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司馬遷的經濟主張
第三節 以善因論為經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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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孔子是首先認為道德與富貴可以同時共存的第一人，這是積極的價值觀，對社 會發展極其有利。以道德的手段獲得富貴，是把獲取「富貴」當作目的，而「道」
是做為獲取的工具，或是說在富貴後可以做些道德的行為，將升官發財當做實踐 道德的手段，實踐「道德」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三節 以善因論為經濟手段
一、 主張自由經濟司馬遷對老子「小國寡民」的論調，提出反對的意見，〈貨殖列傳〉說：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 無行矣。94
老子所處的環境比較單純95，百姓受限於土地的牽制，普遍安於農耕，小國寡民的 自給自足，足以維持生存條件。但文明是演進的，當封建制度瓦解，最受剝削的 農民開始往工、商、士的路徑分走，靜態的社會則演變成流動的社會。再者，農 耕器具的進步，提高了生產力，農產品的產量已大過自身需求，商業的活動便因 應而生。
司馬遷身處西漢時代，嗅到從戰國時期以來的商業威力，配合文明的進化，
提出善因論，認為是執政者最佳的治國手段：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
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 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 之，最下者與之爭。96
社會風氣染俗已久，耳目好聲色、喜嚐美食、身心好安逸，要人民回歸樸實的生 活，不但違反人性，也很難教化人民。倘若上位者能順勢而為，順民性之需求才
月），頁 255~267：探討富貴與道德間的關連性思考，論「道德與富貴相容說」及「道德與富貴 衝突說」的差異與演進。
94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九〈貨 殖列傳〉，頁 3253（總頁 823）。
95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高雄：麗文文化，2000 年 9 月），〈貨殖列傳〉頁 1320：考證引 梁啟超論上古道路閉塞，所以山人缺漁，澤人少木，因山川之隔，形式上難以相通。
96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九〈貨 殖列傳〉，頁 3253（總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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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儒家為了維持封建的體制，當然力挺農業發展的重要性，然受惠者僅限於 帝王或諸侯王，對於老百姓一點益處也沒有，平凡的老百姓想靠自己的努力過更 有品質的生活，不被他人奴役，「經商」無疑是發財致富最具效益的管道之一〈貨 殖列傳〉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 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101
司馬遷反對武帝的「重本抑末」，認為「重本抑末」違反自然市場的規則。中國地 大，需要農民開墾，但不能孤注一擲，在歷史的演進中，商業的活動，早在戰國 時期已蓬勃開展，商務的流通，藉農、工、商、虞的拓源彼此各司其職，不但能 富國也能富家。故司馬遷駁斥重本抑末，「利出一孔」的論調，認為「利出多孔」102 才是富國之道。近代學者霍有光從地學角度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司馬遷認為「治國之道」應該「農末具利」。興末之利，必然帶動中國人民 所喜好的金、錫、銅、鐵等金屬礦產和玉石、食鹽、丹砂等非金屬礦產的 開採、加工、冶煉、鑄造業。農末並重既有利於發展經濟、調整產業結構，
又能對科學技術包括地學發展起重要促進作用。……開源能力（源大或源 小）事關富國富家，若沒有人民生活的可食之鹽，就沒有銅、鐵製造的生 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就沒有足夠的金屬貨幣和國防之兵器，農、工、商、
虞，四者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103
擴大衣食之源，使「農、工、商、虞」的活動運作順暢，促成各行各業互相依存 與發展，正是司馬遷心中的「善因論」。104
武帝時期桑弘羊等興利之臣為國籌錢所施行的種種財政方案，司馬遷已看出 其弊端與侷限性，認為這是違反時代潮流的主張。「物盛則衰，固其變也」，如何 保有國力的興旺，需有源頭活水持續灌注。
10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九〈貨 殖列傳〉，頁 3254（總頁 823）。
102 利出多孔，即提四民並重：四民指農、工（製作器物、手工業之類都屬之）、商、虞（對山海水 陸自然生產物的採集，像是採礦煮鹽或其相關者都屬之）四者，是老百姓的衣食之原，所以國 家對經濟政策的主張與論述也應該是從這四者開展出來的，資源越是豐沛，越能富國富家。
103 徐興海主編：《司馬遷與史記論集》（西安市：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司馬遷的地學 思想〉，頁 387。
104 文帝時期允許鄧通鑿山鑄幣，引發幣值不一的亂源；武帝時期官鹽鐵，致使「鐵器苦惡、賈貴」
引發民怨，弊端滋生，主政者以政治領導經濟，司馬遷不予認同，反倒在〈平準〉中肯定高祖 開國時期「網疏民富」的無為主張，也在〈貨殖〉裏推崇能於貧瘠土地上，創造經濟奇蹟的齊 國，作為主政者治國的效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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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認為國家的經濟政策，若能透過市場的自然機制，讓從事各行各業的 人民自動調節生產，在競爭中提升產量與品質的管控，便能使國家的經濟力蓬勃 發展。
二、 重視商業活動
要使「農、工、商、虞」活絡興旺，其中商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商人在 市場上流通物資，才能貨暢其流，創造財富，〈貨殖列傳〉說：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105
司馬遷認為農業社會的財富累積是平面式，若要使財富走向立體累積則須靠商業 的加持。他從歷史的經驗中，找出重視農業週期的商業理論，引用范蠡的計然之 策106與白圭之說，歸納出貨物的供應週期，成就市場的經濟循環論，茲將其重點 說明如下：
1. 掌握「時、用」規律
司馬遷對范蠡所提的利潤之說，給予高度的肯定。春秋末期越王勾踐重用范 蠡，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完成復國大計，消滅當時相當強盛的吳國。
范蠡運用策略是：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
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 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 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 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 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107
105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九〈貨 殖列傳〉，頁 3274（總頁 828）。
106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7 月），頁 119~123：於〈計 然乃范蠡著書篇名非人名辨〉一文，論《計然》是范蠡為越謀富強報吳復仇之書。
107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二十四史縮印本），卷一百二十九〈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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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然之策又稱「積著之理（著即貯）」，首先提出重視儲備以待乏的觀念。「知 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以軍事之理，運用到 商場的競爭，注重貨物的供需與市場需求，分析生產物品的原物料、季節、市場 走向的預測。
就「時」而言，中國土地面積大，適合務農，但農業的發展必須配合四季的 變化，天時變化有其規律性，有其不可逆的週期循環，了解作物的週期循環，在 飢荒時將穀物高價出售，從中賺取高利潤的差價，這是對經濟活動的商情預測。
掌握市場的供需原理，才是獲利的最高原則。
就「用」而言，范蠡提出了中國史上最早的穀物平糶思想，主張國家應適時 的控制穀物價格，「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當時的糧食價格單位為「石」，二 十、九十是穀價過低的底限指標，要保護農商兩方雙贏的獲利模式，以「上不過 八十，下不減三十」為原則，唯有農末俱利，讓穀價的波動限制在每石三十錢與 八十錢的範圍內，此平糶齊物才是關市不乏的致勝關鍵。國家干預經濟的動機很 重要，監視穀價是避免物價過度動盪，在彈性空間內讓市場有自由發展的經濟規 律，但非以奪民利為主軸，這是國家干預下須避免走向的極端，最理想的狀態是 以私人經營為基礎，國家的經營只是補充108的立場而已。
掌握「時、用」規律，最需注意「物極必反」的道理。像是對貨物、資金的 儲存，需掌握「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
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 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原則。對商品的保存，要求「務完物」
的品質保證；在資金的流通上應做到「無息幣」的最高原則，隨時保持資金的流 通。在物價上應注意供需求量、商品價格的波動，不耽溺高利潤的追求，設定底 線隨時做好風險管理，不能讓「雞蛋全放在一個籠子」以分散投資風險。若能依 循「時」與「用」的規律，就能在生產與經營管理上立於不敗之地。
2. 樂觀時變
繼范蠡之後，戰國時期的白圭是商人階級的代言人。范蠡的計然之策偏重國 家商業政策的運用，白圭的學說則專注在商人的資本論述。相同的是兩人都注意
繼范蠡之後，戰國時期的白圭是商人階級的代言人。范蠡的計然之策偏重國 家商業政策的運用，白圭的學說則專注在商人的資本論述。相同的是兩人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