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國家社會主義朝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已經導致中 國城鎮居民階級結構的重大變化。隨著階級結構的無產化，城鎮地 區的勞工抗爭事件引起大眾媒體與中國領導人的關注，官方的意識 形態則從毛澤東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轉變成「建構和諧社 會」。52在貧富差距的惡化與社會衝突的激化下，中國城鎮居民對資
52. 關於社會不平等與抗爭政治的關係見林宗弘，「市場轉型與社會不平等」，王振寰 編，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2011），頁263~298。
本主義與威權體制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頻繁的勞資衝突是否代 表工人階級的形成？社會抗爭擴大是否會導致威權體制的轉型？
本文對上述議題提供了一點初步的經驗探索。
跟隨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微觀—宏觀互動模型，本文將階 級意識分為兩個層次——個體的階級意識／階級實踐、以及和總體 的階級形成／階級鬥爭。然而，與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的階級政治 或選舉分析不同，研究中國大陸民眾的階級意識或階級形成面對了 兩個特殊的理論與經驗困境：毛澤東主義的歷史遺產與威權主義的 政治控制，對數據的收集以及問卷的信度與效度都造成極大的限 制。
即便如此，本文仍試圖克服上述困難，以分析中國城鎮居民的 階級意識。我將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遺產稱為毛主義模型，在微觀層 次上，毛時代的階級成分或家庭出身等政治標籤，仍部分塑造了中 國民眾的階級意識，國有與集體單位的受雇者具有更強烈的主觀工 人階級認同。在宏觀層次上，毛時代政治鬥爭中的左傾思想，對國 有與集體單位工人仍有較大影響。即便如此，隨著改革開放與階級 結構的無產化，社會民主模型與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預測中國民 眾的階級意識將會在國家幹部、國企工人、資本家、新中產階級與 無產階級之間塑造出不同的身分認知。換句話說，本文認為隨著中 國大陸經濟轉型，毛時代所遺留下來有中國特色的階級意識將會被 削弱，使中國各階級民眾的意識形態緩慢地趨近於其他的資本主義 社會。
中國威權主義的政治脈絡也對新馬克思主義的微觀—宏觀模 型造成困境。在缺乏政黨競爭與箝制公民社會的條件下，階級投 票、工會組織率與罷工次數等傳統民主國家常用的經驗指標，都不 能用來衡量威權體制下宏觀層次的階級形成或階級鬥爭，結社自由 與政治民主反而是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益的前提。因此，筆者主張
以對民主的態度作為一種替代的階級形成或階級鬥爭指標。
本文回顧了兩組重要的政治轉型理論——政治現代化模型與 社會民主模型，前者認為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不但偏好資本主義，
也是民主體制的政治支持者，而工人階級則偏好平等主義，支持無 產階級革命甚至共產黨專政。社會民主模型與馬克思本人以及現代 化理論的觀點相反，認為工人階級願意透過民主化來追求經濟重分 配，反之資產階級與地主通常是威權主義的支持者。這兩種政治轉 型模型所反映的，不僅是二十世紀歷史上工人運動路線鬥爭的立場 差異，更重要的或許是兩者對威權體制下各階級的民主偏好與理性 行動，做出了針鋒相對的經驗假設。
中國大陸威權體制下民眾對民主價值的偏好，是我們測試現代 化理論與社會民主模型的一次大好機會。本文運用因素分析設計了 四個指標來測量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意識與階級形成。微觀層次的 指標包括測量階級意識的主觀階級認同指標，與測量階級實踐的參 與勞資爭議意願二分變項，宏觀層次的指標包括測量意識形態的平 均主義指標與測量政治價值的民主態度指標。透過上述四個指標，
筆者檢驗了毛主義模型、政治現代化模型與社會民主模型的對立假 設。
在主觀階級認同方面，我們發現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位置對其 階級意識有明顯的影響：集體、國企工人與無產階級認同工人階級 身分，資本家認同資產階級身分，中產等其他階級介於兩者之間，
此外，相對於一般群眾，當今的共產黨員多自認為是富人、幹部或 資產階級。然而，參與勞資爭議集體行動的傾向則以中產階級與受 高教育者為主，與主觀階級認同沒有直接關係，這個結果挑戰了傳 統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較可能組織集體行動的看法。第三，平均 主義指標的統計結果與主觀階級認同雖然方向上一致，但是各階級 位置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最後，國家幹部與共產黨員強烈反對民
主的政治價值，高教育者、資本家與中產階級也屬於支持威權主義 現狀的陣營，反之工人階級與個體戶對民主的愛好更為強烈，雖然 上述模型的統計效果不甚顯著，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政治顯然比較 接近社會民主模型。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城鎮居民的階級意識似乎逐漸從毛澤東 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一方面，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勝利者或強勢 階級——國家幹部與資產階級結盟，加上仍維持社會經濟優勢的新 中產階級，構成了威權體制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改革開放過 程中的失敗者或弱勢階級——集體與國企工人、私營企業工人與個 體戶，構成了偏好經濟再分配與民主體制的城市中下階級群體。從 階級結構的變化來看，資本主義發展使得農民、下崗的國企與集體 工人逐漸流向無產階級與個體戶位置，53無產化的過程仍可能進一 步導致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然而，由於各種各樣的數據收集與方法問題，本文的論點僅能 得到較弱的支持，這也突顯了威權體制下相關社會調查所面對的各 種研究方法議題。在數據收集方面，威權體制下有關階級意識與民 主價值的測量往往受到受訪者與訪員互動情境的干擾，在研究方法 上，面對受訪者互相矛盾的答案時，因素分析未必能估計出最適當 的向量，這些偏差都使得本文的迴歸分析面對過大的標準誤而不太 顯著。此外，本文的階級分類方式雖然經過證實相對適當，但是在 估計階級意識時或許仍有改善空間。最後，中國社會變遷的範圍與 速度極快，本文所使用的2003年城鎮居民數據可能無法呈現這些改 變，例如近年來年輕世代與新中產階級對民主化與平均主義的訴 求，可能變得更為激進，而非2003年時調查所呈現的保守態度。上 述的數據、測量、估計與時勢變遷等問題，都使本文的結論受到嚴
53. Thung-Hong Lin and Xiaogang W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lass Structure:
1979-2005,”.
格的限制。然而，筆者相信本文是個正面的嘗試，使我們對中國大 陸城市民眾的階級意識與政治傾向有所理解。
本文的首要貢獻，在於以經驗數據與較精緻的統計模型來探討 中國大陸民眾的階級意識與政治偏好。研究發現，中國城鎮居民的 階級意識與政治偏好確實不太符合政治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也顯示 中國民眾的階級意識與政治偏好具有某種毛時代所造成的中國特 色，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民就與「西方民主」無緣；相反地，中 國城鎮居民的階級意識更類似另一派解釋歐洲民主轉型的政治理 論——社會民主模型的看法，亦即在貧富差距惡化之下，工人與城 市中下階級比國家幹部與資產階級更愛好民主，這或許更能解釋威 權統治下資本主義發展所造就的階級形成過程。
其次，本文的統計模型中有些意外的發現，雖然並非理論驗證 的主題而被暫且當成控制變項，但是未來或許能發展出進一步的研 究。例如，統計結果發現共產黨員比一般群眾更自認為是中上階級 或資產階級，也更反對民主價值；高教育者雖然傾向資本主義反對 平均分配的意識形態，卻也更願意參加抗爭活動，以及年輕人比中 高齡者更缺乏民主價值等等，這些有趣的發現雖然與本文的主要論 證不相矛盾，但是究竟能帶給學術界何種啟發，仍值得進一步探究。
最後，本文對中國案例的分析隱含了階級意識與民主轉型跨國 比較的框架。在中國，極權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配合的是毛澤東主 義的意識形態，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則是左右兩派政黨透過選戰 來進行民主的階級鬥爭，然而對於資本主義威權國家的階級意識，
卻少有社會階層化文獻探討，因此，本文回顧了民主轉型文獻中對 各階級之民主或威權主義偏好的分析，區分了政治現代化理論與社 會民主理論，以構成可否證之對立的理論命題，並且與經濟轉型之 前的毛主義模型相對照。對中國社會的初步研究成果，或許可以作 為階級意識與階級形成跨國比較研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