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的義利觀為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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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儒家的義利觀為中心思想

司馬遷的政治主張，以孔子的《春秋》為標竿，《春秋》所論述的禮義規範，

最能達成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太史公自序〉說：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⁷⁴

《史記》承襲《春秋》的精神，「春秋以道義」是司馬遷撰史的精神指標，而「義」

的核心價值，應寄託在「利」的根基上。

儒家三大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他們對「求利」看法，是持肯定的態 度。但「求利」並非漫無限制的奪取，「求利」的手段，必須符合「禮、義」的規 範。

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孟子生活於戰國時期，荀子生活於戰國末期，⁷⁵三人生 活的年代雖有先後之別，但政體崩解、群雄爭霸、經濟凋敝的時代現象大體相似，

因此三人論「義、利」的意見，時代背景相似，思想內容息息相關。以下擬茲分 別論述三人的「義、利」思想，以及司馬遷對他們的繼承。

《論語．子罕》說：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⁷⁶

《論語．里仁》說：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⁷⁷

74［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三十〈太 史公自序〉，頁 3297（總頁 834）。

75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7 月），〈通表之部附表第三〉

頁 685、687、688：考據諸子生卒年世先後。

76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191。

77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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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⁷⁸

有些學者根據上引之言論，斷言孔子重精神超脫大於物質層面，但忽略孔子談話 的對象或是情境。其實孔子學說中的「義」是從教民的立場出發，「利」是養民的 重心，孔子主張國君治國，應該以義律己，以利待民。孔子認為國君應慎防「苛 政猛於虎」，更不該與民爭利，但孔子肯定人性中求利的慾望，《論語．里仁》說：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⁷⁹

孔子主張人要見利思義，用義節制對利的本能追求，《論語‧述而》說：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⁸⁰

孔子認為求富之道，只要手段正當，人人都可為之，但求利非人生在世的首要目 的，人的生存法則可依個人的價值觀來進行。至於統治者的施政方針，他認為「富 民」是很重要的項目，《論語．顏淵》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⁸¹

《論語．子路》說：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⁸²

孔子認為為政之道首要以照顧老百姓的生計為主軸，富民是治政的根基，教化人 民則是富民之後的施政要務。

戰國時期，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政思維，也對「義、利」議題發表意見，〈魏世 家列傳〉說：

78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84。

79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77。

80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152。

81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270。

82 楊伯峻：《論語譯注》（台北：五南，民 81 年），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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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 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獘邑之廷，將何利吾國？」孟 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⁸³

這一段文字的內容，也見於《孟子．梁惠王上》⁸⁴。梁惠王急於富國，求賢若渴，

但孟子給了一劑緩不濟急的安國良帖：「君不可以言利若是」，明白表示國君不能 只求「利國」而不施仁政。對治國的議題，孟子不談短視之見。孟子主張人君施 政於民，該牢記「若民，則無恆產，固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先解決人民的基本需求，再談國家的財經政策。治國也不能「上下爭利」，身為國 君，首要任務是使百姓富有，這是仁政，國君該做到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相較孟子的義利觀，荀子的義利觀較貼近現實世界，荀子認為好利、好聲色 耳目之娛是人類的本性，《荀子．性惡》說：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 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 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而歸於治。⁸⁵

荀子認為如果放任人慾馳騁，勢必釀災成禍，所以他主張以「禮」來約束人慾，「義」

便能從中而生。人慾的存在是必然，故疏導是治慾的重要課題。

從孔子的「罕言利」到孟子論「義、利」，再到荀子的「禮義之道」，司馬遷 的經濟思想就是循此而來。

83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四十四〈魏世 家列傳〉，頁 1847（總頁 469）。

84 楊伯峻：《孟子譯注》（台北：漢京文化，民國 76 年 1 月）頁 1~2：「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

不逺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 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 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85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性惡篇〉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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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辨義、利之別

司馬遷內心具有浪漫的俠義風格⁸⁶，在〈游俠列傳〉中表露無餘。他為閭巷之 俠記錄他們行俠仗義的丰采，暗地裡似乎在對比武帝專政之下的酷吏，嚴刑峻法，

偽善至極。

司馬遷的「義行」，表現於李陵事件之中，李陵戰敗，他出於正義感，為李陵 說出幾句伸張正義的話，得到的代價卻是遭到腐刑的屈辱。當時滿朝的學術氛圍，

正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中，儒家之學最看重禮義，怎麼在統治者身上看 不到禮義的精神。司馬遷體悟到當政者雖然大肆宣揚禮義，但所作所為卻背離儒 家的精神，他讀出統治者玩法弄權的詐術端倪，所以在〈游俠列傳〉說：

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 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 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 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 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⁸⁷

「義」對有道德修養的人而言，是「利」的昇華，是個人內在價值觀的信仰，不 需靠刑罰加以約束。司馬遷把伯夷高操的讓位行徑，與盜跖、莊蹻受其黨徒的歌 頌並比，得出「求利」非人生在世的絕對目標。司馬遷認為生而為人的價值，應 建立在人一生其所做所為對社會的貢獻度而論。司馬遷又引述《莊子‧胠篋篇》：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認為仁義的存在，彷彿隱含擁權者的 統治意識，非真正淨化人心的仁義觀。司馬遷認為要論義利，必須從孔子的教化 思維出發。「義」是禮教，是民風教化下的產物，對庶民的管理不能越過「利」的 需求，所以司馬遷對「求利」的正當性不曾否定過。他看穿統治者未盡照顧百姓 的需求，而一味要求人民以義克利的操弄手段。他認為統治者要照顧人民的慾望，

不能避免談利，人民溫飽後，才是論禮教的開始。司馬遷將〈貨殖列傳〉安排在 列傳之末，似乎意在宣示義利之辨的重要性。

司馬遷除了歌頌伯夷、叔齊做出讓位的義行之外，也對當代的不義之士，表 達強烈的批判，〈伯夷列傳〉說：

86 司馬遷讚賞游俠重義講信的行事原則：「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 焉。」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 二十四〈游俠列傳〉，頁 3181（總頁 805）。

87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四〈游 俠列傳〉，頁 3182（總頁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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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⁸⁸

司馬遷看到惡人「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也看到許多善人「遇禍災」，所以 他質疑天道是否具有正義性。既然天道有可能「不正義」，司馬遷就想以他的《史 記》「替天行道」，闡明義、利之辨，彰顯人性。

筆者以為，司馬遷對儒家的義利觀有很深的體悟，所以分別取法孔孟荀三人 的菁華學說，並注入與時俱進的新觀念，在《史記》中創八書，以紀朝章國典，

置〈禮書〉為首篇，吸收不少《荀子》論禮的思想，提出人類的行為在社會變遷 中該有的合宜規範。而且在列傳的最後一篇安排〈貨殖列傳〉，表達「不傳貨殖，

置〈禮書〉為首篇，吸收不少《荀子》論禮的思想，提出人類的行為在社會變遷 中該有的合宜規範。而且在列傳的最後一篇安排〈貨殖列傳〉，表達「不傳貨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