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源於二次戰後由西方國際社會所提出來 建構國際安全之概念與作為。雖然這概念早在 1950 年代已經提出，但 是直到 1975 年此概念及其具體內容才正式被納入「歐洲安全暨合作會 議」之正式文件中，之後便成為國際軍事安全與經濟安全合作的一個 重要範本。從二次戰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來看，信心建立措施的建 構國際安全途徑似乎更是著重在軍事的層面，在美蘇兩極均勢的對抗 狀態中有了更深入的發展，例如：美蘇之間的「戰略武器限制會談」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80從上述中國宋遼軍事
Peter Lorge, “The Great Ditch of China and the Song-Liao Border,” in Don J. Wyatt, ed.,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60-65.
關係的例子中也可以發現，其實信心建立措施是淵源於國際戰爭的現 實背景，是國家間為了追求建構和平與安全的雙邊或多邊妥協，爾後 再從軍事安全的基礎上，逐漸擴大到非軍事的合作領域。所以信心建 立措施並非是國家行為者固有的安全哲學、軍事思想，或是戰略概 念，而是在囚徒困境的對抗狀態中所摸索出來的安全途徑，而這途徑 在今天則成為被學習來建構安全的目標。從宋遼的例子可以了解到，
澶淵之盟的信心建立措施實踐是中國古代歷史中對外關係的一個例 外，在宋遼時期發展出這樣的概念與作為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在中 國古代歷史。
再者，信心建立措施概念主要是源於現實主義思維，在國家間權 力平衡的局勢下所產生的為避免衝突升高並建構和平的安全措施，儘 管目前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在國際上已經被普遍當成是一種外交政策 工具。因此從信心建立措施發展背景，以及中國古代宋遼間的澶淵之 盟，可以推論軍事意義上「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產生乃是以現實且 衝突的國際環境為必要條件，而以權力平衡狀態下的局勢為充分發生 條件。換言之，信心建立措施的存在必須擁有上述的背景條件，而有 上述的背景條件卻不一定有信心建立措施，因為這措施還必須存在敵 對雙方有限的共同安全選項之中。嚴格說來，信心建立措施是一個建 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作為與動態過程，其並非是維持和平與 安全的結果。在實踐信心建立措施的過程中，因為軍事衝突危機仍然 存在，所以信心建立措施的結果可能朝兩個方向進行，一個維和成功 是促成和平協定或條約的產生，而另一個則是維和失敗導致戰爭爆 發。澶淵之盟並沒有完全阻止宋遼雙方互相侵略的企圖與軍事衝突的 發生，而是很大程度地降低了雙方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因此，澶淵之
「戰略武器限制會談」前後共有兩次，分別是 1969 年的 SALT I 與 1979 年 的 SALT II。關於「戰略武器限制會談」，請見 John Newhouse, Cold Down:
The Story of SALT (Washington: Pergamon-Brassey’s, 1989), pp. 69-106。
盟與當代信心建立措施的主旨可謂一致。
最後，中國古代宋遼間的澶淵之盟提供了中國古代實踐當代意義 信心建立措施之證明。這例子也證明了即使朝貢體系一直是中國維持 對外關係的一套傳統思維，但是在與國際強權互動中，中國難免也會 摒棄其政治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朝貢思維，並在現實環境中以平等 的方式與他國互動來建構和平。信心建立措施對西方而言是一個發展 於二次戰後的建構安全途徑，亦是當代的建構國際安全的重要觀念與 政策，然而信心建立措施的作為並非是近代才有的，在古代中國宋遼 時期便已經成功實踐過。就當代中國的信心建立措施而言，其與古代 信心建立措施概念並無直接的相關性。從此研究可得知，這概念並非 是中國古代的戰略文化思維，也不是經由國際社會學習而來的產物，
而是在五代十國的無政府狀態背景下，北宋與遼相互征戰中所摸索出 來的一個維持和平機制，換言之，從古代澶淵之盟所呈現出來之具現 代意義的信心建立措施乃是宋遼雙方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邏輯思維下 的行為結果。
※本論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國傳統思維中的 信心建立措施：初步探討」（編號為 NSC 99-2410-H-004-126）之 研究成果。
（收件：2012 年 2 月 25 日，修正：2012 年 4 月 19 日，採用：2012 年 5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