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幾個指標能否呈現中國民眾的階級意識或階級形成 呢？筆者以柱狀圖來呈現各城鎮地區居民的階級位置與主觀階級 認同、平均主義與民主態度指數平均數的關係。圖三呈現了各階級 位置成員主觀階級認同指標的平均數，正向為認同工人階級、負向 為認同資產階級，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三個階級位置——集體工人、
國企工人與私營非技術工人的工人階級認同遠高於整體平均，而資 本家的資產階級認同（負向）最強；相對地，新中產階級、國家幹 部與集體幹部介於兩者中間，個體戶或許由於參與了勞動過程，反 而比較貼近工人階級認同，因此，這個結果基本上符合新馬克思主 義階級分析的預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國企工人與集體工人 對無產階級的主觀認同比私營非技術工人更為強烈，這個特殊的現 象顯示對集體與國企工人來說，毛主義模型可能對其自我認同仍然 有影響力。
圖四呈現了各階級位置成員意識形態平均主義指標的平均 數，正向為認同平均主義的政策或者是相對左傾、負向為反對平均 主義的政策或者是相對右傾。我們可以發現主觀階級認同與平均主 義指標統計分布的相似之處：集體工人、國企工人與私營非技術工 人的左傾程度高於整體平均數；反之，資本家有強烈的反平均主義 或者右派傾向，新中產階級、個體戶與集體幹部對平均主義的偏好 介於兩者之間。另一方面，國企工人與集體工人的平均主義傾向，
仍遠高於私營企業的非技術工人。然而，與主觀階級認同分布的最
權威/技術(幹部)
表三：階級位置對微觀階級意識與宏觀階級形成等四個指標的迴歸係數，
(0.044) (0.113) (0.056) (0.055)
集體幹部 -0.240 0.216 -0.117 -0.128
(0.061) (0.110) (0.055) (0.056) 女性 -0.133*** -0.143+ 0.033 -0.074+
前面三個柱狀圖並未控制其他變量，也未顯示各階級位置差異 的統計顯著程度，僅呈現了各階級位置的平均數。因此筆者以主觀 階級認同、平均主義指標與民主態度指標這三個連續變量作為應變 量，運用簡單線性迴歸模型（ordinal least square (OLS) regression）
來估計階級位置與其他控制變量對上述三個指標的影響。此外，本 文用來測量階級實踐的參與／抵制抗爭指標是個二分變項，因此筆 者運用二元邏輯迴歸（Logit regression model）來估計受訪者的客觀 階級位置與其他特徵對其參與集體行動（參與=1）的影響。
在表三的四個模型中，模型一（OLS）的應變量是主觀階級認 同、模型二（Logit）的應變量是參與勞資爭議、模型三的應變量是 平等主義指數，模型四的應變量是民主態度指數，四個模型的自變 量相同，主要是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八個階級位置的虛擬 變量（dummy variables），以非技術工人（無產階級位置）為參照組。
在控制變量方面，筆者加入教育程度與共產黨員這兩個被廣泛用來 測量「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共產黨社會之「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的變量，51其統計結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外，性別與年 齡對階級認同、意識形態與政治態度的影響也應該列入考慮。
從表三的統計顯著程度來看，在四個模型當中只有估計主觀階 級認同的模型一統計表現較佳。模型一的迴歸係數大部分都通過了 0.95顯著水準，而主觀工人階級認同的預測值也與敘述統計中各階 級位置平均數的分布一致——對中下階級的身分認同由高至低分 別為集體工人、國企工人（兩者相當）與私營非技術工人，較認同 資產階級或中上階級身分者（迴歸係數為負值），由低至高的順序
51. 見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Yanjie Bian and John R.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以及 Xiaogang Wu and Yu Xie,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No. 3 (June 2003), pp.
425~442.
是小資產階級、集體幹部（但是統計檢定不顯著）、國家幹部與新 中產階級，最後是資本家。至於在控制變量方面，迴歸係數顯示教 育年限越高者主觀上越不認同工人階級，女性與高齡者也較少主觀 認同無產階級身分，這些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共產黨員主觀 上更認同資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顯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黨員個 人的主觀階級認知已經完全脫節。
模型二（Logit）估計的是願意參與勞資爭議者的特徵。我們發 現雖然從迴歸係數來看，資本家最抵制勞資爭議，但是大部分階級 位置與是否參加勞資爭議沒有顯著的關聯，僅有國企工人勉強通過 了0.9的信任水準屬於邊際顯著，顯示國企工人比其他階級位置的成 員更願意參加勞資爭議，這或許是由於2003年的調查正好是在國有 企業私有化衝擊最強烈的時期進行所造成的結果。此外，教育年限 越高者，更願意參與集體行動，而共產黨員、女性與高齡者則對勞 資衝突敬而遠之。很顯然，在中國城鎮居民中，階級實踐或組織集 體行動的意願，以人力資本的擁有者或是新中產階級最高，而與主 觀工人階級認同高低不太相關。
儘管模型三的迴歸係數與其預測的平均主義指標估計值，與主 觀階級認同趨於一致，但其統計顯著程度表現得非常糟糕，顯示當 代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位置與意識形態，在統計意義上沒有顯著關 聯，僅有教育年限與年齡這兩個控制變量影響了平均主義的傾向：
教育年限越高者越右傾或反對平均主義，而年齡越大者越左傾或支 持平均主義。教育年限的影響只能一部分解釋為幹部與中產階級反 對平均主義。
階級位置對意識型態影響不顯著可能原因有三，第一個原因是 這一組平等主義的問題遭到各種調查偏誤——受訪者偏誤與「說是 偏誤」等——所影響，第二個原因是對中國民眾來說，由於長期以 來都不曾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因此政府的稅收政策與戶口政策無法
用來測量意識形態的左右之分，第三個原因可能與第二個有密切關 係：由於急遽的經濟轉型仍在進行，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形成還處 在曖昧不明的階段，受訪者客觀的階級位置雖然影響了主觀階級認 同，卻無法透過公共政策釐清其政治利益所在。然而，教育與年齡 仍直接影響了城鎮居民對稅收政策或戶口政策的意見。
最後，模型四估計客觀階級位置對民主態度指數的影響，統計 顯著性亦不佳，唯一例外是國家幹部虛擬變項的迴歸係數為負向，
而且通過0.999顯著水準的檢驗，顯示國家幹部強烈地反對民主體制 或忠實支持威權主義的傾向。在控制變量方面，共產黨員與國家幹 部的態度類似，是威權主義的支持者，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 外。但是與現代化理論的教條完全相反，高教育者或新中產階級基 本上仍抱持反民主的政治價值；此外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城市地區的 年輕人較反對民主價值，年齡越高者反而顯示出支持民主的態度，
這種結果或許可以解釋為愛國主義教育對青年人民主價值的負面 影響。然而，我們還沒有清楚的理論或證據可以解釋，中國大陸年 輕人對民主價值較缺乏認知的統計結果。就上述的幾個關鍵變量而 言，對中國城鎮居民民主態度的估計，違背了現代化理論的傳統智 慧，而比較符合社會民主理性選擇模型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