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James 指出：「人性是無邊無際的，而真實也有著無數的形式；我們所能 斷言的至多是：有些虛構的花朵有著真實的氣味，有些則無。」91薛寶釵、林黛玉 這兩位存在於小說中的虛構人物，正是曹雪芹深刻掌握無邊無際的人性內涵，所塑 造的具有真實氣味的兩種代表形式，因此都是藝術上的成功典範。而這樣的區別是
91 《亨利•詹姆斯文論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年 5 月），頁 13。
否反映了作者本身對兩個人物不同的價值取捨呢？
如果照多數學者所主張的，視釵黛褒貶為作者貫注書中的價值觀，這將會遭遇 到兩個問題。其一是就《紅樓夢》而言，作者始終未曾逾越創作範疇加以評論，根 本無法追究其個人取捨何在；何況即使曹雪芹曾就此留下意見，事實上也不具較大 的詮釋權威92，因此作者本身的價值觀並不重要。其次，也是更關鍵的是，在這種 心理主義批評的角度下，將作者好惡的自我表現作為小說評論的重點，勢必將《紅 樓夢》劃歸為浪漫主義的「獨白型」小說，而忽略了曹雪芹超越傳統的偉大之處。
依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的看法，在一般獨白型的 浪漫主義小說家作品中，「人的意識和思想只不過是作者的激情和作者的結論；主 人公則不過是作者激情的實現者，或是作者結論的對象。正是浪漫主義作家，才在 他所描繪的現實中，直接表現出自己的藝術同情和褒貶；這時他們便把凡是無法融 進自己好惡的聲音的一切，全都對象化、實物化了。」但與此不同的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獨特之處，不在他用獨白方式宣告個性的價值（在他之前就有人這樣做 了），而在於他把個性看作是別人的個性、他人的個性，並能客觀地藝術地發現他、
表現他，不把他變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作者聲音同它融合到一起，同時又不把 它降低為具體的心理現實。」93由此才創造出一個突破獨白型單一旋律的複調世界，
對小說書寫方式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革新。釵、黛二人正是曹雪芹將種種個性客 觀地發現、並加以藝術地表現的成果。
從對小說文本的深入／全面之研究來看，一如前言所指出，釵、黛都不是簡單 的二分法之下單一價值觀的化身，她們「相對」而不「對立」，在生命流變、世界
92 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便認為：「批評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結構，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就其所討論的藝術而言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詩人當然可以有他自己的某種批評能力，因而可以談 論他自己的作品。但是但丁為自己的《天堂》的第一章寫評論的時候，他只不過是許多但丁批評家 中的一員。但丁的評論自然有其特別的價值，但卻沒有特別的權威性。人們普遍接受的一個說法是，
對於確定一首詩的價值，批評家是比詩的創造者更好的法官。」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4-5。
93 巴赫汀著，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收入《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 教育出版社，1998 年 6 月），第 5 卷，頁 13。
運轉的遷化不居中，甚至可以是互補共生的有機統一體（organic unity）。透過浦安 迪（Andrew H. Plaks）藉由第 1 回「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所闡釋的 二元襯補概念94，我們也可以說，曹雪芹所塑造釵／黛的不同人格型態，並不是以 襯托某一位個人偏好的對象為首要目的，而是要展現「人生經驗中互相補充、並非 辯證對抗的兩個方面」的生命體認；在相對的、多元的世界裡，唯有「互相補充」
才能開拓人生的視野而造就生命的完滿。偏執於「絕對的善惡」的結果便是誓不兩 立的對抗，從而失去了那種令人得以全面關照生命的「滑疑之耀」，以及包容不同 人格而「兩行通一」的寬弘襟懷。正如莊子所言：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鈞，是之謂兩行。……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95
這就是一種承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不「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96， 能以「滑疑之耀」均衡照明的「兩行」智慧。因此，在價值認定上任何固守一端、
執一以求的偏執，絕無法讓人體認那最豐富也最微妙的真理，倒不如拋棄在小說中 尋找褒貶等價值判斷的主觀意圖，而視薛、林二人不同的形象乃是出於作者的藝術 嘗試，所反映的乃是其對人生的深刻了解，從而致力於就客觀的層面分析作者在創 作上所拓展的藝術視野，這或許更是學者們研究的首要目標。
94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3 月），第 5 章，頁 160。
95 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 9 月），〈齊物論〉，頁 70-75。
96 《莊子•齊物論》，同前注，頁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