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六輕健康風險評估爭議，探討環評過程中的知識建構問題。雖然 環保署強調運用「客觀中立」的科學專業解決環境爭議，但忽略了隱身於科學 知識產製中的政治性，反而使得健康風險評估陷入無止境的「事實」紛爭當 中。
回到科技民主的觀點，環境問題的「事實」建構，常是科學、管制、社 區等單位之不同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不斷交互質問與協商而產生的。正如 Nowotny（2003）所主張，好的環境決策不僅需要仰賴可靠的（reliable）知 識，更需要仰賴要求多元群體涉入與互動所建構的社會健全（social robust）
知識，而科學方法取得的知識，必須進入社會互動過程中，不斷地被試煉與修 正。將強調實質公民參與程序鑲嵌入評估決策機制，讓科學與利害關係人，或 一般公眾有更密切的互動，是改善目前環境評估知識偏狹不全的重要條件。
國外已有實證研究顯示，公民參與的確有修正科技主義工具理性盲點的能 力。如Yearley（2006）有關英國空氣汙染與民眾參與式評估的研究發現，民眾 參與地方汙染地圖的建構，可以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後未被檢驗的假 設，例如，模型通常會平均化汽車汙染排放量，但事實上，貧窮區域可能有較 多平均值以下的車輛而造成汙染的熱區，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窮區域 的汙染值。研究者因而強調，公民參與的效益不僅在增進環境治理決策的正當 性，也可以縮短知識與政策間的距離（Yearley et al., 2003; Yearley, 2006）。這 個案提醒我們，透過規則與制度的改變允許更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提供專家 與非專家透過參與式科學連結的機會，使非專家的經驗與證據在問題解決上有 所貢獻，會讓科學更具公信力（Moore, 2006）。
O’Rourke與Macey（2003:406）討論美國加州與路易斯安納州的社區參與 空氣監督計畫（bucket brigades），運用一種材料便捷、使用簡易而低成本的空 氣收集桶，發展出社區志願網絡與小型組織的支援系統，即時協助社區居民與
管制單位掌握傳統固定空氣監測所無法提供的更細緻與更精準的資訊。他們的 研究指出，公部門了解自己運用傳統監測技術與能力的侷限，已進一步傷害了 政府在社會的威信，而希望找尋新的方法重建其管制的正當性。雖然民間與官 方對於資料蒐集、分析以及組織參與等還有許多歧見，但引進這類的公民科學 技術後，促成了意外污染災害的減少。作者們認為，這類的公民空氣監測團隊 計畫，不僅提供新的資訊來源，增進民眾社區意識，強化地方所主導之社區環 境防護策略，更透過系統性空氣樣本採集的集體行動，促使工廠的空氣排放資 訊更加透明，迫使企業負起污染責任，而環境監測的政策辯論，也從傳統技術 性的風險取向，轉移到社區本身所定義的健康與生活品質論述。
這種強調公民參與社區監督的技術，更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被推廣到世界 其他角落。Scott與Barnett（2009） 研究南非德班的石化污染，發現國家的環 境治理與管制回應強調以科學為基礎的政策取向，但常民累積有關污染的知識 歷史，卻因官方不承認質性的敘事證據而被忽略，公民團體因而運用「公民科 學」策略，將空污議題納入政治議程。在此，科學與常民知識在社會運動策 略中被交替使用（如進入全球社區監測網絡，運用bucket brigades生產科學證 據），也揭露與批判工業的污染排放與健康影響等問題；公民科學成為一個在 社區審議過程中的有力說服工具，促成社區動員以及行動的正當性。他們的研 究指出，這種結合公民科學（civic science）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所建 構的社區混合知識（community hybrid knowledge），挑戰了傳統掌握科學與技 術的權威力量，迫使國家與企業正視空污問題，並進一步重新界定了南非德班 的污染問題。
上述研究皆看到晚近發展的社區環境監督策略，嘗試回應傳統國家管控不 力的限制，並思索打破公民參與環境檢測監督的技術門檻，主張奠基於科技民 主的制度性規劃，可以豐富決策知識內涵，並增進科學專業知識的課責性與公 共性。這類賦予社區參與環境監督管道與力量的策略，也促使公部門在健康 風險評估的制度上，必須採取更開放的作法，檢視原有評估制度中隱而未顯的
臺灣民主季刊
偏見，納入在地知識與強化公民參與，來修正傳統健康風險評估所看不到的問 題。
Corburn（2005:91）的研究指出，美國傳統健康風險評估乃是透過美國環 保署（EPA）的專家進行風險研究回顧，辨識出對健康風險的影響因子，並進 行因子與健康影響之間的關連性研究。不過這套方法受到環境正義行動者的批 評，認為健康風險評估僅注重個人受到單一污染來源的影響，缺乏複合性風險 的評估。在1990年代美國環保署為了改進風險評估技術，推動「累進暴露計 畫」（Cumulative Exposure Project, CEP），想要瞭解污染透過直接管道與間接 管道（如食物、飲水）進入人體，對人體所造成的危害狀況。計畫推動時，
環境正義行動者與學術專家即提醒，相關計畫太過專家取向，且風險分析框 架也過於一般，缺乏地區性的社會經濟背景特色，因此無法反映地方窮人與 有色人種所承受的環境不正義所帶來的健康風險代價。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1996年提出報告「理解風險—民主社會中的知 情決策」（Understanding Risk: Informing Decision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強 調，新的評估程序必須包含來自公眾資訊的回饋，包括辨識與推進議題結果公 平性的考量、建構多面向的資訊，以呈現效率、公平、環境永續等的不同價值 取捨（tradeoffs）、審議決策所需的關鍵研究等指引。因此，1997年美國環保署 的「累進風險評估指南」（Cumulative-risk-assessment Guidance）要求政府單位 在風險評估過程中必須確保公民或利害相關人有機會能夠協助界定環境或公共 健康問題，理解有效資料如何在風險評估中被使用，並且能夠知道相關資料如 何影響風險管理的決策。
Corburn（2005:71）也以美國紐約地區河川污染的研究為例，強調在地知 識協助有效風險評估的價值，指出掌握生活經驗與地方文化的社區成員，幫 助專家看到研究對象的生活軌跡與方式，重新界定問題；從默會知識中改善既 有專業知識的缺陷，同時也增進了程序民主，促進分配正義與決策效率。他指 出，美國環保署在評估食物中有毒物質的累積時，往往採用美國東北部典型飲
食型態作為資訊基礎。但這樣的預設受到紐約地區環境團體「守望人計畫」
（Watchperson Project）的質疑，其認為評估中缺少考量直接食用受污染河川中 魚類的不會英文的弱勢新移民的飲食型態。地方團體的質疑與行動，促使美國 環保署同意將附近捕魚的居民納入調查資料的範圍，並將調查資料使用於風險 累進暴露評估之中。
上述討論皆指向一個新的環境政策知識典範，即環境決策相關知識並不限 於傳統一種普世性科學評估數據等實證資料的生產，而更需要針對知識主張的 適切性、相關性與中肯性，進行分析式論辯，這正是健全環境評估知識建構不 可或缺的一環。在此，促進社區知情與科學公共化的公民參與以及社區監督等 相關計畫，在增進環境政策知識內涵上扮演了貢獻性的角色，一方面豐富決策 所需的社會價值的辯證探討，另一方面也帶入了系絡化的在地知識、經驗與智 慧，促進科學專業知識的課責性與公共性。美國政府的風險評估作業更在研究 累積與社會運動的挑戰下，逐步調整成正視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決策模式。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公眾參與風險評估的建設性角色，並非想當然爾 地自然存在。Levidow（2007）提醒我們，對於公眾在環境議題上的想像與診 斷，會影響著參與式評估的目標與設計。一些參與式的程序設計，往往將風險 界定成技術性，而非更廣的問題探究。這樣的設計將社會的未來簡化成科學議 題，便於專家扮演最重要的評估角色，對於解決爭議或相關政策知識建構仍有 侷限。O’Rourke與Macey（2003）也主張，環保行政單位可在社區參與環境監 督工作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例如在經費、技術訓練、採樣品質保證、提供 社區參與監督合法性的地位，以及肯認官民協力策略等提供協助。若政府的 評估與管制政策沒有連結上社區參與的努力，再好的公民參與技術（如bucket brigades），也只能被扭曲為改善非常態性意外事件，而無法致力於重塑制度性 的改善。
或許有人質疑，上述科技民主論證與理想，是否有在台灣實踐的機會？閾 限於台灣現行制度與政策資源的約束，我們似乎看不到政策場域有進行打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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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藩籬，協助公眾共創知識（co-production）的推動。不過，本文所分析的六 輕健康風險評估知識建構過程卻顯示，雖然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仍獨奉科學專 家主義，排除地方生活感知與經驗知識，呈現如Jasanoff（1990）所批判的僅 與科學社群建立連結的傳統技術官僚決策模式，但過程中獨立學術研究與地方 社會的合作，卻也打破了過去只有開發單位與環保署對於六輕健康風險議題有 說法的局面，而這個與企業自我評估結果差異甚大的研究，意外地促成各方的
識藩籬，協助公眾共創知識（co-production）的推動。不過，本文所分析的六 輕健康風險評估知識建構過程卻顯示，雖然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仍獨奉科學專 家主義，排除地方生活感知與經驗知識，呈現如Jasanoff（1990）所批判的僅 與科學社群建立連結的傳統技術官僚決策模式，但過程中獨立學術研究與地方 社會的合作，卻也打破了過去只有開發單位與環保署對於六輕健康風險議題有 說法的局面，而這個與企業自我評估結果差異甚大的研究，意外地促成各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