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結論與討論

本文關注的問題焦點是距離的新聞含義，準確地說，是距離在三類報紙內容層面上表現出的系統差異。通過對權力依附、衝突報導和責任歸咎的分析，我們發現各種新聞事件，是非曲直經距離過濾，有些被強化，有些被淡化，有些則有規律地被排除在新聞話語之外。同樣是權力，在報導中卻褒貶不一，同樣是衝突，在新聞處理中卻強弱程度不一，而責任的指向亦有微觀宏觀之分。有意義的是，除了報紙的政治立場能夠解釋的方差以外，分析結果顯示，不同的報導手法和新聞處理方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基於一個「內外有別」原則，與新聞事件發生地點遠近有關。傳媒利用符號建構現實的含義之一就是將地理位置轉化為心理認知，在傳播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學者們早已注意到這個現象。我們的研究則是把這個普遍規律納入到一個具體的社區、具體的傳媒形式、具體的歷史時期、和三個具體的新聞內容維度進行觀察分析。

就我們所知，至少在傳播學領域，類似的研究並不多見，這是本文的最大理論貢獻之所在。

透過對香港 14 份報紙的內容分析，我們希望找出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和其報導手法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研究提出如下假設：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越遠離本地，社區報紙倚靠官方詮釋的機會越大（假設一）；

引述衝突觀點的概率越高（假設二）；並越傾向於把問題歸結為制度、

社會、機構（假設三）。研究發現地域距離的新聞含義比較複雜，但具有共性的一個規律是無論何種類別的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和異地新聞時，其處理手法均有系統差異。

異地新聞能夠在社區報紙的版面上佔有一席之地，除了現有新聞格局的編排要求外，還要符合「夠份量」的標準，更重要的是，本地報紙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及意識形態取向，用自己的處理手法對異地新聞進行選擇、修改、詮釋、演繹及增減（Fishman, 1980; van Dijk, 1988）。換言之，本地報紙對不同地域發生的新聞事件在內容上的定位，直接或間接地反映了其辦報理念和本地社會的世界觀，這具有一定普遍性（Best, 1991）。如上文所述，香港報紙大致可分為三類，各屬不同的政治陣營，包括市場化的大眾報、追求高端讀者品味的精英報及體現大陸官方意志的親建制報。主流的右派大眾報在政治上推崇獨立見解，在操作上推行消費主義、以「滿足讀者需求」為口號來換取經濟利益。以中產階層為目標讀者的精英報，致力推動公民權益、民眾教育，

並不斷嘗試跨越意識形態的門檻。而親建制報作為喉舌只能硬銷官方話語，對市場佔有率則難以顧及。

可以肯定的是，新聞事件發生在哪裡與由誰來報導是絕對分不開的。綜觀我們的研究發現，可以看出地域的新聞含義大體上是由政治經濟、機構常規及新聞價值這三要素決定的。報紙的意識形態定位影響記

者編輯對事件的篩選和詮釋，報紙的操作準則影響機構的資源配置，而報紙的新聞價值觀則影響事實面貌。地域貼近受眾（proximity）一直是傳統新聞價值中的保留項目，地位不亞於衝突和後果。當記者「被迫」

在地域與其他新聞價值之間進行取捨時，地域的份量就會變得尤其重要，就極有可能超過衝突和後果而躍居首位。本地新聞通常與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個人經驗直接相關；國家層面的新聞意圖把本地市民的想法和情感與一個更大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體系（祖國）概念相聯；而國際新聞從國際視角描述新聞事件，往往被報紙和讀者視為奢侈品。

我們把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籠統地分為「本地」、「國內」、「亞洲地區」及「其他國際地區」四個組別，這和香港報紙對地域距離的定位及報紙排版相呼應。研究結果指出，媒體本質和新聞事件的地域距離存在一定的互動，並形成採編上的差異，這從新聞內容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來。

分析本地十四份銷售報紙，數據結果不完全支持假設一，事件發生的地點越遠離本地，本地報紙的確越傾向於依賴權力消息源，這對前三個地區來說總體上是印證的，但其他國際地區則例外。若以引述官方的頻率作為反映報紙倚重權力的指標，香港報紙似乎最喜歡以官方的框架解釋在亞洲地區發生的新聞事件。但本地報紙在報導其他國際地區發生的事件時，並沒有出現類似情況，這或許是因為亞洲地區在地理位置上相對較接近香港，報紙的管理層較願意調派記者前往採訪有關。其他因素如語言障礙、政策侷限、緊迫的採訪行程，亦令新聞機構傾向把他們的新聞聚焦點放在靠近權力中心的位置。此外，和其他兩類報紙不同，

在香港市場占有率最高的大眾化報紙，在報導國內新聞時，引述權力消息來源的比例，比報導本地和亞洲地區新聞都要來得更低，這其中體現出香港主流報紙記者和中國大陸主流權力機構與個人之間，可能存在的

相互不信任和緊張關係，雖然囿於內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難於在此進行更詳盡的分析，卻值得在後續研究中深入展開。

只有精英報的表現基本符合假設二的預測，即精英報在報導本地、

國內和亞洲地區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隨地域距離的增加愈來愈多，但在報導其他國際新聞時則比亞洲地區新聞有所減少，儘管仍高於本地和內地新聞。其它兩大類別的報紙則都以報導國內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的比例為最低。追其原因有三。其一，衝突的觀點指的是新聞中出現的爭議。然而，編碼時我們發現有時候頗難區分「爭拗的意見」（ contending opinions）和「不同的意見」（different opinions）。因此，

此欄的數據或許摻合了兩者。其二，相比起本地新聞，報紙在報導內地新聞時，較少出現衝突的觀點意見，這個是比較容易理解的。大陸政府極力制止傳媒報導政府對民眾的監控及所有負面消息，嚴重限制了記者的工作，即使是境外的記者亦不能倖免。其三，只有大眾報在報導本地新聞時，比起報導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出現較多互相衝突的意見觀點，研究結果顯示這類報紙嘗試向本地讀者呈現其多元化的形象，縱使報紙整體引述衝突觀點的頻率並不高。

假設三只得到部份證實，所有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時，都較傾向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個體而非整體。但是，此差異在報導亞洲及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時，並不顯著。儘管幾乎三類報紙在報導國內新聞、亞洲新聞和其他國際新聞時，的確在橫向上都是問責組織機構多過問責個人，

但是其依據地域距離由近到遠，縱向非但沒有如研究假設預期的那樣愈來愈多地問責整體，反而親建制報還在距離最遠的其他國際地區新聞報導上，呈現出問責個體微弱多過整體的現象。這一點也十分值得在後續研究中繼續關注。如前文所述，傳媒將一事件（如，醉酒駕駛）與另一事件聯結起來（如，交通意外）時，慣常根據其社區定位及權力關係有

目的地選擇內置或分解機制，把矛頭指向或指離某一方。同時，當某個內置或分解程式在傳媒內容中得到不斷重複的時候（如，911 恐怖襲擊事件），因果的必然（有∕無）邏輯關係便得到鞏固，這個傳播現象不論在理論或實際層面都有其深層意義。

地理距離通過符號表述向心理認知轉換的普遍規律放到具體生活實踐來觀察，或多或少需要得到修正，這種修正給我們的啟示是理論需要不斷的檢驗來獲得完善。雖然新聞事件發生之地域本身具有獨立改變其報導及解讀方式的作用，但就變化規律而言，我們的研究發現只能說是冰山一角。由於量化內容分析以及統計方法的侷限性，我們需要採用質化的文本分析和對傳媒編採人員的深度訪談，來揭示新聞生產中更深層的理論和社會意義，這是我們下一步的研究目標。

本研究的結果有些完全與假設吻合，亦有些部份支持假設。研究結果讓我們深感「內地因素」（mainland factor）對本港媒體的影響。在中國大陸政治體系的框架下，香港主流媒體對祖國愛恨交集，甚至可謂近乎「人格分裂」的地步。本地報紙一方面恐懼淪為宣揚內地意識形態的工具，極力逃離暗伏的政治漩渦，但另一方面又覬覦內地龐大的廣告以及讀者市場，希望能夠挖掘這個金礦。內地的意識形態正在逐漸滲透香港新聞媒體，這在報紙的報導中一而再地反映出來。傳媒對地域距離的建構及定義雖然跳不出意識形態無形的控制，但是一個理念總是隱含著千萬種操作，道理猶如下棋，主流意識形態制定的是遊戲規則，但不同的棋手按照同樣的規則每一步具體的落子，卻有無窮的變化，本研究所集中探討的就是這個變化之一。對傳媒內容生產過程的理解與闡釋並不因為主導意識形態已知而失去意義，相反，傳媒內部（ within-media）與傳媒之間（between-media）的操作差異有助於我們了解信息建構及其與受眾認知和行為的關係的深層含義，其理論探究空間不可小

窺。

註釋

1 西方傳媒在對北韓的報導中充滿敵意實屬家常便飯，這種先入為主的報導立場

在文檔中距離的新聞涵意：香港報紙不同地域報導之比較 (頁 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