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以上論述，歐盟人權憲章列入各項社會基本權的意義，大 致可從兩個面向加以觀察：首先社會基本權配合歐盟價值與目標設 定條款，顯示歐盟追求一種有別於美國市場經濟模式的「歐洲社會
51 以二○○四年之工資水準而言，斯洛伐克的工資水準是德西地區工資水準的七分 之一，一家四口家計單位的貧窮線，斯洛伐克則是德西的五分之一。參見Sinn (2004)。
福利國模式」，惟以歐盟組織擁有的有限授權範圍而言，欲達成此 項目標最重要的行動領域仍在會員國，歐盟層次上則須藉助「開放 協調法」促使各國分別達到一定的給付或保護標準。在此歐盟並無 意完全打破國家界線，建立歐洲單一社會福利體制，事實上，歐洲 各國歷史經驗與社會經濟條件殊異，面對社會公平問題所採取的解 決方式亦不盡相同，但其追求的目標則是一致的──不願追求以犧 牲人性尊嚴為代價的經濟成長，就此而言，歐盟社會福利國模式意 味 著 多 元 福 利 國 家 的 共 同 體 (Eichenhofer, 2006: Rn. 504-507;
Schulte, 2003: 400-403; Zacher, 2002: 147-150)。
另一方面，國界藩籬既然繼續存在，歐盟人民所享有的遷徙自 由、政治參與權與社會給付權利也就無法與馬歇爾觀察的國民權利 地位三階段發展相提並論。歐盟各會員國國民享有參與經濟市場、
政治意志形成與分享社會給付的權利，與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歐社會 福利國家權利內涵的發展歷程雖然形似，但卻有本質上的差異，這 是因為歐盟並非主權國家，而各會員國的主權範圍依然是形塑政治 認同與社會連帶共同體的界線所在。延續歐盟經濟整合之主軸，歐 盟各會員國國民參與經濟市場的權利獲得最大程度的整合與實 現，基於就業目的所為的遷徙與居住享有充分的保障，與此相關連 的社會給付也才能無分國籍獲得同等對待；相反地，與經濟活動無 關的遷徙與居留仍無法跨越國籍所形塑的社會連帶界線，對於欠缺 經濟能力的他國歐盟人民，依然欠缺相互扶持之意願。二〇〇四年 頒布的歐盟遷徙指令降低了遷徙居住目的區別的重要性，使非基於 就業而遷徙居留之歐盟人民在其所居留之國家，在社會給付分享方 面享有漸趨近於國民之權利地位，這將對西歐高度發展的社會福利 國家產生巨大的衝擊，尤其經濟實力與社會福利發展與西歐有一段 差距的東歐諸國加入歐盟之後，西歐各國固然獲得充分相對廉價勞
力，但隨之而來也可能是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各會員國無不擔心 蜂擁而至的「社會福利移民」將拖垮財政，動搖既有的社會連帶基 礎。論者甚至臆測，各國為避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吸引東歐移民 前來，可能紛紛降低保障水準，退卻到美國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福 利水準 (Sinn, 2004)。
那麼究竟有無可能跨越國界形成歐盟層次的社會連帶意識？
事實上，社會連帶互助意識本身即是動態發展的過程，即使是多 元、異質性的成員亦可能形成功能性的社會連帶關係 (Durkheim, 1992)，因此同質或多元並非關鍵所在，更重要者毋寧是互助之意 願，而互助意願又建立在「自助、助人」的機制上，過去「我群」
連帶意識已逐步突破血緣、地緣、社會經濟階級的藩籬，未來當不 排除在更多元基礎上形成更廣泛的連帶關係，不過一個跨越國籍的 主觀互助意識形成，須在歐盟各會員國之發展均達一定之程度而具 有自助能力，使「互助」不致造成一方單獨負擔另一方單獨受益，
並體認彼此須相互協助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時，始能樂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