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金豐、奧杳遷入。迄今傳二十一代，七十一戶，三百人（另 居南洋一百五十餘人）。（鄭豐稔 1949: 159）
黃姓，
梅江鄉，上更保，上版寮，始基祖黃白三郎，明代有永定縣 奧杳遷入。今傳二十二代，一百零八戶，五百一十人（另百餘 人僑居南洋）。
梅江鄉，上科嶺，始基祖皇祖保，由永定縣撫市遷入，今傳 二十代，八戶，六十人（另十二人僑居印尼）。（鄭豐稔 1949:
162）
簡姓，
書洋鄉，官洋，坎下保，長教社。始基祖簡德潤，明初有永 定縣洪源遷入，迄今傳二十代，三百六十四戶，二千二百零 九人（出洋八百八十人）。
書洋鄉，清溪保，清水塘，由長教筆仔尾遷入。今傳七十八 戶，三百人（出洋九十六人）。
書洋鄉，龍水保，涂水坑、龍祭頭、圳尾、羅坑洋、大赤坑、
頂雷坑等處，由官洋遷入，今共一百十三戶、五百二十二人
（出洋四十五人）。
書洋鄉，廈嶺保，頂嶺，山腳，始遷祖簡純柔、簡坤志，由 長教官洋遷入，今傳二十代，共四十五戶，二百二十三人（出 洋六十一人）。
書洋鄉，楓林保，楓樹坪，始遷祖簡貴信，由長教遷入，今 傳九十八戶，五百十二人（出洋三十七人）。
書洋鄉，書田保，書洋坪，由楓林坪遷入，今傳三十戶，
一百七十人（出洋三十四人）。
書洋鄉，書田保，田治，始遷祖簡月池，由長教坎下遷入，
今傳八十二戶，四百五十人（出洋四十五人）。（鄭豐稔 1949: 170-172）
另外還有四個小姓有的僑民的記錄：
詹姓，「梅江鄉，雙溪保，始基祖詹千三郎，由永定縣湖雷 遷入，今傳十八代，七十三戶，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人僑居仰 光）」；（鄭豐稔 1949: 167）
劉姓，「梅江鄉，下屋，始基祖劉萬七郎，明弘治年間由永 定縣貴竹遷入，今傳二十代，一百二十八戶，六百零四人（僑 居南洋二百五十人）」；（鄭豐稔 1949: 169）
鄧姓，「梅江鄉，下科嶺，始基祖鄧國安，由龍巖縣白土遷 入，今傳十九代，二十戶，六十人（另八人僑居仰光）」；（鄭 豐稔 1949: 174）
和魏姓，「梅江鄉，梅東、梅西保，梅林社，始基祖魏進 興，元末由寧化縣石壁溪遷入，今傳二十三代，一百八十五 戶。一千一百七十人（僑居南洋五百餘人）。」（鄭豐稔 1949:
174）
（以上引文中重點均是加上的）
土樓與人口的流動
145
民國時期的梅江鄉大致就是今天梅林鎮的範圍。所有僑民的姓氏幾 乎都分佈在土樓集中的書洋、梅林兩鎮，而其中反覆出現的塔下、南歐、
曲江、版寮、長教、科嶺等地，多有著大量的土樓群。
類似的，永定縣華僑記錄集中的地區也都是土樓集中分布的地區。
據民國版永定縣誌記載，「永定各鄉旅居南洋僑胞，以第三區金豐為多，
第二區豐田次之，其他地方較少」（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金豐 里即金豐溪上游地區，「在縣東境而達南」，包括了土樓聚落高度集中 的的下洋、大溪、湖坑、苦（古）竹、岐嶺、奧杳、南溪、陳東等鄉鎮。
在這些數據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土樓聚落中人口在地域內外的頻 繁流動，尤其是往海外的流動。南靖縣1990 年縣誌記載，全縣華僑、
華裔共24,653 人，其中僅書洋鄉就有 9,610 人，梅林鄉 8,199 人，佔 了總人數的72%（南靖縣地方誌編撰委員會 1992）。而據民國 27 年
（1938）廈門僑務局查報，僅從廈門出境後居住南洋諸多群島的永定「番 客」，在1938 年時人口已有「一萬五千有奇」。在有一些聚落，如南 靖縣的塔下、大壩、南歐等鄉的張氏，僑居海外的人口超過了本地的人 口（張超南、林上楠等 1943）。
當然，我們不能輕易地因此斷定，是土樓建築對家族發展的限制導 致了這些人口的流動。在清中葉以後，隨著山區資源日益緊缺，閩粵各 地都有大量人口受到海外機遇的吸引，飄洋過海去東南亞「行番」。但 不可否認的是，較之其他住宅形式，土樓與人口流動之間存在著更強的 關聯。例如，比起該地區以合院式建築為主的聚落，土樓聚落不僅有更 多遷往海外的記錄，也往往有著更多遷往區域內部其他聚落的記錄，這 說明了這種遷徙不只是地域性的資源緊缺的問題，而和建築形式是有一 定關聯的。土樓建築體型巨大並且空間緊湊，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比 較沒有靈活性。因此，可能使當地人更容易下定遷出家鄉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