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黑格爾所言，認識自己的心靈，是多麽費力的一件事（倪梁 康，2002）。在反思與批判傳播的異化與社會精神危機之時，批判研究 者常常可能低估甚至遺忘了自己本身的學術異化與個體精神危機。若反 身性視域下傳播學者自身的自我實現問題，未能在傳播學本體構成領域 得以充分洞見與闡明，而僅作爲一種默會的知識被隱晦和有限地領悟與 傳承，將造成多元研究傳統從廣闊的人文學脈移植入傳播學脈的一種斷 裂。可以設想，如果研究者的自我實現是受制和迷亂的，那麽任何指向 外部、指向他者、指向彼刻的人文關懷都將因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 木，而顯得後勁不足，那麽面向傳播學的「思想輸血」也就成爲不能激 活自身「造血功能」的失效治療。因此，傳播學多元研究傳統之間的創 造性互通與深層整合，不得不倚賴於傳播學者自我實現這一基礎反思層 面的準備條件。
肆、傳播學者的主體性質詢與意義重構
通過前一部分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播學者所面臨的價值困境充 滿著深刻的糾結性和矛盾性。雖然學界對此也不乏反思與探討，但迄今 為止尚未產生能整合性地解決這些價值困境的有效方案。傳播學者自我 實現的價值迷途使學界內外的很多人轉向了對傳播學者主體性價值與意 義的質疑。早在傳播學建制之初，對傳播學研究具有開拓性貢獻與重要
影響力的學者 Bernard Berelson（1959），就在其論文中宣稱「傳播學 研究正處於枯萎狀況，是行將消亡的學科」。之後的幾十年裡，關於傳 播學是否可以分解到其它相關學科中去，而不必維持一種專門性知識形 態的討論，亦成為理論界的一項熱點議題。對此，法國傳播學者米耶熱
（Bernard Miege, 2005／陳蘊敏譯，2008）曾進行過專門的討論。有學 者甚至更極端地認為傳播相關主題研究即便分解到其它學科中去，亦不 具備成為該學科範疇內專門性領域的區分價值，以致於把在社會學科內 另立「報刊研究」視作在生物學領域內另設「小雞科學」或「小鴨科 學」一樣荒謬（Donsbach, 2006）。如果消解了傳播學作為專門性知識 領地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也就相當於消解了傳播學者這一價值主體的存 在價值和意義，那麼傳播學者作為特定價值主體所面臨的自我實現問題 亦得以消解。
這種對問題本身進行根本質疑的思路固然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 法，但這種消極性的解題路徑實際上迴避了更普遍意義上作為學者，乃 至作為人的自我實現訴求問題。對於那些由各種因緣際遇已經進入傳播 學領域並以傳播學為志業的人而言，在未能突破傳播學及自身的發展瓶 頸，又未能找到新的事業依託的情況下，無論是以消極性的自我理解繼 續混跡於傳播學領地，還是選擇茫茫然離開，都是有違自我實現之精神 的，其悖反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於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而言，受制於先在性因素而陷入 發展困境並不能成為放棄自我實現追求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對自我的主 體性進行消極否定的理由，因為從廣義的角度上看，任何自我都必然受 到先在性因素的影響制約。以絕對意義上的個人化主體為譬喻，個體所 不能自決的遺傳基因、環境條件和偶然性的早期經歷，可能是決定個體 人格框架的重要因素，這些過去的事情縱然已經不能被改變了，但個體
仍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對待已經發生的事情，比如他可以選擇讓這些已經 過去的事情繼續影響自己的人格，也可以選擇一條不同的生活道路來超 越這些影響，還可以通過堅定的意志對自己的人格進行符合自身目標的 再塑造（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68）。總之，每個人都有出生 限制，一部分被歷史決定，但也有自己決定自己的部分，是存在的意志
（吳慶麟，1986）。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
也認為，人是不斷重新創造自己的東西，是自我創造者，是把自己作為 他的創造材料的工匠。人在創造自我時，自然環境、體格和社會，以及 他個人的歷史都會對他的成長發生作用。但是，由於人可以改變環境，
可以使自己的身體發生某些適應主體需要的變化，同時人還可以建立社 會文化環境影響自己的活動方式，這就表明人是培養自己的一種起主要 作用的東西（Morris, 1948／定揚譯，2010，頁 124）。因此，未來的自 我究竟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體自身的努力，而積極地設計自己並確 立自己的生存發展意向，正是實現自我的過程與寫照。既然具有先在性 因素制約的個人可以成為絕對意義上的自我實現主體，那麼我們就不能 將先在性因素制約下的發展困境，作為否定或消極理解特定主體存在價 值與意義的理由。
作為後起的新興知識類型，傳播學誕生並成長於利益優勢群體的功 利性傳播訴求激增與突顯的社會背景之下，基於快速有效爭取社會資源 青睞以維繫自身存續的迫切感，使其一開始就深深嵌入到對社會實踐需 求的回應之中，並與主控相關資源的商界、政界、軍隊、媒介產業等利 益優勢群體建立了過度密切的功利性價值關聯，從而削弱了傳播學知識 的自主性根基與理智性追求，加劇了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實現各自利益訴 求的優先性失衡與程度性失衡，成為自身通往更高自我實現的先在性制 約。雖然這些先在性因素對於形塑傳播學的知識傳統及傳播學者的精神
氣質，具有強大的慣性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絕對而不可超越的。與 傳播學傳統研究旨趣相異的批判性研究，早從上個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融 入傳播學的發展之中，後續加入的傳播文化研究、媒介環境研究等另類 於傳統的研究進一步豐富與拓展了傳播學的發展維度。同時，社會情境 的變遷及傳播學自身的發展，也不斷重塑著傳統先在性因素對傳播學的 影響方式與影響程度。傳播學在高等教育中實現了普遍化的知識建制之 後，學術性資源的補給減弱了其對於外在資助的倚賴性程度，學術化發 展成為一種日趨強烈的內在訴求類型。此外，高速發展的資訊技術以去 中心化的趨態深刻影響著社會利益訴求的整體格局，原先被遮蔽的多元 主體的多重傳播訴求逐漸浮現與突顯，高度發達的新媒介為其整合之勢 開拓出越來越廣闊的潛力空間。在這些續發性因素的影響下，傳播學優 先考慮利益優勢群體訴求的研究偏向，與優先聚焦傳播控制的功利性研 究偏向將逐漸得以扭轉，回應更多元的價值主體與更豐富的傳播訴求，
正成為傳播學朝著更全面、更普遍的完善發展的新契機和新轉機，而這 一切還有待於傳播學者以積極的自我認同，主動擔當起成為自我的責 任，坦然面對既往各種先在性限制及其導致的發展困境，珍視自身的發 展潛能與時代賦予的發展之機，不斷為更高程度的自我實現開闢新的可 能性道路。
第二，對於真正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而言，自我價值的內在核心在於 關切自我是否已達至自身能及之範疇內的最大與最全面發展，而不在於 關切自我所寄寓之身體或事業是存在還是毀滅。因此，他們會為發展困 境所憂，但並不為死亡或死亡預言所懼。按照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解釋，
每個人都有對成長的渴望，對提高自我的衝動，以及充分發揮自己潛能 的願望（Maslow／劉燁編譯，2005，頁 90）。當這些內在本性在自身 能及之範疇內得到充分珍視、尊重和滿足，而沒有被扭曲、壓抑和否定
時，主體的生命能量就得到了充分彰顯，自我便達到了自身能及之範疇 內的最大與最全面發展。在此，自我能及之範疇作為一種限定條件，指 涉主體意向可主宰控制的主體實踐空間或實踐對象，而自我所寄寓之身 體或事業的存在或毀滅不能完全取決於主體意向，它在很大程度上還取 決於主體之外各種非主觀因素的綜合作用，因此無法成為自我實現的核 心關切點與內在衡量尺規。也就是說，新生並不必然是自我實現的開 端，消亡也並不必然是自我實現的終結，只有發展才是自我實現的永恆 狀態。在不能超越生死存亡的情況下，我們可以以有意識的存在超越無 意識的存在，以積極的存在超越消極的存在，以極致發揮自我潛能的存 在超越埋沒與浪費自我潛能的存在，總之，超越一切可超越之生存狀 態，實現自我最大與最全面的發展。
按照這一邏輯，傳播學「消亡論」或「萎縮論」的意義（Berelson, 1959），僅在於提示傳播學的發展危機或契機，而不應成為傳播學本體 研究領域的核心聚焦議題。當傳播學還是傳播學的時候，具有自我實現 感的傳播學者就應勇敢擔當起作為傳播學者的職責，以提高與完善自我 為動能，將傳播學作為一種特定類型知識形態的價值潛能發展到極致。
在這種有意識的努力下，對傳播學消亡預言的焦慮與恐懼就被自然地轉 化為積極行動的力量，即便有一天傳播學真的走向終結，但奮力於自我 實現的學者依然可以在新的知識形態下繼續自我實現的永恆追求。中國
在這種有意識的努力下，對傳播學消亡預言的焦慮與恐懼就被自然地轉 化為積極行動的力量，即便有一天傳播學真的走向終結，但奮力於自我 實現的學者依然可以在新的知識形態下繼續自我實現的永恆追求。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