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傾向，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自我實現。
這種傾向可能被遮蔽、壓抑或扭曲。前一部分對傳播學者主體性的意義 重構正是旨在使傳播學者從混亂的自我糾結中還原出本真性的自我實現 價值感，激發與堅定自己在自我實現之路上的信念、意志、激情和勇 氣。但僅止於主體價值的澄明與自我實現意向的還原是不夠的，自我實 現還需要具體事業的依託，並在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中得以彰顯。同樣 地，對知識生產與創新機制的探討也離不開對知識主體先驗意識結構的 認知與澄明。知識實踐若缺乏對「自我實現」這一先驗意識的發掘與推 促，終將在缺乏生命靈韻的外部支配中迷失方向，流於支離破碎。這也 正是費希特要將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建立在自我學說之上，且通過自我的 完善與使命的實現重構一切知識基礎的內在理據（Fichte, 1912／王玖興 譯，1986）。因此，知識本體與主體價值的澄明是互為表裏、互為借鑒 的，只有在哲學層面打通兩者之間的互構性關聯，才可能走出知識本體 不明與主體價值缺失的雙重困境。
就傳播學領域而言，「如何將自我實現的意向轉化為面向自我實現 的學術實踐」是傳播學者在追求自我實現之途中首先要面臨的根本性問 題，而這種轉化的實現正依賴於傳播學本體難題的解決。傳播學本體難 題是傳播學作為一門混雜性知識的典型表徵，具體體現為傳播學知識性 質、體系結構、問題譜系、研究旨趣、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標 與教學法則的多元性與不確定性，以及對如何界定、理解與規劃傳播學 的迷茫或爭議。這既是傳播學的活力所在，又是傳播學混亂的來源，繼
而對傳播學教學與研究實踐帶來了難以解決的疑惑與困擾：我們有必要 在本體理論層面建構統一的傳播學知識體系與知識建構規則嗎？如果是 必要的，統一是否可能？何以可能？這種可能是否以犧牲活力為代價？
如果是不必要的，又如何形成傳播學者的自我認知並以此凝聚與維繫專 業共同體？又如何有效地進行知識傳承以形成穩定而有價值的知識生產 力，而不是將傳播事業依託於偶然性與個體學者苦行僧式的個人探索？
以費希特的哲學邏輯為觀照，傳播學本體難題與傳播學者自我實現 困境之間互為因果、互相強化、互相制衡的關聯機制主要體現於下：
一方面，傳播學本體難題是阻礙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制度性因素，
因此這一難題的解決將為更多的傳播學者開闢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道路。
馬斯洛的心理研究表明，自我實現者無一例外都獻身於一項身外的事業
（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49）。對於具有自我實現追求的傳播 學者而言，進入這一學術分工領域就意味著把傳播學作為自己獻身於其 中的事業，作為自我實現的道路選擇。然而，傳播學本體難題使傳播學 作為一項事業面臨著外部的合法性危機與內部的分裂性危機，使傳播學 者應心繫何處、面向何方、如何作為、如何交流等與學術實踐緊密相關 的重要問題處於模糊不清或各說各話的狀態之中，這種巴別塔之境消解 了傳播學作為整體事業所可能企及的最大價值貢獻，也消解了傳播學者 作為特定知識共同體的集體創造意識與整合凝聚力。如果把自我實現看 作是朝著最高境界的完善最大程度發揮自己潛能的過程，那麼自我澄明 與目標澄明是達至自我實現的必要前提條件。而傳播學本體難題使傳播 學者在自我困惑與目標困惑中迷失了自我實現的方向，成為通往自我實 現之路上的制度性障礙。只有在傳播學本體得到共識合理性確認的情況 下，才能真正成為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事業依託，才能將傳播學者個人 的發展、知識共同體的發展與知識事業的發展和諧統一起來，才能使傳
播學者自我實現的意向在制度化支援與推動中穩定持久地轉化為行動的 力量與實踐的後果。
另一方面，對傳播學者自我及自我實現可能性之關懷的不足是傳播 學本體難題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的根本原因，這一難題的解決有賴於自 我實現意向的融入與對問題的再定義。那些反對傳播學知識體系化而極 力宣導知識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實質上消解了傳播學作為統一性事業的 根基，將傳播學者的自我置於無所依附、未可確知的虛無狀態，將自我 潛能的實現純粹託付於偶然性的際遇之中，從而使傳播學本體研究上因 主體價值基準不明而難以獲得共識性突破。
自Wilbur Schramm（1983）以 5W 模式奠基傳播學學科核心典範以 來，日益更新的媒介技術與日益複雜的社會傳播實踐不斷衝擊原有傳播 學知識體系的架構邏輯與邊界，促發了傳播學核心典範的多輪整合式演 進。在最近一輪的多元研究傳統深層整合階段，如何解決傳播學突破經 驗主義藩籬，兼容並蓄多派思想之後產生的「泛化」與「分裂」問題，
是傳播學本體難題的核心症結所在（陳蕾，2013）。儘管在學科深度反 思氛圍的激發下，傳播學界曾陸續閃現出許多在其論述範圍內亦能自成 一體、自圓其說的整合思想與方法：如羅伯特‧克雷格（Robert T.
Craig, 1993）將傳播學設定爲一種整合性的「實踐學科」，讓現有這些 多樣性的、明顯矛盾的或不相關的傳播理論模式進行更多創造性的對 話，使批判研究、闡釋研究、經驗研究的功能緊密結合；Rosengren
（1993）主張通過融通人文主義研究導向與社會科學研究導向，實現實 體理論、形式模型和經驗數據三者之間更強烈的「結合、比較與對 質」；劉駿州主張以訊息的產製、意義的產生、訊息的結構、傳播者的 動態互動，以及傳播機構與社會的動態發展，作爲生成發展本領域理論 的傳播學核心問題（劉駿州，1994）；卡爾‧詹森（Karl Jensen）提出
以社會符號學理論調解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間的矛盾，並將這兩派的 研究與傳播科學結合起來（Baran & Davis, 2004）；胡翼青（2004）欲 以「信息人」假設爲軸心綱領整合多元研究傳統而構設傳播學新人本主 義典範；王怡紅（2010）把以關係價值爲中心焦點問題的傳播學研究視 角，作爲提升傳播學學科質量的有效途徑；趙雅麗（2011）提出將傳播 學建構爲探索意義創造和分享機制的「意義科學」等。然而這些整合思 想和方法的自洽性，6 難以進一步在彼此之間形成互洽性，7 也難以在 彼此間的創造性對話中獲得比較和擇用，最終不得不導向自成一體、各 說各話的格局。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不同知識體系論之間缺乏共同明確 的價值訴求與評判標準。按照記憶法的原理，通過個性化的詮釋，任何 實質上相關或不相關的事物之間都可以建立有意義的想像性關聯。類似 於此，對既有碎片化的傳播學知識進行系統化歸納與重建，亦存在無數 種個性化的技術方案可同時解決知識的可辨識性與可傳承性問題，可在 技術語境下任何一種可選方案都不具備絕對的優先性，它僅僅取決於個 人理解與應用的偏好。因此，傳播學知識本體體系化建構過程中的共識
6 這裏所指的自洽性即在自己構設的概念與邏輯體系中能前後一致、連貫相契、自 成一說。
7 獨立學者王東嶽先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無用空間」書店的一次現場演講中曾對
「自洽」、「他洽」、「續洽」這組概念進行過關聯性詮釋。他認為，本體論真 理的產生有賴於思想的整頓，而思想的正確源於在那個既定的範疇和時段裏是自 洽、他洽、續洽的。這三洽構成正確論證的三個條件。自洽指自己的學說不能有 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洽指這個學說不能和其他人的合理學說相矛盾；續洽指的是 自己的學說能吸納整合新的變化與學說，與未來出現的事物及合理學說相適應。
筆者認為，要發展宏大的傳播學本體論觀，解決不同論說之間難以溝通對話的問 題，需要在「不矛盾」的要求基礎上更進一步，探索它們差異性背後共通的人文 精神動力，進而在彼此補足支撐中形成新一輪更具創造力的整合，故在此提出使 不同的整合思想與方法基於共通的價值基準彼此「互洽」的願景。
化與統一化難題不能單純通過技術手段解決，還需要通過能打動所有主 體內心的價值訴求加以協調與整合，而這種能打動所有主體內心的價值 訴求即知識主體對於自我的關懷與對自我實現的渴求。
從源流關係上看，對於自我及自我實現的關懷是其它一切類型人文 價值關懷的基礎與前提，如果自我關懷猶不達，自我實現尚存疑，又何 能關懷他人、幫助他人實現自我？以這一最具普遍性的公共價值訴求作 為尺規，基於不同分類與設計的知識體系，便有了相互比較與對話論辯 的邏輯基礎，哪種知識體系能證明自己更便於傳播學者面向最高境界的 完善，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知識潛能，它就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合理性 共識。在面向自我實現的價值整合下，傳播學本體難題便不再是「混亂 的活力」與「有序的閉塞」這對二元矛盾下的兩難選擇，而是在「有序
從源流關係上看，對於自我及自我實現的關懷是其它一切類型人文 價值關懷的基礎與前提，如果自我關懷猶不達，自我實現尚存疑，又何 能關懷他人、幫助他人實現自我？以這一最具普遍性的公共價值訴求作 為尺規，基於不同分類與設計的知識體系，便有了相互比較與對話論辯 的邏輯基礎，哪種知識體系能證明自己更便於傳播學者面向最高境界的 完善，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知識潛能，它就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合理性 共識。在面向自我實現的價值整合下，傳播學本體難題便不再是「混亂 的活力」與「有序的閉塞」這對二元矛盾下的兩難選擇，而是在「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