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與「任法」：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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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麗月. 教授. 「任人」與「任法」：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 研究生：張哲翰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 0.

(2) 摘要晚明政治與社會的動盪，對士人造成了危機感，因而士人提出改革的建議，同時引起士人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注意。政治上，晚明士人將王安石比附權臣，表面上批評其變亂祖制，其實是藉此警醒皇帝注意權臣的問題。時政上，晚明士人遭遇役困問題、學風問題、民間孳牧馬匹的問題、社會秩序受到破壞，以及預備倉的空虛，因此討論到賦意的改革、導正士風的建議、馬政的修正、保甲法的施行，以及對賑貸的重視，並呈現各種層次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注意。在地方社會中，士人也感受到世變對於社會秩序的影響，利用王安石的祠祀，做為約束繼任官員的一種象徵。不過，在祖宗之法的約束下，地方士人對王安石的肯定唯在其道德文章，往往迴避對新法的論述，但晚明士人則逐漸有脫離祖制束縛，肯定王安石新法效用的現象。晚明士人受到求治想法的影響，對於王安石的評價是非常豐富且多元的。過去肯定王安石的討論都集中在晚清西學東漸的改變，但我們都忽略了晚明士人面對政治與社會的驟變，在士人的心中都掀起巨大的波瀾，衝擊著士人的傳統觀念。王安石評價的多種層次，反映著士人對過往政治思維以及社會觀念的重新省思，試圖藉此尋找符合晚明社會的新出路。. 關鍵字：晚明士人、王安石論、祖宗之法、世變、經世濟民. i.

(3) 目錄第一章. 緒論……………………………………………………………1. 第二章. 學比荊公性更偏：「權臣」王安石與明代大臣的比附……23. 第一節. 首輔張居正與「三不足」之說…………………………………..26. 第二節. 李廷機的入閣與「偏愎」之論…………………………………..34. 第三章. 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熙寧新法與明代時政的針砭………..43. 第一節. 借鑑免役法的晚明賦役改革……………………………………..45. 第二節. 對士風衰頹的憂心與導正………………………………………..58. 第三節. 戶馬法、保甲法與青苗法在晚明的適用性….…………………..68. 第四章. 足感人心維風教：晚明地方社會對王安石的評價………...83. 第一節. 仕宦之地…………………………………………………………...84. 第二節. 家鄉：江西撫州府臨川縣………………………………………...93. 第五章. 結論…………………………………………………………..107. 徵引書目………………………………………………………………..110. 0.

(4) ．1．. 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三代之法至周始備，《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爲之則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人，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敝也。況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為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其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1 明‧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 本文的開始，想以薛應旂(1500-1574)〈任人〉一文的一個段落作為引子，開啟探討晚明士人王安石論背後的關懷。薛應旂，嘉靖十四年(1535)成為進士，自此生平的一切機運都與嚴嵩(1480-1567)息息相關。薛應旂原授慈谿縣知縣，後升任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當給事中王曄(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 彈劾嚴嵩時，嚴嵩囑咐當時尚寶丞諸傑(嘉靖五年[1526]進士)寫信告知薛應旂，要求薛應旂罷黜王曄，但是薛應旂反而罷黜諸傑，頂撞嚴嵩，嚴嵩暗恨在心，藉著薛應旂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罷黜常州知府符驗(嘉靖十七年 [1538]進士)，嚴嵩下令御史桂榮(嘉靖元年[1522]舉人)彈劾薛應旂「私黜郡守」，薛應旂因此被謫官，外調至江西建昌府任通判。之後，在嚴嵩當政的嘉靖朝中，薛應旂最高只陞到浙江提學副使。2也因為其遭遇如此，此文最後所謂「為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一語甚有暗諷之意。可以說，「任人」與「任法」之間的偏重，薛應旂已經明顯地強調「任人」的. 1.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 2. 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教〉，頁6046-6047。. 公司，1997)，卷十六，〈任人〉，頁388a。.

(5) ．2．. 重要。但是，就薛應旂的看法，「法」的創立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不容忽視，因此〈任人〉文首便談道：「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3只是「任法」的同時，必須有「任人」為根基則良法得以推行取效。文中，薛應旂舉王安石推行新法為例，說明他對於「任人」與「任法」之間取捨的看法。若我們將薛應旂對王安石的評價稍作分析，便能瞭解他對「任法」的態度。薛應旂在〈王安石〉一文中認為王安石「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4在〈任人〉文中更稱讚王安石學周公之法以《周禮》求治是「一世之豪傑」，但最後仍「釀成宋室之禍」，是因為王安石並非周公，所治之世也並不是周代，若要以回復三代為目標而變法，不如選任適用之人以治今世。 5可見，薛應旂基本上是認同王安石的求治之心，對於王安石的「任法」並不強烈批評；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一個歷史事實，薛應旂即便認同王安石，卻也必須對此做出反省，而薛應旂的結論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相，而王安石只欲回復三代之世，新法不能適用於宋代，成效自然不彰。有此結論，薛應旂得以藉此暗諷時政，以此文勸告皇帝，若欲求治，在「擇相」上必須謹慎，法制自然清明。薛應旂認同「任法」有其必要，卻又以「任人」為治世之本反駁純粹以「任法」為本，這種在「任人」與「任法」之間的緊張，正反映晚明士人對「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之間的矛盾心理。所謂祖制，狹義的來說就是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訓》，廣義來說泛指洪武時代所制定的典章制度，甚至可指洪武以後，歷朝的在位皇帝之前之一切典制、事例。6明人對於祖制的看法，在於法祖安民，若變更祖制，必然造成民心不安，動搖國本；至於審. 3.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頁387b。. 4.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王安石〉，頁413b。. 5.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頁388a。. 6.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史學集刊》，1991年第3期(長春：吉林大學，1991)，頁21。.

(6) ．3．. 時圖治更在於法祖，以祛宿弊復舊規。7因此明人透過祖宗之法革除違反祖制的陋規，達到在祖宗家法範圍內改善時弊的目的，同時對行為偏離祖法的皇帝與執法不僅的權臣產生約束的作用。8例如萬曆首輔張居正(1525-1582)意圖扭轉明代朝政的頹勢，視所有改革都是祖宗法度需兢兢守之，以避免守舊勢力的阻撓，但也同時遭到御史劉臺(隆慶五年[1571]進士)一連串「祖宗之法若是乎」、「請以祖宗之法正之」的批評，斥張居正為權臣、奸臣。9 在明人的論述中，援「祖制」以爭，代表著他們對國是的憂心。10那麼，援「王安石」以論事，是否就是在祖宗之法的掣肘下，對治世發表看法？薛應旂肯定王安石是「一世之豪傑」，又批評任用王安石為相是所任非人的矛盾心理，可以反映他試圖在「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之間取得平衡，因此得到「任法」必須以「任人」為基礎的結論。晚明士人面對時勢的衰頹，「治」與「守」成為最困難的選擇，若透過薛應旂的例子來看，「任法」意謂著「變法求治」，但最後選擇以「任人」為求治的根基，是薛應旂面對祖法壓力之下的妥協。可以說，若單論「任人」與「任法」，各自代表著「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兩種士人心態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在「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兩者的爭論中，王安石的歷史經驗最能做為一種借鏡，這與王安石的所作所為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我們可以經由王安石的背景，認識其在歷史上的定位。《宋史‧王安石傳》11認為王安石的性格「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是其得以名動京師的原因，但同時有著「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的缺陷，成為時人攻擊的目標； 12. 在事功方面，王安石推動熙寧新法，盡變舊法，雖然是「變風俗，立法度，. 7.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頁23-24。. 8.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62。. 9.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133-134。. 10.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5-6。. 11.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1-10551。. 12.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50。.

(7) ．4．. 最方今之所急」，卻得到「天下騷然」的負面評價；13另外，其在文章詩賦的造詣最受人讚揚，「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14. 明人茅坤(1512-1601)更將其列入古文八大家之一。15但之後所留下與其相關. 文字受到眾多的議論，並成為受批判的對象之一，例如他被批評「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語在宋代就被視為他不尊重天地祖宗，不廣納建言的寫照，明代以後更轉化為此語出自王安石自己，並以此為變法之本，後人對此大力抨擊，尤其在批評變亂祖制上最為常見。由於王安石的言行與執政在當時就有正反兩種不同的評價，影響後世對王安石的看法呈現多樣性的特色。就負面來說，與王安石同時的蘇洵 (1009-1066)相傳曾作〈辨姦論〉批評王安石，暗指王安石「陰賊險狠」，甚至視其為「大姦慝」。16另有呂誨(1014-1071)〈十事疏〉論王安石，文首即影射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更以「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比喻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17二文批評王安石，也同時將王安石形塑成「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的「姦人」。此後，王安石與桑弘羊(152 B.C.E.-80 B.C.E.)、東郭咸陽(元狩五年[118 B.C.E.]任大農丞)、孔僅(元狩五年[118 B.C.E.]任大農丞)、王莽(45 B.C.E.-23)等人同列，當後人討論聚斂之害以及執政之亂時，常舉他們的故事為證，例如明太祖朱元. 13.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4-10545。. 14.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1。. 15. 茅坤稱王安石：「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為最，……王[安石]之結搆裁翦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較之曾[鞏]特屬伯仲，須讓歐[陽脩]一格。」又說：「王荊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為調。鑱刻萬物，鼓鑄群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頁15a-15b、第1384冊，卷八十一，〈臨川文鈔引〉，頁1。. 16. 蘇洵著，羅立剛注，《新譯蘇洵文選》(臺北：三民書局，2006)，〈辨姦論〉，頁321。對於〈辨姦論〉的真偽問題參看鄧廣銘，〈《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505-539。. 17. 呂誨，〈論王安石〉，收於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裴汝誠點校，《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429。.

(8) ．5．. 璋(1328-1398)即引王安石等人為鑒：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18 時至今日，雖然教科書敘述王安石執政對於北宋政治的重要意義，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也影響到今人對於王安石整體的評價。民國88年統編本《國民中學歷史》稱：王安石「剛愎自用，不得人和」，導致新舊黨爭，不只造成變法失敗，更使北宋末年政治惡化；19民國93年實施一綱多本以後，教科書基本上仍舊維持負面評價。20甚至高中教科書雖有更為多元的思考角度，卻仍保持對王安石與新法批評的態度。21受到教科書影響，一般人對王安石的認識，不論在政策與性格上都是偏向負面的觀點。但其實，「姦人」形象並非王安石唯一的評價。在正面評價上，有南宋. 18.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一百三十五，頁3a，洪武十四. 19. 林麗月等編，《國民中學歷史》第1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頁73-74。. 20. 國中教科書在一綱多本之後，例如翰林版《國民中學社會》認為王安石「過於自信，不肯接受. 年正月至二月丁未條。. 他人意見」以及「用人不當，一些官員藉機貪汙」導致「民怨四起，變法失敗」；康軒版《國中社會》認為熙寧新法不得保守人士支持，只好任用新人，造成新舊黨爭，政局陷入紛亂。雖未直接評價王安石及新法，但仍將宋代政治混亂歸咎於新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基本上仍是負面看法。林能士等編，《國民中學社會》第3冊(臺南：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108；劉阿榮等編，《國中社會》第3冊(2上) (新北：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99。 21. 高中教科書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也是保持否定為主，例如龍騰版《高級中學歷史(上)》由財富分布評價新法「致使財富大量集於朝廷，人民生活卻更為困苦，贊成與反對的官員分成新舊兩黨，互相攻擊，紛爭不已」；三民版《普通高級中學歷史》則將王安石新法置於「士大夫的經世致用」精神中討論，但仍批評王安石「作風激烈、用人不當，導致新舊黨爭，最後仍以失敗告終」；南一版《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更條列王安石新法的失策：1.忽略南北社會經濟發展差異，致成效不彰。2.重立法輕人事，為貪官汙吏所乘。3.財政改革偏重開源，與民爭利。4.王安石作風獨斷。張元等編，《高級中學歷史(上)》(新北：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140；金仕起等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2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113；林能士等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2冊(臺南：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36-137。.

(9) ．6．. 陸九淵(1139-1193)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22大讚王安石「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23象山之後，最受研究者注意的評價，當屬清末民初梁啟超(1873-1929)《王荊公》24一書，梁氏謂：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25 總結此語，梁氏描繪王安石形象「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中國大文學家」，26其目的在於「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27因此，研究者往往視此書「把王安石變法和他曾經參加過的『戊戌變法』比附在一起」。28 日本學者東一夫對於歷代王安石評價的研究，認為王安石的評價有正反兩種潮流，可以以清末為一分界線，代表中國新舊體制的區分。29但這種將歷史一分為二，簡單分成新舊的劃分法，過於忽略明清時期歷史的特殊情況，尤其在晚明遭遇各種當代問題，也面臨著許多新舊衝突的社會挑戰。因此，晚明士人評價王安石會隨著論事的差異，呈現不同的看法。若仔細觀察士人的王安石論，可見其多層次的特色，例如：薛應旂在〈王安石〉 30. 一文稱讚王安石的志氣與學識「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 代之隆」，更誇讚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治理，「試於常，而天下仰望，試於鄞，而至今便之，此其才足以副乎其志」，卻「偏執以成性」，造成「將以治天下，. 22. [同治]《臨川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十六，陸九淵，〈荊. 23. [同治]《臨川縣志》，卷十六，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頁992。. 24. 梁啟超，《王荊公》，臺北：中華書局，1956。. 25. 梁啟超，《王荊公》，頁1。. 26. 梁啟超，〈例言〉，《王荊公》，頁1。. 27. 梁啟超，〈自序〉，《王荊公》，頁1。. 28. 漆俠，《王安石變法》，收於《漆俠全集》第二卷(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頁9。. 29. 東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0)，頁1。. 30.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王安石〉，頁413b-414b。. 國王文公祠堂記〉，頁985-993。.

(10) ．7．. 適以亂天下」。31雖然薛應旂對王安石有不少正面的評價，但他更重視個性上的涵養。又如活躍於天啟年間(1620-1627)的江用世於其《史評小品》32就有：小人有萬分之惡，而有一節之善，其一節之善，不可没也，如司馬君實之革雇役，非也。33 此處直指王安石為小人，但卻認為免役法是良法，可見江用世仍看重部分新法的成效。當然，除了對王安石某部分作為的肯定或否定，也有不少明人因為王安石個人評價的影響，對新法完全的肯定或否定。由上可知，晚明士人評價王安石的變法，同時存在「審時圖治」以及「變亂法度」的觀點，使得士人面對違反祖制與變法求治的討論時，得以援引王安石的故事為例，論及今日之事。在士人眼中，「王安石」也具有「鄉賢」、「名宦」的身份。然而，面對祖制的約束，以及晚明的世變，地方士人對王安石的肯定是否也具有豐富的意涵？明代一般士人認識王安石的基本來源是《宋史》，《宋史‧王安石傳》的編寫參究許多宋人筆記，其中朱熹(1130-1200)的批評影響最大。明代《宋史》的流傳，加上獨尊朱學，朱熹批評王安石之說往往受到明人吸收；另外，朱元璋強調後代子孫必須遵守「法祖」的精神，此立國綱領與王安石「三不足說」正相抵觸，影響王安石不見容於明代。34但是，在王安石的故鄉與王安石的宦遊之地所留下的史料則一致性地呈現對王安石的正面評價，與外界的批評形成強烈的對比。地方上，對於先賢的崇拜表現於鄉里的祭祀中，宋代就有「先賢祠」、「鄉先賢祠」、「某先生祠」的建置，晚明地方廟學中名宦祠、鄉賢祠更成為常規化的祠祭，這些祠祭一方面具有崇獎聖門的意義，一方面更有激勵鄉人追踵. 31.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王安石〉，頁413b-414a。. 32. 江用世，《史評小品》，收於《四庫未收書輯刊》壹輯第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3. 江用世，《史評小品》，卷二十宋上，〈司馬光‧又國開二則〉，頁378a。. 34.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40期(臺北， 2008.9)，頁85-117。.

(11) ．8．. 先賢的目的。35此功能不只反映在晚明地方士人對王安石的祭祀上，同時士人也視地方志的編修具有資治、教化的作用，為了挽救晚明江河日下的世風，引發士人積極參與方志的修撰。36 晚明方志的編修，在眾多負面評價王安石的資料中選材，將王安石形塑成先賢，可以說，地方志的王安石論具有「感人心，維風教」37的用意。因而透過方志中相關王安石記載的爬梳，可以瞭解地方士人將王安石塑造為先賢與晚明歷史背景的密切關係。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並非漫無目的，而是具有其特殊的時代意涵，透過對王安石多樣性的評價，表達對於當代問題的看法。因而研究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王安石評價的全貌，更可以加深我們對於士人政治思維的認識。. 35. 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收於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328-331。. 36.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32-34。. 37. [雍正]《撫州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書局，1989)，羅復晉，〈重修撫州郡志序〉，頁11。.

(12) ．9．.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由於王安石為宋神宗時重要的宰相，加上熙寧新法的推動是宋史兩大變法之一，引起後續的紛擾不斷，在宋史學界中研究成果十分可觀，即使至近五年對王安石的研究也不曾衰退，僅學術期刊上就有將近百篇文章發表。民國以後，最早的王安石研究是梁啟超的《王荊公》。此書雖然採取紀傳式的討論，然而都是對於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利弊得失的鋪陳，研究重點其實落於新法之上。以下這段話最可以體現梁啟超對新法研究的看法：吾常謂天下有絕對的惡政治，而無絕對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於謀國利民福，殆可謂之「良」也已。38 可見梁氏認為成事有許多因素，然只消本意良善，便是良法。梁氏對王安石新法的評價不以成敗而論，後世的研究者如鄧廣銘與漆俠認為這有其政治思想的寄託。39 梁氏《王荊公》一書寫於1908年，正值清末民初的內憂外患交逼，變法圖強的需求，催生《王荊公》的誕生；而錢穆撰寫《國史大綱》40時值對日抗戰時期(1939)，國家動盪，改革的聲浪不曾停歇，新文化運動最後發展成五四運動，倡導改革者不少提出「全盤西化」的看法。錢氏欲透過《國史大綱》中對王安石的評價，反映對當時社會情況的己見。他首先讚揚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以史為鑑，進而批評宋神宗與王安石銳意變法，如此論述說明錢氏不認同革新派競言革新，並且議論革新派不知以古為鑑。41 到了1950、60年代，中國的王安石研究發生轉變，對王安石的評價大多趨向肯定，以中國宋史研究大家鄧廣銘為例，他稱王安石：是一個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個傑出的政治改革家。對於政. 38. 梁啟超，《王荊公》，頁131。. 39.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頁9；漆俠，《王安石變法》，頁9。. 40.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41. 錢穆，〈引論〉，《國史大綱》，頁33。.

(13) ．10．. 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的變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負。42 由鄧氏評王安石為改革家來看，鄧氏極為認同熙寧新法的成就，認為王安石「著眼於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和前途，要『摧豪強』、『抑兼併』，制止土地兼併惡性發展，借以保證地主經濟能獲得一個比較穩定發展的局勢」。43鄧氏對王安石的肯定，存在著對現世的關懷，他也自認其目的是希望藉由王安石的研究呈現新法的實際效驗，說服保守派改革開放。44 可以發現，學者對王安石的討論往往反映他們對時下問題的意見，梁啟超歷經清末民初的動盪，研究王安石變法有其對變法要求的投射；錢穆面對社會普遍要求變革的聲浪，欲以司馬光與王安石比較緩和進步與激進變革的成敗，以史為鑑；鄧廣銘以為研究王安石有助於觀察當代經濟改革的路子，以此批評不願改革的保守派。因而，古今對王安石的評價都內涵豐富的時代意義，成為後世學者研究的目標，例如李華瑞為九百年來王安石評價的變化下了定義：實際上900多年來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其所以迭盪起伏、毀譽不一，也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著900多年的「社會氣候」。45 李華瑞認為，社會氛圍的改變將導致評價發生變化。反之，若我們注意分析王安石評價的變化，也將反映社會情況的改變。最早注意王安石的評價是東一夫在《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書中序說分析宋至近代中國與日本評價王安石的意義。東一夫認為宋代直到清末，對於王安石「酷評」的潮流代表著中國的舊體制時代，而自梁啟超對王安石維護的評價開始，代表中國步入了新體制的社會。46 42.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頁5。. 43.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頁99。. 44.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頁9。. 45. 李華瑞，〈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 46. 東一夫，〈王安石研究史と王安石評価の変遷〉，《王安石新法の研究》，頁1-29。. 人民出版社，2004)，頁2。.

(14) ．11．. 這種對王安石評價的看法，被後世的研究者所傳承，例如李華瑞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將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論分作三階段：一、南宋到晚清；二、20世紀前半葉；三、20世紀後半葉。可見李氏本書著重在近代研究王安石的討論上，將南宋至晚清對王安石的評價歸一於否定。不過，李華瑞補充了許多東一夫所缺少的史料，也注意到南宋以後一些對王安石肯定的評價。對這些史料出現的原因，只歸結於三點：其一、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類似，如陸王學派；其二、尊重和敬仰鄉賢，例如陸九淵、吳澄、章袞、陳汝錡、李紱、蔡上翔均是江西臨川人；其三、有相近的思想理路，如顏元反理學、龔自珍濟世救俗的懷抱。47卻未更注意這些正面評價的目的以及與其他王安石評價的關係。另外，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一文，在李華瑞的基礎之上，進而探討明代普遍批評王安石並視王安石為「權奸」與「文豪」的原因。主要歸結於朱元璋對理學的文化專制，以及法祖精神，「權奸」形象逐漸確立；明代社會對唐宋文的取法，「文豪」形象逐漸定型。48但蔡崇禧仍未仔細研究正面評價王安石的目的，同樣只認為是明人對鄉賢尊敬的一種表現。真正受到注意的正面評價，是梁啟超對王安石的肯定。由於梁啟超屬於變法派的重要人物，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梁氏《王安石》一書的創作有其對政治思想的寄託。49可見梁啟超的王安石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蔡樂蘇與劉超同著〈政術、心術、學術──梁啟超、嚴復評王安石之歧異探微〉50一文中，更將梁啟超的王安石論與嚴復的王安石論並舉，凸顯王安石的正面評價代表著改革時代的意涵。此文則是深入二人王安石論的比較，由二人在學術上的. 47. 李華瑞，〈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頁11-13。. 48.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頁107-109。. 49.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頁9；漆俠，《王安石變法》，頁9。. 50. 蔡樂蘇、劉超，〈政術、心術、學術──梁啟超、嚴復評王安石之歧異探微〉，《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卷第3期(杭州，2010.5)，頁180-191。.

(15) ．12．. 不同，做思想史的考察。綜合以上所述可知，過去有關王安石評價的意義，大多是在東一夫所劃分的簡單脈絡下呈現，以清末梁啟超的評價做一分界線，劃分出時代的新舊。但這樣的看法其實與事實不符，晚明士人同樣有許多肯定王安石的評價，這些評價也各自有其背後的目的。學者徐復觀曾於〈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51一文中反對錢穆稱張居正(1525-1582)為權奸，徐氏同時將張居正比附王安石，認為：有幾個人能像張居正[這]樣，把當代整個政治問題，本末精粗，一齊含攝住，作有系統的說出來，以構成一個結實的政治大體制，而以毅力貫徹之。可以說，周秦而後，只有王安石有此氣魄。52 徐氏認為張居正與王安石都是勇於任事的政治家，將二人政治上的改革互相比附，給予肯定，與錢穆的評價形成強烈的對比。不只在近代常將張居正比附王安石，在明人的論述中也甚是常見，但是較少有學者注意到明人如此評價的意義。53近來的張居正研究多集中在張居正入閣對明代中後期政局的影響、以及張居正改革和思想的研究。54蕭慧媛 51. 徐復觀，〈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 52. 徐復觀，〈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頁261。. 53. 關於明人評價張居正的研究，可參考林麗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249-268。. 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臺北，1996.6)，頁 41-76；邱仲麟，〈是非爭議〉，《文武兼治──張居正》(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171-237。 54. 關於張居正研究，馮明曾寫〈近三十年來國內張居正研究綜述〉整理大陸地區近來的張居正研究。馮明，〈近三十年來國內張居正研究綜述〉，《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卷第3期(荊州，2010.6)，頁104-110。另外，上文未注意或值得注意的論著有：陳翊林，《張居正評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4；朱東澗，《張居正大傳》，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8；唐新，《張江陵新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周榮靜，《張居正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1975；蕭少秋，《張居正改革》，北京：求實出版社，1987；隋淑芬，《張居正──起衰振隳的改革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冉光榮，《中興名相──張居正》，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16) ．13．. 的《明代的祖制爭議》討論明代祖宗之法對明人的影響時，曾提及一則故事：張居正為了減少守舊勢力的阻撓，將一切改革都稱為祖宗法度；而同時遭到劉臺上疏請神宗皇帝以祖宗之法糾正之。55以此則故事為例，我們可以思考明人把張居正比附為王安石的論述與祖制爭議的關係，進而思考其他將時人比附為王安石的文字是否也內含違反祖宗之法的反省。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與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都認為明人對祖制的看法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方式，並且認為明人會隨著議題的需要而做出定義的改變，將祖宗之法視為論述的工具。56而明人比附王安石與變法，有其正反兩種評價，反映明人探討當代問題時的支持與反對意見。若將晚明士人王安石評價與明人對祖制的堅持共同思考，那麼士人正反兩種對王安石的意見代表對祖宗之法的襯托、融攝或超越，而評價的正反衝突也呈現明人對「尊崇祖制」與「適時改變」兩種看法的議論。除此之外，士人在方志中呈現的「王安石」具有「鄉賢」、「名宦」兩種身份，江西撫州的讀書人視王安石為「鄉賢」的意義是否一成不變？又或者其他王安石曾經任官的地方，士人評述王安石是「名宦」的目的又是什麼？濱島敦俊〈方志和鄉紳〉57一文曾透過《湖州府志前編》和《烏程縣志》內容的特殊性，討論地方鄉紳對地方志編寫的干預。濱島敦俊認為地方志的作用大致有三：其一，透過文字留下對鄉土社會之歷史的感情；其二，是提供當地任職地方官的參考書；其三，是通過本地方志向官憲、國家表達本地的利病和需求。58而鄉紳對編纂的干涉，容易造成方志的讀者對地方產生誤解，. 2001；劉志琴，《張居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邱仲麟，《文武兼治──張居正》，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以及近期臺灣相關研究的期刊論文：張瑞威，〈足國與富民？──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鑄錢〉，《明代研究》，第8期(南投，2005.12)，頁117-124。 55.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133-134。. 56.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頁27；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33、58-59。. 57. 濱島敦俊，〈方志和鄉紳〉，《暨南史學》，第6號(南投，2003.7)，頁239-254。. 58. 濱島敦俊，〈方志和鄉紳〉，頁241。.

(17) ．14．. 因此濱島敦俊認為研究者必須注意地方志的階級性。59由濱島敦俊的研究可以發現，地方志的編纂特色，往往傳達做為編寫主體的鄉紳的看法。而地方志是否只能向上傳達鄉紳的意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60討論王學學者將「得君行道」理想帶入地方，轉而為「覺民行道」，並透過家族與社群在地方建設與教化的努力，把王守仁學術「草根化」，在地方紮根。61張藝曦更在〈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62一文透過嘉靖與萬曆兩本《吉安府志》人物紀傳的條目安排、記載內容等之異同，探討吉安府的價值觀如何由重視科舉轉變為藏道於民，而王學學者也更注意對地方的教化工作。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一書將南直隸方志的修撰群體、編修體例、內容與價值做了完整的分析。63書中指出，明初，太祖視地方志的修撰有助統治，因而推動了方志的發展，之後的皇帝也多有鼓勵。但是，真正進入方志編修的鼎盛時期是在嘉靖、萬曆年間，晚明士人為了拯救頹靡的世風，認為方志具有資治和教化的作用，因此積極參與修撰，並且加上嘉靖、萬曆朝廷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鼓勵修志，造成晚明地方志編修的普及和發展。64 此外，趙克生的〈明代地方的公共祠廟：以鄉賢祠與名宦祠、生祠為中心〉，文中首先論述了明代鄉賢祠和名宦祠的相關制度，並認為二祠有扶翼聖門、彰顯人倫，以及激勵後人追踵先賢的作用，最終都是希望能夠達到化民導俗的目的；其次，分析了生祠的建置與晚明生祠的發展，指出生祠最重 59. 濱島敦俊，〈方志和鄉紳〉，頁253。. 60.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61.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頁345、. 62. 張藝曦，〈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 63.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4. 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頁32-38。. 389。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頁403-432。.

(18) ．15．. 要的功能在於對去任官員的報功崇德，以及對繼任官員的激勵與期望，而晚明因為賦役改革、地方動亂、宦官勢力的歷史情境影響下，生祠出現了普遍化的現象；最後，探討地方公祠修葺祠廟與維持祭祀的資金來源。65 劉祥光的〈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66從明人入徽州名宦祠的條件，配合方志中名宦志的記載來分析，反映地方對均平賦役、約束豪橫、振興教育的期待，更從明代中後期入名宦祠的人數增加，認為明代中後期貧富不均加劇、士商界線模糊、社會秩序鬆動等情況，導致地方士人對地方官的治理更加冀望，因此以入祀名宦祠的官員來期許到任的地方官。67同時，劉祥光也認為，對歷代名宦的祭祀，在祭祀者的心中達到榜樣樹立的目的。68 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一文，首先透過整理各地鄉賢祠的建置，指出鄉賢祠固定於學宮的範圍內在明代晚期普遍落實，嘉靖年間也已明顯分別鄉賢、名宦二祠，全國趨於一致，若學宮內無鄉賢祠，則被認為是不合禮制的「闕典」；並且，呈現入祀鄉賢祠的流程，首先由生員公舉，由地方鄉約、黨保具名，再由學官和生員聯名送上「公舉呈文」，報請縣官核實，接著地方官勘結，送提學御史覆勘、批准，才可奉入鄉賢祠；最後，分析晚明以來逐漸普遍的鄉賢冒濫的現象，認為一方面反映晚明鄉紳勢力的活躍，一方面印證晚明由鄉宦、生員、鄉保、耆老織成的基層社會網絡，在盛清日漸削弱。69 由此觀之，王安石在《鄞縣志》、《常州府志》等方志中都列入名宦祠， 70. 反映其在地方上的治理受到地方的重視，並成為地方官的典範。進一步來. 65. 趙克生，〈明代地方的公共祠廟：以鄉賢祠與名宦祠、生祠為中心〉，收於氏著，《明代國家. 66. 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收於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國. 67. 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頁161-167。. 68. 劉祥光，〈明代徽州名宦祠研究〉，頁167-168。. 69. 林麗月，〈俎豆宮牆：鄉賢祠與明清的基層社會〉，收於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 70. [嘉靖]《寧波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書局，1989； [乾隆]《鄞縣志》，. 禮制與社會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42-267。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101-175。. 會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327-368。.

(19) ．16．. 說，王安石入祀鄉賢祠也代表他的作為值得成為鄉里的榜樣。晚明士人同樣面臨著時代新舊的挑戰，如何在「變法圖治」與「遵守祖制」之間取得平衡，是士人所面對的重大課題，又如何在反對聲浪中，扭轉對王安石的議論，將其樹立為教化鄉里的典範，也是另一項困難的關卡。因此，對王安石的肯定，絕對不只是一種崇敬鄉賢的表現，而晚明士人正反兩面的王安石論更具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值得探討。. 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7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萬曆]《常州府志》，明萬曆四十六年刊本。.

(20) ．17．.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探討晚明士人對於各種王安石論，會因為面對問題以及需求的差異，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不論在朝堂中或地方上，可能以「援古論今」的敘述諷刺政敵或是為改革方向尋找解套；又可能是運用建立典範的方式對百姓傳達儒家教化，並藉此約束官員。為了清楚呈現以上的看法，本文的主要史料關注在文集筆記和地方志上，並將時間聚焦於「晚明」。以下，筆者將分別對「史料運用」和「時間斷限」稍作探討，最後呈現本文的「章節架構」。 1.史料運用過去對王安石評價的研究，在史料運用上，多集中在史論以及私人修史的史料，例如晏璧(約活躍於永樂元年至永樂二十二年[1403-1424])的《史鉞》、王洙(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的《宋史質》等。71筆者以為這些史料確實有不少在評論王安石的同時，對當代問題發表看法。而除此之外，士人的文集與筆記也有許多在討論當代議題時，比附王安石或其執政內容，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清初李紱(1673-1750)曾修纂康熙《臨川縣志》，可惜此書已不復見，不過由後修的同治《臨川縣志》流傳下來的序中，可見李紱修志時的序，其中唐孝本(康熙五十九年[1720]武舉人)、沈顥文(乾隆七年[1742]任臨川縣知縣) 與李紱自己寫序都曾強調李紱修志意在為王安石辯誣。72雖然已經無法找到康熙《臨川縣志》的王安石傳，不過李紱所留下的文集中仍有不少為王安石辯誣的文章。其實，地方志中王安石傳肯定王安石的事蹟並非由李紱開始，在此之前明代地方志早已依此原則書寫。筆者以為，除了可以深入地方志的王安石傳，研究地方志如何於眾多資料中選材，將王安石塑造成鄉里教化的範本， 71.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頁92。. 72. [同治]《臨川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頁35-53。.

(21) ．18．. 更能夠以名宦祠、鄉賢祠，以及王荊公祠或王文公祠的各種紀錄，配合著相關王安石的古蹟記載，探討王安石作為鄉賢與名宦受到地方士人重視的原因，了解在「辯誣」或「尊崇先賢」的目的之外又有何不同的意義。 2.時間斷限在過去研究中，對「晚明」的界定並未有統一的見解，隨著研究主題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常見的劃分方式有以嘉靖初年為界線、73有以萬曆中期為界線。74不過大體來說，學者們對明代時間的劃定，往往以社會風尚的情況作為標準，75例如徐泓在〈明代社會風氣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一文中將明代隨著社會風氣的不同劃分為明初、明代中期與明代末期，分別指涉的年代是洪武至宣德年間的「儉樸敦厚」、正統到正德年間的「淳厚之風少衰」與嘉靖以後的「華侈相高」；76萬明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 77. 一書認為雖然前有許多不同劃分時間範圍的方式，但他以為明朝前期與後. 期有明顯的變遷跡象，分水嶺就在成化、弘治年間，因此選擇較廣義的分界概念，以十五世紀後半葉到十七世紀前半葉(1450-1644)為「晚明」，但重點. 73. 例如徐泓〈明代社會風氣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一文認為嘉靖以後，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風尚呈現奢靡的現象，以此與明代中期儉樸之風開始衰頹做出區隔，視之為明代末期。徐泓，〈明代社會風氣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6），頁137-159。. 74. 例如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一書認為最早在蘇州府、松江府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景泰初年(1450年代)社會就開始發生變化，在萬曆中期開始變化的深度與範圍可以敏覺地感受出來，自變化開始到明末這段期間朱建強認為應該統稱為「中後期」，原因在於這種變化是一種連續的狀態，無法清楚分出中期與後期之間的界線。不過他認為若要分期，大致可以以嘉靖、隆慶、萬曆初年為模糊性與過渡性的時期，在進入萬曆中後期以後就可清楚感覺社會的變化。牛建強，〈自序〉，《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3-4。. 75. 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一文將一系列相關社會風氣變化的研究做統整性的介紹與討論，並認為社會風氣變化所產生的秩序變動，引起士大夫的危機意識，在明末尤其嚴重。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代研究通訊》，第 4期(臺北，2001.12)，頁9-17。. 76.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頁137--159。. 77.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2) ．19．. 仍是在嘉靖、隆慶、萬曆以至明末；78張顯清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79 一書認為明代後期(此書以此指「晚明」)的範圍是十六世紀初葉到十七世紀中期(大約是嘉靖初年到明末)，這段時間社會已經開始起步向近代社會轉型，這些轉型表現在經濟的發展上，手工業、商業以及貨幣與信用借貸都出現新的現象；表現在階級關係上，官紳階級對政治經濟的掌控、貧富兩極的差距都出現空前的擴大；表現在社會生活上，追求財富、崇尚消費、違禮越制可為代表現象，張顯清將這些現象認為是與前一時期最為不同之處，也以此做為晚明與明中期的劃分。80 筆者以為，士人面對「治」與「守」的抉擇，是因為身處於政治衰頹的氛圍中，興起對求治的需要。因此，筆者將採取徐泓較普遍被接受的界定方式，以嘉靖以後作為「晚明」的定義，但仍需注意萬明所指土木堡事件後景泰元年(1450)為畫分的廣義界定方式，到嘉靖年間的連續性變化。如此注重的原因有二：其一，筆者認為土木堡事件之後，明朝的朝政逐漸衰敗，因此興起多次的政治改革，張顯清更認為這些改革多次挽救明王朝在正統末年、正德末年、嘉靖末年所遇到的政治危機。81不過，就筆者以為，這些拯救明王朝的改革多次出現，也正代表明朝朝政頹敗嚴重的情況。其二，以史料來看，許多史料集中在景泰以後，士人們開始反應社會已經出現亂象而需改革，然而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則未必立刻出現轉變，這之間時間的差距可能是明朝中國上層與下層溝通的延遲，但仍不該將此忽略，反而該將這樣的情況做為一種連續的表現予以觀察。因此，筆者雖將重點置於晚明，仍欲注意明代中期社會開始發生變化的情況，觀察這段時間士人要求改革與士人評價王安石之間的關係。. 78.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頁2。. 79. 張顯清，《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80. 張顯清，《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頁1-29。. 81. 張顯清，《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頁14。’.

(23) ．20．. 3.章節架構士人評價王安石的性格與各項新法時，從而議論時人與時政。本文擬由此分別討論在朝堂上士大夫批評政敵性格宛若王安石的原因，進而透過晚明士人將王安石新法與時政互相的比較，瞭解士人評價王安石的不同與針砭時政的關係。本文並不討論士人如何看待王安石文學的成就，原因在於士人文學方面所論，大多集中在文風、文句上的品評，與本文主旨關注晚明士人在「守」與「治」之間的抉擇的政治問題較無關係。此外，有別於朝中議事的論述，地方士人的王安石記載書寫，反映他們期待地方教化的意義，將是另一探討的重點。因此，本文的章節架構，共分為五章，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外，其餘二至四章是「學比荊公性更偏：『權臣』王安石與明代大臣的比附」、「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熙寧新法與明代時政的針砭」、「足感人心維風教：晚明地方社會對王安石的評價」，以下分別簡介。第二章「學比荊公性更偏：『權臣』王安石與明代大臣的比附」。在晚明士人的論述中，時常可見批評王安石，同時批評當時大臣的論述方式，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對張居正與李廷機的批評。本章擬由這些比附，觀察批評的背後，所蘊含的士人政治思維。第三章「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熙寧新法與明代時政的針砭」。本章將透過不同文章推動政策的內容，與文章中的王安石論，兩者於何種層次互相比附，從而觀察明人如何在推行新政時，以王安石新法為例，回應「違反祖制」的批評。因此，本章將晚明士人王安石論中比附的明代政策當作分類標準，分別論及一條鞭法、學風與科舉、馬政、保甲法以及倉法。由這些明代議題，瞭解晚明士人如何透過「觀前事」而「可以知今日」。第四章「足感人心維風教：晚明地方社會對王安石的評價」。地方志中紀錄了地方的祠祀，以及相關先賢的事蹟與古蹟，是具有教化鄉里的示範作用。因此，本章將分別由王安石任官的鄞縣、常州府、海門縣等地，以及王安石的故鄉撫州府臨川縣切入，探討方志中所保存「王安石」各種記錄的內.

(24) ．21．. 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的情況，尤其在晚明方志中，記載內容改變的意義將是本章的研究重點。希望透過各章節的分析，能夠呈現晚明士人王安石論背後的目的與意義，以及晚明士人面對朝政與時勢衰敗的情形，他們如何藉由王安石論表達他們各自的政治思想與展望。.

(25) ．22．.

(26) ．23．. 第二章. 學比荊公性更偏：「權臣」王安石與明代大臣的比附.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推行熙寧變法以來，便遭受不少罵名，批評的焦點多集中在新法上，也有部分反對王安石的新學，但對王安石的操守仍可見有肯定。自北宋末年、南宋初年開始，王安石就被加上禍國殃民的罪名。82 宋廷南渡以後，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下，必須要確定歷史罪責的歸屬，以此為基礎收拾人心，開展新朝。宋高宗便從蔡京上咎王安石變法，批評他們是誤國的權奸之臣，由他們承擔現實和歷史的罪責。83因此，自宋高宗紹興年間修定的《宋神宗實錄》，到宋孝宗朝的《四朝國史》都將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的元凶。84例如參與修定《宋神宗實錄》的范沖(?-1141)就有論道：「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對於范沖批評王安石是亡國元凶，為宋神宗以至宋徽宗開脫罪責，宋高宗很是肯定。進而范沖建議：「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得到了宋高宗的認可。85受到官修史書的影響，南宋私人修史，例如王稱的《東都事略》與李燾(1115-1184)的《續資治通鑑長編》都是承襲著「直書王安石之罪」的觀點。86 元代士人對王安石的評價，大多承襲南宋而來。以元代史臣編修的《宋史》為例，除了承襲紹興時期修定的《宋神宗實錄》之外，更加入元祐黨人及其門生的論述，以及南宋理學家的評價，87例如《宋史‧王安石傳》最後評價王安石執政上的剛愎自用，寫道： 82.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頁87。. 83. 李華瑞，〈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頁5。. 84. 李華瑞，〈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頁6。. 85.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86.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99-148。. 87.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208-212。. 館，1986)，卷七十九，頁100a-100b，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條。.

(27) ．24．. 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88 可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看到蹤跡，記道：「戶部侍郎邵溥上殿劄子，言：……自王安石持『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說，以眩惑人主之聽，章惇、曾布、蔡京挾紹述之論，立誹謗之刑，以鉗制天下之口，不知有祖宗歷三世矣。」89也可見於邵伯溫(1057-1134)的《邵氏聞見錄》寫道：「荊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為述，承之深詆之。」90 時至明代，除了承襲南宋以來對王安石的批評，加上科舉考試內容主要依從朱學，以及明太祖強調遵守祖法的重要性，王安石的新學及變法都與此有所抵觸，君臣對王安石則普遍呈現負面評價。91明人對王安石的批評，大多集中在幾方面：個性執拗、學術左道、變亂舊制、所用非人等。同時，當明代中晚期士人受到以上各方面批評時，往往也會得到「比之王安石」92的評價。在明代中晚期時常出現如此的比附，可以反映中晚明士人對宋代宰相王安石的認識。然而，王安石常在明代中晚期用以比附，可能原因有二：其一、在時代上，相較於其他變法者，宋代較為接近；其二、在變法者本身，與王安石相關的文字留下的較多，也較為後人所討論，尤其以他被批評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說」最為晚明士人討論，例如沈德符 (1578-1642)《萬曆野獲編》中收錄了一則故事，就表現了他藉由王安石以「三. 88.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50。. 8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90. 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收於《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卷十三，. 1986)，卷三百五十二，頁20b，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條。頁11b。 91.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頁92-100。. 9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於《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第6冊(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二十九，〈雷震陵碑〉，頁3921。.

(28) ．25．. 不足」說為本變法，批評首輔沈一貫(1531-1615)。故事內容是如此：嘉靖十七年(1538)，明世宗改諡明太宗為「成祖」，但不敢改舊碑為新，只刻一木書加於舊碑之上，以緩和違逆祖制的擔憂。而至萬曆三十二年(1604)，趁著雷震長陵碑需要重建，首輔沈一貫上疏道：世宗欲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纘成祖德，乘此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之慶也。 93. 對於沈一貫上疏請立新碑，神宗大為嘉賞，「優旨允行」。94沈德符甚是疑惑，認為此一逆天背祖的行為居然未有言官上疏阻止，因此批評道：夫上蒼示警於祖陵，正宜君臣修省，反以為瑞應，形之章奏，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說更悖矣。而言路無一語誚讓之，異哉。95 沈德符認為沈一貫的上疏是將上天的警示曲解為祥瑞之兆，比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一語更為可議。而最為可惡的是身為監督朝廷此一重要角色的言官，居然無一上奏指責這樣錯誤的行為，沈德符直呼：「異哉！」又可見，馮夢龍(1574-1646)《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96以此說作為評價王安石為「拗相公」的原因，說：荊公自以為是，復倡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97 93.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雷震陵碑〉，頁3921。. 9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雷震陵碑〉，頁3921。. 9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雷震陵碑〉，頁3921。. 96. 馮夢龍，《警世通言》，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7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97. 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頁568b。. 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頁585a-593a。.

(29) ．26．. 馮夢龍的《警世通言》寫於天啟四年(1624)，而也將「三不足」說作為王安石變法之本。可知至少從晚明開始，士人對王安石的批評，演變為王安石以「三不足」之說為本變亂祖制，禍害萬民。同時，藉由批評王安石以「三不足」說為本變法，而批評時人。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現象在明初士人論述中並未有任何發現。因此，本章首先擬以「三不足」之說比附時人的作為為考察對象，觀察晚明士人這樣比附的背後具有的意義。. 第一節. 首輔張居正與「三不足」之說. 明人運用「三不足說」批評時人的例子，最早可見萬曆三年(1575)河南道御史傅應禎(隆慶五年[1571]進士)的上疏。萬曆三年，傅應禎方由溧水知縣升任為河南道御史。98就在此年十二月，傅應禎對時局有感，上疏建言明神宗「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99三事，引發神宗大怒，斥責傅應禎道：無端以「三不足」誣朕，又自甘欲與余懋學同罪！這厮每必然陰搆黨與，欲以威朝廷搖亂國是。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問了來說。100 到底傅應禎上疏何事？竟使得神宗勃然大怒，不只押送下獄拷打，最後更發邊衛充軍。101在《明史‧傅應禎傳》得窺傅應禎所言全貌，為便進一步解析，茲引述傅氏疏文如下：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 98. 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卷二百二十九，〈傅應禎〉，頁5994；《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五，頁9a，萬曆三年十二月乙酉條。. 99.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傅應禎〉，頁5994。. 100.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五，頁9a，萬曆三年十二月乙酉條。. 101.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五，頁9b，萬曆三年十二月丁亥條。.

(30) ．27．. 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102 傅應禎所言分成三段，第一段即立刻引用王安石「三不足之說」對朝廷的施政做出批評，在遭遇天變時朝廷未能反省、恢復早已廢除的抽分中官，以及不重視朱東光(隆慶二年[1568]進士)的上奏等問題上，分別比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以「王安石以之誤宋」告誡明神宗。第二段希望神宗可以減稅以蘇民困，第三段則是希望神宗能夠重視言官，並拔擢趙參魯、讓余懋學復官。神宗不滿傅應禎「以三不足誣朕」，並批評傅應禎自甘墮落與余懋學同類，陰搆黨羽，搖亂國是。余懋學(1539-1598)，江西婺源人，隆慶二年(1568) 進士，在萬曆三年二月南京戶科給事中任上曾上疏「請行寬大之政」。早先有張居正不滿「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要求嚴加考察。103因而，當余懋學此疏一出，明神宗便大力斥責道：. 102.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傅應禎〉，頁5994-5995。. 103.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一，〈張居正〉，頁5645。.

(31) ．28．. 朕以冲年嗣位，日夕兢兢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墜。近年所行不過申明舊章，修舉廢壞，未嘗妄戮一人，過行一事，其於祖宗法度十未行其一二，何得便謂之操切！余懋學職居言責，不思體朝廷勵精圖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說，邀買人心，陰壞朝政。……姑從寛革職為民，永不敘用。104 神宗認為自己恪守祖宗之法，勵精圖治，卻遭到余懋學上疏指責，大為不滿，因此將其革職為民，永不錄用。有趣的是，此處呈現明神宗對於余懋學的不滿，但在《明史‧張居正傳》中則稱，余懋學上疏，「居正以為風己，削其職」。105到底余懋學上疏，是批評神宗，還是張居正？又余懋學的上疏，引起不滿的是神宗，還是居正？明神宗十歲即位，任張居正為首輔，「大柄悉以委居正」，106也就是萬曆初年朝廷一切大政都有張居正於其中策畫。余懋學上疏朝廷，所批評的對象就是張居正，而將其革職為民也正是張居正的意思。由此來看，有意為余懋學求情的傅應禎以「三不足」之說批評的對象即是張居正，尤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一語正是警告神宗，張居正執政逆天背祖，罔顧人言，足以「誤明」。明神宗對傅應禎的上疏餘怒未消，萬曆四年(1576)正月六日，經筵結束後，神宗問張居正道：昨傅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訕朕，朕欲廷杖之，先生不肯，何也？張居正回答：聖德寬厚，海內共仰，此無知小人何足介聖懷。且昨旨一出人心亦當儆懼，無敢有妄言者矣。國家政事或寬或嚴，行仁行義，惟皇上主之。107 神宗除了押傅應禎下獄，本來正欲處以廷杖，但被張居正所阻止。不過張居. 104. 《明神宗實錄》，卷三十五，頁6b-7a，萬曆三年二月庚辰條。. 105.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一，〈張居正〉，頁5645。. 106. 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一，〈張居正〉，頁5645。. 107.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六，頁1a，萬曆四年正月庚子條。.

(32) ．29．. 正並非為傅應禎求情，而是斥責傅應禎為「無知小人」，並請神宗不要與其一般見識，有損威嚴。可見張居正同神宗一般，對於傅應禎以王安石比附自己非常不滿，但有礙於皇帝的威儀，必須適可而止，對「妄言者」能達到威嚇效果便可。由這個例子可知，在晚明士人的看法中，王安石仍是一個執政者負面的代表，並且強調「三不足」之說的批評，反映晚明君臣對違逆「敬天法祖」的恐懼，因此神宗認為傅應禎以此論事是為了「訕朕」。從傅應禎引用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開始，張居正便被冠上變亂祖制的罪名，王安石成為晚明士人批評張居正時專門比附的「工具」。但傅應禎所指張居正變亂祖制，只有復行真定抽分中使一條，便以「祖宗不足法」比張居正的施政似乎有些過度。因此，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遼東巡按御史劉臺(隆慶五年[1571]進士)見傅應禎上言下獄，憤而上奏彈劾大學士張居正，罪名就是「擅作威福，蔑祖宗法」，108並逐一條陳張居正所違祖宗之法，加強張居正背祖的例證：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 108.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六，頁11a，萬曆四年正月丁巳條。.

(33) ．30．. 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109 文中共質問了六次「祖宗之法如是乎」，可見條條都針對張居正違反祖制，要求神宗「以祖宗法正之」，並「抑損相權」，處理張居正各種違逆祖法的行為，以免「僨事誤國」。110張居正到底做了哪些違反祖制的行為？透過劉臺的上疏可見晚明士人「競競守之」的祖制有：以禮進退大臣、非開國元勳不封公封王、內閣大臣必由廷推、閣臣只能擬詔而不具審查效力、閣臣不干預臺省的奏陳、不摧折言官。本文無意對張居正的是非做出評論，只是由此觀之，晚明士人所擔心的變亂祖制，大致上是指張居正掌權太重，而無以制衡，因此上疏彈劾，希望引起神宗了解事態的嚴重。劉臺對神宗的警語，未能引起神宗的注意，反而招致神宗勃然大怒。神宗認為劉臺「誣罔忠良，肆言排擊，意惟搆黨植私，不顧國家成敗」，下令錦衣衛逮捕劉臺。當然，張居正也是大為不滿，上奏辯言，更直指劉臺與傅應禎為同黨誣陷自己。神宗一面安慰張居正「朕自有處分，卿宜安心供職」，一面下詔「擬廷杖遣戍」劉臺等人。雖然張居正又再次勸神宗「懇宥免杖」，表現了「忠慈之至」的胸懷，但仍止不了此後士人批評張居正變亂祖制，以王安石比喻的論調。111 張居正死後(1582)，于慎行(1545-1607)將張居正的故事記載於〈相鑒〉112. 109.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劉臺〉，頁5990-5991。. 110.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劉臺〉，頁5990-5992。. 111. 《明神宗實錄》，卷四十六，頁11a-12a，萬曆四年正月丁巳條。. 112. 于慎行，《穀山筆塵》，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

(34) ．31．. 一文中。〈相鑒〉文首就先對於「專擅」做一簡單的討論，尤其針對內閣的職權，認為：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 113. 內閣本來只能對大臣奏疏「審署申覆」，114不該干政，但是「積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115對於內閣專擅，干預朝政，以歷史故事做為借鑒，其中就有張居正的故事。于慎行在談論張居正前，有一段對張居正的評論：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籍太后操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116 于慎行主要的論點是張居正操弄神宗之權，因而導致他的失敗。雖然摧抑言官、操作朝廷施政都是他的缺點，但都不足以致使他身敗名裂；重點在於操弄神宗之君權，引起神宗的反撲，「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117可見于慎行作〈相鑒〉論張居正正是圍繞在「專擅」這一主題之上，因此文中接著討論了許多張居正專擅弄權的故事，包括張居正逐去高拱(1512-1578)、傅應禎引「三不足」之說、劉臺彈劾張居正、江陵奔喪辭朝等故事，每則都特別指出張居正操弄君權的特點，例如詳細敘述張居正勸神宗顧及體面不該廷杖傅應禎，並緊接著討論因上奏而下獄的劉臺與自己的交友情況，更強調兩人的交友是「不為慕名而交」，似乎反諷張居正之勸是為了私名而為。最後，于慎行評論道：司，1995)，卷四，〈相鑒〉，頁502b-513a。 113.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03a。. 114. 張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二，〈職官一‧內閣〉，頁1732。. 115.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03a。. 116.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08b。. 117.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08b。.

(35) ．32．.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矣。118 由此可見，在傅應禎以王安石比喻張居正後造成的影響。于慎行同樣以王安石比喻張居正，更指出兩人都有背天逆祖的行為，引起時人以「三不足」之說批評，于慎行更將張居正與王安石作比較，認為張居正人品更劣於王安石。于慎行認為王安石雖然執意以「三不足」之說行事，仍是為國為民，而張居正則只為私心。除了上述所提的例子外，于慎行更舉一例：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證也。119 此處所指雷擊奉天殿代表著是上天對「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的不滿，因此言官必須上疏請朝廷反省施政上的過失。120但張居正以「天變不足畏」的態度阻止言官上奏，于慎行認為這是張居正遵循「三不足」之說的一例。不過，由于慎行的〈相鑒〉可以發現，雖然仍以王安石比附張居正，但批評的角度更加多元，不只在於變亂祖制，更強調張居正「專擅」有失臣子的本分，是由於其「心術」不正使然。駱問禮(1527-1608，浙江諸暨人)於〈簡舒錫厓〉121一文也批評張居正作威作福，道：張江陵一敗塗地，良足寒心，但恐波及不啻一二家，害家凶國，而又累及鄉里，真可為作威福者之一戒。……深為惻然，何者生擬此公，王安石耳。122 駱問禮以張居正死後的一系列禍害反觀張居正專擅的過失，認為作威作福足 118.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11a。. 119.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11a。. 120. 于慎行，《穀山筆塵》，卷四，〈相鑒〉，頁511a。. 121. 駱問禮，《萬一樓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7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122. 駱問禮，《萬一樓集》，卷二十七，〈簡舒錫厓〉，頁369a。. 二十七，〈簡舒錫厓〉，頁369a。.

(36) ．33．. 以「害家凶國」，並且「累及鄉里」，必須深以為戒，更認為歷史上就以王安石專政最能夠比附張居正之危害。另外，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黄汝亨(1558-1626)於《古奏議》123中收入明代以前各種上奏，並於文後加上自己的評價。其中，對於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評價道：王荆公所上皇帝書數萬言，大都以申韓之意行先王之法，而吃緊于陶成人才。以變置天下之人，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此乃公本色也。然以宋之敝弱，振刷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而恃才違衆，獨斷行權，則荆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荆公淸操刻勵，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也。124 黃汝亨有意為王安石辯解，認為王安石以「申韓之意」是為了「宋之敝弱，振刷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因而肯定王安石變法對於宋代的貢獻。在評論最後，黃汝亨認為王安石「獨斷行權」是受其學術所影響，但至少清廉可取，譏諷張居正有其才學卻為私名，在心術上分別兩者的高下。以王安石論張居正，主要都涉及執政專擅，尤其會比較兩人心術的差別，強調兩人專擅目的的不同。陳師(嘉靖三十一年[1552]舉人)在《禪寄筆談》中眾多論及王安石的段落，有一段同時論及張居正的執政，道：近日以張江陵之亂政、横恣，擬與王似。然安石操守殊廉，尚有可取，秪剛愎乖僻，遂壞國勢，江陵則大徑庭矣。詎可同日語耶！予特為差等之。125 陳師批評張居正亂政，在各個方面上都與王安石相似，但是，王安石在操守上清廉可取，只壞在剛愎自用，張居正則是私心為己，區別兩人的高下，將. 123. 黄汝亨，《古奏議》，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 124. 黄汝亨，《古奏議》，〈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安石〉，頁700a。. 125. 陳師，《禪寄筆談》，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卷八，〈憸邪〉，頁73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