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是單變數、或是最多兩項變數對語言能力影響的交叉分 析。如果同時考慮本文所提出的三個變數相對的影響力，將有助於進一 步理解臺灣客家民眾客語流失的發生機制。根據表8 運用 2016 年調查 資料對「父母是否通婚」、「世代」及「地區」（不同客家人口比例的 地區）分別進行單變數相關及互動變數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單變 數相關上「世代」差異與目前客家民眾客語能力的相關性最大，「通婚」
其次，「地區」則在最後。如果進一步考慮各項變數之間的互動關係，
則可以發現似乎也是依循著「世代 ＞ 通婚 ＞ 地區」模式影響客家民眾 客語能力。
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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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世代、父母通婚、與地區和客語能力的相關性分析
ETA 值 聽能力 說能力 相關性高低
世代 0.435 0.526 1
通婚 0.418 0.406 2
區域 0.225 0.182 3
世代與通婚 0.539 0.597 2
世代與地區 0.501 0.568 3
通婚與地區 0.443 0.419 4
世代與通婚與地區 0.579 0.62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2016 年「全國客家人口及語言調查」的資料
不過，這種相關性的分析，可能會讓我們對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 對影響力產生誤判。畢竟「出生世代」同時反映了不同時期「大環境因 素」（例如，推行國語政策、及電視媒體普遍化）、客家人大量遷移到 非客家人集中區的「地區」因素組成的結構性變化、以及因此發生的「父 母通婚」的增加之影響。如果將表3 所呈現的出生世代落差、與表 4 不 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與表7 父母通婚之影響進一步比較，或許可以更 正確地評估「推行國語政策」、「電視媒體興起」、「客家人口遷移」、
及「與非客家人的通婚」對客語流失的相對性影響。
表8 中「出生世代」與客語能力的最高相關性，其實源自於超過四、
五十年不同世代之間，因為各種客語流失因素漸次浮現、累積產生的效 果。表3 顯示，由 1959 年以前出生者八成左右都能說流利客語，降低 到1990 年以後出生者僅剩兩成左右能說流利客語，經過了至少四十年。
但是，出生世代之間客語能力下降往往相當緩慢，十年世代間最大的落 差，出現在「1960 年代出生」到「1970 年代出生」之間，流失比例約
為21% 到 28% 之間（表 3）。然而，表 7 顯示，即使在 1959 年以前出 生者，父母親是否為族群通婚，客語能力的差異就在30% 到 40% 之間；
1960 年代出生者，父母通婚與否更導致了 36% 到 44% 的差異。不過，
由於早期客家人通婚比例不高，過去對客家人世代間語言流失的整體影 響力比較有限。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表4 客家人口密度地區之間差距的時間變 化。1969 年以前出生者地區差異並不明顯，1970 年以後出生者，不同 居住地區之間差異開始拉大。1970 年代出生者，居住於傳統客家聚落 與客家人佔三成以下地區差異最大（33% 到 50%）；1980 年代出生者，
兩個地區的差異，也仍然在33% 到 45% 之間。這些比較結果顯示表 8 的分析，可能混合了不同時期各種因素的相對影響。我們可能必須仔細 區分不同時期，不同因素的影響。
經過各項影響因素的歷史變化分析，我們或許可以為表3 的三個重 要客語流失時間點，提出初步的制度性或結構性因素解釋。
第一，「1969 年以前出生者」到「1970 年代出生者」的客語流失，
應該是受到1970 年代以後「電視媒體」興起與普遍化，成為學齡兒童 學習國語的新管道之影響。過去推行國語政策雖然的確造成年長世代在 某些場合不能使用本土語言的「語言轉移」現象（「能說、但不說、或 不敢說」），但是顯然並未導致明顯而劇烈的客語流失。1969 年以前出 生的客家人，至少都有七成到八成左右能說流利客語，不會說流利客語 的主要是住在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特別是都會區）。1970 年代以後 電視媒體普遍化，導致整個學齡世代出現超過半數無法使用流利客語的
「語言流失」現象，以及地區差異拉大（這和曹逢甫、黃雅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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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先前的研究觀察相當一致）。尤其是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由前一 世代尚有過半數到接近七成能說流利客語，急遽流失到僅有三成五左 右；而與同一世代住在客家人口高密度地區者相比，差異更是驚人（2004 年的調查相差近50%、2016 年的調查也有近 40%；參見表 4）。由於要 到1980 年代中期後才出現客家人大量移出客家村落，進入都會地區的 遷移狀況，因此，1970 年代出生者客語能力的地區性差異，比較可能 是反映電視普及化程度的地區差異，而非客家人整體地區分佈型態的變 化。
第二，「1970 年代出生者」到「1980 年代出生者」之間的客語流失，
則是與客家人口大量移出傳統客家聚落，進入都會地區的變化有關。按 照本文資料分析與推估，1980 年代中期以後，超過半數以上的客家人 住在客家人口佔少數之地區。根據表4，1980 年代出生的客家人，除了
「世代」間流失外，世代內的「地區」差異也極為顯著。居住在客家人 口高密度地區者尚有超過半數能說流利客語，但低密度地區者只剩不到 兩成。
第三，「1980 年代出生者」到「1990 年以後出生者」之間的客語 流失，除了客家人口持續遷離客家聚落所累積人口結構分佈因素影響 外，因為遷移而導致族群通婚增加，也開始產生作用。根據表6，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父母親為「客家內婚」者僅剩三、四成，是不同世代 之間降幅最大者。除了呼應過去研究族群通婚對客語傳遞的不利影響之 論點外，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客家人通婚比例大量增加的時間點（1990 年 代以後），以及對整體客語流失發生重要影響的時機。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解釋主要是由結構性因素的分析架構，說明最
早重大客語流失發生之時間點及其原因。雖然本文認為這些結構性因素 是造成客語流失的重要因素，但是並不表示其他因素或個人性的動機或 偏好因素不重要，尤其目前最年輕的幾個出生世代更是如此9。如果由
「父母到子女的代間傳遞」觀點來看，這些個人性因素的影響相當重要。
本文指出的第一個「出生世代」客語能力斷裂點出現在1970 年代出生 者，整體客語能力不及五成，當這個出生世代在1990 年代以後進入生 養子女的生命階段時，超過半數根本沒有能力自己教子女客語。這正是 2002 年以後歷次「客語使用調查」中發現導致父母不願意傳遞子女客 語的最重要因素。加上1970 年代工業化、尤其是後來的全球化發展中，
客語受到使用場域之限制，許多客家人的確因為認為其他強勢語言（英 文或國語）比較重要，沒有意願讓子女學習客語，而加速了客語流失。
本文發現1990 年代以後出生的最年輕世代，即使住在客家人口最密集 的地區、父母親都是客家人，能說流利客語的比例也都下降到四分之一 以下。這種狀況下年輕世代的客語流失，顯然不只是受到社區及家庭語 言環境的結構性因素影響而已；父母親不傳遞、也不鼓勵子女學習客語 的動機因素，或是其他影響親子客語傳遞的空間因素變化，恐怕也十分 重要。不過，由於資料的限制，本文無法探討這些動機因素或家庭內空 間變化因素相對於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力。這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再著力 之處。
儘管如此，本文由結構性因素的架構分析臺灣客語流失問題所發現 的趨勢，卻也可以對客語傳承的未來發展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議題。由於 客家人大量遷離傳統客家聚居地區、也大量與非客家人通婚的發展，因
9 其他的因素包括本文另一位評審指出的居住空間型態的改變（過去伙房屋比現在新興 的公寓讓小孩更有機會互動、遊戲，使用共同語言）、子女數的減少（增加父母照顧 的心力）等。這些家庭內空間或親子互動因素都可能影響到客語流失。不過，本文使 用的資料缺乏相關變數測量，無法掌握或評估這些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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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使過去推行國語運動、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與措施，已經在1990 年代以後消失，但是越來越多的新世代因為缺乏在「家庭」及「社區」
環境中學習及使用客語的機會及動機，客語能力似乎不斷流失。這個發 展可能會衝擊未來客語在客家文化內涵與客家身份認同中的意義與角 色。
由本研究對不同世代客家人客語能力演變狀況的描繪，我們不難理 解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出生的客家人，為何在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 初期發起客家文化運動。這些發起運動者自身由客家聚居地區遷出，讓 他們不但面臨語言政策或他群體人口優勢的壓力，而不得不學習、使用 強勢語言（包括國語和福佬話），經歷了「語言轉移」成為隱形化群體 的經驗，更親身感受到子女世代客語能力流失。這些獨特的經驗，也使
「客語」在此中壯年世代的客家身份意識與認同上，具有無庸置疑的重 要性。
隨著客家運動獲得其他政治行動者（包括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回 應，而在1990 年代以後陸續成立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層級的客家事務 專責機構，以及客家電視臺、客家研究機構與客家學院的發展，客語流 失的問題也受到重視，成為重要的施政目標。2001 年客委會成立以後，
推動的各種客語復振政策，雖然不可能立即改變客語流失的狀況，但是 確實顯著地提升了客語在臺灣公共場域及媒體中的地位與能見度。客語 成為臺灣社會中重要語言之一的地位已有初步建制化的保障。
推動的各種客語復振政策，雖然不可能立即改變客語流失的狀況，但是 確實顯著地提升了客語在臺灣公共場域及媒體中的地位與能見度。客語 成為臺灣社會中重要語言之一的地位已有初步建制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