰，必須等待海潮傾注才能度堰。可 是從餘姚江口至通明堰幾近四百里，海潮推進至此，已是乏力，一瞬即 逝，造成航運的困難。而從明州到紹興府入錢塘江的河運，必須穿越七 堰之多，對於鹽運，特別是明州的鹽運，不能不發生影響，從而消減商 人前來購鹽的意願。
對外交通更加困難的是台州、溫州。兩州除有河流可與毗鄰的浙東 婺州、處州連繫外，與外地的交通，如果不穿越山嶺，就必須經由海道，
商人因此不願前來，導致所產鹽貨銷售不出。《會要》〈食貨二六．鹽 法〉紹興二十九年（1159）九月九日條載浙東提舉都潔言：
溫州歲出鹽三萬五千餘袋，而支發止及一萬五六千袋，緣本州水路 多由海道，陸路則經涉山嶺，自來客人少肯前來請販，致諸場積鹽 數多。
《會要》〈食貨二八．鹽法〉淳熙元年（1174）四月七日條載浙東提鹽 司言：
溫、台州買納正耗鹽數，逐年支發比較皆不及三分之一，緣二州登
溫、台州買納正耗鹽數，逐年支發比較皆不及三分之一，緣二州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