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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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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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昌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彭佳玲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研究員本文透過_{2004 年、2011 年、及 2016 年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與語言} 調查的資料，分析不同出生世代臺灣客家人客語能力的變化。本文指出三個客語傳承重大斷裂點發生的世代以及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第一次重要的世代斷裂，出現在1970 年代出生者，主要是因為電視媒體普遍化的影響。第二次的斷裂則是發生在_{1980 年代出生者，主因是越來越多} 的客家人離開客家人聚居地，進入族群混居地區。第三次的斷裂，則是發生在_{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新的影響因素，則是此一世代有相當高} 比例是父母親為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通婚。除了這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外，結論中也討論其他個人性或家庭內因素的影響。關鍵詞：臺灣客家人、世代傳承斷裂、語言轉移、語言流失、客家人口調查 * 本文初稿發表於「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學術研討會」， 2017 年 5 月 19 日，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18 年 5 月 23 日接受投稿日期：2018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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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18, 1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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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Language Loss of

Hakka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u-cha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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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Jia-ling Peng

Senior Researcher, Statnic Compan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s of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among different birth cohorts by analyzing three national surveys in 2004, 2011, and 2016. It identifies three critical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s in Hakka language transmission. The first critical disruption among the 1970s birth cohort was caused by the emergence of TV as an alternative means of promoting national language. The second disruption among the 1980s birth cohort was mainly caused by massive migration from Hakka villages into the urban areas. The third disruption was found among the 1990s birth cohort, when parental ethnic intermarriages became more common than endogamy. The concluding section also mentions the influences of personal and other factors besides the structural factors.

Keywords: Taiwanese Hakka,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Loss, Hakka Population Surveys

* Date of Submission: May 23, 2018 Accepted Date: August 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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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Hakkas learn the Hok-lo dialect and in time the Hakkas may become extinct.

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 1895: 102

客人勿忘客家話，我們多次接觸海外客屬僑胞，在海外僑居三代五代其後裔尚能說出正確客家語言，令人感佩，反而在臺北市內見過不少旅北客家同鄉之第二世子弟不能說客語，以為其聰明，何不使人失望，其原因不知自己客家優秀傳統，在閩人環境中自卑所致。周東郎，1974: 552

A language is in danger when its speakers cease to use it, use it in an increasingly reduced number of communicative domains, and cease to pass it 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at is, there are no new speakers, adults or children.

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 2003

一、前言

1980 年代末期的客家文化運動浮現，讓長久以來客家人在臺灣社會處於「隱藏」或隱形狀態成為公共議題，也讓客語流失成為運動者及研究者關心的重要議題。作為客家意識與文化運動公共論述平臺的《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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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4 風雲》雜誌，_{1987 年創刊號有四篇文章提到客語面臨的問題（陳群翔整} 理 1987；鍾孝上 1987；羅肇錦 1987；彭政全 1987）。一般公認當代客家運動分水嶺事件「一二二八還我母語大遊行」（_{1988 年），即是訴} 求改變客語在公領域中消失的狀態。當時許多客家文化菁英都認為「母語流失」是最重要的客家危機（例如，鍾肇政_{1991；徐正光 1991：8）。} 客語流失也在1990 年代成為社會語言學者關切的重要課題（例如，黃宣範_{1993：187-199；曹逢甫 1997：21-47；徐正光、蕭新煌} 1995）。早期研究大都發現客語流失狀況相當嚴重，尤其是在都會地區，年輕世代客語能力明顯下降，沒有使用的習慣或環境；流失的原因則是國語政策、客家人身為少數人、或是與他族群通婚。不過，這些早期研究往往根據有限地區、小樣本、或是單一時間調查資料，無法確知語言流失發生的進程、狀態、也難以推論到全臺灣客家、或是用於分析或檢驗不同因素之影響。 2001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後，將復振客語列為施政重點之一。在_{2002 年以後幾乎每年都委託執行研究計畫調查客家人的客語能} 力1。但是由於抽樣方法及樣本規模不斷變動，而且多以「縣市」作為主要分層，並以「家戶」作為抽樣單位，因此雖然可以推估該年客家民眾整體客語聽說能力，但是如果要更進一步分析不同年齡層客語能力變化或是影響因素，則有些捉襟見肘（參見本文更詳細的討論）。相對來說，客委會另一項長期的「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研究案，在抽樣方法及樣本規模上都遠比「客語使用調查」更能夠承擔較細緻的年齡「世代」 1　「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分別在 2002、2003、2004、2005、2006、 2007、2009-2010、2012-2013 舉辦過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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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客委會也決定在_{2016 年開始將這兩類調查合併為一個規模較大} 的調查案。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具有代表性調查資料，評估臺灣客家民眾客語流失狀況、發生時機，與可能的原因。本文將整理並分析 2004 年到 2016 年之間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調查資料，以避免單一年度調查資料的限制。在分析概念上，相較於一般語言社會學往往強調使用特定語言的機會、場合去分析「語言活力」（_{language vitality），本文將} 專注於分析客家民眾客語能力在不同年齡層之變化，以掌握臺灣客語流失（_{language loss）發生的時機與程度。至於語言流失原因，本文將運} 用「語言移轉」（language shift）文獻指出的四種影響因素（學校教育、媒體、社區、及家庭），參照臺灣客家人的狀況與處境作為主要分析架構，進而指出客家人口地理分佈轉變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客語面臨已經不只是「語言轉移」，而是「語言流失」的問題。

二、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討論為何本文將分析重點置於「語言流失」，而非過去一般社會語言學討論「語言活力」、或是「語言轉移」時經常使用的其他指標，例如，語言使用場域或頻率的衰減。這是針對當代臺灣客家語言面臨的新問題，在研究概念與課題上必要的調整。另外，本節也討論如何透過比較不同出生世代之間客語能力差異，來掌握臺灣「客語流失」現象發生之進程。最後，本節討論影響臺灣客家人「語言流失」的原因，特別是結構性因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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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語言轉移」到「語言流失」

過去語言社會學者討論少數群體語言在當代社會中瀕危現象時，往往將語言使用場域及頻率是否縮減、及世代傳遞狀況，作為觀察重點。本文一開始引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2003 年語言專家團體的「語言活力與瀕危狀態」報告書，對於語言瀕危的觀察指標，就指出了這三個重要面向。1987 年解嚴前後，不少國內外語言學者研究臺灣語言狀態時，也經常採用類似的語言轉移概念與指標（例如，_{Young 1988, 1989；黃} 宣範 1993；曹逢甫 1997）。然而，這三項指標其實包含了兩種性質迥異的語言轉移或流失狀態。「語言轉移」顧名思義是指：「一種語言替代另一種語言，成為社區中溝通及社會化的主要工具」（_{Potowski 2013: 321）。一般而言，這} 種現象通常發生在人數較少、處於弱勢位置群體，學習使用人數較多的強勢語言之過程。語言轉移最極端情況即是語言滅絕，也就是沒有人會說及使用該語言；但是過程中也出現越來越少人能夠使用該語言的「語言流失」現象。雖然一般認為「語言流失」是「語言轉移」的一個階段，但是本文認為兩種現象涉及極不相同的語言能力預設、測量指標、及對語言復振運動的挑戰，在概念上應該加以區分。「使用場域」及「使用頻率」這兩個指標似乎預設了被觀察對象仍能使用該語言，只是使用的場域越來越少、或甚至根本不用；這是典型的「語言轉移」現象。但是，當語言使用者不再將語言傳遞到下一代，就出現語言社群中有些成員無法使用「語言流失」問題了。前兩種指標涉及的「語言轉移」現象，通常反映了第一代城鄉或跨國移民面臨的語言接觸經驗與應對策略。過去絕大多數客家人都住在客家聚落（參見下面的討論），在家中及社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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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客語，上學或離開家鄉工作後，才被迫開始學習、使用國語或閩南語；他們的語言接觸經驗是「語言轉移」現象。1958 年出生、出身新竹的臺灣客家人劉環月，就曾經在_{1987 年客家運動浮現後指出下列經驗：} 十六歲以前，我是個完全生長在客家村莊的客家人，除了學校的國語教育之外，我的生活、語言、習慣… 完全是父母長輩教授及傳襲給我的，那時候，不要說不會講閩南話，甚至連聽過都沒有！十八歲的時候，我已經離家兩年，在現代都會中浮沈，卻羞於承認自己是個客家人！（……）其實，有不少客家新生的一代，都與我有相同的經驗。（劉還月 1987：5）楊永仕（Russell L. Young）1980 年代傳統客家聚落的研究，也觀察到類似的語言轉移狀況，雖然轉移程度不及都會地區嚴重2。然而，移民第二代的語言經驗或問題，卻與第一代有相當差異。徐正光與蕭新煌在_{1993 年針對大臺北都會地區客家人語言調查，就發現雖然受訪者本} 身絕大多數都能說客語（80.43%「很流利」，17.03%「還算可以」），但是卻認為其子女世代，僅有不到半數能說客語（_{17.9%「很流利」、} 2　楊永仕研究代表傳統客家聚落屏東縣麟洛鄉、及新竹成年人的調查資料顯示，客家受訪者與上一代「多數時間或最常使用客語」的比例高達96.7%、同代人也有 90.7%、下一代則為81.6%；與同事為 44.9%、朋友為 66.7%（Young 1988: 332）。另外，86.2% 的客家受訪者和同事使用客語、79.8% 和工作中遇到的人使用客語、93.6% 與朋友使用客語（Young 1988: 333）。而客家受訪者有接近六成（58.0% 和同事、59.3% 和工作中遇到的人、61.5% 和朋友）使用福佬話（Young 1988: 334）。這些數字顯示受訪客家人都能使用客語溝通，只是使用頻率下降、場域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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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1.3%「還算可以」）、另外一半不是不流利、就是根本不會說（15.0% 「不太流利」、5.6%「很不流利」、17.9%「會聽不會說」、12.3%「不會聽也不會說」）（徐正光、蕭新煌_{1995：7-8）}3。換言之，他們認為都會地區的第二代之間已經出現「語言流失」現象了。 1990 年代以前，由於語言社會學者研究對象幾乎都為 1970 年以前出生、大多都能說流利客語的成人，因此，客語最大的問題，的確是使用場域及頻率縮減的「語言轉移」問題。當時部分客家菁英雖然已經注意到下一代「客語流失」危機，但是由於沒有直接測量新世代客語能力，流失程度整體面貌並不明朗。另外，過去一般也認為客語的代間流失是都會地區特有現象，在傳統客家聚落中似乎並不嚴重。不過，隨著越來越多客家人移居到都會地區，客家人「語言流失」的現象，似乎不再只是少數客家人的問題，而轉變成為客家人共同的問題。基於上述因素，本文在分析上以「語言流失」作為探討重點，而不討論「使用場域」或「使用頻率」縮減問題。

（二）客語流失現象與發生原因

臺灣客家人語言轉移或語言流失現象存在已久，但是被當成問題，甚至是危機，則是相當晚近的發展。按照黃宣範的說法，目前文獻上客家人客語流失最早記載，可能是_{1895 年馬偕《臺灣紀實》書中，在新} 竹一帶的觀察。馬偕當時就發現有些年輕客家人學習使用福佬話，而擔心客家話可能會逐漸滅絕（參見本文一開始引述馬偕的觀察，_MacKay 3　這項調查並非採取隨機抽樣，而是以客家雜誌訂戶、同鄉會會員、參與客協文化講座活動的群眾為主，回收率也僅20%（發出 3,100 份，回收 626 份；徐正光、蕭新煌 1995：3）。回收樣本中，桃竹苗地區出生者佔了 78% 以上，高屏地區則僅有 8%（同上引：4）。以此來看，這些應該是客語程度較佳、客家意識較強、而且主要是北部客家人的自我選擇樣本。不過，即使在這些樣本中，仍有明顯客語傳承世代斷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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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102；黃宣範 1993: 188）。不過，當時臺灣客家人似乎沒有留下擔心此一問題的文字記錄。客家人作為臺灣社會的少數群體，面對其他人數較多的語言與文化相異群體，一直有「語言轉移」壓力，也有不少「語言流失」狀況。現在一般人相當熟悉的「福佬客」，正是指許多原先講客語的社群，在福佬人優勢地區中逐漸被福佬化，已不能說客語，有些甚至不知先人的客家淵源（林衡道_{1963；許嘉明 1973）。另外，在福佬人與客家人傳統} 聚居地交會地區，長期以來就有客家人語言轉移狀況。例如，日治時期 1905 年及 1915 年國勢調查中，就發現臺灣客家人有將近一成五家庭常用語已經轉移為「福佬話」（王甫昌 2011：230-231）。然而，這些現象過去似乎沒被當成是問題或危機；一直要到_{1980 年代，才出現客語} 流失問題的危機論述。這固然是因為過去「中國民族主義」概念下，「推行國語」強化民族團結的氛圍中，「語言問題」是敏感政治問題。但是，更重要原因，可能是儘管在官方語言政策與優勢群體壓力下，客語已有「語言轉移」現象，但是「語言流失」問題並不太嚴重（見曹逢甫 1995 年的研究；引自曹逢甫、黃雅榆 2002）。多數客家人即使因為上學、工作、或居住地區，導致日常使用客語的情境（場域）與頻率減少，甚至刻意隱藏客家身份，但是因為從小在傳統客家聚居地區成長，學習並使用客語，因此仍然保有聽說客語能力。客家人傳統聚居地區因此構成了臺灣客家人語言世代傳遞的重要基地。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特別是祖籍分類）頻仍，導致許多人在械鬥後遷移，許多原先祖籍群體混居狀態，逐漸變成祖籍群體同質居住的型態，形成了今天我們熟知的客家人集中居住地區分佈（許達然_1996： 32-33）。因此，1860 年代大規模祖籍分類械鬥消失以後，絕大多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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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家人都住在客家人占人口多數的地區。根據表_{1 的資料分析，在 1928} 年（日本昭和3 年）日本殖民政府《臺灣在籍漢人鄉貫別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七成五的客家人住在客家人口佔多數的_{51 個街庄中。這種} 狀況一直延續到1960 年代。1956 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資料中，仍有超過六成五客家人住在客家人佔多數比例的_{43 個鄉鎮市區中，到} 1966 年《民國五十五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也顯示仍有將近五成八的客家人住在客家人口佔絕對多數的_{42 個鄉鎮市區中（這三項統} 計資料中如何界定客家人，請參見表1 底註的說明。）。表1 客家人在不同類型客家人比例街庄或鄉鎮市區分佈狀況（_{1928-1966 年）} 鄉鎮市區（街庄）中客家人口比例 1928 1956 1966 街庄數量佔全部客家人口比例鄉鎮市區數量佔全部客家人口比例鄉鎮市區數量佔全部客家人口比例 71% 以上 40 64.18% 30 49.34% 28 41.56% 50%-70% 11 10.62% 13 16.01% 14 16.14% 30%-49% 15 7.65% 13 7.18% 15 11.03% 29% 以下 209 17.55% 300 27.47% 300 31.27% 全部 275 356 357 資料來源：作者由1928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祖籍為福建省汀州府、廣東省嘉應州、及惠州府者之比例計算而得。1956 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1966 年《民國五十五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中，臺灣省籍者「祖籍」為廣東省者的比例計算而得。參見，王甫昌（2018：243-300）。在客家人集中居住地區，客語是家庭、社區及地方上的通用語，客語世代傳遞順暢，沒有斷裂問題。客語流失現象雖然出現在客家人居於少數的地區（特別是都會地區），但是似乎並非客家人普遍性的危機。本文一開始引述周東郎（1974: 552）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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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錄中，感嘆臺北都會區年輕世代不會說客語，主要都是因為受到海外客屬評論臺灣客家語言狀況之刺激（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 1974）。但是，新世代「客語流失」現象到了 1980 年代似乎益發明顯。我們或許可以由最近客語使用狀況調查之初步發現，得到新世代客家人「客語流失」因素之線索。_{2003 年「臺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 調查研究」發現，約有16% 客家家庭受訪者表示未親自教導子女使用客語，主要理由依次是：本身不太會說客語（_{51%）、居住地非客家庄} （37%）、沒有必要（22%）、與配偶使用語言不同（20%）、學英語更重要（_{1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3: 伍 -4、伍 -5）。後續調查中，} 這幾項影響因素一再出現，不過相對重要性有消長與變化。2007 年調查發現的因素為：本身不太會講（_{64%）、沒有必要（15%）、居住地非} 客庄（10%）、與配偶使用語言不同（6%）、國語更重要（6%）、英語更重要（_{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97-98）。2012 年到 2013} 年的調查結果，則是：本身不太會說客語（62%）、習慣說國語（18%）、居住地非客家庄（_{12%）、習慣說閩南語（8%）、與配偶使用語言不同} （5%）（客家委員會 2013: 3）。以上這些受訪者主觀表達不傳遞子女客語之理由，混淆了不同層次或範圍的因素。其中最重要因素是「父母本身就是過去客語流失的受害者」，因此根本沒有能力傳承客語；_{2003 年調查有五成受訪者如此表示，} 到2007 年、2013 年更超過六成。除此之外，比較重要則是「結構性」因素，包括居住地非客庄的「社區」因素、及父母代族群通婚使用不同言語的「家庭」因素。最後才是「個人性」的動機（認為學國語或學英文更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或是「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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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慣說國語」、「習慣說閩南語」等因素，可以被理解為父母個人性的動機因素，但是其實也可能反映了父母所經歷的語言環境變化，或是父母本身的語言轉移經驗。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由_{2003 年到 2013 年，除了} 「父母的客語能力流失」重要性上升外，其他因素的比例都在下降。這些初步發現留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父母代的客語流失」？或是「到底是哪一個世代開始流失」？這些是描述及解釋臺灣客語流失現象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恐怕都不是光由受訪者以個人經驗、或不傳遞客語給子女的動機指出的因素可以完整回答的。我們需要有系統地探索制度性及結構性因素之影響才能回答這些問題。本文認為，客語流失可能和臺灣客家民眾學習與使用客語的場域與環境之劇烈變化有關。而過去研究指出影響語言轉移或語言流失的因素，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宏觀的「制度性」或「結構性」因素及微觀的「個人性」因素。致力於研究及推動翻轉「語言轉移」的_{Joshua A. Fishman 曾經指出} 影響語言傳承的四類制度性或結構性因素，包括「學校教育」與「媒體」場域（通常反映官方語言政策的公領域）、「社區」、「家庭」（私領域）四種場域（Fishman 1991）。過去臺灣語言轉移或語言維持研究，指出的原因也大多不出這些範疇。其中，政府在學校以激烈手段（處罰使用「方言」者）推行國語，以及在1962 年電視出現後，為了反制「方言」節目盛行妨礙推行國語，_{1975 年制訂「廣播電視法」限制節目中使用「方} 言」比例，更是所有研究都提到的因素（例如，黃宣範 1993；徐正光、蕭新煌_{1995；曹逢甫 1997；Kubler 1985；Young 1988, 1989；曹逢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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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榆_2002）。不過，雖然政府在戰後不久即實施推行國語政策，但是過去或許是因為條件仍不成熟，並未能有效地強力實施。直到_{1970 年代才因為電} 視出現後，「方言甚熾」，推行國語運動受挫，引發資深立委在立法院質詢，政府因此發起新一波、措施更加嚴厲的推行國語運動（張博宇主編1987）。本文作者之一過去研究即指出，當時以福佬話發音的黃俊雄電視布袋戲「雲洲大儒俠」收視熱潮，引起本土語言復甦現象，讓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國際局勢失利壓力下，更強力鎮壓本地語言以推行國語（王甫昌_{2005：101；Wang 2005：61-62, 92）。} 然而，上述推行國語政策的變化也說明，電視媒體出現及逐漸普及，更加影響學齡兒童語言學習（曹逢甫_{1997；曹逢甫、黃雅榆} 2002：20）。過去本省籍家庭及本省籍佔優勢社區中通常使用本地語言（包括客語及福佬話），學校教育強力推行國語，對家庭及社區中本土語言傳遞之影響可能相當有限。學校教育或許讓人在特定場域中（不得不）使用國語，但是不至於到讓人根本無法使用原本社區中通行語言溝通的地步。然而，電視普及化造國語進入社區及家庭的私領域中，成為學校教育之外，兒童學習國語之重要管道。因此，本文認為電視媒體普及應該是影響到1970 年時的學齡兒童（約在 1960 年代出生者），及之後出生世代的客語能力。除此之外，「社區」的人口結構因素也有相當影響。客家人在臺灣整體人口比例較少，一旦進入客家人佔少數地區，則通常必須學習、使用地區的優勢語言，而不利於客語能力維持或傳遞。過去研究也經常指出這項因素的重要影響，不過，由於樣本數量限制，除了_{Jan, K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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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 Lomeli（2016）及黃雅榆（2002）的研究中同時有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樣本外，其他研究往往只有客家集中區（例如，Young 1988, 1989）、或是在都會區樣本（例如，徐正光，蕭新煌，1995）。然而，這兩類地區語言轉移或語言流失的問題有明顯差異。我們必須比較不同類型地區，才能有效評估這項因素的影響。另一項「私領域」的結構性因素則是家庭語言環境，尤其是父母代跨族群通婚對語言傳承的衝擊。黃宣範（_{1993）、徐正光、蕭新煌} （1995）、及 Jan, Kuan and Lomeli（2016）都特別指出族群通婚不利於客家人語言維持。徐、蕭二人的研究發現，臺北都會區中夫妻都是客家人的家庭，家中最常使用客語比例高達83%，但是族群通婚家庭就降到三至四成以下或更低（徐正光、蕭新煌_{1995：18）。} 除了上述制度性與結構性因素之外，過去研究中也提到一些個人性因素，包括「語言的態度」或「同儕團體壓力」對語言轉移或流失影響（Potowski 2013: 323; Caldas 2006）。西方文獻指出，移民團體成員為了加速融入當地社會，往往會鼓勵子女學習社會的主流語言，甚至不惜犧牲學習其原生社會語言。而年輕世代也可能因為同儕團體壓力，而不使用自己原生社會語言。類似狀況，亦可見於前面引述的臺灣客語使用調查，發現許多客家家庭的父母，鼓勵及支持子女學習各種強勢語言（特別是國語、英文），無形中剝奪子女學習及使用客語機會，阻礙了客語傳遞。由上述討論可以知道臺灣客家人不同時期面臨的語言問題性質並不相同，影響因素也有差異。1990 年代的研究大致都指出，早期國家語言政策或大眾傳播媒體，的確造成了明顯「語言轉移」現象，但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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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流失」並不嚴重。本文認為，在都市化及教育普及的現代化過程中，客家人大量遷出客家人集中地區的巨大社會變遷，是影響當代客家人語言流失的重要因素。過去客家人大多集中居住在客家村落，教育或大眾媒體中推行國語政策對本地語言在社區及家庭中傳遞的影響相對有限。一旦客家人大量遷離客家社區聚落，不但社區語言傳遞機制受到影響，客家作為少數人與其他不同背景人士認識、接觸、通婚的可能性都大為增加，連帶也影響到家庭的語言傳遞機制。這些結構性因素的變化，是個人性動機因素以外，影響語言能力流失的重要因素。即使父母有強烈動機、也堅持在家庭中傳遞其少數群體語言給下一代，如果缺乏社區或其他社會群體配合提供語言使用環境，語言的世代傳遞還是很容易受干擾而中斷。反過來說，父母沒有傳遞少數語言給子女的動機、或是認為強勢語言更重要的態度，也可能是對所處語言環境的個人適應策略、或甚至與自身已經不（太）會說、無法傳遞有關4。有鑑於本文主要是關切整體性客語能力流失之巨觀性歷史性變化，而非解釋個體之間誰比較容易流失的微觀性差異，以及微觀因素中的「語言態度」不容易在測量上與「結構變化」影響、或是「自身傳遞語言能力」區分開來，本文將不討論微觀層次的個人性因素之影響5。本文將以三種結構性因素去分析客語流失發生的原因。除了由不同出生世代客語能力的比較來掌握客語流失發生之時間點外，本文也將以 4　前面引述的客語使用狀況調查中，受訪者為何不傳遞客語給下一代的各項原因，因為可以複選，因此無法明確區分「動機」（認為「沒有必要」、其他語言更重要）與「能力」（自己不會說）之間的關連或差異。 5　本文評審指出，許多客家父母認為學習國語或英文更重要，而不教或不要求子女學客語，是造成客語流失的重要因素。本人完全同意。不過因為本文分析的調查資料中，缺乏有效的獨立測量，加上上述測量概念不易與「結構影響」、「自身傳遞語言能力」明確區分的限制，本文將不分析這項個人性動機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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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生世代」來測量大環境變化（包括國語政策、電視媒體出現及普遍），並分析「地區」（居住的鄉鎮市區客家人口比例）、「家庭」（父母親是否皆為「客家人」還是族群通婚）對客家人客語聽說能力的影響。不過，不同歷史時期人口結構因素之不同組合與變化也影響這四項因素的作用。其中，本文認為導致「客語流失」最重要因素是客家人大量遷離傳統聚居地。我們雖然無法斷定此一社會變遷何時發生，但是或許可以由客家人口分佈型態之轉變推估變化趨勢。前面表1 的資料顯示，直到 1960 年代，絕大多數臺灣客家人仍然住在客家人佔多數的地區。然而，由於_{1966 年以後官方戶口普查中無} 法再區分出客家人，一般社會調查也因為樣本數限制，無法進行類似表 1 的分析。要到 2004 年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研究計畫，才有足夠樣本數足以推估客家人地區分佈型態。表2 顯示，在 2004 年時僅有不到四成二客家人住在客家人多數的鄉鎮市區，這項比例到_{2016 年更下降到三} 成七左右6。以1966 年到 2004 年，38 年間下降了大約 16.1% 來計算，則每年平均下降_{0.424%；2004 年到 2016 年 12 年間下降了 4.7%，每年} 平均下降0.392%。如果與 1928 年到 1966 年同樣是 38 年，客家人在人口多數地區比例下降了_{7.1% 相比，則前 38 年每年平均降 0.187%，後} 面38 年每年平均下降 0.424%，是前者的 2.26 倍。假設每年平均降幅相同，則推估約_{1984 年以後只有不到半數的臺灣客家人住在客家人口佔} 多數地區。 6　當然，表 2 資料也顯示這項比例在 2011 年調查中「回升」到四成三、將近四成四之間。不過，此項比例變化在抽樣誤差範圍之內，因此不特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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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_{2 客家人在不同客家人口比例地區分佈情形} （2004、2011、2016 客家人口調查資料推估）鄉鎮市區中客家人口比例 2004 2011 2016 70% 以上 20.3% 25.1% 20.9% 50%-70% 21.3% 18.4% 16.0% 30%-49% 7.5% 8.0% 5.8% 30% 以下 50.9% 48.5% 57.3% 客家人口比例 13.5% 14.2% 16.2% 資料來源：本文分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國客家人口調查資料（2004、2011、 2016）相對的，客家人居住在佔不到總人口三成的地區之比例，則由1928 年的_{17.6%、1966 年的 31.3%，增加到 2004 年 50.9%（推估）、2016} 年的57.3%（推估）。客家人地理分佈型態的鉅視社會結構轉變，也影響到其他較小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家庭語言使用環境。這些變化應該對客語使用能力與習慣有重要影響。以下，本文將以大規模的調查資料，去評估上述各種因素之重要性。

三、分析資料：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與語言）調查

（一）分析資料

本文使用的分析資料包括2004 年、2010-2011 年、2016-2017 年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_{2012 年以後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支持的全} 國客家人口基本資料調查。客家人口調查計畫由2004 年迄今已進行五次。這項調查為了估計臺灣各鄉鎮市區的客家人口比例，以臺灣_{360 多} 個「鄉鎮市區」為主要抽樣單位，而非「縣市」。本文分析的三次調查總樣本數，由最早的_{3 萬 7 千多到最近一次的 6 萬 5 千多，其中客家人} 樣本數由2004 年的 5,536（未加權之前，加權後為 5,079，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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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1 年的 17,725（9,305），增加到 2017 年 19,718（10,669）。透過對同一出生世代在三次調查中的客語聽說能力之調查結果，可以獲得不同世代整體客語能力比較穩定的推估，以評估客家人不同世代之間客語流失狀態。本文分析的「客家民眾」樣本，僅包括「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與「大陸客家人」（後者僅占全部樣本0.6%~0.8%）的受訪者。相對於「多重認定」時才自認為客家人者，這些在「單一自我認定」的條件下就表示自己為「客家人」者，一般而言客家認同較強、客語能力也比較好。為了讓樣本能夠更符合人口母體結構，本文分析資料採用性別、年齡、鄉鎮市區人口數作為樣本加權的根據。抽樣程序及樣本結構可參見調查報告書（行政院客家委員會_{2004，2011；客家委員會} 2017）。

（二）變數的測量與處理

本文主要依變數「客家民眾的客語能力」，包括臺灣客家民眾聽、說客語能力之測量。客家民眾客語「聽能力」包括受訪者表示「完全懂」或「大部分懂」客語者（相對於「普通」、「少部分懂」、「完全不懂」）；「說能力」包括受訪者表示其客語「很流利」或「流利」者（相對於「普通」、「不流利」、「很不流利」）。在自變數方面，為評估不同年齡世代客語聽說能力變化，本文以「出生世代」區分不同時期出生者。經過初步檢視查調資料，發現「十年出生世代」似乎最能掌握臺灣客家民眾客語能力變化之趨勢，因此區分為「_{1910 年代出生」（1910-1919）到「2010 年代出生者」(2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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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_{11 個出生世代，進行表 3 的初步分析。而後再根據表 3 各個出生} 世代間客語能力的明顯斷裂，合併為五個出生世代進行後續分析。其次，為評估地區中客家人口密度的影響，本文也以「受訪者所在鄉鎮市區客家人口比例」界定了四種「地區客家人口比例」的變數：「_{70% 以上」、「50%~70%」、「30%~49%」、「30% 以下」。其中，} 2004 年資料地區中客家人口比例的界定是採「多重認定」自認為客家人者；_{2010-2011 及 2016-2017 年則採用「客家基本法」中客家人的定義。} 最後，本文也採用「父母是否通婚」的變數來評估家庭之影響，而區分為「父母皆為客家人」、「父母為族群通婚」、「其他」（主要是父母皆非客家人，但因有「客家淵源」而自我認定為客家人者）三類。

四、分析結果與發現

表3 首先分析了三次調查中以十年「出生世代」為基準的客語能力變化。

（一）出生世代的語言能力流失斷裂點

表3 的資料分析顯示，年長世代的客語能力明顯較好，而 196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客語能力直線下降。在三次調查中，_{1969 年以前的各} 個十年出生世代，至少都有六成四以上能說流利客語，也都接近或高於八成能聽懂客語；相對的，_{1970 年以後的各個十年出生世代，能說流利} 客語者都降低到五成以下；能聽懂客語者也都降低到七成上下。換言之，說流利客語能力最明顯的斷裂或下降，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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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9」、「1970-當代臺灣客家人客語流失的影響因素之探討

20 1979」出生世代間，三次調查中，分別流失了28%（2004年）、21%（2011 年）、21%（2017 年）。相對於先前世代幾乎沒有十年出生世代間流失率超過_{10% 的狀況，十年出生世代間流失二至三成，是最嚴重的客語} 世代傳承斷裂。「1970-1979」出生世代及之後的世代中，僅有不到半數客家人能說流利客語。第二個重要的斷裂點，則出現在「1970-1979」與「1980-1989」之間，在三次調查中，能說流利客語者流失了_{22%（2004 年）、20%（2011} 年）、16%（2017 年）。在「1980-1989」這個十年出生世代中，只剩下不到三成能說流利客語。第三重要的斷裂點則出現在「1980-1989」與之後的出生世代，三次調查中流失了_{1%（2004 年）、10%（2011 年）、16%（2017 年）。} 1990 年以後出生的年輕客家世代，能說流利客語的比例都低於 26%；根據_{2017 年的調查，甚至都已低到 15% 以下。} 表3 也發現，三次調查之間較年長世代客語能力似乎也明顯下降。隨著年長世代的自然凋零，_{2016-2017 年的調查已經沒有「1910-1919」} （年紀在百歲以上）的樣本，「1920-1929」（九十多歲）出生世代樣本數也太少，無法產生穩定的客語能力推估數字。不過，三次調查間，目前八、九十歲受訪者客語能力下降，應和居住地區的差別活存率有關。居住於都會地區年長世代通常客語能力較差，但是平均餘命高於居住於客家原鄉、客語能力較佳的同世代者。這些因素造成最年長的三個出生世代在三次調查中客語能力下降的異象。相對來說，年輕出生世代客語能力在三次調查中呈現相對穩定狀況，比較符合預期。表_{3 的分析結果，讓我們可以初步評估兩個客語語言轉移或語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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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制度性因素（推行國語政策及電視媒體的興起）的相對影響力。首先，推行國語政策對客語能力流失的影響，似乎並不如一般預期的高。戰後以來政府「推行國語運動」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似乎沒有太影響到1969 年以前出生的客家人說客語之能力。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出生者，能說流利客語的比例雖然不及先前世代，但是落差不算太大。這也印證了本文認為推動國語政策或許造成客家人使用國語能力、習慣、及場域增加的「語言轉移」現象，但是並未導致明顯客語能力下降的「語言流失」。要到「1970-1979」的出生世代，才出現顯著的客語流失能力之斷裂。而「_{1970 年代」出生者正是受到「電視媒體」普遍化影響} 的第一個世代。其次，由於推行國語政策在_{1980 年代「本土化意識」興起後受到} 許多質疑，1990 年代以後以鄉土語言教學的新政策，更扭轉過去對本土語言的打壓。因此，對於_{1980 年代出生者、及 1990 年以後出生者客} 語能力的流失，可能必須由其他因素來解釋。本文也根據表_{3 的發現將十一個十年出生世代，根據其客語能力差} 異，重新歸納為五個內部同質性較高的出生世代：「1959 以前出生者」、「_{1960-1969 出生者」、「1970-1979 出生者」、「1980-1989 出生者」、} 「1990 以後出生者」，進行後續其他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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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表_{3 不同出生世代客家人客語聽說能力之比較（2004、2011、2016）} 出生年 2004 年調查 2011 年調查 2016 年調查未加權樣本數加權樣本數聽能力 (%) 說能力 (%) 未加權樣本數加權樣本數聽能力 (%) 說能力 (%) 未加權樣本數加權樣本數聽能力 (%) 說能力 (%) 1910-1919 69 36 98.88 90.30 51 20 63.44 52.16 1920-1929 364 194 92.32 87.63 569 118 91.57 79.54 115 44 67.17 55.15 1930-1939 596 317 94.11 88.83 1,622 485 93.28 83.67 1,211 340 80.70 69.58 1940-1949 761 489 92.00 89.00 2,667 1,108 90.01 83.45 2,750 865 85.37 78.32 1950-1959 1,050 906 92.60 84.13 3,998 1,551 85.45 73.57 4,351 1,480 84.95 76.85 1960-1969 805 789 87.67 77.18 2,817 1,460 84.66 64.16 3,565 1,583 78.83 67.29 1970-1979 575 794 72.67 49.13 1,505 1,304 67.76 43.52 2,132 1,610 68.02 46.43 1980-1989 745 791 59.11 26.89 1,207 1,254 52.45 23.10 1,862 1,531 52.28 30.00 1990-1999 488 651 45.21 26.36 1,906 1,111 33.79 12.80 1,551 1,319 38.45 14.45 2000-2009 83 113 10.90 4.17 1,378 894 30.13 18.48 1,488 1,251 34.93 11.42 2010-2016 5 1 78.79 8.39 693 646 15.14 7.68 總計 5,536 5,079 75.69 60.43 17,725 9,305 67.88 50.25 19,718 10,669 60.78 44.34 總樣本數 37,693 65,566 65,732 單一自我認定比率 13.5% 14.2% 16.2% 註釋：1. 表中「單一自我認定」包括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及「大陸客家人」者。 2. 「未加權樣本數」為該年度調查該年齡世代實際抽樣數；「加權樣本數」係根據性別、年齡、地區人口數進行加權。 3. 表中加網底之欄位，表示該年度中該年齡世代樣本數較低（或是沒抽到），結果缺乏穩定性，僅供參考，不宜推論。 4. 客語「聽能力」包括：「完全懂」、「大部分懂」之比例；「說能力」包括「很流利」、「流利」之比例。資料來源：「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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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地區客家人口密度對客語能力的影響

表4 分析了不同出生世代在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中，客語聽說能力的差異。必須注意的是，這裡分析的是客家受訪者「目前」居住的地區。這和前面表1 及表 2 分析的客家人口居住型態的歷史性變遷之影響，並不全然相同。受限於資料性質，即使是三個時間點下的調查資料，也難以評估客家人口遷移對客語能力的直接影響。地區因素對客語能力的養成或維持之影響，應該是來自受訪者十五歲以前居住地區，而非現居地。表4 只是以受訪者目前居住地區，間接評估客家人口密度差異，是否與客語能力有關。為了評估地區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我們也對表₄ 的分析結果進行Scheffe’s Test 的組間差異分析，並以不同深度的底色，來區分具有統計顯著差異的客家人口密度地區組別。表4 的資料分析顯示，出生世代與居住地區客家人口比例對於客家人客語能力有交互作用的影響。這可以先由不同出生世代內部的地區差別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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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表_{4 不同出生世代客家人在不同客家人口比例地區客語能力的差別} 出生世代鄉鎮市區中客家人口比例 2004 2010 2016 聽能力說能力聽能力說能力聽能力說能力 1959 年以前出生者 70% 含以上 98.48 98.26 98.27 92.64 96.29 89.74 50% 含 -70% 99.39 95.10 96.52 89.74 93.54 85.02 30% 含 -50% 96.77 93.77 89.05 76.84 90.16 78.60 30% 以下 87.40 77.54 79.45 66.71 77.06 68.65 小計 92.79 86.59 88.24 78.48 84.27 76.06 1960-1969 70% 含以上 98.65 94.63 97.21 87.84 94.91 86.92 50% 含 -70% 95.02 86.36 91.27 74.87 90.39 78.70 30% 含 -50% 93.06 83.22 86.34 53.48 90.40 75.52 30% 以下 80.52 67.27 76.43 51.62 68.65 56.21 小計 87.67 77.18 84.66 64.16 78.83 67.29 1970-1979 70% 含以上 95.18 83.83 84.24 64.30 89.83 74.92 50% 含 -70% 94.76 64.23 80.65 54.93 76.76 53.69 30% 含 -50% 84.56 56.12 53.26 34.53 70.54 51.33 30% 以下 56.75 32.41 58.19 31.78 58.79 35.33 小計 72.67 49.13 67.76 43.52 68.02 46.43 1980-1989 70% 含以上 89.56 58.45 76.12 45.66 81.32 54.22 50% 含 -70% 69.01 29.95 60.24 26.02 64.55 28.27 30% 含 -50% 63.38 25.19 60.85 25.45 64.61 39.54 30% 以下 42.08 12.94 35.98 10.01 38.11 21.58 小計 59.11 26.89 52.45 23.10 52.28 30.00 1990 以後出生 70% 含以上 61.14 38.17 52.56 24.77 51.49 20.25 50% 含 -70% 46.57 25.85 38.77 17.94 34.52 12.78 30% 含 -50% 53.68 37.66 34.59 18.17 37.07 14.19 30% 以下 20.39 9.51 17.74 8.51 23.21 7.90 小計 40.16 23.09 32.18 15.33 32.40 11.91 總計 75.69 60.43 67.90 50.26 60.78 44.34 註釋：1. 本表分析資料僅包括「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之樣本。 _{2. 地區中的客家人口比例是以「鄉鎮市區」中，在「多重認同」下自認為是客家} 人的比例為基礎進行區分。 _{3. 表中加不同深色的欄位，係指與其他「地區」說聽說客語能力落差較明顯，在} Scheffe’s Test 檢驗下，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者。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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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年長世代中（_{1959 年以前出生，目前皆已 59 歲以上），客家} 人客語能力的地區差異不大；在2004 年調查資料中，除了居住在客家人口比例不到_{30% 的低密度地區，與其他客家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差} 異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外，住在高密度、中高密度、及中密度客家人口地區者，客語能力似無明顯差異（超過九成以上都聽得懂、能說流利客語；相對於低密度地區的六、七成）。不過，在2010 年調查中，最年長世代居住在高密度及中高密度（客家人佔_{50% 以上）、中密度（客} 家人佔30% 到 49% 之間）、低密度（客家人佔 29% 以下）三類地區中，客語能力則略有差異；雖然其差異的幅度（不同地區類型之間差異都在 10% 以下），比起之後的年輕世代小了許多。2016 年調查也顯示了說客語的能力在高密度、中高密度及中密度、與低密度三者之間有明顯差異。 1960-1969 的出生世代也有類似狀況。聽懂客語能力在不同人口密度地區，除了低密度地區（客家人在30% 以下）和其他地區有顯著差異以外，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不大；在這個出生世代中，除了_{2011 年} 調查資料顯示說的能力有較明顯的地區差異以外，2004 年及 2016 年的調查結果都只有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客語能力顯著低於其他地區。到了1970-1979 出生世代中，除了世代客語能力的明顯落差外，地區之間差異也變得相當明顯：在_{2004 年調查中，客家人最高密度（70%} 以上）、中高密度及中密度（30% 到 69% 之間）、低密度（29% 以下）三種地區之間說客語能力，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落差；至於聽的能力，則是高密度及中高密度類似，但與中密度、及低密度則有明顯差異。在 2011 及 2016 兩次調查中，1970-1979 出生世代的地區差異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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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但是也更不規則。四種客家人口密度的地區，聽說能力差異的組合型態各自不同，這可以由表4 標示出來的組間差異之複雜變化見其一斑。至於_{1980-1989 的出生世代、及 1990 年以後出生的最年輕世代，} 客語能力普遍低於先前世代；但是地區間差異反而逐漸穩定下來：比較明顯的差異出現在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中密度及中高密度」、與「高密度」地區三者之間7。總括地說，由較年長世代（也就是_{1969 年以前出生、目前已經接} 近或至少50 歲以上者），普遍都有相當不錯的聽說能力，除了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以外，其他地區之間差異不甚明顯；到_{1970-1979 的出生} 世代（目前約為35 到 45 歲左右者），也就是客語流失最明顯的十年出生世代，不同客家人口密度的地區之間的差異，開始出現不同組合與變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客家人口居於中密度（30%-49%）的地區，和高密度及中高密度地區，開始有顯著的差異；而到_{1980 年以後} 出生（目前年齡在35 歲以下）者，地區性的差別模式更加明顯，但也逐漸穩定下來。除了傳統客家聚落（客家人口佔_{70% 以上的高密度區）、} 及都會地區（客家人口在30% 以下的低密度區）兩極之外，介於中間的高中密度及中密度區（客家人比例在_{30% 到 69% 之間）構成現在三} 種主要的客語能力差異地區。有鑑於客家人口居住在客家人多數的地區之比例，大約是在_{1980 年代中期跨過低於 50% 這個關鍵性門檻。因此，} 這個出生世代之間客家人口密度的不同影響的分析結果，間接地說明了客家人大量移出傳統客家地區後，原先由社區支持的客語傳承功能逐步衰退。 7　除了 2004 年的調查結果外。不過，必須注意的是，2004 年調查時，此一出生世代樣本數比較少，相對於2010 年及 2016 年的結果比較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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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觀察世代與地區互動影響的方法，或許是檢視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到哪一個世代客語流利能力下降到五成以下。根據2004 年調查資料，客家人口高密度地區（客家人佔_{70% 以上），一直是客語} 傳承的重要基地，這類地區1989 年以前出生的各個世代，至少將近六成左右都還能說流利客語，要到_{1990 年以後的最年輕世代，才下降到} 僅三成八能說流利客語。相對的，客家人口中高密度（50% 到 69% 之間）的地區，_{1979 年以前出生者尚能維持至少六成四能說流利客語，1980} 年代以後出生者，則降到三成以下。同樣的，客家人口密度僅在中度者（_{30% 到 49% 之間），也是在 1979 年以前出生者尚能維持五成六的客} 語流利比率，1980 年以後出生者則下降到只有二成五左右。至於客家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區（客家人比例在_{29% 以下），則只有在 1969 年以前} 出生者，還能維持六成七以上能說流利客語。197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客語流利比例立即下降到三成二左右。表_{5 呈現 2004 年的世代及地區} 流失模式，和2016 年調查結果大致相同。表5 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客語明顯流失發生時機客家人口密度客語流利比例低於五成之時機高密度（客家人70% 以上地區） 1990 代以後出生者中高密度（客家人50%-69% 地區） 1980 年以後出生者中密度（客家人30%-49% 地區） 1980 年以後出生者低密度（客家人29% 以下地區） 1970 年以後出生者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資料。不過，_{1970 年代以後客家人大量離開傳統聚居地區，不只是地理流} 動，也通常是教育或社經位置的向上流動。相對於早期（特別是在日治、及戰後初期）進入都會地區者，大多仍採社區型的聚居型態（葉倫會編著 2007：38-39；蕭新煌、黃世明 2001：528、539），1970 年代以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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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家人進入都會區後，不再如過去一般聚居在客家人多之地區。這種新型態的地理流動，也增加與非客家人通婚的可能性。

（三）父母族群通婚的影響

過去研究早已發現，都會地區客家人與非客家人通婚，對其子女客語能力有重要負面影響（曾貴海 1990；徐正光、蕭新煌 1995）。客家人大量遷離傳統聚居區後，通婚的狀況是否增加呢？全國客家人口調查詢問了受訪者父母親的「族群」背景，可以用於評估客家人與他群體通婚狀況之變化。表6 整理了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調查中不同出生世代者父母親皆為客家人之比例，來推估客家人通婚狀況的變化。表_{6 顯示，愈年輕的世代} 越有可能來自通婚家庭。不過，在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世代，父母皆為客家文者都高於五成，_{1960 年代以前更在七、八成之間。客家人父母} 親族群通婚狀況，在「1980-1989」及「1990 以後」兩個出生世代之間增加最明顯；_{2004 年資料估計增加了 20% 的父母親族群通婚，2011 年} 則估計增加10%，2016 年估計有 17% 左右。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父母都是客家人者已經降到三、四成左右。這個最年輕世代，父母本身大約都是1960、1970 的出生世代，其族群通婚比例明顯增加的現象，印證了前述遷移與族群通婚關連之假設。為評估父母族群通婚之影響，並考慮到世代的差異，表7 將父母通婚狀況（區分為「客家內婚」、「與其他族群通婚」、及「其他」三類）8，與五個出生世代進行交叉分析。 8　父母通婚為「其他」者，為父母皆非客家人，但因有「客家淵源」而自我認定為客家人者。由於樣本數不多（請參見表7 底註二的說明），本文暫不納入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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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_{6 不同世代客家人之中父母親皆為客家人之比例推估} 調查年度出生年 2004 2011 2016 1959 以前 76.65 84.28 83.06 1960-1969 68.71 79.52 72.51 1970-1979 63.02 65.62 64.75 1980-1989 54.43 52.23 58.17 1990 以後 33.90 42.84 40.60 全體 63.40 67.66 62.36 資料來源：「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資料表7 顯示，1959 年以前出生的客家人，父母為族群通婚者能說流利客語之比例，比父母皆客家者少了_{30% 到 40% 之間（83%~92% 相對} 於44%~62%）；幾乎相差了一倍。1960 年代出生者，二者相差也達到 36% 到 44% 之間；1970 年代出生者，相差亦達 43% 到 45% 之間。至於1980 年代出生者（僅不到四成能說流利客語），父母是否通婚也仍有_{22% 到 24% 的差距。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能說流利客語比例已經低} 於兩成三（2004 年）、甚至到一成二（2016 年）狀況下，父母通婚與內婚者仍有_{8% 到 21% 的差異。根據 2010 年及 2016 年調查，最年輕世} 代中父母族群通婚者，僅有10% 以下能說流利客語。至於聽客語的能力，不同出生世代中父母是否為通婚者的落差也相當明顯。最年長的世代差異為17% 到 56% 之間；1960 年代出生者，差異為_{24% 到 42%；1970 年代出生者，約為 30% 到 44% 之間；1980 年} 代出生者，差異為27% 到 39% 之間；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差異在 13% 到 32%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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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表_{7 不同客家人出生世代中父母是否為族群通婚者之間客語能力的差別} 世代父母親通婚情形 2004 2010 2016 聽能力說能力聽能力說能力聽能力說能力 1959 年以前出生者客家內婚 96.37 92.26 93.28 84.72 91.11 83.40 與他族群通婚 79.54 62.13 62.85 45.48 55.86 43.61 其他 82.59 74.24 46.65 41.60 39.33 32.26 小計 92.79 86.59 88.24 78.48 84.27 76.06 1960-1969 客家內婚 94.97 87.05 92.57 73.09 91.55 79.83 與他族群通婚 71.15 51.54 54.25 29.12 49.46 36.96 其他 73.06 67.22 47.91 36.35 29.44 23.77 小計 87.67 77.18 84.66 64.16 78.83 67.29 1970-1979 客家內婚 88.46 65.79 81.47 58.15 80.33 57.84 與他族群通婚 44.27 20.42 41.60 15.49 50.39 27.74 其他 56.20 22.98 41.45 20.25 30.00 18.50 小計 72.67 49.13 67.76 43.52 68.02 46.43 1980-1989 客家內婚 75.52 37.71 70.91 34.77 66.23 40.35 與他族群通婚 39.81 15.30 32.33 10.42 38.84 18.48 其他 37.66 6.09 26.93 3.20 2.06 .68 小計 59.11 26.89 52.45 23.10 52.28 30.00 1990 以後客家內婚 60.02 37.53 50.36 24.94 41.30 16.93 與他族群通婚 31.25 16.48 18.64 8.18 27.96 8.74 其他 10.92 3.96 16.27 6.51 15.33 6.80 小計 40.16 23.09 32.18 15.33 32.40 11.91 總計 75.69 60.43 67.90 50.26 60.78 44.34 註釋：1. 本表分析資料僅包括「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之樣本。 2. 父母通婚為「其他」者，為父母皆非客家人，但因為有「客家淵源」而自我認為客家人者。2004 年調查中，約佔 7.91%；2010 年為 1.35%；2016 年為 6.8% 。文中不列入分析與討論，僅供參考。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三次「全國客家人口調查」的資料由表_{7 的資料分析可以發現，父母是否通婚，對能說流利客語能力} 一向都有重大影響。如果與表4「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相比，更可以發現_{1969 年以前出生者，「父母族群通婚」對客語能力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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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過「居住地區客家人口密度」。這兩個年長出生世代中，父母是否通婚者能說流利客語的差距約在30% 到 40% 之間；而客家人口「高密度地區」與「低密度地區」之間的差異則為_{20% 到 30% 左右。換言之，} 在1969 年以前的各個出生世代中，「父母通婚」的「家庭語言學習環境」之影響，高於「居住地區」的「社區語言學習環境」之影響。到了 1970 年代出生者之間，「父母通婚」的影響仍略大於「地區」；1980 年以後出生者，「父母通婚」與「地區」的影響力，已經相差不多了。

五、討論與結論

以上主要是單變數、或是最多兩項變數對語言能力影響的交叉分析。如果同時考慮本文所提出的三個變數相對的影響力，將有助於進一步理解臺灣客家民眾客語流失的發生機制。根據表_{8 運用 2016 年調查} 資料對「父母是否通婚」、「世代」及「地區」（不同客家人口比例的地區）分別進行單變數相關及互動變數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單變數相關上「世代」差異與目前客家民眾客語能力的相關性最大，「通婚」其次，「地區」則在最後。如果進一步考慮各項變數之間的互動關係，則可以發現似乎也是依循著「世代＞通婚＞地區」模式影響客家民眾客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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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表_{8 世代、父母通婚、與地區和客語能力的相關性分析} 　ETA 值聽能力說能力相關性高低世代 0.435 0.526 1 通婚 0.418 0.406 2 區域 0.225 0.182 3 世代與通婚 0.539 0.597 2 世代與地區 0.501 0.568 3 通婚與地區 0.443 0.419 4 世代與通婚與地區 0.579 0.62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2016 年「全國客家人口及語言調查」的資料不過，這種相關性的分析，可能會讓我們對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對影響力產生誤判。畢竟「出生世代」同時反映了不同時期「大環境因素」（例如，推行國語政策、及電視媒體普遍化）、客家人大量遷移到非客家人集中區的「地區」因素組成的結構性變化、以及因此發生的「父母通婚」的增加之影響。如果將表3 所呈現的出生世代落差、與表 4 不同客家人口密度地區、與表_{7 父母通婚之影響進一步比較，或許可以更} 正確地評估「推行國語政策」、「電視媒體興起」、「客家人口遷移」、及「與非客家人的通婚」對客語流失的相對性影響。表8 中「出生世代」與客語能力的最高相關性，其實源自於超過四、五十年不同世代之間，因為各種客語流失因素漸次浮現、累積產生的效果。表3 顯示，由 1959 年以前出生者八成左右都能說流利客語，降低到_{1990 年以後出生者僅剩兩成左右能說流利客語，經過了至少四十年。} 但是，出生世代之間客語能力下降往往相當緩慢，十年世代間最大的落差，出現在「_{1960 年代出生」到「1970 年代出生」之間，流失比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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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_{21% 到 28% 之間（表 3）。然而，表 7 顯示，即使在 1959 年以前出} 生者，父母親是否為族群通婚，客語能力的差異就在30% 到 40% 之間； 1960 年代出生者，父母通婚與否更導致了 36% 到 44% 的差異。不過，由於早期客家人通婚比例不高，過去對客家人世代間語言流失的整體影響力比較有限。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表4 客家人口密度地區之間差距的時間變化。_{1969 年以前出生者地區差異並不明顯，1970 年以後出生者，不同} 居住地區之間差異開始拉大。1970 年代出生者，居住於傳統客家聚落與客家人佔三成以下地區差異最大（_{33% 到 50%）；1980 年代出生者，} 兩個地區的差異，也仍然在33% 到 45% 之間。這些比較結果顯示表 8 的分析，可能混合了不同時期各種因素的相對影響。我們可能必須仔細區分不同時期，不同因素的影響。經過各項影響因素的歷史變化分析，我們或許可以為表_{3 的三個重} 要客語流失時間點，提出初步的制度性或結構性因素解釋。第一，「_{1969 年以前出生者」到「1970 年代出生者」的客語流失，} 應該是受到1970 年代以後「電視媒體」興起與普遍化，成為學齡兒童學習國語的新管道之影響。過去推行國語政策雖然的確造成年長世代在某些場合不能使用本土語言的「語言轉移」現象（「能說、但不說、或不敢說」），但是顯然並未導致明顯而劇烈的客語流失。_{1969 年以前出} 生的客家人，至少都有七成到八成左右能說流利客語，不會說流利客語的主要是住在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特別是都會區）。_{1970 年代以後} 電視媒體普遍化，導致整個學齡世代出現超過半數無法使用流利客語的「語言流失」現象，以及地區差異拉大（這和曹逢甫、黃雅榆，_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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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先前的研究觀察相當一致）。尤其是客家人口低密度地區，由前一世代尚有過半數到接近七成能說流利客語，急遽流失到僅有三成五左右；而與同一世代住在客家人口高密度地區者相比，差異更是驚人（₂₀₀₄ 年的調查相差近50%、2016 年的調查也有近 40%；參見表 4）。由於要到_{1980 年代中期後才出現客家人大量移出客家村落，進入都會地區的} 遷移狀況，因此，1970 年代出生者客語能力的地區性差異，比較可能是反映電視普及化程度的地區差異，而非客家人整體地區分佈型態的變化。第二，「_{1970 年代出生者」到「1980 年代出生者」之間的客語流失，} 則是與客家人口大量移出傳統客家聚落，進入都會地區的變化有關。按照本文資料分析與推估，_{1980 年代中期以後，超過半數以上的客家人} 住在客家人口佔少數之地區。根據表4，1980 年代出生的客家人，除了「世代」間流失外，世代內的「地區」差異也極為顯著。居住在客家人口高密度地區者尚有超過半數能說流利客語，但低密度地區者只剩不到兩成。第三，「1980 年代出生者」到「1990 年以後出生者」之間的客語流失，除了客家人口持續遷離客家聚落所累積人口結構分佈因素影響外，因為遷移而導致族群通婚增加，也開始產生作用。根據表6，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父母親為「客家內婚」者僅剩三、四成，是不同世代之間降幅最大者。除了呼應過去研究族群通婚對客語傳遞的不利影響之論點外，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客家人通婚比例大量增加的時間點（_{1990 年} 代以後），以及對整體客語流失發生重要影響的時機。必須說明的是，上述解釋主要是由結構性因素的分析架構，說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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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重大客語流失發生之時間點及其原因。雖然本文認為這些結構性因素是造成客語流失的重要因素，但是並不表示其他因素或個人性的動機或偏好因素不重要，尤其目前最年輕的幾個出生世代更是如此9。如果由「父母到子女的代間傳遞」觀點來看，這些個人性因素的影響相當重要。本文指出的第一個「出生世代」客語能力斷裂點出現在_{1970 年代出生} 者，整體客語能力不及五成，當這個出生世代在1990 年代以後進入生養子女的生命階段時，超過半數根本沒有能力自己教子女客語。這正是 2002 年以後歷次「客語使用調查」中發現導致父母不願意傳遞子女客語的最重要因素。加上_{1970 年代工業化、尤其是後來的全球化發展中，} 客語受到使用場域之限制，許多客家人的確因為認為其他強勢語言（英文或國語）比較重要，沒有意願讓子女學習客語，而加速了客語流失。本文發現1990 年代以後出生的最年輕世代，即使住在客家人口最密集的地區、父母親都是客家人，能說流利客語的比例也都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這種狀況下年輕世代的客語流失，顯然不只是受到社區及家庭語言環境的結構性因素影響而已；父母親不傳遞、也不鼓勵子女學習客語的動機因素，或是其他影響親子客語傳遞的空間因素變化，恐怕也十分重要。不過，由於資料的限制，本文無法探討這些動機因素或家庭內空間變化因素相對於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力。這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再著力之處。儘管如此，本文由結構性因素的架構分析臺灣客語流失問題所發現的趨勢，卻也可以對客語傳承的未來發展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議題。由於客家人大量遷離傳統客家聚居地區、也大量與非客家人通婚的發展，因 9　其他的因素包括本文另一位評審指出的居住空間型態的改變（過去伙房屋比現在新興的公寓讓小孩更有機會互動、遊戲，使用共同語言）、子女數的減少（增加父母照顧的心力）等。這些家庭內空間或親子互動因素都可能影響到客語流失。不過，本文使用的資料缺乏相關變數測量，無法掌握或評估這些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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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此即使過去推行國語運動、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與措施，已經在₁₉₉₀ 年代以後消失，但是越來越多的新世代因為缺乏在「家庭」及「社區」環境中學習及使用客語的機會及動機，客語能力似乎不斷流失。這個發展可能會衝擊未來客語在客家文化內涵與客家身份認同中的意義與角色。由本研究對不同世代客家人客語能力演變狀況的描繪，我們不難理解_{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出生的客家人，為何在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 初期發起客家文化運動。這些發起運動者自身由客家聚居地區遷出，讓他們不但面臨語言政策或他群體人口優勢的壓力，而不得不學習、使用強勢語言（包括國語和福佬話），經歷了「語言轉移」成為隱形化群體的經驗，更親身感受到子女世代客語能力流失。這些獨特的經驗，也使「客語」在此中壯年世代的客家身份意識與認同上，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隨著客家運動獲得其他政治行動者（包括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回應，而在_{1990 年代以後陸續成立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層級的客家事務} 專責機構，以及客家電視臺、客家研究機構與客家學院的發展，客語流失的問題也受到重視，成為重要的施政目標。_{2001 年客委會成立以後，} 推動的各種客語復振政策，雖然不可能立即改變客語流失的狀況，但是確實顯著地提升了客語在臺灣公共場域及媒體中的地位與能見度。客語成為臺灣社會中重要語言之一的地位已有初步建制化的保障。然而，當絕大多數新世代客家人都住在族群混雜、而且客家人居於少數的地區、父母有不少是族群通婚、因此多數都無法使用流利客語狀況下，個人是否能說流利客語對客家身份的認定或認同之重要性，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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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面對新的挑戰。如果絕大多數新世代客家人都無法流利使用客語，客家認同要如何維繫？新世代客家人仍會將客語流失當成重要問題、或族群危機嗎？這些恐怕是未來客家人及客家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新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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