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再平衡」政策是一件晚近出現且進行中的現象，要斷 言其發展方向目前仍極為困難。但是國際政治的研究要求理論與現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開幕，胡錦濤作報告〉。
英國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近作重新檢討了 19 世紀以來的中國外 交經驗與 21 世紀北京外交戰略的關係，並認為中國中心主義、過去挫折感 和熾盛的民族主義將是其重大挑戰。請見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Basic Books, 2012), pp. 1-17。
結合是很自然的，問題是選擇何種適當的理論解釋現實；當理論的解 釋不完全時，何種情況下可以修正一個理論然後再行適用，又或者必 須揚棄它。
本文初步認為，美國在綜合實力仍相當程度領先中國的情況下，
以「重返亞洲」宣示開始，從隱晦到正面地「再平衡」中國，顯非霸 主的「守勢」作為，而符合攻勢現實主義描述的四項特徵：
對手穩居體系第二之地位且與霸主實力持續接近；
與對手間的信任日益稀缺；
更重視物質面（地緣、經濟、軍事）上的相對利益；
主動「卸責」於受「中國威脅」論影響更深的中國鄰國。
但是攻勢現實主義本身，卻無法完整解釋美國戰略轉折的合理 性。本文認為這種缺失與國際關係理論爭辯中，對攻勢現實主義的若 干批評吻合：該理論過度強調物質主義與實證主義，使得像是「身 分」與「理念」這樣的概念，在國際政治中竟得不到足夠的重視。本 文認為，無政府狀態下，「身分」的不安全感也會對國家的戰略產生 重大影響。畢竟任何國家的大戰略，必然要包括保衛「物理存在」
（位置）和保衛「社會存在」（身分）兩個部分。任何一種大戰略若 對以上兩者有所偏廢，則必然遭致失敗。冷戰後美國的崇隆身分就是 在 911 事件中遭到嚴厲挑戰，才使她先不瞄準中國「戰略競爭者」，甚 至因此陷入「帝國過度擴張」的困境中。而崛起聲勢迅猛的中國，儘 管獲得了「反恐戰爭」機遇，也企圖用「和」與「責任」的話語影響 國際規範和輿論，卻仍難克服身分與位置逆行的嚴重問題。
展望未來，美國維繫全球霸主身分與位置的決心是確定的，但以 何種方式實行「再平衡」成本較小，則是有選擇的；所以兩國的緊張 關係未必會導致直接的軍事衝突，而更多是以被「卸責」的東亞國 家，去測試北京的戰略底線。同時，中國「位置」上升雖是不爭事 實，但北京尚無相應的全球「身分」戰略，對未來的國際秩序想像也 沒有定型，內部各類爭辯甚多。其外交的關鍵倒不是如何繼續改善
「位置」，而是「身分」創新要難產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美國的「重返亞洲」對東亞國家（包括我國）或許是一激 勵。但美國是否能順利從中東脫身，變化中的全球伊斯蘭世界究竟是 轉向有利美國或其他勢力？美俄關係在普京接手俄國執政後是否能有 所改善？凡此都將制約美國真正能投注多少資源在亞洲。由於美國的 攻勢本身也有內憂，可以先行預判，近期之內，除非爆發領土爭端之 類的惡性事件（例如爭議海域與領土上有武裝部隊的交火、傷亡的衝 突），美中的位置較勁與身分對峙尚不至於走向攤牌。何況攻勢現實 主義的重點之一，是要求盟友承擔制衡崛起者的責任，而非使美國防 衛力量大量暴露於威脅的第一線，這也可以避免美中直接衝突。這對 臺灣與其他區域內國家來講，雖說美國對大陸的制衡措施可制約北京 快速膨脹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東海與南海，但攻勢現實主義的「卸 責」特徵也將加重各國的防衛支出，且使各國與北京的互疑同步升 高。在中國已經陸續成為亞洲各國最大貿易夥伴之際，如何穩住與中 國的經貿互利關係，同時擔負美國要求的責任，難度不小。不過，在 各國中，我國具有一項甚至美國也未必具備的優勢：影響北京「身 分」建構內涵的能力。畢竟兩岸不僅共享文化傳統，且有一個構成中 的「政治框架」。北京固然可以藉以要求臺北向其政治涵意靠攏，但 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必然是此「政治框架」不可繞越的構成性內容。
本文認為，北京若要認真面對這個議題，就必然觸及最根本的中國國 家「身分」，而這不是「身分」與「位置」逆行狀況下能處理好的。
相對地，臺北可以且應善用這一「身分」優勢，影響「位置」膨脹卻 戰略缺位的北京。這就是前文所說，我國處於 21 世紀國際關係史中心 位置的原因。
北京若沿用「四點布局」，選擇加強中俄軸心與「金磚集團—發 展中大國」共同位置和身分來鞏固其「核心利益」，成本將是最低 的。這種政策的後果當然不能純以「十八大」所言的「負責任大國」
來解釋，而將帶有強烈的「挑戰者」色彩。所以可預見的未來，美中
兩大國位置與身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收件：2012 年 11 月 27 日，修正：2013 年 5 月 8 日，採用：2013 年 5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