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大陸法系國家於近年修訂國際私法典時，雖已直接就國際 裁判管轄法則加以規範（例如一九八九年「瑞士國際私法」、一九 九二年「羅馬尼亞國際私法」、一九九五年「義大利國際私法」、
二○○四年「比利時國際私法」），但此畢竟為少數，大多數的大 陸法系國家對於國際裁判管轄法則並未直接加以規範，這些對於國 際裁判管轄法則並未直接加以規範的國家，多依據其內國民事訴訟 法管轄法則之原理，來作為是否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的決定基準。
我國除了「海商法」中就載貨證券案件國際裁管權有個別性規定 外，無論是「民事訴訟法」或是「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關 於國際裁判管轄權之一般性規定，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司法院 所提出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草案」亦無就國際裁判管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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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加以增訂， 故在未完成相關增訂前，除了載貨證券案件依「海 商法」第七十八條決定是否具國際裁判管轄權外，對於涉外私法案 件中我國是否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自以參酌德、日等大陸法系國 家國際裁判管轄權決定之方法為適宜。
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決定是否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乃依自 己認為合目的或適當的規定來決定，這些合目的或適當的規定，乃 是內國民事訴訟法之管轄法則。然而內國民事訴訟法管轄法則係規 範純內國案件的，對於與純內國案件本質不同的涉外案件，不宜完 全依據內國民事訴訟法管轄法則之原理，來作為決定國際裁判管轄 權的標準，而應根據涉外案件之特質作相對應的調整，應無反對之 音，但究應如何調整以及調整多少，則為眾說紛紜（逆推知說、類 推適用說、利益衡量說、新類型說）的關鍵之點。眾說對決定國際 裁判管轄權的意見，從方法論上可歸納為形式論與實質論二種方 法，形式論之方法失之死硬、缺乏彈性，但得以維護法安定性，而 實質論之方法則失之繁雜、缺乏標準，但較符具體妥當性，二者各 有所本亦各有所短。惟，若考量大陸法系法官對成文之法律條文的 依賴，未提供任具體判斷標準的諸實質論方法，運用風險較高，因 此諸形式論方法雖有失之具體妥當性的缺失，但於現階段仍屬必 要，蓋「經過法安定性與具體妥當性的相互妥協」後的修正式形式 論方法（調合方法），比起大陸法系法官所不熟悉之「著重具體妥 當性」的諸實質論方法，所能發揮的功用更大。因此，以修正類推 適用說（管轄分配說或法理說）為基礎，並以利益衡量說加以調和 之調合方法，不失為調和法安定性與具體妥當性之適當國際裁判管 轄權決定方法。蓋修正類推適用說原則上類推適用內國土地管轄的 規定，法官對內國土地管轄規定的適用上相當熟悉，且內國土地管 轄的規定可為當事人所預見，故法安定性得以維持；而於類推適用 時，則從相關的管轄原因事實，就利益衡量的觀點，依「最低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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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法則」與「合理公平原則」，就被告、原告、法院地三方之公、
私利益，包括了法院地與被告間或法院地與訴訟標的間是否具充分 牽連、證據方法是否集中、判決是否具實效性、被告應訴的負擔與 保護身為弱勢者與被害者之原告等因素，以及法院地實踐國際公法 上的基本人權價值這一特殊因素，將這些因素加以綜合判斷後，為 類推適用、修正之類推適用或不類推適用，如此一來，具體妥當性 亦得以兼顧。
我國法院實務對於決定涉外私法案件是否具有國際裁判管轄 權，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與穩定的決定基準，但由近期的幾則地方法 院實務可知，以修正類推適用說（管轄分配說或法理說）為基礎，
但另以兼顧具體妥當性的彈性調整基準（日本法上的「特別情事原 則」）輔之的修正式形式論方法（調合方法），已逐漸形成，此與 本文所採取的方法，不謀而合（方法上相同，但在彈性調整基準的 內容方面，則略有出入：地方法院實務以日本法上的「特別情事原 則」作為彈性調整基準，本文則採以美國法上的「最低度接觸法 則」、「合理公平原則」以及法院地實踐國際公法上的基本人權價 值作為利益衡量標準之利益衡量說作為彈性調整基準）。此發展趨 向殊值贊同。
在世界村已形成的今日，各國法院不以解決純內國案件為任 務，同時亦須分擔起解決世界村所發生涉外案件之任務，因此各國 法院不僅是國家的法院，亦是世界村的法院。基於此一體認，當一 國法院受理涉外案件時，即應以世界村法院自居，於決定是否具有 國際裁判管轄權時，須摒除僅以內國法院自居之國家主義的狹隘審 理觀，而應以世界村法院自居之普遍主義的國際審理觀，發揮世界 村法院保障世界村私法生活安全之目的。如此一來，始能充分實踐 國際私法作為跨國法（transnational law）或世界法（world law）的 本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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