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困境與通途：以費希特的價值哲學為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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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困境與通途：

以費希特的價值哲學為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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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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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7 年 12 月 18 日；通過日期：2018 年 6 月 24 日。

* 本研究受到中國大陸福建省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于知識主體內省視角的傳播學反思研究」（項目編號：FJ2016C106）、福建師範大學申高培育項目「傳播學學科反思及其元理論建設研究」（項目編號閩師科【2016】14 號）與中國博士後科學基金項目「開放社會科學語境下的傳播學反思研究」（項目編號 2016M601482）

資助，特此說明。同時，誠摯感謝諸位匿名評審與編委會給予的寶貴意見，以及助理編輯及時到位的聯繫溝通。

** 陳蕾為福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講師，復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流動站研究人員，

email: [email protected]。

本文引用格式：

陳蕾（2019）。〈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困境與通途：以費希特的價值哲學為觀照〉，

《新聞學研究》，139: 107-147。

DOI: 10.30386/MCR.201904_(13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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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踐主體的價值感知蘊藏著形塑實踐的本質力量，因此面向傳播學者自身價值使命與價值實現的反思與重建，構成傳播學學科反思與重建的一個重要視角。本文以費希特論述學者使命的價值哲學為觀照，結合傳播學科的歷史發展特點分析傳播學者所面臨的價值困惑與自我實現困境，試圖以解決傳播學本體難題為起點，將澄明的自識與反思意識融入傳播學知識本體建構中，從而開闢一條重新理解與實現傳播學者主體價值使命的道路，為傳播學的學術實踐灌注創造性動力。

關鍵詞：傳播學者、自我實現、困境、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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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2015 年，《新聞學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問題與路徑》的論文，該文將傳播學本體研究視作關乎傳播學知識實踐以及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重要性基礎命題，並基於對傳播學本體命題的反思提出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陳蕾，2015）。在此，

「自我實現」作為核心關鍵字，既構成了傳播學本體詮釋的原動力，又成為傳播學本體詮釋的最終歸旨所在。那麼，應如何理解在學術語境下傳播學人「自我實現」的內涵呢？對於這一問題，該論文尚未展開具體探討，只是將其羅列為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四項衍生議題之首，開放進一步研究討論的空間。本文擬針對此項衍生議題，以費希特的價值哲學為觀照，深入探討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價值內涵、存在問題與達成路徑，並試圖闡明傳播學本體重建與傳播學人自我實現之間的互構機制。

傳播學學科危機反思作為傳播學領域的一項常設議題，伴隨著傳播學成長的整個歷程。2018 年，正值美國《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cation）以「領域的發酵」（Ferment in the field；Gerbner &

Siefert, 1983）為名組織傳播學學科反思專刊 35 周年之際，海內外再次迎來新一輪傳播學反思高潮：《傳播學刊》在 Fuchs 和邱林川（2018）

的主編下，新推出一期名為Ferments in the field: 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的反思專刊。中 國大陸的《國際新聞界》相應此國際思潮，於同年亦以「名家聚焦：反思傳播學」為主題推出特刊（2018），還邀請《傳播學刊》反思專刊的主編邱林川（2018）對“Ferments in the field”的幕後緣起與組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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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介紹與評述。

與所有身份模糊的新興學科相類似，對傳播學知識命題進行追溯與反思的傳播學本體研究也只能在艱難摸索中緩慢進展。當面向外部、面向他者的反思與解題路徑效能下降且難以跟上產生問題的速度時，回返內部、回返自我的探索嘗試必將日益凸顯，因為這種轉向恰好相應了反思性現象學探索進路的歷史與邏輯必然。在現象學的視域中，自我是意識之流的統調者，由此湧出「心的目光」，它一方面構造出自己本身，

另一方面構造出一切對象物，故自我是一切外部問題的根源，它亦成為一切意識對象，以及整個客觀世界構造的全部秘密所在（Husserl, 1931

／張廷國譯，2002）。也正是在這種致思路徑下，胡塞爾（Husserl, 1913／李幼蒸譯，2009）在反思歐洲科學危機的本質時將原因最終歸結於主體意識如何切中並達到對象的「超驗性之謎」。

「超驗性之謎」在傳播學反思研究中同樣是一個持續發酵與醞釀的待解之謎。在美國《傳播學刊》1993 年的反思專輯中，Joli Jensen

（1993, pp. 67-74）就曾撰文指出，我們對傳播學的反思主要是從學科版圖、學科合法性、方法一貫性、學科地位等針對傳播學知識的維度展開的，這種反思路徑失去了對知識實踐主體的觀照而難以深徹。由於知識的邊界和學科分類都是人為建構並維繫的，其本身不是我們旨趣所在，我們真正關切的是其實踐性後果，即不同的邊界和分類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形塑著我們的生活，影響我們的所思所為，以及我們被他人理解的方式。因此，我們需要把學科反思問題從針對傳播學知識的質詢轉向針對我們自身的質詢：當我們從事傳播研究時，我們成為誰？我們最終要實現什麽？按此邏輯理路，唯有對內在自我的意向與認同、限度與潛能予以充分澄明，知識論視野下的學科本體論問題才能確立自身的根據與目標，源起於存在性焦慮的反思活動，也才能在自我的生存抗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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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終極意義。

潘忠黨（2008，頁 30-33）亦認為，內在的自我反思是比外在的制度反思更重要的議題，傳播學界目前還非常缺乏作為學者社群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這容易導致不自覺地反芻別人的思想和盲目追隨話語權力的擁有者，即要麼在與現實無法關聯的

「偽問題」上耗費時光，要麼伸手向上（即政治權力科層體系的核心）

或向業界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形成大量無用學術。只有通過自我反思形成「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才能獨立地抓住並提出現實中的

「真問題」。難能可貴的是，潘忠黨所指的學者社群「主體性」反思並不是外在於己的他者之談，而是具有強烈的反身性關懷，乃至在另一篇回顧自己在學術之路上如何成其所是的具有自傳性色彩的文章中，他將工作與心靈和諧作為內在的價值觀照，真誠坦率地檢視了自己諸多生存決斷對於自我超越及自我實現的利弊得失（潘忠黨，2014）。與此類似，趙月枝（2011）在個人學術價值追求層面也極力倡導一種面向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追求與實現生命價值的非異化的學術。趙月枝與胡智鋒（2011，頁 13-19）皆認為，傳播學缺乏獨立的理論想像力和創新力的根本原因在於主體性價值的迷失，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學術縱有多元方法也只能是奇技淫巧，易於被所借用方法論之後的價值觀所侵蝕，卻難以沈澱激情和理性進行真正有創造力的學術生産。

上述蘊含傳播學者內省判斷的傳播學反思研究為探索傳播學的「超驗性之謎」開闢了先河，但誠如戴爾菲神諭所示，「認識你自己」是人類的最高謎題，它也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雖然作為反思哲學發展歷程中的一種邏輯必然，致力於「超驗性之謎」的研究理路已在傳播學反思「持續發酵」的過程中積蓄能量，但還遠未獲得充分、完整、連貫、精微的闡釋，故尚不足以構成一脈具有影響力的學潮，實質性地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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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至傳播學的本體重構中。筆者以為，目前突破的關鍵點正在於是否能突破傳播學「專科」取向的零星探討，轉向哲學「通論」取向的跨學科借力，最終再回饋於傳播學「專科」的應用場景。這是因為任何問題的產生都根源於生成問題的語境，而生成問題的語境亦因問題的持續產生而被不斷構築與加強。當同一層面的問題與問題語境在互構彼此的循環論辯中難分彼此時，唯有開放並重新定義問題語境，才能突破原先的思維限定，從更高的層面重新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本論題中，從傳播學「專科」取向到哲學「通論」取向的轉變，意味著將「傳播學人」的價值反思置於更廣義的「人」的價值反思中加以重新定義與辨識，從而突破傳播學學科語境對「傳播學人」精神成長的限制與束縛，連接到更廣域的價值哲學思想資源庫中汲取營養與啓發。

自識與反思作為近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從笛卡兒（Rene Descartes）到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洛克（John Locke）、柏克萊（George Berkeley）、休謨（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 ），再到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謝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edrich Hegel）、

胡塞爾、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沙特（Jean-Paul Sartre）、雅斯培（Karl Jaspers）、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等，

在探索主體先驗意識方面積澱了豐厚的思想成果。本項研究首先選擇費希特的價值哲學作為傳播學者的自識性觀照，是基於費希特價值哲學在歐洲哲學史中的特殊意義。費希特最富原創性的貢獻在於提出先驗自我發生學的理論。正是從他開始，一門全面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自我學說得以展開，歐洲哲學在此之後所討論的「自我」概念，基本是沿著費希特所設想之路線進行，就此而論，歐洲哲學史上嚴格意義的主體性哲學，即個體自我的主體主義哲學，乃是從費希特開始的（倪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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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頁 205）。費希特價值哲學的特殊意義，還同時彰顯於科學哲學與本體論哲學之中，他將自我意識看作整個知識學體系展開之前原初的出發點，從而在本體論層面上澄明了自我意識對知識構建的決定性意義，這也為建構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知識本體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撐。

另外，本文將「自我實現」作為解碼傳播學者「超驗性之謎」的一個入口，乃緣於這一概念背後豐富的價值蘊含與廣闊的解釋空間。自我實現作為人本主義心理學思潮的核心概念，旨在描繪和建構一種「人」

之存在狀態的理想型，即：在充分認知與瞭解自我本性的基礎上，通過自我設計、自我規劃和自我創造使自我潛能得到最大發揮，從而實現不斷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理論的提出者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

劉燁編譯，2005，頁 90）認為，人有一種內在的或先天的趨於自我實現的成長傾向，它進一步表現為發揮自己潛能的願望與提高自我的衝動，這是類似於人性本能的普遍性需要。

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最大程度發揮自己潛能並獲得高峰體驗式的自我實現感，但自我實現價值的人無疑是人類中最好的典範，自我實現是整個人類所要努力的方向。當這種傾向得到滿足的時候，主體將獲得深層次的愉悅，當這種傾向受到忽略或壓抑而不能得到有效滿足的時候，主體將體驗到不同程度的焦慮與不安。因此，澄明自我實現的前提與條件、過程與動力、困難與障礙，激發與説明更多人真正認識自我，

並按照自我本性的要求努力使自己成為自我實現者，成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中心任務，它所帶來的啟示和影響已遠超出單純的心理學領域，超出單純的個人分析層面，對整個人類社會以及個人主體之外各類型主體的價值實現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對於以傳播學為志業，且亦存在著自我實現訴求和自我實現困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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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者而言，如何深入理解專業領域學術活動中自我實現的價值蘊含與問題瓶頸，如何按自我實現的理論與實踐邏輯觀照當前所面臨的種種自我實現迷思與困擾，並從中探索和開闢在學術事業中自我實現的現實路徑，成為本文接下來要面對的主要問題。這一系列問題的澄清將有利於從主體自省角度推進傳播學的學科反思，進而為傳播學的學術實踐灌注創造性動力。

貳、學術語境中自我實現的價值主體與價值使命

由於「自我實現」中的「自我」是作為特定價值主體而被識別和定義的，而「自我實現」中的「實現」從外在角度又可視為特定價值使命的「實現」，因此，對價值主體與價值使命的澄明與規定，構成自我實現命題的必要前提與基礎。

在學術語境中，作為學者的「自我」是不同語境下多重價值主體的

「自我」複合體，它既被作為廣義自由人與社會人的自我所涵蓋，同時又可具體化成選擇特定專業領域經營學術事業的自我。雖然不同語境下的自我觀念往往被賦予具體而不同的價值使命，但在未受到扭曲的理想情況下，多重自我在不同層面下的價值使命是可以貫通歸一的。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對此問題有過專門的研究探討，他將完全的自相一致視為最高意義上的完善，並將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視為人的生存目的與價值使命，進而提出社會人的使命在於通過給予和獲取的雙重技能，使自己與他人相互影響、相互學習，以追求共同的完善；學者的使命則在於獻身自己所屬的特定階層，獻身自己所選擇專攻的特定專業，竭盡所能，完整地、均衡地發展自己的一切天資，承擔起人類教師與人類教養員的角色，使社會其他階層、其他專業的人分享自己文化教養的優點，也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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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和借鑒本己以外其他文化教養的優點，在相互完善中提高整個人類的道德風尚，同時也使自己的學科從中得以不斷發展（Fichte, 1911／梁志學、沈真譯，2009）。費希特對多重價值主體及其價值使命的規範性詮釋具有縝密的哲學思辨性，在追求道德完善的一貫性邏輯之下體現出不同價值主體及其價值使命從抽象到具體的逐層遞進性，同時還體現出強烈的人文價值關懷。雖然時過境遷，但他的論述至今仍具有很強的啟示性。就自我實現命題而言，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理解其價值使命觀的思想意義與方法論意義：

第一，歷史證明，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文明背景下，費希特視之為人類最終與最高目標的道德完善性都具有恆久的價值吸引力。雖然對於道德內涵和標準的探討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開放性論題而不存在終極的恆定共識，但最普遍意義上的道德完善始終代表著人類最本真、最純粹、

最長遠的價值追求。即便在多元價值浪潮下受到各種短期、功利性價值觀的衝擊，它依然是絕大多數學術大家在自我實現過程中努力恪守的價值原則與最終面向的價值歸宿，是跨越時間、地域和語言，被各國各民族學術界最廣泛認同與普遍珍視的價值信條，其歷史淵源可追溯到軸心時代的反思意識與覺醒精神。雅斯培所謂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在世界各地同時湧現許多偉大思想家、哲人和先知的時代；是一個在它之前都「趨近」它，在它之後都「回味」它的時代。軸心時代的精神本質在於以完善的道德將個人與世界統一於和諧，並由此呈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大道相通（朱魯子，2011）。這種精神亦可作為自我實現價值的最高尺度，

成為學術交流與對話的預設性共識基礎。

第二，費希特將作為自由人的自我、作為社會人的自我與作為以學術為業並選擇了特定學術專業的自我，以同質性的價值使命感內在地統一起來，從而在理論反身性上實現了多重自我及其使命的「自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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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塑了一種價值澄明、和諧共在、積極健康的整體性自我使命觀。對於自我實現而言，對「自我」多重價值感的整合性把握至關重要，在「自我」價值感淡漠缺位或衝突混亂的情況下，「自我」將無法凝聚為一股強大的內在激發性力量，自我實現將淪為空談。因此，費希特對多重自我及其相應使命的價值整合構成了自我成長與實現的一種方法論典範。

第三，費希特把高度重視與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進程、同社會其他階層與學界社群分享自己的教養、提高整個人類的道德風尚，以及全力發展自己所選定的那部分科學作為學者履行其價值使命的必然要求，從而拓展與豐富了自我實現的社會性與實踐性蘊含。長久以來，自我實現命題最飽受詬病之處正在於最初的心理學研究視角過於狹窄，對自我實現主體與社會實踐、社會責任及社會關係之間的關聯性考察不夠充分，故難以對自我實現的動力機制和實現形式做出充分的澄明（吳倬， 2000）。費希特的價值使命觀實際上將學者自我價值的實現建立在促進他者價值的共同實現以及推動所屬科學事業發展的基礎之上，這就超越了單純的個人心理層面，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緊密關聯起來，使學者的自我實現命題在動力機制和實現形式上獲得更豐富的詮釋空間。

參、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價值困境

費希特關於學者最高價值目標及其使命的論述實質上構成了學者自我實現的規範標準，但這種標準僅代表一種抽象的理想型。在理想型的自我實現觀中，當下的自我實現與長遠的自我實現是遞進貫通的，多重自我角色的價值實現是自相一致的，自我實現與自我所屬事業的進步以及更廣泛他者的實現是協調統一的。然而，在現實而具體的學術場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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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語境中，勢必存在當下訴求與長遠訴求的價值衝突、多重自我角色的內在價值衝突，以及不同主體在價值實現優先性與實現程度方面的利益衝突，這些衝突從不同程度上打破理想型自我實現觀的一致性邏輯，

引發價值斷裂或價值混亂，進而可能模糊甚至消解自我實現的主體意識與價值目標，成為自我實現的內在制約。

在兼具現代與後現代思想風格的傳播學語境內，傳播學者的自我認同長期困頓於多重歧義之間。¹ 傳播學與繁蕪知識體系交錯沾邊，卻難被傳統主流認同的「無家可歸」的尷尬境地，對傳播學者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它加劇了傳播學者追求自我實現過程中的價值斷裂與衝突，可能淪為傳播學者迷失自我的墮落端口。機遇在於它創造了薩依德（Said, 1994／單德興譯，2002）所謂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機會，即以「圈外」或「業餘者」的身份居於異端，跳脫學術權力的制衡而保持一份相對敏銳的觀察判斷力。要在挑戰中把握機遇，我們首先需要在理想型的參照下洞明和反思傳播學場域中存在的各種斷裂與衝突，理清價值混亂，才能為未來更高遠、更透徹的自我實現掃清障礙。

筆者以為，傳播學者阻滯自我實現的價值斷裂與衝突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以下分述之。

一、終極價值關懷與功利性價值訴求的衝突

終極價值關懷與功利性價值訴求之間的衝突並不是絕然對立的，而是一種偏向性與優先性認同的差異。其中，終極價值關懷偏向對意義與價值的抽象思辨與精神探索，而功利性價值訴求偏向對現實生活世界中

1 傳播學者自我認同的多重歧義可在多維度上展開，譬如專科學者亦或非專科學者，社會科學學者亦或人文藝術學者，跨學科學者亦或超學科學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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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具體及當下性需要的辨識與滿足。在人類知識探索的歷史長河中，致力於人類社會及其所屬成員和諧幸福與道德完善作為一種典型的終極價值關懷，具有深厚的精神傳統根基，它是人類在實踐理性維度進行深度探索的永恆主題。然而，隨著物質生產的高度發展、社會變遷的日益加速、價值主體的日趨多元以及社會實踐的無限拓展，終極價值關懷受到越來越多現實迫切性問題與主體當下性焦慮的衝擊，其在知識生產中的主導地位逐漸被功利性的價值訴求所取代。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通過對近現代社會科學體系之形成的歷史性考察向我們揭示，近代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很大程度上可歸於近代國家精確管理訴求的推動與促成（Wallerstein, 1996／劉鋒譯，1997）。而傳播學所隸屬的跨學科這一新知識形態的誕生，則是功利性價值訴求進一步加強，而既有學科知識體系難以滿足現實解題需要的社會情境下的必然產物。現代技術推動下的媒介發展以及世界大戰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並擴展了政治、軍事、商業以及職業化等方面的傳播理解與控制訴求，而傳統學科知識體系下的專業分工難以獨立回答現實世界中涉及多學科知識面向的複雜性傳播訴求，這為傳播學的學科化建制創造了特別的機會。否則，按照傳統的學科定義，傳播學因其理論構成和方法論的高度混雜與開放，很難稱上一門嚴格的學科。

傳播學自誕生起就主要通過滿足生活世界中具體而迫切的功利性訴求而獲得國家多級多部門社科基金、商業調研基金，以及就業市場的高度支持。這亦成為其在高等教育學科建制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立足與發展的主要資本。然而這一策略在短期的成功之後很快便耗盡動能，難以為傳播學提供持久的學科合法性資源，傳播學者亦難以從中持續獲得富有傳統學術尊嚴的自我實現感，其重要癥結正在於傳播學知識生產語境中功利性價值訴求對終極價值關懷的遮蔽。在功利性價值訴求驅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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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往往難以避免研究問題的他定性與研究深度的侷限性。專案資助方的利益訴求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研究問題的類型、指向與定義方式，同時還內在規定著學術話語的敘述視角和展開維度。相應地，知識成果的價值尺規通常以「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問題定義方利益訴求」的方式呈現自身。由於在傳播學知識生產語境中，滿足了既定的功利性價值訴求便能受到利益主體在實用性維度上的肯定，並獲得相當的學術資源與當下的自我滿足感，這在較大程度上削弱了傳播學者的終極價值關懷意識，及其對研究問題本身的理論性與倫理性後果做出進一步反思的動力，進而對傳播知識的自主性、獨立性與深刻性造成負面影響，減損了傳播學在傳統學術使命觀下的公認性知識品質，阻滯了傳播學者在學術公共空間內達至更長遠與持久自我實現感的可能，最終形成當下自我滿足與長遠自我實現的價值斷裂。

對於傳播學者而言，若止於滿足功利性價值訴求，將有負自己作為具有遠大目標的學者應旨在提高總體人類幸福和完善程度的價值使命，

從而阻滯了自己更高程度的自我實現，未盡潛能的局部滿足必是「得而若有所失」；可若以純粹思辨的方式對傳播維度的人類終極價值關懷，

進行抽象性詮釋與探索卻又是不現實的，因為傳播學的誕生，正是順應功利性價值訴求加強的社會語境而獲得知識建制的資質，若放棄了對具體性、局域性、主體性與當下問題的優先性詮釋關切，將失去傳播學之為傳播學的根基。要解決傳播學者這種糾結的價值困惑，需要深入理解和體悟「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智慧，從而將位於二元對立兩端的抽象與具體、功利與超越、當下與長遠、出世與入世有機地圓融於中庸之道，這種智慧的應用對當下傳播學所呈現的新場景和新問題尤具現實意義。

隨著數位時代的到來與通訊科技的迅猛發展，傳播生態在多媒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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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融合與多主體高頻互動的影響作用下變得日益複雜難測，即便傳播學教學與研究已不斷精化並頻頻更新內容與方法，也還是難以跟進並滿足各種功利性的傳播控制需要，被動之勢日趨明顯。2016 年底川普出乎各大主流媒體意料之外而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從中足見常規媒介觀察與傳播預測的失靈與失調。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與物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將輻射涵蓋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進而消解並取代傳統社會中非創造性或低創造性的職業技能分工，使大量勞動力面臨淪為社會「無用階層」的風險。就新聞傳播業而言，機器人新聞正成為新的風潮，而專科畢業生由於缺乏願景、理想和新技術適應能力，畢業後未從事對應行業工作的現象也將日益顯著。如果傳播學既無法通過專業訓練的承諾跟進滿足功利化的社會需求，又犧牲自我成長與博雅教育的理想，將在雙重價值缺失中陷入兩頭無著的新歷史困境，傳播學者的自我實現亦將漸失學科制度的支持。

如果說傳播學領域疏離終極價值關懷所隱含的存在性危機，²一度被物質與功名化的自我滿足感所遮蔽，那麽當下社會語境中新聞傳播教

2 此處筆者將傳播學的學科危機歸結於傳播研究疏離終極價值關懷所造成的存在性危機。自上個世紀 50 年代 Bernard Berelson（1959）在一篇著名論文中宣稱「傳播學研究正處於枯萎狀況，是行將消亡的學科」以來，傳播學的學科危機成為一個被日益關註的議題而獲得多視角的審視。從學科制度層面上看，危機體現為傳播學者的學術尊嚴遭遇威脅，不僅傳播學在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堪憂，在大學院系整改運動中的獨立性地位也岌岌可危。從學理層面上看看，傳播學在問題域、方法論、中心邏輯、歷史傳統和價值規範等基礎層面上充滿懸疑與爭議，

使傳播學怎麽學、怎麽教、怎麽研究處於高度主觀和不確定的偶然性中，消解了傳播學學術共同體的凝聚力（陳蕾，2015）。基於存在哲學的視角，筆者認為危機首先不是一種外在於主體的客觀存在物，而是內在於人的精神感受，是人迷失終極價值關懷的心理反應及其外部投射。因此，「闡明生命源泉、為人尋找安身立命之本」（Jaspers, 1956／王玖興譯，2013，頁 3），成為人本主義心理學與生存哲學的核心命題。在澄明此命題的前提下，人處於再艱險的外境亦可能隨遇而安，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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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用之間日益擴大的落差，將去蔽並強化傳播學者的存在性危機。要走出這一困境，有待於在充分自識與反思的基礎上重構傳播學教育，找回迷失的終極價值關懷，進而培養出傳播學人雄渾的宇宙觀與人生觀，

然後將與此相應的「觀看眼光」滲透於具有「在地性」與「流變性」的現實科研與教學實踐中，才可能獲得平衡抽象與具體、功利與超越、當下與長遠、出世與入世的傳播智慧，最終從主體層面解決自我實現的價值斷層困擾，達到更高整合度與更徹底的自我實現。

二、作為專科學者與作為超學科學者的價值迷途

傳播學者作為專科學者與作為超學科學者的價值迷途，體現於在面對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卻在新情境衝擊下日益凸顯弊病的知識專業分科邏輯時的兩難選擇：是應該認同和遵照傳統的知識分科邏輯以獲得專業學者的身份與資質，還是應超越與變革傳統的知識分科邏輯以實現自身最大的價值潛能？儘管這一命題在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內曾以多種話語形態被表述並獲得了較多的討論，但所取得的共識性進展依然是十分有限。

知識專業分科是近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組建自身的初始性邏輯。

為突破前科學時期人類對世界粗泛而籠統的理解認知，現代科學按照機械論的隱喻邏輯對世界進行分割，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元學科。這種專業化的知識分工基於這樣一個信念：由於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並借助於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Wallerstein, 1996／

劉鋒譯，1997，頁 9）。在知識專業化邏輯下，專業學者的自我實現維度體現於在本專業範疇內確立與發展不同於其它專業學科的獨特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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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並通過專業訓練造就其它非本專業學者所難以企及的專業深度。

專業分科的形成與發展為知識的細化與深化帶來了積極的後果，但同時也引入了新的問題，其中最直接的負面影響是造成整體認知的斷裂。由於學科分設主要是基於勞動分工與認識效率的需要，而不是基於世界本身的可分割性，實際上從我們所要認識的世界對象是整體性和全息性的，³ 因此任何針對知識與對象的分割都將造成整體認知的斷裂：侷限於專業區隔，特定專業的學者只能在自己特定的學科視野中獲得對事物的片面認知，而難以融合其它專業視野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性認知。這一問題在知識專業化初期並不顯著，在對知識的認知深度具有迫切渴求的情況下，對整體性知識的適度擱置是可以承受的必要代價。然而，隨著專業分工的無限細化，知識的碎片化與斷裂性問題越來越顯著，其進一步的負面後果在於銷蝕求知的本真性與神聖性，使學術生產異化為一種遠離人類總體幸福與道德完善的壓抑性智力勞動。

在知識的反思性運動中（Snow, 1959／紀樹立譯，1994），一些試圖超越知識專業區隔的新知識類型迅速崛起，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知識專業分科的認知弊病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它們在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亦獲得了一席之地，但由於根基尚淺，它們還未能凝聚整合成足夠與知識專業分科邏輯相抗衡的力量，而只是在不同程度尊重既有知識專業分科的基礎上以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綜合性學科、概貌性學科、

跨學科、後學科、超學科或非學科知識領域等彼此內涵交雜重疊卻未被嚴格定義區分，且各自方法論邏輯尚不十分清晰明確的方式呈現自身。

3 全息性是從全息理論、全息攝影技術以及神秘主義傳統中衍生出來的對宇宙性質的判斷，它認為任何局部子系統都包含著系統整體的全部信息，因此無論我們將宇宙劃分得多麽細小，每個片段都能映照出整個宇宙。在全息邏輯的觀照下，視覺上的分離或人為的分離只是表象性的，真正的分離從未發生過，我們所生存的星球是萬物一體、全息關聯的（Braden, 2007／胡堯譯，2015，頁 10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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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正是此類新知識類型中的一種具體形態，它發端於對現實中傳播問題的實際解決需要，這種實踐性的訴求內在規定了整合性的認知視野，故在傳播學知識領域中充斥著多維視角、混合性方法、多學科跨界等知識互涉現象。

與傳統專業學科不同的是，傳播學不具有專門確定的研究對象、貫通統一的核心理論、涇渭分明的學科邊界與系統嚴整的知識體系；而與傳統專業學科相同的是，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傳播學都不得不通過學科化與專業化建制，以謀求在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學科管理類目中，在大學的院系設置中獲得一席之地，並以之作為確立與發展自身的制度性依託。這種矛盾性的境遇一方面反映了傳播學作為新知識類型的特殊性與不成熟性，另一方面又在學術實踐層面上進一步加劇了傳播學者在其知識本體論取向的價值困惑：若認同和遵照傳統的知識分科邏輯，將發現自己在嚴格意義上並不具備一門專業學科所應滿足的條件，故難以通過傳統性的知識合理性聲稱為自身爭取生存發展所必需的學術資源；可若以超越與變革傳統的知識分科邏輯來彰顯自身的價值潛能，又未能在資源競爭方式、學術身份建構方式與實踐價值感知方式等方面，發展出一套明顯有別於傳統學科化訴求的自我認同路徑與自主發展模式。且自身在融合多學科、多視野與多重價值觀的開拓性嘗試中，亦尚未從根本上突破知識跨界的種種困難與障礙，而建構出具有典範性革命意義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典範，故最終還是難免返回到學科化與專業化的制度依託中探尋自己現實的生存發展空間。⁴ 既往學界關於傳播學本體定位的種種

4 有學者歸納認為，傳播學研究的發展，從總體構想上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旨在建立自己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的「框架說」；另一種是旨在與其他學科交融共生並將自己分解到各專業領域中的「交融說」。實質上，這兩種觀點正是傳播學多重角色定位的典型表現，也是其作為新知識類型的內在矛盾所在（童兵，2008，

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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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始終難以獲得根本性的突破，其矛盾性癥結正在於此。

在未能明確自己的角色定位或陷於多重角色價值衝突的情況下，傳播學者的「自我」觀念處於渙散與分裂的狀態中，無法為價值主體提供足以凝聚自身潛能與力量的想像性資源，進而限制了自我實現的可能性與限度。要走出這一困境，有待於對傳播學者的多重角色定位進行整合性重建，從既有的內在衝突中發掘與汲取創造性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以一種全新的自我理解方式凝聚共識、建構面向未來的行動綱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邁上自我實現之路。

三、個體實現與共同實現的價值裂痕

從社會關聯性維度上看，自我價值的實現必然建立在促進他者價值的共同實現以及推動自身所屬共同體事業發展的基礎之上。因此，富有社會責任感與德性追求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應通過價值關聯使自我實現與自我所屬學科及學術事業的進步，與研究對象及服務對象等和自己相關聯的「他者」的價值實現相協調統一。在現實中，雖然任何價值主體都具有自我實現的內在需要，但這些需要在轉化為可被學術界感知與辨識的公共性社會訴求的過程中，受到其自身生命實現意識度及多重社會條件的塑造和制約，最終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自身，並在清晰度、完整度、重要性程度以及迫切性程度等方面顯現出差別。由於經過重重社會與心理機制的過濾和轉達，這種被賦以公共性內涵的價值訴求與本真性的價值訴求相比，很可能存在扭曲與變形，於是也就成為需要不斷加以反思與重建的對象。

作為人類教師與教養員的學者，若能回應最廣泛範圍內他者的價值實現訴求，若能對經層層社會機制與心理機制過濾的各種他者價值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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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進行辨識還原與理性引導，若能幫助與促進他者有效而全面地實現理性維度內各種與生存發展相關的價值訴求，若能將以上學術實踐的原則與思路嵌入學術共同體的核心共識，以形成持久的精神動力，並在實踐與行動層面切實推進此項學術事業的發展與完善，就達到了在學術生涯中最高程度的自我實現。然而，這種極致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在現實中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個體學者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不僅受到社會意識形態規訓、學術場域規則與學術生產條件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制約，還受到自身視野、際遇、時間、精力與認識水準等諸多內在因素的制約，這些制約決定了他們無法超然而無偏向地面對他者的一切價值實現訴求，而只能在自身理解與實踐可及的範圍內優先回應部分主體的部分價值訴求，並且只能對此做出有限度的理性反思與價值貢獻。

如果學者不得不在優先性選擇中有所捨棄，那麼在不同的價值主體中，我們的研究優先是為了誰的完善？在諸種完善的面向與類型中，我們優先追求什麼維度與什麼類型的完善，又以什麼樣的理性尺規作為價值實現的反思性參照？在追求最高學術理想與順應當下學術競爭態勢以維繫自我生存的權衡之中，我們基於自身資質應優先選擇什麼樣的自我定位與發展策略？實際上任何一種選擇和捨棄都將不可避免地引發或強化不同主體在自我實現範圍、程度與速度上的差異，這些差異正是造成自我與他者之間、不同類型的他者之間，以及同一價值主體不同發展面向之間產生價值裂痕與利益衝突的根源，也是引發學術共同體關於學術倫理價值爭議的矛盾性癥結所在。如何協調與彌合這些由學術實踐本身所必然造成的價值裂痕、衝突與矛盾，是通往更高自我實現之路上不得不面對的基本問題與挑戰。

傳播學作為一種直接面向實踐的知識學門，在現實研究中亦無從避免個體實現與共同實現之間將必然產生的價值裂痕，和那些不直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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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實踐或與之相關度較弱的知識學門相比，傳播學領域發生價值裂痕的機制更加複雜，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更大。我們可以看到，傳播學在早期成長中往往以商業、政治、軍事與新興媒介產業等關鍵領域中，主導經濟與權力資源的強勢利益群體作為優先關切的價值主體，以傳播過程中的傳播效果控制與媒介市場職業培訓作為優先聚焦的價值訴求類型，以工具理性下可以測度的控制效果作為衡量自身完善程度的主要尺規，以專注於各自的研究項目從而為資助方提供像樣的研究報告作為學術生活的主要形式，這種親「資源」、重「實效」的選擇偏向，是早一批傳播學者試圖快速確立自身學術主體身份並紮穩腳跟的意向性選擇的結果，該策略也確實導向了傳播學早先成功的知識建制。然而，這種偏向所造成並日益累積的價值裂痕、衝突與矛盾卻是明顯而不可輕視的：它在總體化的結構性層面加強了強勢群體對於弱勢群體的壓迫和控制，使單向傳播成為主導性的研究典範；它對理解性和解放性訴求的忽視與邊緣化加強了工具理性對人性的宰製，使服務對象、研究對象乃至研究者自我都陷入了片面發展的泥潭；它對專案性研究形式及其成效的過度倚賴，弱化甚至消解了學術共同體的智力追求和共識化經營，使傳播學成為學理淺薄、四分五裂、各自為陣、互不對話的學術領地。當與傳播學學術實踐相關的他者，以及傳播學的整體性事業不能獲得全面均衡的發展時，傳播學者就失去了費希特所澄明的最高意義上的「完善」，即通過統一人的價值使命與學者的價值使命，以及通過整合自我完善與他人完善而達成的完全的自相一致，而這種「完善」所相應的人之圓融合一狀態往往意味著人之最高潛能的實現。因此，當傳播學者困陷於分裂對立之中時，更深層次上的自我實現也就隨之陷入了根本性的困境之中。

為了解決自身在學術實現上的發展阻滯，越來越多的傳播學者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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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既往偏狹的結構功能主義傳播學學術實踐進行反思與批判，並試圖通過創建新的研究流派豐富傳播學偏狹的研究模式、研究旨趣、研究對象、服務對象與理性尺規，以重塑傳播學的知識想像空間與知識實踐後果。傳播學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環境學研究等領域正是這股反思與重建性力量的典範。它們以破舊立新之勢給傳播學界帶來強大的思想衝擊力，並在後續的發展中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從新近的傳播學趨勢報告中亦可見早期狹隘的經驗傳播研究正往多學科、多視野、多方法融合的方向發展，同時，政治批判、文化修辭學、文化人類學等原先非主流研究視角下的傳播學議題也漸趨豐富多元（洪浚浩，2014）。此外，隨著傳播思想史研究視野的進一步拓寬，芝加哥學派、西方存在哲學、認知科學、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傳播思想頻頻獲得重新發掘與詮釋

（胡翼青，2007；劉海龍，2015；歐陽宏生、朱婧雯，2015；謝清果，

2016），進而引發傳播學典範重建的討論與爭鳴。近年被提出的具有本體論特徵與革命性意義的傳播學新典範論說主要包括：城市傳播學（孫瑋、謝靜，2015）、公共傳播學（胡百精、楊奕，2016）、認知傳播學

（林克勤，2015；邵培仁、王昀，2016；歐陽宏生、張君，2016）、華夏傳播學（邵培仁、姚錦雲，2013；謝清果，2017）等。⁵

上述這些旨在突破原有典範侷限的新典範構想雖然以不同的概念體系展開論述，但無一不是基於深遠的價值關懷與恢宏的理論想像力。它

5 其中「城市傳播學」將傳播理解為中介化實踐，旨在抱持對人類「存有」方式的深刻關切重建傳播與人之關係；「公共傳播學」則探察多元主體基於公共性展開的溝通過程、活動與現象，旨在促進社會認同與公共之善；「認知傳播學」意在通過跨學科實踐融合認識與傳播兩大領域，揭示傳播過程中人腦、心智接收等工作機制規律，力求打開傳統傳播研究不可知的意識黑箱，以提高人類認知自覺、

優化人類傳播路徑；「華夏傳播學」致力於在本土化背景下整合中華傳播智慧，

以此超越現代西方理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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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共通的人文精神根底源自超越狹隘小我而實現更高自我的生命動力，

然而這種生命動力在傳播研究者與教學者的本己層面尚未得到充分澄明與體悟，便直接轉向社會應用層面以詮釋他者或社會現象，由此使得彼此相異卻也高度相關的典範之間失去創造性對話與深層整合的價值基準。

誠如黑格爾所言，認識自己的心靈，是多麽費力的一件事（倪梁康，2002）。在反思與批判傳播的異化與社會精神危機之時，批判研究者常常可能低估甚至遺忘了自己本身的學術異化與個體精神危機。若反身性視域下傳播學者自身的自我實現問題，未能在傳播學本體構成領域得以充分洞見與闡明，而僅作爲一種默會的知識被隱晦和有限地領悟與傳承，將造成多元研究傳統從廣闊的人文學脈移植入傳播學脈的一種斷裂。可以設想，如果研究者的自我實現是受制和迷亂的，那麽任何指向外部、指向他者、指向彼刻的人文關懷都將因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顯得後勁不足，那麽面向傳播學的「思想輸血」也就成爲不能激活自身「造血功能」的失效治療。因此，傳播學多元研究傳統之間的創造性互通與深層整合，不得不倚賴於傳播學者自我實現這一基礎反思層面的準備條件。

肆、傳播學者的主體性質詢與意義重構

通過前一部分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播學者所面臨的價值困境充滿著深刻的糾結性和矛盾性。雖然學界對此也不乏反思與探討，但迄今為止尚未產生能整合性地解決這些價值困境的有效方案。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價值迷途使學界內外的很多人轉向了對傳播學者主體性價值與意義的質疑。早在傳播學建制之初，對傳播學研究具有開拓性貢獻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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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的學者 Bernard Berelson（1959），就在其論文中宣稱「傳播學研究正處於枯萎狀況，是行將消亡的學科」。之後的幾十年裡，關於傳播學是否可以分解到其它相關學科中去，而不必維持一種專門性知識形態的討論，亦成為理論界的一項熱點議題。對此，法國傳播學者米耶熱

（Bernard Miege, 2005／陳蘊敏譯，2008）曾進行過專門的討論。有學者甚至更極端地認為傳播相關主題研究即便分解到其它學科中去，亦不具備成為該學科範疇內專門性領域的區分價值，以致於把在社會學科內另立「報刊研究」視作在生物學領域內另設「小雞科學」或「小鴨科學」一樣荒謬（Donsbach, 2006）。如果消解了傳播學作為專門性知識領地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也就相當於消解了傳播學者這一價值主體的存在價值和意義，那麼傳播學者作為特定價值主體所面臨的自我實現問題亦得以消解。

這種對問題本身進行根本質疑的思路固然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種消極性的解題路徑實際上迴避了更普遍意義上作為學者，乃至作為人的自我實現訴求問題。對於那些由各種因緣際遇已經進入傳播學領域並以傳播學為志業的人而言，在未能突破傳播學及自身的發展瓶頸，又未能找到新的事業依託的情況下，無論是以消極性的自我理解繼續混跡於傳播學領地，還是選擇茫茫然離開，都是有違自我實現之精神的，其悖反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於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而言，受制於先在性因素而陷入發展困境並不能成為放棄自我實現追求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對自我的主體性進行消極否定的理由，因為從廣義的角度上看，任何自我都必然受到先在性因素的影響制約。以絕對意義上的個人化主體為譬喻，個體所不能自決的遺傳基因、環境條件和偶然性的早期經歷，可能是決定個體人格框架的重要因素，這些過去的事情縱然已經不能被改變了，但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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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對待已經發生的事情，比如他可以選擇讓這些已經過去的事情繼續影響自己的人格，也可以選擇一條不同的生活道路來超越這些影響，還可以通過堅定的意志對自己的人格進行符合自身目標的再塑造（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68）。總之，每個人都有出生限制，一部分被歷史決定，但也有自己決定自己的部分，是存在的意志

（吳慶麟，1986）。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

也認為，人是不斷重新創造自己的東西，是自我創造者，是把自己作為他的創造材料的工匠。人在創造自我時，自然環境、體格和社會，以及他個人的歷史都會對他的成長發生作用。但是，由於人可以改變環境，

可以使自己的身體發生某些適應主體需要的變化，同時人還可以建立社會文化環境影響自己的活動方式，這就表明人是培養自己的一種起主要作用的東西（Morris, 1948／定揚譯，2010，頁 124）。因此，未來的自我究竟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體自身的努力，而積極地設計自己並確立自己的生存發展意向，正是實現自我的過程與寫照。既然具有先在性因素制約的個人可以成為絕對意義上的自我實現主體，那麼我們就不能將先在性因素制約下的發展困境，作為否定或消極理解特定主體存在價值與意義的理由。

作為後起的新興知識類型，傳播學誕生並成長於利益優勢群體的功利性傳播訴求激增與突顯的社會背景之下，基於快速有效爭取社會資源青睞以維繫自身存續的迫切感，使其一開始就深深嵌入到對社會實踐需求的回應之中，並與主控相關資源的商界、政界、軍隊、媒介產業等利益優勢群體建立了過度密切的功利性價值關聯，從而削弱了傳播學知識的自主性根基與理智性追求，加劇了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實現各自利益訴求的優先性失衡與程度性失衡，成為自身通往更高自我實現的先在性制約。雖然這些先在性因素對於形塑傳播學的知識傳統及傳播學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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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具有強大的慣性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絕對而不可超越的。與傳播學傳統研究旨趣相異的批判性研究，早從上個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融入傳播學的發展之中，後續加入的傳播文化研究、媒介環境研究等另類於傳統的研究進一步豐富與拓展了傳播學的發展維度。同時，社會情境的變遷及傳播學自身的發展，也不斷重塑著傳統先在性因素對傳播學的影響方式與影響程度。傳播學在高等教育中實現了普遍化的知識建制之後，學術性資源的補給減弱了其對於外在資助的倚賴性程度，學術化發展成為一種日趨強烈的內在訴求類型。此外，高速發展的資訊技術以去中心化的趨態深刻影響著社會利益訴求的整體格局，原先被遮蔽的多元主體的多重傳播訴求逐漸浮現與突顯，高度發達的新媒介為其整合之勢開拓出越來越廣闊的潛力空間。在這些續發性因素的影響下，傳播學優先考慮利益優勢群體訴求的研究偏向，與優先聚焦傳播控制的功利性研究偏向將逐漸得以扭轉，回應更多元的價值主體與更豐富的傳播訴求，

正成為傳播學朝著更全面、更普遍的完善發展的新契機和新轉機，而這一切還有待於傳播學者以積極的自我認同，主動擔當起成為自我的責任，坦然面對既往各種先在性限制及其導致的發展困境，珍視自身的發展潛能與時代賦予的發展之機，不斷為更高程度的自我實現開闢新的可能性道路。

第二，對於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而言，自我價值的內在核心在於關切自我是否已達至自身能及之範疇內的最大與最全面發展，而不在於關切自我所寄寓之身體或事業是存在還是毀滅。因此，他們會為發展困境所憂，但並不為死亡或死亡預言所懼。按照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解釋，

每個人都有對成長的渴望，對提高自我的衝動，以及充分發揮自己潛能的願望（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90）。當這些內在本性在自身能及之範疇內得到充分珍視、尊重和滿足，而沒有被扭曲、壓抑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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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體的生命能量就得到了充分彰顯，自我便達到了自身能及之範疇內的最大與最全面發展。在此，自我能及之範疇作為一種限定條件，指涉主體意向可主宰控制的主體實踐空間或實踐對象，而自我所寄寓之身體或事業的存在或毀滅不能完全取決於主體意向，它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主體之外各種非主觀因素的綜合作用，因此無法成為自我實現的核心關切點與內在衡量尺規。也就是說，新生並不必然是自我實現的開端，消亡也並不必然是自我實現的終結，只有發展才是自我實現的永恆狀態。在不能超越生死存亡的情況下，我們可以以有意識的存在超越無意識的存在，以積極的存在超越消極的存在，以極致發揮自我潛能的存在超越埋沒與浪費自我潛能的存在，總之，超越一切可超越之生存狀態，實現自我最大與最全面的發展。

按照這一邏輯，傳播學「消亡論」或「萎縮論」的意義（Berelson, 1959），僅在於提示傳播學的發展危機或契機，而不應成為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的核心聚焦議題。當傳播學還是傳播學的時候，具有自我實現感的傳播學者就應勇敢擔當起作為傳播學者的職責，以提高與完善自我為動能，將傳播學作為一種特定類型知識形態的價值潛能發展到極致。

在這種有意識的努力下，對傳播學消亡預言的焦慮與恐懼就被自然地轉化為積極行動的力量，即便有一天傳播學真的走向終結，但奮力於自我實現的學者依然可以在新的知識形態下繼續自我實現的永恆追求。中國大陸學者朱光烈（2004）曾基於未來學的視角大膽預言隨著人類精神活動的日益本質化與虛擬環境傳播的普遍化，傳播學將與整個社會生活相互滲透於一起，最終化於無形。但對於這種消亡可能，作為傳播學者的他並沒有絲毫畏懼、失落或悲觀，而是務實且敏銳地將發展傳播學宏觀研究，作為經營當前傳播事業的著眼點，並豪邁地宣稱「過度時期的這種宏觀研究將把傳播學送到未來的終結」（頁 23），這實際上就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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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形式死亡」的一種典型的精神寫照。

第三，對於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而言，高尚遠大的目標才是他們一如既往的朝向，外界各種基於即興或片面之思的褒貶仿若過眼雲煙，

並不足以左右他們前行的方向。馬斯洛對大量自我實現者的人格研究顯示，自我實現者通常習慣於生活在最廣泛而合理的參照系裡，他們的心胸開闊，能從整個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不只是見樹不見林。他們是在價值的框架裡工作。這種價值是偉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宇宙性的，而不是區域性的，是從長遠出發的，而不是從一時出發的

（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166）。從理性分析的角度看，自我實現者對於高尚遠大目標的追求亦具有內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這是因為只有高尚遠大的目標才能產生持久的動力，只有持久的動力才能導致偉大的行動與偉大的事業，而只有通過偉大的行動與偉大的事業才能達到更高程度的自我實現。同時，只有在高尚遠大目標的引導下，主體才能超然獨立於外界影響，形成自己的信念與判斷，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

不輕易受他人的意見所左右，理性而平靜地面對自己的進步和挫折，面對外界的各種讚揚與肯定，打擊與嘲諷，以和諧健康的心態與自相一致的思考行事邏輯做到充分的自我決定與自我管理，在自我實現的道路上穩步向前邁進。

置身於傳播學這樣一門後起的非常規性學科之中，傳播學者所面臨的本體質詢和挑戰常常是犀利而尖銳的。有人從傳播學原創性理論匱乏、知識多源於其它學科卻很少被其它學科引用、參與重大項目的能力不足、在社會科學與高等教育中的結構性排名位次靠後、缺乏大師級人物等現象推導傳播學的邊緣弱勢地位，並以「倚賴於知識輸入而未能有效輸出的寄生蟲」（Shoemaker, 1993）、「眾聲喧嘩而缺乏創造力與繁衍力的青蛙塘」（Rosengren, 1993）、「社會學的棄子」（Poo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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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2008）、「專門清掃與吸納其它學科所不屑研究之物的垃圾清道夫」（Peters, 1986），或「彙聚其它學科事業中失敗者的收容所」

（McChesney, 2007／高金萍，2009，頁 22）等負面形象作為傳播學與傳播學者的寫照。面對這些批判與冷嘲熱諷，一些傳播學者出於自尊心而羞於承認自己的專業身份（王怡紅，2010）；另一些傳播學者試圖在評述話語層面轉換衡量尺規，努力從傳播學快速成功的知識建制、傳播專業的熱門度及其就業面向的廣泛性中汲取重新建構傳播學正面形象的話語資源（Schramm, 1983），卻又難免有避重就輕之嫌；還有一些傳播學者試圖通過宣導新的知識本體觀與學術實踐觀從根本上化解傳播學本體危機，但在不同社會思潮激烈碰撞的當代知識語境之下，知識的合理性邏輯因不同預設的價值參照系與不同的論述語境而斷裂為碎片，在未對其做出共識化取捨與整合的情況下，遵循不同知識合理性邏輯的學者之間無從進行創造性對話，傳播學知識本體與學術實踐的重構將因陷入聖經故事所喻的巴別塔語言困境而變得無從著手。在深刻的焦慮與糾結的矛盾之下，自我實現者執著面向高尚遠大目標的解題策略體現出化繁為簡的智慧：由於他們免於對一切與己相關的褒貶議論的操心與焦慮，他們可以維持一種純粹性的專注投入到對自我及自我所屬事業之潛能的發掘與應用上；由於他們超越了對一切仲介性、當下性、局部性價值目標與評價體系的片面理解與追求，他們可以直接面向人類幸福與真知的最高目標，基於自身潛能與所處知識語境確立自身的貢獻方位，並以這種無遮蔽、無異化、無扭曲的本真性知識訴求凝聚價值共識，推進傳播學知識本體與知識實踐的現實重構。當他們切實做到這一切的時候，他們便真正無愧於自己作為傳播學者的價值使命，最終也就從根本上整體化地解決與戰勝了原先各種批評所指的問題與困難，並在這一過程中盡最大努力地實現了自身的價值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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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傳播學者的自我實現之途：以解決傳播學本體難題為起點

每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傾向，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自我實現。

這種傾向可能被遮蔽、壓抑或扭曲。前一部分對傳播學者主體性的意義重構正是旨在使傳播學者從混亂的自我糾結中還原出本真性的自我實現價值感，激發與堅定自己在自我實現之路上的信念、意志、激情和勇氣。但僅止於主體價值的澄明與自我實現意向的還原是不夠的，自我實現還需要具體事業的依託，並在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中得以彰顯。同樣地，對知識生產與創新機制的探討也離不開對知識主體先驗意識結構的認知與澄明。知識實踐若缺乏對「自我實現」這一先驗意識的發掘與推促，終將在缺乏生命靈韻的外部支配中迷失方向，流於支離破碎。這也正是費希特要將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建立在自我學說之上，且通過自我的完善與使命的實現重構一切知識基礎的內在理據（Fichte, 1912／王玖興譯，1986）。因此，知識本體與主體價值的澄明是互為表裏、互為借鑒的，只有在哲學層面打通兩者之間的互構性關聯，才可能走出知識本體不明與主體價值缺失的雙重困境。

就傳播學領域而言，「如何將自我實現的意向轉化為面向自我實現的學術實踐」是傳播學者在追求自我實現之途中首先要面臨的根本性問題，而這種轉化的實現正依賴於傳播學本體難題的解決。傳播學本體難題是傳播學作為一門混雜性知識的典型表徵，具體體現為傳播學知識性質、體系結構、問題譜系、研究旨趣、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標與教學法則的多元性與不確定性，以及對如何界定、理解與規劃傳播學的迷茫或爭議。這既是傳播學的活力所在，又是傳播學混亂的來源，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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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傳播學教學與研究實踐帶來了難以解決的疑惑與困擾：我們有必要在本體理論層面建構統一的傳播學知識體系與知識建構規則嗎？如果是必要的，統一是否可能？何以可能？這種可能是否以犧牲活力為代價？

如果是不必要的，又如何形成傳播學者的自我認知並以此凝聚與維繫專業共同體？又如何有效地進行知識傳承以形成穩定而有價值的知識生產力，而不是將傳播事業依託於偶然性與個體學者苦行僧式的個人探索？

以費希特的哲學邏輯為觀照，傳播學本體難題與傳播學者自我實現困境之間互為因果、互相強化、互相制衡的關聯機制主要體現於下：

一方面，傳播學本體難題是阻礙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制度性因素，

因此這一難題的解決將為更多的傳播學者開闢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道路。

馬斯洛的心理研究表明，自我實現者無一例外都獻身於一項身外的事業

（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49）。對於具有自我實現追求的傳播學者而言，進入這一學術分工領域就意味著把傳播學作為自己獻身於其中的事業，作為自我實現的道路選擇。然而，傳播學本體難題使傳播學作為一項事業面臨著外部的合法性危機與內部的分裂性危機，使傳播學者應心繫何處、面向何方、如何作為、如何交流等與學術實踐緊密相關的重要問題處於模糊不清或各說各話的狀態之中，這種巴別塔之境消解了傳播學作為整體事業所可能企及的最大價值貢獻，也消解了傳播學者作為特定知識共同體的集體創造意識與整合凝聚力。如果把自我實現看作是朝著最高境界的完善最大程度發揮自己潛能的過程，那麼自我澄明與目標澄明是達至自我實現的必要前提條件。而傳播學本體難題使傳播學者在自我困惑與目標困惑中迷失了自我實現的方向，成為通往自我實現之路上的制度性障礙。只有在傳播學本體得到共識合理性確認的情況下，才能真正成為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事業依託，才能將傳播學者個人的發展、知識共同體的發展與知識事業的發展和諧統一起來，才能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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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學者自我實現的意向在制度化支援與推動中穩定持久地轉化為行動的力量與實踐的後果。

另一方面，對傳播學者自我及自我實現可能性之關懷的不足是傳播學本體難題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的根本原因，這一難題的解決有賴於自我實現意向的融入與對問題的再定義。那些反對傳播學知識體系化而極力宣導知識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實質上消解了傳播學作為統一性事業的根基，將傳播學者的自我置於無所依附、未可確知的虛無狀態，將自我潛能的實現純粹託付於偶然性的際遇之中，從而使傳播學本體研究上因主體價值基準不明而難以獲得共識性突破。

自Wilbur Schramm（1983）以 5W 模式奠基傳播學學科核心典範以來，日益更新的媒介技術與日益複雜的社會傳播實踐不斷衝擊原有傳播學知識體系的架構邏輯與邊界，促發了傳播學核心典範的多輪整合式演進。在最近一輪的多元研究傳統深層整合階段，如何解決傳播學突破經驗主義藩籬，兼容並蓄多派思想之後產生的「泛化」與「分裂」問題，

是傳播學本體難題的核心症結所在（陳蕾，2013）。儘管在學科深度反思氛圍的激發下，傳播學界曾陸續閃現出許多在其論述範圍內亦能自成一體、自圓其說的整合思想與方法：如羅伯特‧克雷格（Robert T.

Craig, 1993）將傳播學設定爲一種整合性的「實踐學科」，讓現有這些多樣性的、明顯矛盾的或不相關的傳播理論模式進行更多創造性的對話，使批判研究、闡釋研究、經驗研究的功能緊密結合；Rosengren

（1993）主張通過融通人文主義研究導向與社會科學研究導向，實現實體理論、形式模型和經驗數據三者之間更強烈的「結合、比較與對質」；劉駿州主張以訊息的產製、意義的產生、訊息的結構、傳播者的動態互動，以及傳播機構與社會的動態發展，作爲生成發展本領域理論的傳播學核心問題（劉駿州，1994）；卡爾‧詹森（Karl Jensen）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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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符號學理論調解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間的矛盾，並將這兩派的研究與傳播科學結合起來（Baran & Davis, 2004）；胡翼青（2004）欲以「信息人」假設爲軸心綱領整合多元研究傳統而構設傳播學新人本主義典範；王怡紅（2010）把以關係價值爲中心焦點問題的傳播學研究視角，作爲提升傳播學學科質量的有效途徑；趙雅麗（2011）提出將傳播學建構爲探索意義創造和分享機制的「意義科學」等。然而這些整合思想和方法的自洽性，⁶ 難以進一步在彼此之間形成互洽性，⁷ 也難以在彼此間的創造性對話中獲得比較和擇用，最終不得不導向自成一體、各說各話的格局。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不同知識體系論之間缺乏共同明確的價值訴求與評判標準。按照記憶法的原理，通過個性化的詮釋，任何實質上相關或不相關的事物之間都可以建立有意義的想像性關聯。類似於此，對既有碎片化的傳播學知識進行系統化歸納與重建，亦存在無數種個性化的技術方案可同時解決知識的可辨識性與可傳承性問題，可在技術語境下任何一種可選方案都不具備絕對的優先性，它僅僅取決於個人理解與應用的偏好。因此，傳播學知識本體體系化建構過程中的共識

6 這裏所指的自洽性即在自己構設的概念與邏輯體系中能前後一致、連貫相契、自成一說。

7 獨立學者王東嶽先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無用空間」書店的一次現場演講中曾對

「自洽」、「他洽」、「續洽」這組概念進行過關聯性詮釋。他認為，本體論真理的產生有賴於思想的整頓，而思想的正確源於在那個既定的範疇和時段裏是自洽、他洽、續洽的。這三洽構成正確論證的三個條件。自洽指自己的學說不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洽指這個學說不能和其他人的合理學說相矛盾；續洽指的是自己的學說能吸納整合新的變化與學說，與未來出現的事物及合理學說相適應。

筆者認為，要發展宏大的傳播學本體論觀，解決不同論說之間難以溝通對話的問題，需要在「不矛盾」的要求基礎上更進一步，探索它們差異性背後共通的人文精神動力，進而在彼此補足支撐中形成新一輪更具創造力的整合，故在此提出使不同的整合思想與方法基於共通的價值基準彼此「互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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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統一化難題不能單純通過技術手段解決，還需要通過能打動所有主體內心的價值訴求加以協調與整合，而這種能打動所有主體內心的價值訴求即知識主體對於自我的關懷與對自我實現的渴求。

從源流關係上看，對於自我及自我實現的關懷是其它一切類型人文價值關懷的基礎與前提，如果自我關懷猶不達，自我實現尚存疑，又何能關懷他人、幫助他人實現自我？以這一最具普遍性的公共價值訴求作為尺規，基於不同分類與設計的知識體系，便有了相互比較與對話論辯的邏輯基礎，哪種知識體系能證明自己更便於傳播學者面向最高境界的完善，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知識潛能，它就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合理性共識。在面向自我實現的價值整合下，傳播學本體難題便不再是「混亂的活力」與「有序的閉塞」這對二元矛盾下的兩難選擇，而是在「有序的活力」這一框架要求下的集思廣益與集體建構。這裏所指的「序」並非對象化過程的整齊劃一，而是「面向傳播學者自我實現」這一明確的價值基準。同時，這裏所指的「活力」亦非指涉對象的多樣紛雜，而是指主體在自我實現狀態下潛能的激活和創造力的啓運。

陸、結語：費希特哲學觀照下傳播學反思之路

費希特（Fichte, 1911／梁志學、沈真譯，2009）將自己的哲學稱爲

「知識學」，他認爲，所有知識都可以回溯到一個共同的起點上，這個點即自我意識，它既是知識的發生起點，也是知識的邏輯起點。正是在此意義上，他稱「知識學實際上是一部意識發生史」（Fichte, 1912／王玖興譯，1986，頁 vi）。在自身意識開始之前無知識可言，從而也無知識學可言，意識一旦發生，內在活動指向自身之外的某個東西，同時返回自身，指向自身，進而強化或重塑原先的自我的意識（梁誌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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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這種對自我意識與知識之間的深層關聯的闡明，預設了自我意識中所包含的啟動知識創造與創新潛能的機制，以及知識性事業對研究者自我意識的形塑效應。

費希特對自我意識的本體化揭示不僅爲歐洲的主體性哲學奠定了開端，也爲科學哲學意義上的知識反思與重建指明了道路。胡塞爾

（Husserl, 1976／王炳文譯，2001）對歐洲科學危機的反思與超越論現象學的創制正是循此道路的深入探索。在超越論現象學的視域中，意識並不是簡單地「擁有」它的對象，而是「構成」對象，因此科學危機的原發點正在於「自我」的危機。那麽，拯救科學危機的現象學進路必然地鋪陳於兩個方向：一個是「回返的進路」，即通過現象學還原的方法返回一切科學的基點——「自我」；另一個是「構造的進路」，即以前一個進路的終點——「自我」爲起點，通過意向性功能構造出其它的主體，以及包括科學世界在內的人類共同世界——科學的前提和出發點。

在費希特哲學及其後繼的超越論現象學觀照之下，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困境恰構成了傳播學學科危機的根源，因此面向傳播學者自身價值使命與價值實現的反思與重建，構成了傳播學學科反思與重建的重要視角。唯有在理清傳播學者所面臨價值困惑與自我實現困境的基礎上，開闢一條重新理解與實現傳播學者主體價值使命的道路，才能爲傳播學的學術實踐灌注持續的創造性動力。

為了更純粹地聚焦於對傳播學「先驗性謎題」的探索，本研究暫時懸置了對傳播學學術環境與學術社群的實然性社會考察，選擇通過哲學現象學的路徑直接進入傳播學學科反思的問題語境，從「存乎之心」追溯傳播學困境的心理源頭，並意圖通過一系列的主體性質詢，重構傳播學者這一價值主體雄渾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最終以澄明的自我實現意向融入傳播學的本體重建中。

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困境與通途： 以費希特的價值哲學為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