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據 清 人 的 記 述 ， 和 素 在 清 初 即 以 優 長 的 滿 文 翻 譯 能 力 著 稱，不但多次主持朝中官書的編纂與翻譯，也曾以一己之力編譯 過諸多作品。在目前存留的和素作品中，透過落款與題跋可確知
《七本頭》諸作均經其手，是其極具代表性的編譯作品集。
然 而 ， 就 文 本 性 質 而 言 ，《 七 本 頭 》 收 錄 的 作 品 性 質 十 分 多 元，很難被簡單歸類。例如：《孝經》屬於儒家的經典著作；《潘 氏總論》屬史論作品；康熙皇帝的《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為數 理類文本；《黃石公素書》為兵家名著；《醒世要言》的性質為童 蒙教本；《菜根譚》則雜揉儒釋道三家之說的勸善書籍；《父母唯 其疾之憂》在清代或被視為制義作品，但在旗人社會卻以教孝本 義而流傳；《性理一則》典出理學家張載《正蒙》，但該文之所以 被收錄其中，卻是和素臨時受皇帝敕命翻譯之作。從形式來看，
《七本頭》系列的八種作品並非全數為和素的翻譯作品。部分著 作實原為他人所譯，經和素再度編輯，方得收列之中；部分則屬
149 清 ． 韜 菴 譯 ， 《 補 翻 菜 根 談 》 ， 收 入 《 七 本 頭 》 （ 滿 漢 合 璧 本 ， 北 京 ： 中 央 民 族 大學圖書館版本b）。
150 清 ． 和 素 輯 ， 《 菜 根 譚 》 ， 收 入 《 七 本 頭 》 （ 滿 漢 合 璧 本 ， 北 京 ： 中 央 民 族 大 學 圖書館藏版本b），頁3b。
和素自譯的成果。因此，《七本頭》應被定位為「叢書」，而非和 素的個人文集。
雖然《七本頭》的文本性質多元紛雜，但就「選書」的 意義 而言，卻顯見和素的翻譯經驗與理念，受到父親阿什坦與康熙皇 帝的直接影響之處。其中，《潘氏總論》與《黃石公素書》即其父 阿什坦課子教讀的教材。考察和素兄弟在清初文化事業的表現，
其三人之所以流利兼通滿、漢雙語，實與家庭教育的淵源關係深 刻。此外，阿什坦曾經翻譯《孝經》「以教旗人」，《七本頭》中的
《 孝 經 》 亦 是 和 素 繼 事 父 親 理 念 的 譯 作 。《 醒 世 要 言 》、《 菜 根 譚》、《父母唯其疾之憂》等作品，不但呼應和素對孝道觀念的理 解與闡述，也反映出和素對於儒家倫理的深切認知。有趣的是，
阿什坦在清初是以道德理學家的姿態著稱，不但建議朝廷應當多 譯「聖賢義理古今治亂之書」，亦曾奏禁翻譯小說的流傳，並得到 康熙皇帝「我朝之大儒」的讚譽。清人雖然盛傳和素為清初滿文 小 說 如 《 金 瓶 梅 》、《 西 廂 記 》 的 譯 者 ， 這 些 作 品 在 當 代 也 有 以
「反面教材」倡導教化的用意。但一來我們很難透過文本證據核 實此說；二則還必須考慮到，講求孝道實踐的和素是否會在文本 選 譯 這 件 事 上 ， 違 逆 父 親 阿 什 坦 的 理 念 ？ 事 實 上 ， 透 過 《 七 本 頭》的選書與內容的考察，清楚可見和素的翻譯理念實繼承阿什 坦以道德倫理教化人心的目標，此與其身為人子，恪行父訓的孝 道落實有著深刻的關係。
除了父親阿什坦之外，康熙皇帝無疑是另一個影響和素 最深 的人。和素出身內務府，身分為皇帝的家內奴僕，終其一生多在 內廷體制中擔任中級官僚。他的官品雖然不高，但長年在君王身 邊行走，與皇權關係密切。康熙四十九年，和素的仕途經歷雖然 一度因舉薦失誤遭到罷斥，隨即因優秀的語言能力獲得起復的機 會 。 事 實 上 ， 康 熙 皇 帝 十 分 推 崇 和 素 的 兼 通 滿 、 漢 文 的 語 言 能 力 ， 除 了 御 賜 「 清 文 第 一 」 的 稱 號 外 ， 還 讓 他 長 期 擔 任 皇 子 師 傅，教導皇子學習滿漢文。並在康熙五十年之後，任命其出任武 英殿總監造一職，負責官方書籍的翻譯刊刻以及管理西洋人等事
務。由此得見和素的翻譯才能，不但為皇帝深知，也在當朝得到 很大的發揮空間，方能於後世留下令名。因此，《七本頭》中《御 製三角形推算法論》與《性理一則》的編纂與翻譯，皆與皇帝的 旨 意 有 關 。 而 《 潘 氏 總 論 》 在 康 熙 朝 的 再 版 ， 也 與 朝 中 進 行 的
《 通 鑑 》 諸 書 的 編 纂 事 務 關 係 密 切 。 康 熙 皇 帝 之 所 以 命 諸 臣 翻 譯、編纂上述著作，與其尋求「資治」的現實統治需求有關。和 素除了擅長語言能力之外，想必亦深悉君王意志，方能恰如其分 地以文字傳達旨意。
從上述討論得見，《七本頭》系列作品的翻譯、編纂與成書，
不但與和素仕宦經歷和家庭教育背景關係密切，也對應出和素對 於「君」、「父」二種角色的崇敬與實踐。以人子的身分而言，和 素透過再版、編輯父親的譯作與推崇的作品，闡揚其翻譯理念，
將孝道倫理等儒家德目以更簡要的形式傳遞於世，是子承父業、
彰顯父名的孝道行為。另一方面，輔佐君王治理天下亦是人臣的 義務。和素為此銜命擔任皇子教師，主持官方書籍的編譯工作，
並以一己之力翻譯康熙皇帝的著作，表述聖心，助於其之實際統 治的需求。
但就現實意義而言，《七本頭》不僅是和素盡忠行孝的表現，
亦在清代旗人社群中發揮深遠的影響。透過文本與版本的考察，
可知《七本頭》的諸作文本在清代曾經出現過多元複雜的出版形 式，得見相關作品在清代的流傳與影響程度。例如：《孝經》、《父 母唯其疾之憂》、《菜根譚》等書被視為旗人的教化典籍，不斷為 時 人 輾 轉 傳 抄 ， 還 多 次 重 印 翻 刻 ， 說 明 擁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閱 讀 群 眾。《醒世要言》甚至還被傳教士翻譯成法文介紹至海外，成為清 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載體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七本頭》諸作 的影響力，不僅存在於和素活躍的康熙朝，即便到乾隆、嘉慶、
道光，乃至同治年間，仍有讀者共鳴、回應其譯作的內容，並嘗 試改編或加以補譯。例如：《菜根譚》與《醒世要言》在清代中後 期，即基於語言變化的實際需求，出現多種補譯與再譯本。由此 得見，和素譯作的實際影響之深遠，不僅反映出清初滿、漢文化
交融匯通的意義，更在清代旗人社群中形成道德教化、知識傳遞 與語言表述形式的多重面向。
（責任編輯：歐詠芝 校對：齊汝萱、李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