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世紀以來，閩粵地區的人口一直存在著向海內外的頻繁的流 動。這種人口流動是在全球化產業革命和商業貿易的背景下發生的，也
23 據作者 2010 年在高頭村的田野調查。文中所用爲受訪者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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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伴隨著技術與商品的流動。這些離鄉背井漂洋過海的人中有少數最 後衣錦還鄉，並為中國的鄉村帶來了建築的變革。閩粵僑鄉的洋樓和廣 東開平的碉樓都是這樣的例子，如開平碉樓是民國時期歸僑為抵禦盜匪 侵擾，而出現一種中西合璧的塔樓式的建築。它一般高三至六層，每層 設為一個住宅單元，設有客廳、餐廳、衛生間等等現代生活的功能，由 青磚或鋼筋水泥建造，頂層的瞭望臺大多有著華麗多樣的海外風格。而 洋樓則大多是二至三層的具有殖民地風格的別墅，與碉樓類似，它在開 始時也基本沿革了本地傳統建築的平面佈局。
華僑在家鄉建造的房子，最大的變革是層數。無論是碉樓還是洋 樓，他們都突破了原有村落中單層的雙坡頂住宅的樣式。這主要是因為 建造技術上的突破。混凝土結構承重體系使得建築的牆體得以加高。同 時混凝土樓板和屋頂板的採用使平屋頂排水成為可能，也因此取代了傳 統的木構架坡屋頂蓋瓦排水的做法。多層建築形式的引入，為鄉村建築 帶來的主要是技術和理念上的巨大衝擊，此後即便是沒有海外背景的鄉 民自己建造的房子，在經濟可能的情況下，也都開始採用這種結構體 系。而平面佈局在一開始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很多洋樓與碉樓 裡，平面照搬傳統大厝裡中廳和廂房的樣式，只是將其一層一層的摞起 來蓋而已。新技術的引入在一開始，更多的是修正了原有樑架體系的缺 陷，使其得以縱向發展，增加居住空間。在財力受限的時候，內部裝飾，
甚至樓板都可以繼續沿用傳統木架結構住宅的做法。相較於結構體系的 改進，之前研究中較為關注的用以彰顯華僑的海外經歷的內部裝飾，對 於我們理解鄉村建築形式的變革，實際上是相對次要的。
然而，華僑帶回來的這種建築革命卻並未發生在土樓。這當然是因 為土樓在中國的傳統建築中是一個異類：它原本就是多層的，而且自己 有著一套完善的結構體系和建造程序。有別於洋樓和碉樓中混凝土與木
架結構相結合的情況，混凝土結構與夯土結構是衝突的。無論從技術、
材料、結構或是工匠體系上，兩者都是無法相容的。也正是因為如此，
在土樓地區，華僑並未帶回類似於洋樓和碉樓的「折衷式」的對原有建 築體系修正的建造方法，而是採用了傳統的建造方式。要改，就只能像 虎豹別墅一樣，整個結構體系都改。這也是為什麽1980 年代混凝土結 構開始在鄉村中普及了之後，土樓就完全不再建造了的原因。
華僑在土樓建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歷史背景的 影響。對於清末以後的華僑來說，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其實並沒有回來 住，那些房子是蓋給他們在家鄉的鄉親住的。也因此，很少有人像胡文 虎那樣大費周章的請海外工匠按自己的生活習慣建造房子。華僑的土樓 大多請的是本地的工匠，這些人並沒有去過海外，而他們所建造的所謂
「西洋風格」的土樓，多是根據自己的想像建的。24
16 世紀以來的全球化，給世界不同地方的建築與居住方式帶來了 巨大的變革。從早期的「殖民地風格」、現代主義的「國際式風格」到 後現代思潮中的「地域主義風格」，建築的全球化不僅僅是歐美國家對 外輸出他們的建築理念與技術，更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需 要對新的可能性進行取捨和修正。我們考察中國建築在過去幾個世紀以 來的革命，不能只關注那些由外國建築師，或是受海外訓練的中國建築 師建造的西洋式建築，更要看到那些由全球化的人口流動所直接或間接 造成的建築革命。人口流動引發的中國鄉村建築革命，存在著非常多元 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有海外經驗的樓主土洋結合的設計，是工匠聽了對 海外建築的描述之後異想天開的蓋法，甚至可能是因為中國兩個不同地 區的人在海外相遇之後互相交流而導致的中國地區之間建築風格的互相 影響。在技術和觀念上的輸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華僑投入的資金，使
24 據作者 2009-2010 年在大溪村及高頭村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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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地人得以用原本力不能及的方式建造房屋，使他們見識了新的技術 和結構的可能性，進而加快了鄉村建築變革的速度。
現存的數千座土樓，鮮有關於建造者意圖與理念的記載，在外形與 空間上看也似乎相當的類似。然而，在每一座土樓的背後，卻可能隱藏 著複雜的社區重整的動機，以及對不同國家制度，甚至是世界政治經濟 文化變革的回應。這些土樓在建築形式上的差別是往往微妙而不起眼 的，單純從建築外形或是建築裝飾出發，難以分辨出裡面的玄妙。因此，
我們需要考察建造以及居住在土樓裡的人，思考他們的個人經歷和生活 狀態，以及社區的組織方式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建築及空間的要求。只有 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建築形式的演變與興衰，進而通過建築的歷 史理解社區的發展。
謝誌: 本文是在筆者 2006-2010 年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完成。本研究調查 和寫作的過程，得到了富布萊特基金會、香港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第五 輪）「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李 孝悌教授的支持。本文的觀點得以成形，受益於許多學者的寶貴建議，
如與何培斌、Nezar AlSayyad、Ronald Knapp、David Faure、李士橋等 教授對於土樓內社區發展的討論，與鄭振滿、Michael Szonyi、蕭鳳霞 等教授關於華僑與人口流動問題的討論，與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 中心、國際傳統環境研究協會（IASTE）以及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成員 的討論, 匿名審閱人的建議等等，特此致謝。文中一切謬誤，則皆由筆 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