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三代之法至周始備，《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 周公爲之則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
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也？以 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人，
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敝也。況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 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為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 欲任人必先擇相。其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1
明‧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
本文的開始，想以薛應旂(1500-1574)〈任人〉一文的一個段落作為引子，
開啟探討晚明士人王安石論背後的關懷。薛應旂，嘉靖十四年(1535)成為進 士，自此生平的一切機運都與嚴嵩(1480-1567)息息相關。薛應旂原授慈谿縣 知縣，後升任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當給事中王曄(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 彈劾嚴嵩時，嚴嵩囑咐當時尚寶丞諸傑(嘉靖五年[1526]進士)寫信告知薛應 旂，要求薛應旂罷黜王曄，但是薛應旂反而罷黜諸傑，頂撞嚴嵩，嚴嵩暗恨 在心，藉著薛應旂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罷黜常州知府符驗(嘉靖十七年 [1538]進士)，嚴嵩下令御史桂榮(嘉靖元年[1522]舉人)彈劾薛應旂「私黜郡 守」，薛應旂因此被謫官，外調至江西建昌府任通判。之後，在嚴嵩當政的 嘉靖朝中，薛應旂最高只陞到浙江提學副使。2也因為其遭遇如此，此文最後 所謂「為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一語甚有暗諷之意。可 以說，「任人」與「任法」之間的偏重，薛應旂已經明顯地強調「任人」的
1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7)，卷十六，〈任人〉，頁388a。
2 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教〉，頁6046-6047。
重要。
但是，就薛應旂的看法，「法」的創立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不容忽視，
因此〈任人〉文首便談道：「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 容於不任也。」3只是「任法」的同時，必須有「任人」為根基則良法得以推 行取效。文中，薛應旂舉王安石推行新法為例，說明他對於「任人」與「任 法」之間取捨的看法。若我們將薛應旂對王安石的評價稍作分析，便能瞭解 他對「任法」的態度。薛應旂在〈王安石〉一文中認為王安石「直欲親見《周 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代之隆」，4在〈任人〉文中更稱讚王安石學周公 之法以《周禮》求治是「一世之豪傑」，但最後仍「釀成宋室之禍」，是因為 王安石並非周公，所治之世也並不是周代，若要以回復三代為目標而變法，
不如選任適用之人以治今世。5可見，薛應旂基本上是認同王安石的求治之 心，對於王安石的「任法」並不強烈批評；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一個 歷史事實，薛應旂即便認同王安石，卻也必須對此做出反省，而薛應旂的結 論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相，而王安石只欲回復三代之世，新法不能適用 於宋代，成效自然不彰。有此結論，薛應旂得以藉此暗諷時政，以此文勸告 皇帝，若欲求治，在「擇相」上必須謹慎，法制自然清明。
薛應旂認同「任法」有其必要，卻又以「任人」為治世之本反駁純粹以
「任法」為本，這種在「任人」與「任法」之間的緊張，正反映晚明士人對
「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之間的矛盾心理。所謂祖制，狹義的來說就是 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訓》，廣義來說泛指洪武時代所制定的典章制度，甚 至可指洪武以後，歷朝的在位皇帝之前之一切典制、事例。6明人對於祖制的 看法，在於法祖安民，若變更祖制，必然造成民心不安，動搖國本；至於審
3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頁387b。
4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八，〈王安石〉，頁413b。
5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十六，〈任人〉，頁388a。
6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史學集刊》，1991年第3期(長春：吉林大學，1991)，
頁21。
時圖治更在於法祖，以祛宿弊復舊規。7因此明人透過祖宗之法革除違反祖制 的陋規，達到在祖宗家法範圍內改善時弊的目的，同時對行為偏離祖法的皇 帝與執法不僅的權臣產生約束的作用。8例如萬曆首輔張居正(1525-1582)意圖 扭轉明代朝政的頹勢，視所有改革都是祖宗法度需兢兢守之，以避免守舊勢 力的阻撓，但也同時遭到御史劉臺(隆慶五年[1571]進士)一連串「祖宗之法若 是乎」、「請以祖宗之法正之」的批評，斥張居正為權臣、奸臣。9
在明人的論述中，援「祖制」以爭，代表著他們對國是的憂心。10那麼，
援「王安石」以論事，是否就是在祖宗之法的掣肘下，對治世發表看法？薛 應旂肯定王安石是「一世之豪傑」，又批評任用王安石為相是所任非人的矛 盾心理，可以反映他試圖在「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之間取得平衡，因 此得到「任法」必須以「任人」為基礎的結論。晚明士人面對時勢的衰頹，
「治」與「守」成為最困難的選擇，若透過薛應旂的例子來看，「任法」意 謂著「變法求治」，但最後選擇以「任人」為求治的根基，是薛應旂面對祖 法壓力之下的妥協。可以說，若單論「任人」與「任法」，各自代表著「遵 守祖制」與「變法求治」兩種士人心態所反映的政治思想。
在「遵守祖制」與「變法求治」兩者的爭論中，王安石的歷史經驗最能 做為一種借鏡，這與王安石的所作所為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我們可以經 由王安石的背景，認識其在歷史上的定位。《宋史‧王安石傳》11認為王安石 的性格「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是其得以名動京師的原因，但同時有著「性 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的缺陷，成為時人攻擊的目標；
12在事功方面，王安石推動熙寧新法，盡變舊法，雖然是「變風俗，立法度，
7 吳智和，〈明代祖制釋義與功能試論〉，頁23-24。
8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62。
9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133-134。
10 蕭慧媛，《明代的祖制爭議》，頁5-6。
11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1-10551。
12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50。
最方今之所急」，卻得到「天下騷然」的負面評價；13另外，其在文章詩賦的 造詣最受人讚揚，「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14明人茅坤(1512-1601)更將其列入古文八大家之一。15但之後所留下與其相關 文字受到眾多的議論，並成為受批判的對象之一，例如他被批評「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語在宋代就被視為他不尊重天地祖宗，不 廣納建言的寫照，明代以後更轉化為此語出自王安石自己，並以此為變法之 本，後人對此大力抨擊，尤其在批評變亂祖制上最為常見。
由於王安石的言行與執政在當時就有正反兩種不同的評價，影響後世對 王 安 石 的 看 法 呈 現 多 樣 性 的 特 色 。 就 負 面 來 說 ， 與 王 安 石 同 時 的 蘇 洵 (1009-1066)相傳曾作〈辨姦論〉批評王安石，暗指王安石「陰賊險狠」，甚 至視其為「大姦慝」。16另有呂誨(1014-1071)〈十事疏〉論王安石，文首即影 射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更以「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 不知，終成大患」比喻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係。17二文批評王安石，也同時 將王安石形塑成「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的「姦人」。此後，王 安石與桑弘羊(152 B.C.E.-80 B.C.E.)、東郭咸陽(元狩五年[118 B.C.E.]任大農 丞)、孔僅(元狩五年[118 B.C.E.]任大農丞)、王莽(45 B.C.E.-23)等人同列，當 後人討論聚斂之害以及執政之亂時，常舉他們的故事為證，例如明太祖朱元
13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4-10545。
14 脫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頁10541。
15 茅坤稱王安石：「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為最，……王[安石]之結搆裁翦極多，鑱洗苦心處，
往往矜而嚴，潔而則。較之曾[鞏]特屬伯仲，須讓歐[陽脩]一格。」又說：「王荊公湛深之識，
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為調。鑱刻萬物，鼓鑄群情，以成一家之 言者也。」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3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頁15a-15b、第1384冊，卷八十一，〈臨川文 鈔引〉，頁1。
16 蘇洵著，羅立剛注，《新譯蘇洵文選》(臺北：三民書局，2006)，〈辨姦論〉，頁321。對於〈辨 姦論〉的真偽問題參看鄧廣銘，〈《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北宋政治改革家王 安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505-539。
17 呂誨，〈論王安石〉，收於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裴汝誠點校，《王安石年譜三種》(北 京：中華書局，1994)，頁429。
璋(1328-1398)即引王安石等人為鑒： 108；劉阿榮等編，《國中社會》第3冊(2上) (新北：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99。
21 高中教科書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也是保持否定為主，例如龍騰版《高級中學歷史(上)》由財富
陸九淵(1139-1193)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22大讚王安石「蓋世之英，絕俗 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23象山之後，最受研究者注意的評價，當屬清 末民初梁啟超(1873-1929)《王荊公》24一書，梁氏謂：
以余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 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 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25
總結此語，梁氏描繪王安石形象「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中國大文學 家」，26其目的在於「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27因此，研究者往 往視此書「把王安石變法和他曾經參加過的『戊戌變法』比附在一起」。28 日本學者東一夫對於歷代王安石評價的研究，認為王安石的評價有正反 兩種潮流，可以以清末為一分界線，代表中國新舊體制的區分。29但這種將 歷史一分為二，簡單分成新舊的劃分法，過於忽略明清時期歷史的特殊情 況，尤其在晚明遭遇各種當代問題，也面臨著許多新舊衝突的社會挑戰。
因此，晚明士人評價王安石會隨著論事的差異，呈現不同的看法。若仔 細觀察士人的王安石論，可見其多層次的特色，例如：薛應旂在〈王安石〉
30一文稱讚王安石的志氣與學識「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 代之隆」，更誇讚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治理，「試於常，而天下仰望，試於鄞，
30一文稱讚王安石的志氣與學識「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舉宋室於三 代之隆」，更誇讚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治理，「試於常，而天下仰望，試於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