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
張登及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摘 要
美國在綜合實力仍相當領先中國的情況下，從隱晦到正面地「再 平衡」中國，符合攻勢現實主義描述的特徵，但攻勢現實主義本身卻 無法完整解釋美國戰略轉折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引進「身分」概 念，以補充攻勢現實主義執著的「位置」邏輯。本文發現，反恐戰爭 後，美國面臨身分與位置同時削弱的挑戰，中國才再度成為其首要制 衡對象。而中國原本就長期為身分與位置逆行的困擾所苦，美國「再 平衡」政策的強大壓力，迫使中國外交原有的戰略缺失暴露出來，且 短期難見改善的方向，是以美中關係將近入一段緊張期。 關鍵詞：美中關係、中國外交、再平衡、重返亞洲、攻勢現實主義壹、前言
如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011 年 11 月 16 日報導 所下標題：“As U.S. Looks to Asia, It Sees China Everywhere.”， 「中國」是美國「重返亞洲」(back to Asia)言外無所不在的幽靈，更 是「再平衡」(Rebalancing)的首要對手，這已不是習近平出訪或國防部
「再平衡」，也不能只從「美國將在太平洋部署六艘航母」等等軍事 角度來觀察，儘管這個概念確實是首見於美國國防部文件。2畢竟中國 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已非當年蘇聯可比。蘇聯儘管擁有巨大的核武庫， 但卻不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一員。他對「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的影響，除了意識形態煽動或軍事援助，並沒有人民幣與中國勞 工、國企作為奧援。實際上，根據研究「權力移轉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學者們的估計，蘇聯最強盛時，經濟實力也從不曾真正威脅到 美國。但今天中國的興起態勢與內涵，除了核武庫部分尚難達到蘇聯 水準，其他部分許多都已超越蘇聯全盛時期。3所以美國「再平衡」戰 略要恢復 1990 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單極優勢，恐怕是漫長而龐大的工 程。 美、中兩國原本即是亞太地區的主要大國，在國際體系占據重要 地位。由於中共取得政權後一度倒向蘇聯，使兩國關係高度緊張。
Ian Johnson & Jackie Calmes, “As U.S. Looks to Asia, It Sees China Everywher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11, p. A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p.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Jane Perlez, “Panetta Outlines New Weaponry for Pacific,”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6/02/world/asia/leon-panetta-outlines-new-weaponry-for-pacific.html?_r=0>.
Ronald L. Tammen &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Summer 2006, pp.
43-45;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July 2007, pp. 639-682； 兩岸對此較為詳盡的分析，請見吳玉山，〈權力移轉理論：悲劇預言？〉， 包 宗 和 主 編 ，《 國 際 關 係 理 論 》 （ 臺 北 ： 五 南 出 版 社 ，2011 年 ）， 頁 389-416；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 究》（北京），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8 月，頁 24-42。
1970 年代以後，雙方又因體系性的因素而合作制衡蘇聯，加上後來中 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需要美歐挹注，關係始逐漸緊密。但由於當時 兩國國力差距頗大，中共固然重視「聯美」，但美國對華政策則一定 程度附屬於「兩極」的制蘇戰略。蘇聯瓦解，美國的獨強地位一度無 與倫比(the unipolar moment)，中共重視中美關係仍大過美國重視美中 關係。但此一後冷戰趨勢不過維繫數年，即在 1996 年臺海危機開始改 觀。只是由於「文明衝突」與「反恐戰爭」，美國在新世紀之初戰略
焦點偏移了 10 年，同時也期待中共政經分離的模式是否「崩潰」。4但
到了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總統上任，美國影響力已遭伊、 阿戰爭和金融危機連續挫折，中國經濟增長、軍事現代化和外交軟權 力則仍持續上升。尤其是中國在經濟總量與軍事支出兩方面，都已經 超越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幾乎可說取得體系「第二強國」的地位。 由於兩國實力趨於接近，地理上分屬歐亞大陸與世界最大島國（美國 居兩大洋之中），意識形態又差距極大，美中關係已不僅是雙方對外 戰略中最主要的雙邊關係，甚至可以說取代了冷戰的美蘇關係，成為 未來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了。 易言之，當前美中關係已不僅是兩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未來 世界戰爭與和平的重中之重。中國大陸是我國最重要的經濟腹地，美 國則是我國首要的安全盟邦，我國夾處身繫世界和戰兩強之中，民眾 雖以為我國在政經上被世界「邊緣化」，實則我國已處於 21 世紀國際 關係史的中心位置。未來華府與北京關係是和是戰，臺北當自許有一 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這是「小國」偶爾左右體系發展，發揮能動性
Ronald L. Tammen &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pp. 35-36；但僅在「反恐戰爭」開打後不久，即有論者認為美 國的地位已經是「弱勢單極」，且這種趨勢將對美中臺關係造成重大影響。 請見陳一新，〈美伊戰爭前後國際體系變遷對美中臺的影響〉，《國際關係 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2 月，頁 147-179。
(agency)的罕見的時刻(the minor power’s moment)。5要掌握臺灣有
限的機遇，首先自當了解美國對北京政策調整的性質，以及其對美中 關係發展的影響，同時也將北京可能的回應納入考慮。此為本文的研 究動機。
歐巴馬政府於 2009 年末起陸續揭示其「重返亞洲」、「亞洲中 樞」(pivot to Asia)、「前進部署外交」(forward deployed diplomacy) 與「再平衡」等戰略概念，可見華府已決心全面調整其全球戰略部署 重心，對中國反守為攻。本文認為，為求對此發展背後的邏輯更清晰 掌握，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較能將 美方的部署納入一個完整宏觀的戰略布局來理解。但是作為結構現實 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一支，結構現實主義被詬病的缺失，攻勢現 實主義也難免疫。針對攻勢現實主義的若干不足，本文作出了一些修 正。至於這種修正過的攻勢現實主義途徑，是否較能說明美國的「再 平衡」戰略與美中關係趨勢，將繫於本文是否能藉此對「事實」提供 較為周延的解釋，使此一途徑相對於同屬主流的國關理論「理性主 義」(rationalism)分支，展現優勢。6
這是相對於學界曾言的 “the unipolar moment”而言的。美國學者於 1990 年 提出此概念認為體系進入單極。反恐戰爭爆發後的 2002 年，他仍認為此單 極仍然持續，倡議「新單邊主義」(New Unilateralism)可以妥善經營、延續 單極。請見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33；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70, Winter 2002/2003, pp. 5-17。 本文所謂「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意指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於 1988 年所分類指出的「理性主義」途徑下的各理論，主要即指現實主義、新現實 主義（即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請見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p. 379-396。至於該文所稱的「反思主義」 (reflectivism)，包括後來崛起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與本文主題 「再平衡」的種種現象與部署間關係複雜，涉及到美中兩國的「自我」(the
同時，中方雖然硬實力增強，但面對美國的攻勢，兩年多來北京 在外交領域也出現不少挫敗。是故本文亦將探討中國因應美國「再平 衡」的壓力時，外交布局和對美戰略是否有機會延續過去 30 年基本穩 定且時有斬獲，即便有危機亦能轉危為安的成果。這些問題將決定美 國的「攻勢」與中國的回應的互動特徵，也影響北京是否能達成其 「十八大」所提的「建成小康」的總體戰略目標。7以下本文先從攻勢 現實主義的內涵與修正開始討論，再以此理論框架說明美國「再平 衡」戰略的屬性，並嘗試回答前述研究問題。
貳、攻勢現實主義及其修正
一、攻勢現實主義概說
現實主義(realism)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傳統，核心假定只有兩 項：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以及國家是國際體系主要行為 者。攻守的區分則始於 1980 年代美國學界所提出的「攻守辯論」。8 守勢派一般認為國家行為的不可預期性，並不會導致無限制的擴張， 不僅因為「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歷來以失敗收場，而 且邏輯上過度擴張者必被視為是主要「威脅」，招致其他國家組成 Self)形塑和相互認知等問題。此處的「自我」與本文以下將討論的「身分」 (identity)問題有關。但本文先行假定，僅援引反思主義理論，無法適用美國 「再平衡」的研究。亦即，「再平衡」出發點仍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問題，不是「觀念平衡」(balance of ideas)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開幕，胡錦濤作報告〉，《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2012 年 11 月 8 日，<http://big5.gwytb.gov.cn/wyly/201211/t20121108_3358761.htm>。 代表性論述請見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Charles L.
Glasser,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聯盟」加以制衡。這個推論也是守勢派另一個分支─「威脅平衡 論」(balance of threat)的核心邏輯。9如此看來，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並 不如結構論的原始版本那樣悲觀，現實主義者也可以是樂觀主義者。10 所謂「攻勢現實主義」，應視為是結構現實主義（又稱「新現實 主義」）的物質化、實證化改良版。11原本結構現實主義即已針對古典 現實主義的人性論與化約論(reductionism)做了「修正」。12以美國學 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為代表的攻勢現實主義又在哲學與 方法論層次上，比華爾茲(Kenneth N. Waltz)更傾向實證主義(Positi-vism)。而且他在理論假定上，非常強調無政府狀態下，獨占武力使用 的大國間，意圖的不可確定，因此使得大國在時機有利於己時，必然 採取攻勢，以避免未來淪落不利的處境。13於是，大國間總是充滿殘酷 的競爭，收益合理時，用衝突來擴大權力也在所不惜。同時，米氏是 第一個將地緣因素引進抽象的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此種引進的效 果，一方面指出了地面力量的首要性與陸權大國的攻勢偏好，一方面 則因為海權大國據說無法橫越巨大水體，所以反倒傾向維持「離岸平
衡手」的地位—亦即海權國家比較偏向守勢，維持「區域霸權」(re-代表性論述請見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6。
Charles L. Glasser, “Realist as Optimist: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0-90.
關於這些「改良」的得失細節，請見張登及，〈地緣因素與新現實主義：以 冷戰後的美中地緣競逐為例〉，《政治學報》，第 45 期，2008 年 6 月，頁 95-137。 包宗和，〈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辯述與反思〉，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 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頁 49-51；鄭端耀，〈國際關係攻 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 2003 年 3-4 月，頁 1-21。 本文認為此處應將「時機有利」，廣義理解為包括「有利時機將完全逆轉或 喪失」時。
gional hegemony)。14這些地緣因素，似乎使得全球爭霸的大國悲劇略 受稀釋—因為海權國劃地自限，無法橫越水體遂行征服，只能維持區 域霸權；但海權國可以制衡具有威脅性、偏好擴張的陸權國。15 簡單歸結，攻勢現實主義理論除了繼承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 外，有以下幾個特徵是驗證其解釋國際政治重大趨勢的指標： 第一，大國具有兼併能力，因此意圖不確定將導致信任極小與恐 懼極大。 第二，低度信任與高度恐懼，將使國家對權力的追求遵守相對收 益(relative gains)的原則。對相對收益的強調，使大國不僅是「位置」 (position)保衛者，更是利益掠奪者(maximizer)，直到成為體系「霸主」 （受地緣限制，最少是區域霸主）；大國彼此合作可能性很低。 第三，承上，強調「相對收益」的邏輯，也將使霸主主動制止其 他大國因獲得較大「相對收益」而威脅自己的「位置」。 第四，大國原則上優先選擇制衡彼此，但若有卸責(buck-passing) 的對象，則會優先將制衡責任交由其他受對手威脅者「分擔」，本身 可節約經濟與軍事成本，等到對手們相互削弱後，再收漁翁之利。 第五，強調地緣因素的影響，受水體阻隔的大國，由於投射地面 力量受限，優先偏好「卸責」於他國（與對手距離較近）以制衡對 手，而非首先實施制衡。 最後，儘管本文將不討論「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 具體內涵，但由於強調「攻勢現實主義」解釋美國「再平衡」戰略的 妥適，所以此處僅援引國內外的兩點比較分析，將兩派理論的關鍵差 異臚列如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46-6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44, 83.
第一，守勢現實主義秉持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原型，堅持國家 對顧慮「安全」優先性。而攻勢派雖也承認無政府狀態假定，卻因強 調國家間的恐懼與不信任，認為只有將權力極大化才能獲致安全。兩 者差異在於前者認為過度擴張會陷入「帝國迷思」(the myth of empire)
並遭致他國聯合制衡。16但後者認為追求權力極大的「霸主」地位，是 唯一合理的安全保證。 第二，守勢派不僅秉持華爾茲「社會化」的論述，17認為國家會學 習成功案例，避免「過多權力」(excessive power)遭致聯合制衡，還援 引「新古典派」的成果，相信意圖可以溝通，「威脅感」也有高低之 分。因此，國與國間除了制衡，仍有合作空間。18但攻勢派認為，「合 作」往往是「卸責」的表象，是不可長久的，國際建制促進的「合 作」也只是大國操縱的結果，本身沒有獨立性。19競爭是「大國政治的 悲劇」的宿命。 最後，守勢派理論由於相信意圖可以管理，這一點也與權力移轉 論類似，認為「意圖」與「現狀滿意度」影響霸主與崛起者對待彼此 的態度；20但攻勢派則認為「意圖不確定」本身就是常數，不需要多加 分析。從前者角度看，行動者的攻守「選擇」有可能受「威脅感」多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5-322.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8-331, 343-34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9), pp. 126-129; Glee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p. 153-15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寡的影響，這種選擇是有意義的。後者則認為除了「離岸平衡者」有 攻守選擇空間，其他大國的行為必然是偏好攻勢，才符合其安全需 求。而且歸根到底，「離岸平衡者」青睞先「卸責」，實際上也只是 攻勢邏輯的前奏而已。21 不過儘管有上述差異，無礙於攻守版本的現實主義都是「理性主 義」學派的一員，所以所謂「攻勢」與「競爭」，都是理性的、審慎 的計算的結果，而非嗜戰的黷武主義。由於水體阻隔或「卸責」選項 的存在，競爭的大國並不會貿然訴諸直接針對對方的軍事衝突。即便 對美中關係悲觀的米爾斯海默，也還提供了削弱中國經濟與扶植日 本、印度等選項，並不是主張兩國只有直接軍事衝突的抉擇。22
二、位置與身分：攻勢現實主義的修正
結構現實主義與其攻勢派的分析，曾經歷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者的多次挑戰，但這些同屬「理性主義」的競爭者，核心論述最 後大半被結構現實主義吸收，形成所謂「新新聯合」(Neo-Neo syn-thesis)。23但長期批判結構現實主義的其他論者，卻詬病其實證主義病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頁 16-17；包 宗和，〈結構現實主義的論點、辯述與反思〉，頁 54-56。 儘管以今日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觀之，扶植印度與日本可能不足以制衡中 國。請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96-400；Robert D. Kaplan, “John J. Mearsheimer is Right (about Some things),”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 10, 2012, <http://www.afr.com/p/ lifestyle/review/john_mearsheimer_is_right_about_0gGV0Ha2WZnzbvW2 Sp1XVN>。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8; Ole Waever,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ver B. Neumann &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徵，這類缺失已導致結構現實主義陷入自然主義(naturalism)、非歷史 (ahistorical)、決定論(determinism)等問題，無法解釋類似中古體系如 何走向近代體系、冷戰何以結束、美國為何迷失於「反恐戰爭」，而
使崛起的中國竟有近十年未被制衡(unanswered threat)等等。24以本文
研究主題觀之，僅僅沿用結構現實主義與其攻勢派的邏輯，必難以解 釋何以小布希(George W. Bush)與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執政時， 未能貫徹遏制體系可能的第二強權的政策。小布希執著於反恐戰爭， 只能被攻勢現實主義者解釋成歷史的意外或決策的「錯誤」。這樣的 理論，難免遭致「典範退化」的譏評。25而自然主義、非歷史與決定論 的理論問題，核心應該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低度社會化」(undersocial-ized)取向導致的，亦即是該理論家族將國際政治視為是撞球桌上球與 球的互動，決定國際政治後果的只有由能力(capability)排序所決定的 「位置」。如同部分守勢派所言，這種「位置」邏輯嚴重忽略了認知 等因素對「威脅感」的影響。26但晚近崛起的建構主義的理念主義
此類批評請見 F. Kratochwil,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s: Neorealism as the Science of Realpolitik withou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1, January 1993, pp. 63-80；Colin Wight, “State
Agency: Social Action without Human Activ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April 2004, pp. 269-280；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Autumn 2004, pp. 159-201。值得
注意地是，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對這些問題很早 便有了預見，請見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255。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ideational approach)取向雖然強化了「身分」對「利益」的重要塑造 作用，又可能對「位置」的客觀性過於忽略，以致於其「康德世界」 (Kantian World)下的「無政府狀態」又顯得一廂情願地樂觀，無法用 以分析國際政治的現實。27 「攻勢」與「守勢」並不像理論辯論那樣，只有一種是合理的選 擇，兩個選項應該都是「真實」的(real choices)，偏好何者端視行動者 所處的客觀情境（主要是權力平衡與地緣政治的態勢是否對自身造成 威脅）與主觀情境（主要是本國身分是否可能被削弱、否定）的發展 而定。所以如果要對選擇攻勢的條件予以「指標化」以利驗證，可以 從上述「客觀情境」與「主觀情境」著手：權力平衡與地緣政治的 「位置」是否遭受重大威脅，以及本國「身分」是否受到重大挑戰與 削弱。28 進言之，一個國家選擇以攻勢或守勢因應對手，應該主要由兩個 因素來決定：物質性的因素是本國與國際體系其他國家實力的對比， 還有就是地緣接近性造成的威脅程度，這是客觀因素，也是比較容易 知。而「威脅感」即是解釋國家結盟合作的重要變數。瓦特(Stephen M. Walt) 曾明確指出聯盟形成來自於威脅感，包括總和能力(aggregate power)、地理 鄰接性(geographic proximity)、攻擊力(offensive power)、攻擊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請見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21-26。 建構主義兩項代表性論著請見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7-312。 關於這些挑戰的嚴重程度如何「測量」，本文承認目前尚難提出非常客觀的 指標。例如權力移轉理論認為兩國力量接近 80：100 時是衝突高風險階段， 此數值亦只是提示性質。本文目前只能將國家行為者對主客觀威脅的陳述與 因應作為對比，推論攻勢選擇的合理程度。請見吳玉山，〈權力移轉理論： 悲劇預言？〉，頁 392。
直觀感受和驗證的，本文以下稱之為「位置」因素。攻勢現實主義解 釋國家間合作的稀缺與攻勢作為的必然發生，最注重的就是這個方面 的因素。但理念性的因素卻主宰一國對威脅大小的認知，這種認知又 由一國的「身分」（包括意識形態、宗教、文化、政治信念），以及 對競爭對手的相對身分發展趨勢的論斷所決定。29 換句話說，一國的戰略選擇與外交政策，是由其在國際體系中的 「位置」與國際社會中的「身分」共同決定的。「位置」的內涵包括 兩大物質性因素：「位置」首先是由是行動者在體系中，根據權力分 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的格局及自身的「能力」所規定的。例如在 兩極體系中居於一極，或者在單極體系中居於霸主，等等。其次，如 米爾斯海默的學說所啟發，位置也取決於「地緣因素」。比如兩國的 臨接程度(proximity)。國際政治的行動者（無論是個人或是其他單位） 被假定具有能動性，意思是指他能做出選擇。但「位置」則限制了行 動者的選項，使其無法有無限多的政策可能。此外，行動者被假定至 少會防禦性地保衛現有的「位置」不使惡化。「位置」的保衛行為戰 略上體現了傳統的安全觀。30 「身分」則在有限的政策選項中，依據行動者既往累積的歷史經 驗與價值認知，合理化了特定的選擇，使其更易於出線。「身分」可 以包括兩個共構(mutually constructed)方面，所以本質上是建構性、 「構成性」(constitutive)的。首先，「身分」的屬性指向「歸屬感」， 即個體主觀認定「我是誰」的問題。在這方面，「身分」也常被稱為 「認同」(identity)。31其次，「身分」的另一屬性是行動者的「自我」 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編，《中國大 陸 暨 兩 岸 關 係 研 究 》 （ 臺 北 ： 巨 流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 ）， 頁 425-427。 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就是位置的保衛者。請見 M. J.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與「他者」(Others)互為主觀的互動產物。因為「我是誰」不是天真與 一廂情願可以決定，還需要在互動中其他成員的認可。易言之，其屬 性指向「資格」(membership)，需要在一個「社會的」(social)情境中 得到他者的正面或負面的回應，使這個「資格」的內容得到證實。 關於社會規範與價值體系對主體身分和利益認知的建構作用，國關 學界經歷「第三次辯論」之後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開啟了理論的「社
會學轉向」(sociological turn)和「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32但
從「新古典建構主義」到後現代式的、女性主義式的建構主義，「本 體論」(Ontology)與「知識論」(Epistemology)的側重卻各有不同。33本 文此處僅援引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對「身分」與「自我」 的關係說明，從其「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的角度，擴大「身分」 概念的理論縱深。藉由此一身分邏輯的修正，攻勢現實主義過於強調 的位置邏輯無法解釋的攻守選擇，解釋力或可得到加強。 紀登斯指出，「自我」是行動者假定時間與空間的延續，對自身 經歷(biography)的反思性理解。而且此一「自我」之理解，必須被反覆 實踐，得出某種常例(routines)，才能維持不墜。34因此「自我」的概 念，可以帶領行動者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零碎感，為「身分」想像帶來
認同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關連，請見 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 Johnston, & Ross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in I Yuan, ed., Is There A Greater China Identity? Security and Economic
Dilemm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ss, 2007), pp. 19-50。
其內涵與發展，請見袁易，〈社會建構論：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建 構主義世界〉，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 （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頁 359-38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4;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200.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必要的框架。而此框架可以透過對語言符號的特定解釋，為行動者回 答「存在」與否的根本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s)。因此，「自我」一 定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形成，且以特定的語言（無論如何原始或複 雜）來表達。它還必須要靠自己透過實踐去反覆證明和鞏固，成為一 套規律化的日常行為模式(programmed routines)。35沒有「社會」就沒 有「自我」；沒有表達自我的語彙，自然就無法界定行動者存在的內 涵。另一方面，無論是國家或個人，過去習以為常的「自我」被否 定，當事人也將陷入「失語」狀態—歸屬感被拒絕，或「資格」被否 定。 攻勢現實主義完全是由「位置」邏輯所主導，「威脅」取決於能 力分布和地緣因素。這樣的理論似應能解釋，大國感受到其他大國從 能力與地緣上構成威脅時的選擇。但仍享有可觀領先的霸主，為什麼 積極布局制衡一個「位置」上升中，但地理位置遙遠且經濟與軍事實 力仍落後甚多的次級強國，則必須引入「身分」因素，解釋才能更為 周延。36依照這樣的修正，美中目前的強勢互動也不是沒有緩和的空 間。問題不是僅繫於中國的崛起速度，還要取決於這兩個大國「身 分」的相容度。如果一方「常例」上反覆實踐獲得的「歸屬感」受到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 43; Janice B. Mattern, “Why ‘Soft Power’ Isn’t So Soft:
Representational Forces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Att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Vol. 33, No. 3, June 2005, p. 601. 依照譚門(Ronald L. Tammen)等人的分析，權力移轉現象必須是次大國經濟 實力達到霸主的八成時才會發生。目前中國的名目國內生產總值(Nomi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Nominal GDP)總量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二左右（六 兆美元對十五兆美元），依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估計 的經濟實力對比，也僅是一比二；體系並未進入「權力移轉」的危險期。請 見 Ronald L. Tammen &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pp. 42-43。
擠壓，或者在國際社會的大國（或霸主）「資格」有遭否定的危險， 不安全感亦會顯著增加，強化一（雙）方頑固於追求相對利益極大的 攻勢作為。37
參、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的源起與開展
一、小布希反恐「攻勢」的問題與歐巴馬的調整
華爾茲與史耐德(Jack L. Snyder)都曾指出，國家單元實力非常強 大時，容易造成單元脫逸結構的拘束，內政因素對戰略的影響最大， 從而導致過度擴張而遭致挫敗。佐以本文提出的「身分」邏輯解釋這 種「挫敗」，則是出於長期享有「位置」優勢且已經將所帶來的優越 「身分」內化的霸主，對「身分」挑戰的行為更易於選擇不成比例的 還擊，結果有可能「得不償失」—未必能維護「身分」卻使「位置」 受損，包括使其他次強國家隔岸觀火、漁翁得利。38小布希時期醉心反 恐戰爭，即是希望以冷戰後的單極位置和身分雙重優勢，達到一呼百 諾的效果。這不僅遭到守勢派理論家的批評，米爾斯海默等攻勢派也 予以譴責。39對於結構現實主義家族而言（攻勢與守勢派均包括在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布希執政時期對蓋達(Al-Qaeda)組織發起的強大攻勢， 僅以純「位置」邏輯的攻勢現實主義解釋，就會變得極不理性。但援引「身 分」邏輯的修正可以發現，蓋達組織的行動儘管對美國在體系的「位置」沒 有損傷，但卻最大程度羞辱了後冷戰時期看來高枕無憂的美國霸主「身 分」。這個傷害當然要優先彌補。至於小布希政府以軍事手段和外交單邊主 義為主來維護「身分」是否明智，是另一件事。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pp. 31-54; Harry Kreisler,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Conversation
with Kenneth N. Waltz,”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 Berkeley, February 10, 2003,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3/Waltz/>.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Part 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內），本文所說的「身分」因素，往往是單位層次的因素。讓這些因 素（如新保守主義等意識形態）左右外交政策選擇，是「不理性」 的。華爾茲與米爾斯海默曾經指明，從位置邏輯來看，中國才是繼蘇 聯之後，美國最可觀的長遠對手。40那麼小布希時期的威脅觀是如何向 歐巴馬時期轉變，從而使所謂 “G2”的美中關係發生 2009 年以來這樣 重大的變化呢？何以「火神隊」(Vulcans)主宰的小布希團隊沒有落實 對華競爭，卻由原本並不熱衷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歐巴馬團隊(the Obamians)，全方位推進美日、美印、美菲、美澳甚至美緬與美越關 係？41反恐戰爭與朝核「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中發展出來的中國 「負責的利害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是如何變成戰略對手 的？42本文大膽假定，美方對華的攻勢部署，必須用結合身分邏輯與位 置邏輯的攻勢現實主義，才能獲得解釋。 事實上，小布希時期中美實力差距依然巨大，但反柯林頓的新保 守主義(Neo-Conservativism)政治觀本身就是一個綜合位置與身分的世 界觀，因此當時弱勢的中國也可以被視為是頭號「戰略競爭者」。43但 1, March 2006, pp. 105-12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acifier,” pp. 46-61. 關於歐巴馬對外政策團隊的組合和特點，請見 James Mann, The Obamians:
The Struggle Inside the White House to Redefine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Viking Adult, 2012), pp. 171-184。這一點可以說明，美國當下對華 的攻勢政策，基本因素是來自體系層面，所以可能更難扭轉。 本文使用「競爭者」、「對手」、「挑戰者」等概念，代替「敵人」或「敵 國」概念。蓋後者的主觀色彩過於強烈，暗示競爭雙方間已註定只有訴諸軍 事衝突一途。 蔡東杰、洪銘德，〈新世紀以來美國對東南亞外交政策分析〉，《臺灣國際 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9 年夏季號，頁 79-104；李文良、趙磊， 〈美國新保守主義與中美關係〉，《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8 年 第 3 期，2008 年 8 月，頁 30-34。
這項認知旋即被 911 事件所扭轉，伊斯蘭極端主義成為美國霸主身分的 首要威脅。北京從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到 2003 年朝核危機，則掌握 了機會營造了「負責大國」身分，令其他國家減少被威脅感，使深陷 「單邊主義」惡名的小布希政府也難糾眾反制。歐巴馬上任後，美國 遭逢全球經濟風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趨勢一度榮景可期，且小布希 「單邊主義」在各國民間也普遍造成對美國的反感，各國商界與智庫 紛紛提出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點的預測。隨著中國的「位置」與 「身分」繼續改善，在國際組織與多邊活動中日益活躍，加上美國在 伊、阿戰場師老兵疲，財政負擔沈重，撤軍勢所必然。44物質性權力差 距的拉近與美中意識形態的原始差距，促使美國認真思考，中國是否 為比蘇聯更具威脅的霸主挑戰者，是否必須從軍事、經濟、文化、外 交各方面採取措施加以強勢因應。 美國重新將中國視為首要對手的調整醞釀甚久，但 2009 年秋歐巴 馬出席「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新加坡峰會，並自詡為「第一位太平洋總統」後，從 2010 年接見達賴、人民幣匯率等一系列事件，中美關係開始陷入低 潮，可以視為是這一系列調整的正式起跑點。2010 年 1 月國務卿希拉 蕊(Hillary R. Clinton)訪問夏威夷演說中就曾提到 ：「所以如果本屆政 府上任時有人有所懷疑，但實在無庸置疑地是，美國回到亞洲。但我 還是要強調，我們回來了。」(So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doubt, if there were when this administration beg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in Asia. But I want to underscore that we are back to stay.)45這
歐巴馬政府已於 2010 年 8 月 1 日宣布美軍在伊戰鬥任務結束，並於次年全 部撤出戰鬥部隊。總計在伊戰中，美國軍費支出達到 8,000 億美元，陣亡官 兵約 4,400 人。請見“Iraq war in figures,” BBC News,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1107739>。
包含了「美國回到亞洲」的名言，只是當時似乎僅引起「美國從未離 開 東 亞 ， 何 來 『 重 返 』 」 的 嘲 諷 。 外 界 對 美 國 究 竟 如 何 「 重 返 東 亞」，也是懷疑甚多。希拉蕊談話之後不久，也就是 2011 年 3 月，前 中亞事務助卿范珍寶(Evan A. Feigenbaum)還在《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撰文“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他認
為，亞洲將不再是「亞太」，其秩序將從海洋轉向大陸。46
然而美國領袖畢竟要受其霸主「身分」和內政正當性的制約，不 可能選擇拋棄霸主「認同」。尤其在賓拉登(Osama bin Laden)2011 年 5 月於巴基斯坦被擊斃後，崛起的中國不僅在體系中構成了「基於能力 的威脅」，也取代伊斯蘭基本教義者，構成對美國「基於意圖的威 脅」。陷入新一輪全球經濟風暴的霸主，於是從新保守主義傳統走 出，發現賓拉登畢竟只是「體系」中的漣漪，不該是合格的無政府體 系主要行動者。47美國於是果斷地從伊、阿戰爭抽身，中國挑戰者的圖 像就更為明顯。只是這樣的對華攻勢性戰略調整，還需要時機與事件 配合，才能漸次落實部署。
二、亞洲版的 911？從南海「核心利益」風波到天安艦事件
2010 年 3 月發生的「天安艦事件」，戰略影響有如東亞版的「911 事件」，提供歐巴馬團隊等待一年後，實踐「重回東亞」政策很好的 理由和著力點。Online, January 14, 2010,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us-back-in-asia-to-stay-hillary-clinton/story-e6frg6nf-1225819009663>.
Evan A.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Spring 2011, pp. 25-43.
美國在美伊戰爭中的戰略損失，還包括全球領導與道德形象的重挫。請見 John Simpson, “Assessing America’s ‘imperial adventure’ in Iraq,” BBC
News, August 31, 2010,
首先是 2010 年 3 月、5 月希拉蕊與副卿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分 別 在 與 戴 秉 國 、 馬 曉 天 會 晤 時 聽 到 中 方 說 「 南 海 是 中 國 核 心 利 益」。此事經由日本媒體首先披露並由希拉蕊證實，更引起東南亞國 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國家的 關切。當年於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希拉蕊 反稱「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激怒了中 國外長楊潔箎。但楊的強硬回話又火上加油，使部分東協國家更懷疑 過去十年中方「睦鄰」、「負責」的背後究竟企圖為何。美國「重返 東亞」並對中國實施「再平衡」，在「位置」與「身分」上就較為師 出有名了。48 其次是東北亞發生的「天安艦事件」和後來的「延坪島事件」。 冷戰結束之後，東北亞區域最明顯的不穩定因素即是北韓。當小布希 將北韓與伊朗、伊拉克等視為「邪惡軸心」後，金正日(Kim Jong-il)趁 美國陷入伊、阿戰爭而反覆以發展核武勒索，不僅美日韓困擾，北京 也大為緊張，一方面害怕平壤冒險招致美國攻擊而迫使北京必須兌現 中朝盟約，另一方面若北韓崩潰難民外溢，更是地緣政治的災難。但 北京也掌握了這個機遇，自 2003 年起斡旋第一輪「六方會談」，於 2005 年 9 月第四輪「六方會談」促成各方承諾半島未來「無核化」的 這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美中雙方並無一致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2010 年春，美中高層進行對話時，南海議題至少被中方作為一項相當重大的「利 益」非正式地提出。請見 Edward Wong, “China Hedges Over Whether South China Sea Is a ‘Core Interest’ Worth Wa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3/31/world/asia/>；以及 Jeffer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 105。至於中共外長 楊潔箎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上駁斥希拉蕊，請見〈楊潔箎外長駁斥南海 問題上的歪論〉，《新華網》，2010 年 7 月 25 日，<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7/25/c_12370631.htm>。
目標，與 2006 年 12 月各方同意的「行動對行動」(action to action)原 則，使原本對北京頗有敵意的美國小布希團隊，給予北京「負責的利 益攸關方」的期待，大幅改善了原本以競爭為主調的美中關係。東北
亞於是形成了美國「經中制朝」、中方「經美阻（臺）獨」的格局。49
倒是 2009 年 3 月北韓下令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檢查人員離境，要重新啟動寧邊核設施；四月北韓又試 射「光明二號」「通訊衛星」，遭到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一致通過決議譴責，平壤於是退出「六方會談」，迄今 沒有恢復的跡象。50 東北亞的動盪隨著兩韓關係惡化與韓美緊密合作，在 2010 年更趨 嚴重。當年 3 月 26 日南韓海軍天安艦據報遭北韓擊沉，11 月 23 日南 韓在鄰近北韓的延坪島演習遭到北韓砲襲，隨後南韓亦還擊，造成雙 方慘重死傷，是韓戰停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衝突。這些事件距離金正日 病逝僅一年。當時的南韓李明博(Lee Myung-bak)政府早已廢棄前任盧 武鉉(Roh Moo-hyun)的「陽光政策」，兩個事件更有利於美國重新鞏 固美日韓與泛太平洋同盟，抵制發展中的中日韓東北亞整合行動，中 方於是只能選擇力挺北韓。而北京對金正恩(Kim Jong-un)政權的支持， 無疑地嚴重衝擊了他在「六方會談」過程中建立的負責「身分」，使 鄰國（特別是日韓）質疑其維護區域穩定的意圖。解放軍現在又有航 母下水、機艦進入釣魚臺水域爭奪管轄權之舉，更迫使周邊國家向美 國靠攏。 廖雷、李拯宇、劉東凱，〈「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全文）〉，《新 華網》，2005 年 9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9/ content_3511768.htm>。 〈朝鮮退出六方會談表態惹全世界議論紛紛〉，《人民網》，2009 年 4 月 1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9131932.html>。
三、「再平衡」：從重返亞洲到「以亞洲為軸心」
本文認為「再平衡」只是美國「重返亞洲」以來一系列針對北京 的政治、經濟、軍事部署的一種表述。無論是潘內塔擔任國防部長時 所提出的海軍重心由歐轉亞並強調「空海一體戰」，提倡高質量的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擴大的 22 國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Pacific
Exercise)，或者是在蒙古、緬甸強調人權與民主，其共同的目標即是維 護美國過去在亞洲的「位置」與「身分」的優勢。51 從摩根索到華爾茲都曾指明的「權力平衡」概念的歧義性來看， 「再平衡」當然不是指「再度恢復體系單元間的力量概等」。52事實 上，即便是小布希執政後期，美國遭逢內外各種挫折，美國的經濟與 軍事實力仍是其他數個強權之總和。所以「再平衡」實際上的意思是 捍衛某個體系現狀，即 1991 年以來，美國在「位置」與「身分」上不 被制衡(unrivaled)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 如前所述，因為最近二十年亞洲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動 力和中心，但美國卻因反恐戰爭，坐視亞洲的發展醞釀出一個未來的 區域霸主，還曾肯定它的「身分」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所以 現在美國將軍事、經濟、制度與議程設定等各方面能力改成「以亞洲 為軸心」，宗旨即在於恢復美國冷戰至 1990 年代主導亞洲的地位，不 使亞太地區出現危及美國「身分」與「位置」的行為者。只是要達成 此目標，已非守勢現實主義的自制(self-restraint)處方所能獲致。53何況 潘內塔 2012 年 5 月出席新加坡年度例行的東協防長會議的原話是“The U.S. military is rebalancing and bringing enhanced capabilities to this vital region.”。請見 Jane Perlez, “Panetta Outlines New Weaponry for Pacific.”。 關於「權力平衡」的歧義問題，請見明居正，〈古典現實主義之反思〉，包 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頁 40-44。 關於從中東撤出與將戰略軸心移轉到亞洲兩者間的關連，美國副國安顧問羅
誠如守勢現實主義名家瓦特 2013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出席會議指出，美 中兩國大戰略的矛盾已日漸加深；北京著名軍事智庫專家張沱生也指 出，中國大陸已有不少論斷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從「兩面下注」轉 向「遏制包圍」；所以本文所指出的攻勢現實主義政策，若經過「身 分」邏輯的修正，或較能有效、合理解釋美國的選擇。54 美國從「重返亞洲」到「再平衡」的一系列強勢作為的內涵與效 果還可以歸結為下列數項： 第一，成功地加強美國在日的安保位置，阻止日本漂流，扭轉日 本民主黨前任領袖曾經構思、北京響應的「東亞共同體」概念，並以 將釣魚臺納入安保範圍對日提出保證。尤其在 2012 年兩國於釣魚臺海 域多次僵持後，雙方關係幾乎降至「建交」以來最低點，是原本預計 同慶「關係正常化 40 周年」的北京所未能預見。目前日本民意對中國 的敵意是「建交」以來最高時期，日本政府也積極協助美國，號召東 協國家壓迫中國在東海、南海要「遵守海洋法」。55 第二，加強美在韓的安保位置，重歸東北亞樞紐身分。這令經營 「六方會談」多年的北京，協調者的角色有空洞化之虞。現在北京被
德斯(Ben Rhodes)說得很清楚：“The pivot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winding-down of the two wars, allowing more focus on ‘the faster-growing economic region in the world.’”，請見 George E. Condon Jr., “Obama Ends Remarkable Summit Run with Pivot to Asia,” National Journal, November 11, 2011, <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whitehouse/obama-ends-remarkable-summit-run-with-pivot-to-asia-20111111>。
Stephen M. Walt, “What I Told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8, 2013,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01/18/what_i_told_the_chin-ese>；張沱生，〈中國周邊不穩，何以穩全球？〉，《新華網》，2013 年 1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23/c_124264825.htm>。 〈東 盟峰會：不能 因焦躁 而偏主 題〉，《新華 網》，2012 年 11 月 2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0/c_123972758.htm >。
迫只能支持接班危機嚴重的金正恩政權，使他自 2003 年以來經由六方 會談取得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聲望損耗頗多。但平壤一再試射 火箭與威脅核試，北京不耐而支持了若干聯合國的制裁決議，卻未必 會贏得美國的感謝。56 第三，鼓勵亞洲、東協與大洋洲各方對中國在其中經營已久的 「負責者」身分加以質疑。其結果包括 2010 年東協區域論壇會後美國 航母首次訪問越南舉行軍演「慶祝美越建交 15 周年」，及美越《民用 核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Civil Nuclear Field)的簽署。目前不僅越日、越
印有軍事交流，澳洲同意美國將長期派遣陸戰隊 2,500 人進駐，甚至越 緬兩軍也開始互動，菲律賓更是獲得美國軍售、美菲協防與日本提供 艦艇的鼓勵，對黃岩島等南海爭議益加強硬。57同時，美、日介入大湄 公河區域，支援寮國與柬埔寨的開發計畫也不容輕忽。尤有甚者，美 國正穩健改善與中國傳統友邦緬甸的關係，並鼓勵歐盟國家加強投資 緬甸，誘使緬甸減少對中國經援的依賴。2011 年底希拉蕊訪問緬甸， 便被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描述為「美緬歷史新頁」；2012 年歐巴 2013 年 1 月 23 日安理會無異議通過《2087 號決議案》(S/RES/2087(2013))， 譴責北韓去年底發射「光明星三號」衛星。平壤批判決議不公，並誓言強化 核武嚇阻能力。請見 “North Korea in nuclear warning after UN rocket resolution,” BBC News, January 23, 2013, <http://www.bbc.co.uk/news/ world-asia-21153409>。 張登及，〈中菲黃岩島爭議與中共因應的意涵分析〉，《戰略安全研析》， 第 85 期，2012 年 5 月，頁 20-26。事實上，菲律賓等國現階段響應美國「重 返」號召，也可能是預期中國未來「位置」的優勢難以阻擋。菲國政府前任 高層幕僚阿莫特(Jose Almonte)即認為應及早藉助美方力所能及時，共同施 壓，可爭取較多權益。請見林行健，〈十年後難阻大陸，菲宜趁早因應〉， 《中央社》，2012 年 7 月 2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07 200079.aspx>。
馬甫連任總統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北京傳統友好鄰邦，意義
非比尋常。58
此外，2012 年 7 月希拉蕊「四面八方」繞行中國周邊訪問，便是 她自己倡議的「前進外交部署」的一環。美方「重返亞洲」到「再平 衡」的攻勢，已經是坦率而直接。根據中方學者的分析，蘇哈托(Su-harto)、馬哈蒂(Mahathir bin Mohamad)、塔信(Thaksin Chinnawat)等 強人之後，東協似乎缺乏強悍的領袖，這使得原本足以在強權間游刃
有餘的「東協模式」(ASEAN Way)被嚴重削弱。59
第四，營造美國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建制，稀釋中國為主的東亞 經濟整合架構。美國自 2011 年底起，不僅與韓國簽訂《美韓自由貿易 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特別是歐巴馬在夏威夷與 峇里島出席 2011 年 APEC 和「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 遊說日本、澳洲與東協各國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其 高門檻自由貿易標準雖然非一蹴可幾，但已有動搖「東亞區域整合以 東協／東協加三為中心」的趨勢，重新使美國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核 心，大有將以「國企」為主的中國貿易大軍逐出東亞、擊破「東協加
一」隊形的氣勢。60一言以蔽之，「天安艦事件」與「南海核心利益風
“Clinton pledges improved Burma ties if reforms continue,” BBC News, December 1,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978893>. 金燦榮，〈小心“亞洲世紀”變成“亞洲悲劇”〉，《新華網》，2011 年 11 月 29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29/c_122352019.htm>。事實上，金燦榮的說法也有偏差，因為 他所說的東協領袖多是對北京較為友好者。 許多觀察家都不諱言，TPP 旨在從經濟上反制「東協加一」並組建對華經濟 圍堵。請見 Sanjaya Baru, “America’s New ‘Pacific Offensive’ – A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Economy Watch,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 economywatch.com/economy-business-and-finance-news/americas-new-pacific-offensive-a-strategy-to-contain-china.17-11.html>；美方負責 APEC 的資深
波」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轉捩點，並造成中國周邊睦鄰外交近 十五年（自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身分與位置上最嚴重的損失。 美國「重返亞洲」和「再平衡」的攻勢不僅於著墨亞洲，還有全 球性兩大戰略布局配套：逐步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與調整美俄關 係。首先，不減少在中東的軍事投資，不改善美俄關係，即便是將美 國大西洋與太平洋海軍原有的 50：50 配比調整為 40：60 的部署，都 可能發生困難。包括美國積極營造伊、阿局勢穩定的印象，都是希望 根本減輕小布希以來，在中東承受的沉重戰略負擔。美正規軍已在 2011 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2012 年阿富汗又發生焚經與軍民衝突等事 件，使美國將絕大部分單位撤出阿富汗更有急迫性。其次，美國還曾 試圖積極改善與俄國梅德維杰夫(Dmitry Medvedev)執政政府的關係。 只是到了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重新當選俄國總統後，美 俄關係又再度趨於冷淡。 如果前述觀察大致不差，則顯示歐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對中國的 「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作用主要是以守勢姿態爭取戰 略修整時間。從理論與現實來看，「攻勢現實主義」正在取代「避 險」(hedging)，成為美國對華的優勢戰略，目的就是（一）以經濟、 軍事、外交等手段削弱中國「位置」持續強化的趨勢；（二）逼迫北 京無法在「挑戰者」與「負責者」身分之間取巧，同時促使周邊與發 展中國家「認識」中方「和平發展」口號的「表裡不一」。如同北京 大學資深學者王緝思的分析，美國的攻勢使中美兩強「合作空間將受 到擠壓，重大較量將難以避免。」61所以儘管習近平訪美受到隆重禮
官員還特別澄清說 TPP 不是圍堵中國，請見 Weihua Chen, “Limits on trade has deal under spotlight,” China Daily, February 23, 2012, <http://www. chinadaily.com.cn/usa/epaper/2012-02/23/content_14677276.htm>。
王緝思，〈中美重大戰略較量難以避免〉，《新華網—國際先驅導報》， 2010 年 8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08/09/content_
遇，兩國關係的實質現階段已變成「互信稀缺的互賴」，危機與損害
管控遠多於協調合作。62
最後，攻勢現實主義與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原型的重大差異即 在於「卸責」戰略的提出。美國目前也身處經濟衰退危機的籠罩，不 可能如杜魯門(Harry S. Truman)、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等人一般，堅守每張骨牌並與對手直接針鋒相對。所以「重返亞洲」 與「再平衡」不是向亞洲盟友「輸血」，卻十分強調「中國崛起」議 題的安全化及責任的分擔。美國督促友邦應當增加防務投資，說明 「再平衡」戰略與以往「霸權穩定論」所描繪的霸主作風的最大差 異，即是生產「公共財」的責任，需要共享「中國威脅」的國家一起 承擔。
肆、中國對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回應
一、「和諧世界」攻勢受挫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 2004 年第十次使節會議中首次提出「大國是 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四點布 局」。63於是中國的「大國外交」遂與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第三世 13988055.htm>。Simon T. Chang,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S.: A New Start to an Uneasy Sino-U.S. Relationship?” Prospect Foundation Newsletter, Issue 3, February 2012, pp. 1-3, Prospect Foundation, <http://www.pf.org.tw/FCKM/ DownloadFileService? file_id=1402&user_id=hyweb&passwd=Qe567tB9& STATU.S.=0&ERRCODE=00>. 資料指出，此四點首次出現於 2004 年胡錦濤主持的第十次使節會議。當時 的順序是「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 此會議約五年舉行一次，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提出外交戰略的重要場合，按例 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都會出席。請見薩仁，〈中國外交出現微妙調 整〉，《紫荊雜誌網路版》，2009 年 9 月，<http://www.baumag.com.hk/
界 ） 外 交 、 多 邊 外 交 構 成 相 互 重 疊 、 相 互 支 持 的 一 套 「 組 合 拳 外 交」，並以其「和諧世界」論述為話語號召，趁著美國忙於第二次海 灣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在全世界展開了一場以「和諧」為口號，守中 帶攻的外交戰，在東南亞、東北亞、中亞、非洲、拉美等地，都獲致 了相當的成效。 然 而 如 前 所 述 ， 體 系 的 主 導 者 美 國 不 可 能 坐 視 權 力 衰 退 淪 為 “G2”，更不可能接受與威權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和諧地」共享霸主 「身分」。歐巴馬政府初期雖極力交好北京，卻計畫著從中東亂局抽 身。這一布局後來就以「重返亞洲」、「戰略東移」、「前進部署外 交」、「再平衡」等戰略陸續推出，使得中國「四點布局」的外交組 合自「天安艦事件」和南海爭端後，陷入長期混亂。尤其是原本走出 「小泉陰霾」的中日關係，和經營已久的東協睦鄰外交，遭遇 20 年 來，或者說越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困難。 特別是 2012 年 7 月希拉蕊進行的歐亞九國的訪問，除了埃及、以 色列與法國外，其餘受訪的都是大陸周邊國家，包括日本、越南、寮 國、柬普寨、蒙古、阿富汗，誠為冷戰後美國對中國最為積極的外交 攻勢。64如果再將 2012 年 5 月底潘內塔出訪新加坡、越南、印度與阿 富汗的行程，乃至 8 月 3 日結束的美國召集的第二十三屆「環太平洋 2012 軍事演習」(Rim of Pacific Exercise 2012, RIMPAC 2012)（俄 國在內 22 國參演，北京未受邀）一併考慮，美國對華採取「攻勢現實 主義」為主的戰略特徵相當明顯。
big5/channel3/09 09/0935.html>。
張登及，〈希拉蕊訪問大陸週邊國家的戰略意涵：攻勢現實主義的分析〉， 《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8 期，2012 年 8 月，頁 11-16。
二、挫折之後：倚靠中俄、回防周邊、經營金磚
中國將如何因應美國從「重返亞洲」到「再平衡」的系列攻勢， 是一個發展中的議題。由於美國強勢施壓的政策也才開始約三年許， 中共又甫經歷政權交接的「十八大」，因此很難看出會有一套新而全 面的部署，重新翻修「四點布局」並推出新政策。但北京確實把美國 近年來一系列軍事與經濟作為（特別是頻繁在亞太組織海上，與貿易 上積極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視為是企圖制衡中 國。65因而重新調整「四點布局」的比重，是北京近期應付「再平衡」 的初步、合理選擇。 這樣的研判將強調三個短期的重點領域：第一，加強中俄關係， 以俄國為體系中制衡美國霸主的支點；第二，重新耕耘周邊外交，對 友好者將加強加碼甚至寬讓利益，對明顯倒向美國者則不惜施以軍事 威脅或經濟強制(economic coercion)以迫使其調整政策；66第三，應對“2012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Joint Military Drill Held,” CCTV News, June 29, 2012,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asiatoday/20120629/116728. shtml>. 中國「海監總隊」高幹曾經公開聲稱，如果日本、越南、菲律賓膽敢越過 「紅線」，中方不惜「以戰止戰」。請見林庭瑤，〈中共：南海、東海以戰 止戰 台灣免參戰〉，《聯合新聞網》，2012 年 7 月 12 日，<http://udn.com/ NEWS/MAINLAND/MAI1/7219716.shtml>；《環球網》5 月還有一則新聞 的標題是〈中國不是亞洲雷鋒，不容菲律賓以小欺大〉。同月，中國還短暫 禁止菲律賓進口的香蕉入境，針對性尤其明顯，請見〈中國應繼續保持對菲 律賓嚴厲〉，《環球網》，2012 年 5 月 18 日，<http://world.huanqiu.com/ hot/2012-05/2733901.html>。有關中國加強與東協關係的一項案例是 2011 年 11 月北京承諾成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規模有 30 億人民幣， 但資金是否落實，作為的後續成效如何，目前並不明朗。請見吳士存，〈究 竟是誰在南海挑起事端〉，《新華網》，2012 年 9 月 2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2-09/02/c_112930269.htm>。
美國藉由 APEC、ARF，乃至 TPP 營造的政經包圍，則強化金磚集團、 「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中歐工商峰會」(China-EU Business Summit)、「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 各種多邊機制，在國際政經經濟秩序(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order)等議題（例如國際儲備貨幣改革與歐債問題）上實行突圍，紓解 美國造成的壓力。67 本文目前預期認為，在前述三個項目中，中國回應美國壓力的措 施共同交集出現在「金磚集團」，所以未來該集團的「制度化」，將 是中國同時鞏固「位置」與「身分」的重要機制。小布希就任美國總 統之初，美中關係惡化，中方就曾將外交重點轉移到周邊，強調「睦 鄰、安鄰、富鄰」。然而，除了日本與南韓等少數國家，中國周邊多 半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俄國與印度，分別是與中國陸地邊界最長， 與人口最多的兩大國。這兩個國家還牽動了兩大片中國周邊發展中國 家—北亞與中亞的伊朗、阿富汗、前蘇聯成員、蒙古、北韓，以及南 亞、東南亞的印巴、東協。而俄國早先曾對東擴的北約不滿，而調停 關係緊張的印中，一度構成了俄印中三邊機制。68於是，發展俄印中關 係便與「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連成一 片。 如所周知，「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路線始終是中國外交重要 的意識形態。北京迄今堅守「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定位，拒絕參
關於 TPP 與 RCEP 的對峙與美中角力，請見 Suthichai Yoon, “TPP vs. RCEP: A new Washington-Beijing tug-of-war?” The Nation, December 6, 2012,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opinion/TPP-vs-RCEP-A-new-Washington-Beijing-tug-of-war-30195647.html>。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文 化，2003 年），頁 88-100。
與 G8 集團，除了沿襲 19 世紀以來殖民受害歷史的「身分」，還有助 於國際統戰—團結多數。這項傳統在中國與西方關係不惡時，多少會 被北京忽略。但當西方打算制衡從「位置」制衡中國，且質疑中國的 動機與「身分」時（如美國實施「再平衡」），則「發展中國家是 『基礎』」的家底，又成為重要的外交依仗。這證諸於習近平擔任國 家主席後首度出訪行程在坦尚尼亞發表的〈中非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 誠夥伴〉演講，亦非常明確。69 但除了 1950 年代的亞非會議曾使亞非拉集團聲勢一振，之後的 「七七集團」(Group of 77)與「不結盟運動」(Non-Aliened Movement) 都只是不滿西方意見的即興劇場，對美歐主導世界政經秩序莫可奈 何。雖然近年來有「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The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等出現，卻不免落入凱子大會之譏，且中國 單獨「帶頭」目標太明顯，有違「韜光養晦」。現在中國經濟崛起， 2009 年起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伴，同時深化了與拉美大國巴西、阿根 廷、智利等的原物料貿易。同一年中國大陸也成為巴西最大貿易夥 伴，加上北京早年曾多次協助巴國發射衛星，巴國頗孚眾望的左派魯 拉(Luiz I. Lula)總統等人對小布希也時常有所抵制，巴、印、中與南 非又有哥本哈根峰會「基礎四國」的合作經驗，金磚集團作為制衡美 國為首的西方秩序的平臺，在北京經營的許多「多邊舞臺」中，作用 最為凸顯。70 〈習近平在坦尚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 中非永遠做可靠朋友和 真誠夥伴〉，《新華網》，2013 年 3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3-03/25/c_124501686.htm>。 有關中國在拉美各國的經營及其與傳統第三世界外交的關係，請見柯玉枝， 〈十七大後中共的第三世界政策〉，《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卷，2008 年 1 月，頁 153-173；柯玉枝，〈論新世紀中共拉丁美洲政策及其影響〉，《中 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85-119。
三、「和諧」與「負責任大國」：身分與位置逆行的解決？
如同部分中國大陸學者的觀察，中國社會的國際觀這幾年來似有 財大氣粗、咄咄逼人的虛矯之氣，「盛世情懷太重」，甚至知識界與 外事機構有時也忘卻謙虛睦鄰，反而「滿腦子突破封鎖與拔釘子的計 算」。71使得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與 2003 年「六方會談」以來辛苦經 營的「負責」形象，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擠壓下瀕臨破局。北京被 認為無法提供國際社會「身分」話語的公共財，卻急忙用提升的軍力 保衛增長與擴大的「位置」利益（例如遠洋資源取得、能源運輸線防 衛的部署）。這樣身分可疑的中國，開始使亞洲及部分發展中國家恐 懼，認為中國作風有「新殖民主義」甚至重建「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的影子。美國藉此重新在中國大陸四周（或許除了中亞）贏得相當 的主動，同時中國大陸內部還瀰漫著崛起的樂觀，甚至有不少無理性 的、民族主義的、針對美日與菲越的好戰聲浪。72本文認為，癥結就在 於中國國力與位置的上升，正與身分定位發生逆行現象。「身分」缺 位造成位置的優越，卻找不到相適應的國際「認同」與「資格」。在 美國的壓力下，過去十多年經營的「負責者」身分又向現實主義的 「制衡者」與修正主義的「挑戰者」形象倒退，致使位置與身分兩者 暴露不協調的嚴重弱點。 其實北京受身分與位置逆行問題困擾由來已久，只是美國當時身 陷伊、阿戰爭，中方外交戰略的缺損問題並不迫切。同時，北京早已 企圖發展兩個重要概念—「和」（包括和平／和諧）與「負責」，以 向內外釐清發展的目標與意圖。 王逸舟，〈做一個強大而謙遜的國家：中國急需新東亞戰略〉，《南方週 末》，2010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3835>。 朱鋒，〈中美會進入地緣政治對抗嗎？〉，《中國網》，2012 年 1 月 13 日，<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20_ 32220.html>。「和」的系列概念不僅源自 1950 年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現在中共還積極想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和」，鄧小平以後倡導的 「和平發展」連結起來。至於「負責」概念，在冷戰後最早出現在 1994 年的《中俄聯合聲明》。1996 年錢其琛出席東協區域論壇時，也 曾明確提出中國要履行「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和義務」。73後來「負 責」概念以「大國外交」和「夥伴外交」為平臺，多次出現在領導人 的公開表述，希望推廣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但是鑑於現 行秩序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許多規則可能不利於中國的參與，所 以中國對「責任」一語時常保持警惕。例如國際人權領域日益盛行的 「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北京就認為是「干 涉主義」的藉口而不支持。由於這些原因，「和」與「責任」這兩個 攸關意圖與身分的概念，展開得並不平順。國際政治的主題是否仍是 「和平與發展」，中國是否應該承擔「負責」的角色，甚至中國是什 麼樣的「大國」，冷戰結束至今，仍是戰略上、意識形態上爭論不休 的焦點。74 例如「和平」目標的鋪陳，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曾在 2005 年 12 月 22 日發布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時隔近六年，2011 年 9 月 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再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 展》白皮書，就是企圖用論述將「位置」的崛起與「身分」的不確定 重新統一起來。75兩版以「和平發展」為名的文件，其共同點都是在強 調北京選擇「和平發展」國策的三個必然性： 邏輯（理性選擇）；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4 年 9 月 4 日，版 1；中共年報編輯 委員會，《1997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 年），頁 32。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頁 73-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 國 的 和 平 發 展 》白皮書（全 文）〉，《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歷史必然； 道德必然。 關於「負責」概念，要直到中共「十八大」，才首次在黨的政治 報告完全確認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和作用。這一身分自 1994 年 出現在《中俄蘇聯合聲明》以來，已經曲折躊躇了 18 年，才被胡溫領 導集體「載入史冊」。在「十七大」報告中，北京還只是說「承擔相 應義務」，不願表白在現狀秩序中的認同與資格究竟為何。「十八 大」報告「負責任大國」的提出，至少象徵著北京終於承認自己也是 現狀體系中具有規則制訂權的「大國」，這是中國外交史歷史性的一 刻。76 總而言之，中國並非對位置的改善和身分的模糊茫然無知。問題 是從 19 世紀末以來，直到最近的十年，中國才較有能力參與體系規則 的制訂。早期對西方主宰秩序的懷疑心態與反對身分，至今仍深刻地 影響著中國菁英與人民。77現在即便提出了負責與和諧的宣示，且不說 是否能與實際政策的實踐相呼應，即本國內部的「左」右勢力，也是 雜音喧囂。這種位置與身分的錯位，當美國攻勢從反恐戰場回到亞 洲，自難產生完整的戰略來加以應對，且自身的戰略缺位與美國的壓 力，將構成一種懷疑—備戰的惡性循環。
伍、結論
美國對華「再平衡」政策是一件晚近出現且進行中的現象，要斷 言其發展方向目前仍極為困難。但是國際政治的研究要求理論與現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開幕，胡錦濤作報告〉。英國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近作重新檢討了 19 世紀以來的中國外 交經驗與 21 世紀北京外交戰略的關係，並認為中國中心主義、過去挫折感 和熾盛的民族主義將是其重大挑戰。請見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