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之地

王安石在熙寧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以前，輾轉於各地任牧民之官，慶 曆七年(1047)在浙江鄞縣任知縣、至和元年(1054)在通州知海門縣，以及嘉祐 三年(1058)知常州。雖然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都頗有治聲，但方志的傳記皆 只記載王安石相關本地的治績，內容並不一致，加上各地風土民情並不相 同，不宜將所有對王安石的肯定視為具有相同的意義。因此，以下根據地方 為區別，分析地方志中王安石記載的情況。

1.浙江寧波府鄞縣

慶曆七年王安石任鄞縣縣令，因此在方志中應列入「縣官」或「知縣」

之下記載，例如宋理宗時寶慶《四明志》列王安石在〈鄞縣志‧縣令〉中。

302雖然元仁宗時延祐《四明志》³⁰³中並不見任何王安石的傳記，無法觀察王 安石在元代方志中編目的變化，但可以發現至少從成化《寧波郡志》開始，

王安石便被列於〈名宦傳〉中，此後的嘉靖《寧波府志》、雍正《寧波府志》

301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02 [寶慶]《四明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十二，〈鄞縣志‧

縣令‧王安石傳〉，頁5224a-5224b。

303 [延祐]《四明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基本上延續成化志的記載方式。³⁰⁴

王安石被載入〈名宦傳〉之中，也代表著王安石對鄞縣的貢獻是被地方 士人所重視的。根據寶慶《四明志》的記載，王安石在鄞縣任上，為地方做 了許多建設，這些建設大部分也成為未來推行新法的參考，因此寶慶志特別 描述兩者之間的關係道：

慶曆七年在任，好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决 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 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率本於此，

而不知非其人不能行，易其地，執其法亦不可行也。³⁰⁵

寶慶志的論點認為新法因為異時異地而推行情況不佳，但新政在鄞縣施行的 情況上是予以肯定的，以「邑人便之」作為寶慶志對王安石治鄞的評價，所 以便民的是王安石在鄞縣推行的政策。基本上，寶慶志之後的四明志與寧波 府志完全延續如此的記載內容，但仍有些微的差距，例如嘉靖《寧波府志》

開始將「便之」改為「德之」，可以說是由原本對王安石政策便民的肯定改 為百姓感念王安石之德，從「政策便民」到「感念其德」代表著地方士人對 王安石的重視更為提升；³⁰⁶到雍正《寧波府志‧王安石傳》中則在「修學校」

之後加上「修學校，請慈谿杜先生醇為學者師，醇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

復再書敦懇，二書今存集中。」³⁰⁷杜醇是寧波府慈谿縣人，生卒年不詳，自 學而能通經典，在寧波府一帶是士子們的楷模。³⁰⁸因而王安石請杜醇為師，

對鄞縣的儒學來說有標榜的作用。將原本在宋代寶慶《四明志》只記於〈杜

304 [成化]《寧波郡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七，〈名宦‧王 安石傳〉，頁433；[嘉靖]《寧波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卷二十五，〈名宦‧王安石傳〉，頁1894；[雍正]《寧波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

成文出版社，1983)，卷十八，〈名宦‧王安石傳〉，頁1447。

305 [寶慶]《四明志》，卷十二，〈鄞縣志‧縣令‧王安石傳〉，頁5224a-5224b。

306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名宦‧王安石傳〉，頁1894。

307 [雍正]《寧波府志》，卷十八，〈名宦‧王安石傳〉，頁1447。

308 [雍正]《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儒林‧杜醇〉，頁2012-2013。

醇傳〉的故事，³⁰⁹特別收入於雍正《寧波府志‧王安石傳》中，可知清初地 方士人對王安石興學校、重文教的重視。

在儒家的祭法中「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御大災捍大患」

則可祀之。³¹⁰而王安石確實符合了受祭的標準，因而在鄞縣阿育王山上的廣 利寺與縣治中的經綸閣都可見王荊公祠的祠祀。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距離慶曆七年有十四年，明州知州錢公輔(皇 祐元年[1049]進士)與王安石頗為友好，為王安石在鄞縣城外東方五十里的阿 育王山上的廣利寺中建了一座生祠，於祠堂記中寫道：

介甫之為鄞也，勸農務業，區別善惡，習俗丕變。鄉民父老思 之，願立生祠、圖像，以順鄞人之心焉。³¹¹

可見，王安石對地方的貢獻大致上滿足祭法中「法施於民」一項，因而順應 民心建祠。

但是，在王安石死後四、五年，北宋哲宗元祐時期(1086-1094)，經綸閣 內王荊公祠建祠的原因卻完全不同。根據寶慶志敘述，經綸閣建祠的起因是 當時鄞縣縣令³¹²「以前宰王安石登相位而建」。³¹³此後，建炎四年(1130)燬於 兵禍，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由王安石的後代王燁(紹興二十四年[1154]知 鄞縣)任鄞縣知縣時重建，直到寶慶三年(1226)縣令薛師武(寶慶三年[1226]知 鄞縣)再次立祠以前，又經過了多次的圯廢與重建。³¹⁴然而，在元代延祐《四 明志》記敘的內容即出現差異，尤其對建祠起因甚是簡短，只寫道：「為令

309 [寶慶]《四明志》，卷八，〈敘人上‧先賢事蹟‧杜醇〉，頁5160b；[嘉靖]《寧波府志》，卷 三十，〈理學‧杜醇〉，頁2410。

310 《禮記‧祭法》，收於《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頁90。

311 [乾道]《四明圖經》，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二，〈阿育王山〉，

頁4968。

312 根據[寶慶]《四明志》的記載，元祐年間的縣令有二人：李延世(元祐二年到任)、段藻(元祐中 任職)。以段藻修建王荊公祠的可能性較大。[寶慶]《四明志》，卷十二，〈鄞縣志‧縣令〉，

頁5225a。

313 [寶慶]《四明志》，卷十二，〈公宇‧經綸閣〉，頁5227b。

314 [寶慶]《四明志》，卷十二，〈公宇‧經綸閣〉，頁5227b。

王安石建。」³¹⁵但具體地說，是因為王安石拜相，或是邑人感念王安石，留 下了供人想像的空間。在嘉靖《寧波府志》中，則轉變為「邑人思王安石，

即其燕居之所作」。³¹⁶可以發現，經綸閣中王荊公祠的建祠原因隨著時間而發 生變化，由「以前宰王安石登相位而建」到「邑人思王安石」，反映著地方 士人從標榜王安石拜相，轉而更為強調王安石對地方的貢獻。

根據學者趙克生的研究，生祠的建立，基本上是民心所繫，是對去任官 員功德的稱頌，又是對繼任官員的激勵與期望；進而，趙克生發現到晚明生 祠出現普遍化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變遷的推助，例如百姓對賦役改革的期 待、地方社會面對著動亂頻繁的情況，以及宦官勢力對朝政的控制等等，都 推動著晚明生祠的普遍。³¹⁷

王荊公祠雖然是宋代便興建的祠廟，但在宋代建祠時，主要是有對去任 官員功德的稱頌的意義；而在晚明，則更為強調對繼任官員的激勵與期望的 作用。尤其嘉靖年間，王荊公祠奉入五位自弘治到嘉靖年間特意選擇的寧波 府知府從祀王安石，更明顯地表現晚明寧波士人期望以王荊公祠的祭祀，規 範繼任官員的施政。³¹⁸

五位從祀知府分別是：姜昂(成化八年[1472]進士)、張津(成化二十三年 [1487]進士)、楊最(正德三年[1508]進士)、曹誥(嘉靖七年[1528]進士)、沈愷(嘉 靖八年[1529]進士)，對於他們知寧波府的事蹟方志都只提及他們施行儒家治 術，移風易俗，例如姜昂於弘治十年(1497)到任，「力行勤最約，導率其屬，

薄賦緩刑，與民以約信」；³¹⁹張津在正德六年(1511)到任，「才識高邁，廉仁 而公直」，一年之後「道無豪袂，里無吠厖，權貴歛戢，姦黠用良」；³²⁰楊最 於嘉靖四年(1525)到任，除了自身「精誠貫金石，節操勵冰雪，雖震畏四知，

315 [延祐]《四明志》，卷八，〈樓閣‧經綸閣〉，頁5663b。

316 [嘉靖]《寧波府志》，卷十九，〈古蹟‧經綸閣〉，頁1469。

317 趙克生，《明代國家禮制與社會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54-259。

318 [嘉靖]《寧波府志》，卷十九，〈古蹟‧經綸閣〉，頁1469。

319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名宦‧姜昂傳〉，頁1938。

320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名宦‧張津傳〉，頁1942。

秉去三惑，不是過也」，為政「勤於聽斷，夙夜不懈，案無留牘，獄無滯訟，

雅疾豪右而憫恤孤弱」，因而百姓肯定「雖未盡平而人以為仁心」；³²¹曹誥在 嘉靖十七年(1538)到任，「厲精民事，洞悉閭閻」，因此「訊刺鞠斷尤所留心」；

322沈愷於嘉靖十九年(1540)到任，「清介自將，以儒術飾吏治」。³²³都與王荊 公祠記中「區別善惡，習俗丕變」相同。

嘉靖《寧波府志‧風俗》一節描述了晚明風尚驟變的情況。嘉靖志對前 朝寧波的風俗情形頗為肯定，認為「君子尚禮，庸庶淳龐，市鮮穿窬之姦，

野絕白書之剽」，更認為百姓都頗為開化「人畏法而易治」。³²⁴但晚明的風俗 大不如前，嘉靖志批評道：

比年以來，精華日漓而漸競文飾。侈聲華，揖讓容止，縟儀炳 爛，交際賓朋，物錯腴腆。覩其表，其裏鮮有存也。其甚者，

務雕鏤，侈崇大，競綺縠珠玉，薄布素擯之。賓筵珍美，至割 衣食。而婚嫁之具，或移業產之半，居喪集弔，客極體薦，肴 蒸以為盡志，而導殯復裝束綺繡，行以梨園歌舞，參於哭泣遊 屨，……昔人所譏今乃快之矣。³²⁵

可見晚明鄞縣，甚至整個寧波府風俗大壞，引起地方士人憂慮。晚明五位知 府從祀王荊公祠，不僅達到「對去任官員功德的稱頌」，更具有「對繼任官 員的激勵與期望」的象徵作用。也可以說，在晚明，王荊公祠似乎更被強調 做為後任地方官員的示範，是有期望移風易俗的目的。

王安石任鄞縣知縣時為鄞縣興學，是方志中談到相關縣學的內容就一定 提及的，尤其是記載他在唐代所建的先聖廟的基礎上「因廟為學」，³²⁶呈現中 國「廟學制」的基本情況。例如郡人王應麟(1223-1296)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六

321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名宦‧楊最傳〉，頁1946。

322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五，〈名宦‧曹誥傳〉，頁1951。

323 [嘉靖]《寧波府志》，卷二，頁154。

324 [嘉靖]《寧波府志》，卷四，〈風俗〉，頁484。

325 [嘉靖]《寧波府志》，卷四，〈風俗〉，頁486-487。

326 [嘉靖]《寧波府志》，卷七，頁758。

年(1289)的修葺縣學寫記，篇首便提到「宋始立學，王文公安石宰縣，因廟 為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³²⁷嘉靖三十六年(1557)，郡 人周相(嘉靖二年[1527]進士)為縣學內名宦、鄉賢二祠寫記，文章前段同樣提 及「宋慶曆中，王文公時為宰，奉詔建學，就廟為之」。³²⁸

宋元時期，地方性祠廟雖已經可見「先賢祠」、「鄉先賢祠」、「某先生祠」

或「君子祠」等祠廟，卻未必設在地方官學的範圍之內，也未有明確的「鄉 賢」與「名宦」之分，而是祭祀與地方或有相關的理學家前輩。³²⁹根據學者 的研究，明代開始才將學宮內立名宦祠、鄉賢祠制度化，並在嘉靖年間成為 地方廟學的定制，名稱與祀典逐漸全國統一。³³⁰例如鄞縣名宦、鄉賢祠在嘉 靖三十三年(1554)建置，但因為設於逐漸毀廢的學舍內，不合規制，因此三 年後，巡按監察御史曾承芳(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鄞縣)重新立祠於禮門左 右。周相記中指出：

(到嘉靖三十三年，廟學)未具者為名宦、鄉賢二祠。凡學例得 祀名宦、鄉賢，我學獨無。或曰總於府學。鄉賢可，名宦不可，

(到嘉靖三十三年，廟學)未具者為名宦、鄉賢二祠。凡學例得 祀名宦、鄉賢，我學獨無。或曰總於府學。鄉賢可，名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