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的新聞涵意：香港報紙不同地域報導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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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的新聞涵意：

香港報紙不同地域報導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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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實、杜耀明、黃煜、陳芳怡

** 投稿日期：2009 年 9 月 7 日；通過日期：2010 年 4 月 15 日。 *_{本研究由香港浸會大學教研基金（FRG/07-08/I-13）資助，是「香港傳媒表現研} 究項目」的一部分。感謝兩位匿名評審對本文提出的意見及建議。 **_{作者郭中實為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新聞系副教授，e-mail: guo@hkbu.edu.hk；} 杜耀明為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新聞系副教授，e-mail: s60675@hkbu.edu.hk；黃煜為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新聞系授教，e-mail: s03033@hkbu.edu.hk；陳芳怡為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新聞系博士生，e-mail: fongyee@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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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域距離作為新聞事件的一種「自然」屬性在新聞生產和新聞內容上離不開從業者系統的人為操縱。本文主要探究不同報紙在處理遠近不同的事件時如何對內容建構、篩選、取捨。我們以香港報紙為研究對象，在概念上詳細闡釋三組變項之間的關係，分別為：1. 三個報紙類型（大眾報、精英報、親建制報）；2. 四個新聞發生地點（本地、國內、亞洲、國際）；3. 三個內容特質（權力依附、觀點衝突、責任歸咎）。我們對香港十四份收費日報進行了一項大型內容分析，以檢驗三個主要研究假設。數據分析結果對假設的支持程度不一，但一致顯示報紙在處理本地及異地新聞均表現出系統差異。新聞地點的變化直接影響報導中權力話語的比重、多元觀點的引用頻率以及責任歸咎的指向。儘管不同報紙的具體實踐略有差異，報紙在意識形態方面的分野似乎並不妨礙他們在距離的定義上採用同樣的做法。關鍵詞：香港報紙、地域距離、權力依附、觀點衝突、責任歸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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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新聞是罩在真實事件之上的面具，而記者的工作則是依照面具的形態，量體裁衣般地對事實進行增刪潤飾。這樣的描述在政治傳播領域已屬老生常談。所謂面具，其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是意識形態，其職業社會學的表象是操作常規。意識形態深深地紮根於新聞機構的所有機制和運作體系中，經過新聞工作者的內化，進入操作常規，最終通過新聞內容呈現出來。現實世界紛雜無序的人物、事件及現象通過新聞的程式化處理變得因果分明，井然有序。新聞從業者可以從一客觀事實（如一場天災）的多元層面中憑藉「新聞敏感」選出符合本機構意識形態的單項側面，再根據其新聞價值或高調渲染，或低調冷藏。支撐此操作常規的一個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將事件典型化（typify ）為既定的類別（ Tuchman, 1997）。雖然新聞事件分門別類的過程和手法並不單一，但是現有的類別早已演化成為「常識」，約定俗成地存在於傳媒和受眾的認知中，有按發生地域的「自然」歸類（如，本地、全國、國際等），有按行業的歸類（如，娛樂、體育、財經等），也有按利益集團社會組合的歸類（如，地產、教育、環保等）。就結構而言，任何經新聞折射後的現實都不外乎是安置在某種預設的可以被稱之為新聞格局（news grid）的隻言片語或影像截面中。這種以符號框架為主體的新聞格局在形式和結構上高度統一，其屬性跨越時空、媒體形式、意識形態、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環境。就新聞格局而言，《紐約時報》與《人民日報》對同一事件的報導儘管在內容上大相逕庭，但在新聞類別的形式上可謂貌合神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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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傳媒通用的專業規則大部分隱藏在編輯部瑣碎但規律性極強的日常操作中。儘管不同的傳媒機構對此規則的定義不同，但其架構大多被納入「新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範疇，報導不僅要滿足一定的結構要素（如，倒金字塔），亦需滿足行業通行的行文風格和修辭法則。例如，不同的報紙對所謂「國際新聞」的定位大同小異，均當作新聞格局中不可缺少亦毋庸置疑的組成部分，至於哪些事件屬於國際新聞、應怎樣報導等亦鮮有懸疑。新聞內容的生產者也罷，消費者也罷，只要熟悉一個報紙「今天的報導」便可對其「明天的報導」從類別劃分到傾向偏好瞭若指掌。由於諸如此類的結構性限制，新聞事件表面上的多樣性掩蓋了生產流程中大量的記者必須遵從且組織嚴密的常規及例行公事（Shoemaker & Mayfield, 1987）。人們很難察覺，新聞報導的內容中有「一套特定的、隱晦卻歷久不衰的價值觀，它們不斷再現。儘管內容上各有新意，其實萬變不離其宗」（Cook, 1998: 5）。儘管如此，傳媒與傳媒之間的差異，尤其是內容上的各陳一詞，為傳播學者提供了源源不斷的研究假設：不同的傳媒在內容上有什麼不同（what），如何不同（how），為什麼不同（why）。本研究集中探討影響新聞生產眾多因素當中的一個：新聞事件的發生地。地域距離雖然是最常見的新聞要素之一，但對此概念的闡釋並未在現有文獻中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們將詳細闡釋新聞事件中地域距離的涵意，並從理論上探究它跟其他新聞要素的關聯。我們提出的主要研究問題是：距離在新聞報導中意味著什麼，在新聞報導中佔有什麼樣的地位？更具體地說，傳媒對本地新聞的處理手法是否有別於其他地方的新聞，在新聞來源、對權力的倚重、對多元觀點的表述以及責任歸咎方面是否存在系統差異？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以香港傳媒為研究對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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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方法對香港發行的全部收費日報共十四份進行內容分析。選取報紙為分析對象出於下述考慮：一是報紙的地域新聞版面按照空間劃分，比廣播電視新聞的線性時間劃分更易辨識，且報紙讀者可以根據不同地域新聞版面按興趣主動進行挑選；二是報紙儲存翻閱便利，易於內容分析；再者作為一項先期研究，若能在報紙內容分析中發現預期規律，我們會在未來的研究中將對象擴展到其它類別的傳媒。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地域距離在新聞報導中的意義

在報紙的編輯理念裡，一個事件發生地距離報社所在地的遠近與其新聞價值的高低之間有著微妙的反比關係，事件距離報紙所在社區越遠，新聞價值就越低。千里之外的種族滅絕事件幾乎完全無法與本地某幢住宅大廈電梯失靈爭奪頭版位置。無論從什麼角度來看，地域距離在新聞中都絕非等同於簡單的空間量度。正如報紙上其他的新聞類別一樣（如，罪案、地產、教育等），地域距離的新聞屬性是編輯部深思熟慮的定位結果，也符合新聞行業的操作通則。最早注意到距離與新聞價值內在反比關係的是Zipf（1946）。他在一篇有關影響信息流通主要因素的文章中提出，「對於受者來說，傳播渠道中流通的信息，其價值會隨著新聞發源地距離的增加而下降」（Zipf, 1946: 401），這一命題通過一個乘法公式得到驗證：P1 x P2/D=新聞流通量，其中 P1=甲地人口數，P2=乙地人口數，D=兩地距離。然而，這組關係並沒有在後續研究中繼續深化和拓展，即便在傳播學界，也極少有研究將距離作為一個概念與新聞生產和接受行為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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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也注意到，雖然缺乏嚴格的概念闡釋，但是距離作為一個影響因素，在傳播理論中並不陌生，不少頗具影響力的理論或多或少均涉及或影射到距離與新聞生產和受眾效果之間的關係。比如，在知識溝（ knowledge gap）中極受重視的「動力」（motivation）概念（Ettema & Kline, 1977），其基本含義之一就是受眾對於地理位置上距自己較遠的新聞所願意投入的認知勞動要小於較近的新聞；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中的「介入性」（obtrusiveness）概念也是這個意思。Hester 與 Gibson（2007）的研究發現傳媒和受眾在面對國內新聞和本地新聞時會採用截然不同的處理方式，某些社會問題是否具有「介入性」（如，同性婚姻問題）可以使其在記者和讀者腦海中的重要性排序（salience）產生戲劇性差異；另外，非人際傳播（impersonal impact）研究提煉出的所謂「近距離事件」（events within immediate life space）亦屬此例。在傳播研究理論中，距離概念的地位最顯著的應屬第三人效果理論（ Davison, 1983）。在這個理論中，「他」和「我」的距離被細分成三個子部分：1.「遠距離他者」和「我」；2.「可能他者」和「我」；以及 3. 「弱勢他者」和「我」。研究證實，三種不同對距離的看法可以產生明顯不同的結果，可見，距離不但是地理的，更是心理的。除此之外，距離之於傳播的學理淵源，還可以從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中找到線索。Tobler（1970: 236）曾經從文化地理學的角度提出：「一切事物都是與其它事物相關聯的，但是距離近的事情總是比距離遠的事情之間的關係更加密切」。這個被稱之為距離－近似性比喻（Distance-similarity metaphor）的概念在後來的傳播研究中時有出現。本文後面探討的異地新聞與衝突報導也與此有關。再者，一些近期的政治學研究（如，Wu, 2000, 2003）提出國家特性、地區間互動以及物流通暢度等在結構上決定著某一地區的新聞流量。同時，經濟基礎與資源分配理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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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部分報紙更願意加大對本地新聞的投入，代價是縮小對異地新聞的投入（Galtung & Ruge, 1965; Robinson & Sparkes, 1976; Skurnik, 1981）。只有當物質和象徵性資源達到一定的充足程度時，報紙才有可能開始重視增加異地新聞（參見Berkowitz, 1997）。事件的發生地有遠有近，是地理的客觀性，人們對於事件看法不一，是心理的主觀性，非常明顯，一個事件經過傳媒的符號表述，需要完成從地理位置到心理認知的轉化，距離在傳播研究中的學理淵源和理論基礎恰恰在於此。正如我們開篇所講的，人命關天的大事可以由於發生在遠方（地理位置）而在頭版上讓位於本地一棟大廈電梯失靈的消息（心理認知）。無論是信息的生產還是消費，客觀現象總是無可避免地被（記者和讀者）賦予主觀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傳媒一方面反映事實，一方面製造並強化地理－心理這對關係中某種內在的邏輯和詮釋架構，使其逐漸演變成為事件內容中「天經地義」的一部分。然而，對於製作內容的傳媒從業人員來說，距離的新聞含義表現在操作上卻要複雜的多，在報導異地時需顧及的誘因及制約亦是多重的，其中權力話語體系占的比重尤為突出。Fowler（1991）用「結構性中介」（structured mediation）來表述一對關係，即新聞很大程度上反映的是新聞話語發源地的權力定位與新聞人員對其的認同與趨附。中文報紙國際版報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多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就是一例。有些報紙為樹立國際視野的形象，比較推崇異地新聞，但絕大多數旨在維繫緊密社區關係的報紙則顯然不那麼熱衷於國際新聞。不管傳媒怎樣打造自身形象，本地與異地新聞在採編上的資源調撥、操作常規、人員配置、流程分工、版面安排等方面，都無法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 Faupel, Bailey & Griffin, 1991）。雖然採編原則大多是不成文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很容易被員工普遍採納，成為新聞行為的底線（Re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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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inger, 2001）。可見資源是造成內外有別的一個重要原因（Kaniss, 1991），報導本地以外發生的新聞需要傳媒機構提供的人力物力遠遠超過本地新聞。因此，各個傳媒，尤其是中小報紙，減輕成本壓力最簡單的辦法之一就是獲取廉價（西方）通訊社的文稿，而非在異域設立記者站或派遣記者遠赴當地採訪。這個做法一舉兩得，不但節省報導資源，而且如果報紙的觀點與通訊社相通，則還可以降低編輯成本，因此在香港很受主流媒體青睞。然而，對於讀者，異地新聞經二手處理再加之特殊的版面格局定位之後，往往顯得陌生、簡略、支離破碎。新聞發生的地點越遠離大家熟悉的環境，這種感受就越深。新聞事發地點有遠有近，採編須在內容上清晰區分「這裡」和「那裡」、「我們」和「他們」（Tuchman, 1978）。新聞的定型歸類把原本連續的事件人為地變成斷續的，前後呼應的變成割裂的（Iyengar, 1991）。雖然特派員（correspondent）大多訓練有素，深諳此道，並盡力把外面的事情詳盡解釋給本地讀者，但基於上述種種限制，異地新聞的報導很難討好讀者。地域和新聞報導手法之間並非存在著任何「天生的」因果關係，它們的相關性幾乎完全來自於人為的建構，這種建構符合傳媒運營利益的最大化，與受眾對自己身邊事物的「直覺」和「親密感」亦不矛盾。從更大的方面來看，對外部世界的集體關注或冷漠和一個社會的文化開放性（cultural openness）與政治寬容度（political tolerance）也是密切相關的。

有研究者發現，駐外記者肩負著「馴化」海外新聞的使命。他們絞盡腦汁，從遙遠又陌生的事件中抽取與本地相關的側面，從而令事件緊扣自己社區的政治、經濟或文化。在分析香港回歸個案時，研究發現美國記者將事件演繹為「民主之死」，以此來迎合國內受眾的口味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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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李金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相反，根據需要，本地事件亦可隨意轉化為國際話題。例如，報紙可以把社區汽油價格暴漲輕而易舉地歸咎於海灣戰爭。由此可見，報紙在處理來自遠方的消息時，事件同本地的相關性凌駕於其他新聞價值之上（Cohen, 2002）。不過，外來新聞本土化只是一套新聞思考範式的統稱，用以指導操作常規。Danzger（1975）的研究指出通訊社報導中所帶的偏見往往直接影響本地報紙對事件的報導取向。這種由傳媒向傳媒散播的偏見猶如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之前的議題設定。通訊社將主題議題（object agenda ）（如，戰爭、選舉等單獨事件）與因果議題（ attribute agenda）（如，宗教引發恐怖主義）捆綁批發給社區報紙，而後者則照單全收。一個地方的事件實況在本地變成報紙新聞仍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若要轉化為另一個地方的新聞，其中涉及的步驟要比跨境貨幣等值兌換麻煩得多，「異大於同」是一個基本操作規律。即使新聞被馴服並本土化之後，記者對事件發生地預設的報導議題和多年積累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依然主導著報導的話語架構（van Ginneken, 1998）。對「其他地方」和「外人」的固定想法或偏見俯拾皆是，已經在記者和編輯腦中「程式化」為自動聯想。久而久之，固定的聯想網絡（ associative networks）及觀念配對（如中國大陸政府與貪污腐敗、阿拉伯人與恐怖份子等）隨著報導的重複而不斷得到強化，支配著「外人」及「他們的特徵」的報導。下面，我們將距離與報導中經常浮現出的三個新聞要素（權力依附、衝突報導和責任歸咎）在概念化和操作化層面做出連接，分析它們在應用於本地與異地新聞時各自的獨特之處。需要強調的是這三個表面看起來相對獨立的新聞要素在概念的內涵和外延上卻有著密切連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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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新聞常規操作和內容建構過程中此消彼長，互為因果的規律是有跡可循的。權力是新聞賴以生存的主要命脈，也是一份報紙建立其「政治人格」的基礎，這在傳播理論中是不爭的前提（參見 Schudson, 1995）。不少頗具影響力的研究都認同一個觀點，那就是形形色色的新聞事件和社會問題，通過新聞報導展示出的表面豐富多彩實際上無外乎「小差異大雷同」或「小罵大捧場」（如，Herman & Chomsky, 1988; Gerbner & Gross, 1976），不同的表象下掩蓋著意識形態的同一性（ uniformity of views）。無論學者在研究中關注的是差異還是雷同，均無法否認新聞事件極少出於偶然而見諸於傳媒，日復一日的新聞操作亦不能超出傳媒擁有者有限的意識形態視野。所以，研究者從新聞文本中解讀出的各個抽象維度也就必須與傳媒的政治定位相輔相成。本研究的著眼點就是要探究權力依附、衝突報導和責任歸咎這三個維度的關聯。一份報紙淡化還是強化衝突決定著它將責任歸罪與個人、機構還是制度，二者又直接受到該報對於當權者的信任、依賴和喜好程度的影響，而這三個報導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制約關係會隨著新聞事件與本社區的距離遠近的變化而發生細微的變化。

二、距離與權力依附

記者在報導異地新聞時，通常是以本地編輯與讀者對該地已有的觀念和期望為參照，投其所好，從事件中抽取與之相符的事實或價值側面來建構新聞。對應的採編邏輯於是躍然紙上。報導中，所有的事實均經得起反覆驗證，消息來源準確可靠，事件順序線性地遵循原發時間、地點、人物等新聞要素一應俱全。如此編織出的「新聞事實網」（web of facticity）（Tuchman, 1978）是一段時空完整的敘事、一篇公式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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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填充練習、一則故事，它與事件的真相並無任何直接關係。報導異地新聞除了需要額外資源之外，記者大多對其他地方的習俗、文化、歷史、語言、居民的想法和情感都欠缺認識，有些甚至帶有排斥心態，因而頻頻產生誤解、偏差、困惑。哪怕是經驗豐富的或者曾經駐守外地頗長時間的記者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些因素以及某些地方政府政策的限制，將記者與當地平民百姓及其日常生活隔絕開來。自然而然地，在外採訪的（西方）記者就會感受到來自權力中心的引力，對記者招待會、政府官員、業界翹楚、權威人士、知識精英等趨之若鶩，那裡不但有消息，更有事件的官方或權威的定性和解釋，為新聞提供了現成的故事架構。報紙（包括本地新聞）原本對權力的依附（ Schudson, 1997）在非本地新聞的報導上愈加彰顯。為了令新聞事件達到可信目標，報導必須引用權威消息來源（臧國仁、施祖琪，1999）。從報導內容看，權力的位置是否凸顯，一般反映在誰被引述，誰的意見被用來貫串事實，以及誰是正面或反面主角。雖然在新聞中直接闡述個人觀點是從業者的大忌，但這不妨礙記者借受訪人之口，表達採訪人之念。受訪人的權力或權威越高，其意見的新聞價值就越高。從政者和政府官員、富豪巨賈、各界名流的社會地位先天地具備權威性，與意見散亂多變的芸芸百姓相比，權力人士對事件的定義和解釋一致並且穩定，雖然對他們自己有利。 Burke（1950）在研究修辭動機的經典著作中指出，通過對文字的細致剖析可以找到很多指向動機的蛛絲馬跡。新聞機構之所以派員駐守華盛頓、倫敦、巴黎和東京，不是因為他們有意貼近國際都會的平民百姓，而是要與權力中心保持零距離、獲取消息、得到線索，以便掌握事件的官方含義和正統的敘事架構。凡此種種，在新聞報導的字裡行間或明或隱隨處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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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引述權力人士與信任他們或者接受他們的觀點不能混為一談。例如，西方傳媒雖然在報導中國大陸和北韓時引述官方，但是內容多數充滿敵意。1依附的條件不是認同，距離亦無法超越意識形態，這無疑為新聞與社會政治權力的互動關係中增加了一個「非方向性」（ non-directional）變數。正面報導也罷，負面報導也罷，問題的關鍵是傳媒在報導事件時採用的詮釋架構（interpretive structure）來自權威、官方還是來自民間。官方的聲音權威可信、準確一致，身處異地他鄉的記者比在自己社區採訪更容易受到這種聲音的誘惑，它有助於在截稿限時內迅速地建立文章架構、邏輯關係和敘事手法。有鑑於此，我們提出：假設一：新聞事件發生地越遠離本地社會，報紙越會倚靠權力人士作為消息來源。

三、距離與衝突

報導衝突是新聞最大的賣點之一，也是報紙用以區分社會群體，賦予「好人」與「壞人」，「自己人」與「外人」（ingroup vs. outgroup）符號定義的有力武器。通訊社提供的異地新聞將不同社區報紙客戶的報導風格標準化，一套系統的異地新聞報導規範應運而生，各類不同衝突事件在報導手法上如出一轍（Levy, 1974），並早已演化成固定的報導條線（beat）。我們所說的衝突主要是指新聞內容反映出來的意見分歧或觀點相悖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各種言行（從指責、抗議、遊行乃至戰爭）。報導中，對立的幾方可以是個人、機構、制度，也可以跨越這些層次。值得一提的是，衝突與否、其性質特點以及受到關注的具體方面並非一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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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事件本身，傳媒通過深思熟慮和認真篩選完全有動因和能力無中生有地建構衝突，並利用新聞特有的修辭手法擴大、粉飾或淡化衝突。比如，一場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可以被刻劃成社區民主健康的展示（非衝突修辭），也可以被演繹為社會疾病的爆發（衝突修辭）。各式各樣出現在傳媒上的矛盾衝突與其發生地所處地點並無直接關係，換言之，衝突不是一個地理現象，而是一個政治考量。即使在民主社會裡，政治態度保守的報紙（pro-establishment press）也會熱心於維護地方利益和本土經濟發展。他們有理由在本地刻意淡化公眾對制度的不滿、利益集團之間的傾軋以及地方與中央權力中心的摩擦（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80）。相形之下，對「外部」世界的衝突、矛盾和張力的報導忌諱就少得多。這種報導模式有些類似「第三地區效應」（郭中實、祝建華、陳懷林、俞旭、黃煜，2002），自己的社區總是比其他社區安全和諧。為凸顯本地與非本地的區別，報紙首先將兩地定位為截然不同的報導對象。其次，「劃地」就意味著「割裂」，地點不同，事件報導方式，因果關係亦不同，報紙要做的就是要讀者接受這樣的「地事配套」，並認為這樣的新聞結構是最合乎情理的。至少在香港，目前大多數報紙的新聞格局均採用如此安排。在一項風險評估研究中，Hilgartner（1992）指出資訊製造者通常利用兩種符號機制建立或解除一個主體事件（object）與一個後果（ consequence）之間的內在聯繫，尤其當後果是負面的時候。成功的「內置機制」（emplacement）可以在兩個原本獨立的事件（如，車禍和下雪）間建立必然的邏輯關係，使二者在人們腦海中變得相伴相生、密不可分。更重要的是，這種內置機制能夠有效地從信息接收者的理解中排除造成一個事件其他眾多的原因，將聯想捆綁在某個具體原因上，由此及彼。而「分解機制」（displacement）正相反，是解除這種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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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辭手段。具體地說，報紙把異地新聞中的衝突面誇大，可以說是把「其他地方」與「他們自己獨特的問題」用內置機制綁在一起，使讀者不但認同這樣的配對，而且進一步認為這些問題只出現在其他地方。報紙儘量低調處理本地社會衝突是鑑於衝突可能導致社會權力重新分配，這是他們不想看到的。即使是激進的報紙，亦會以各自的方式與既得利益合謀，控制資訊，並且操控新聞內容（Tichenor et al., 1980）。新聞對衝突的建構一般反映在對針鋒相對的觀點的報導上。我們認為異地新聞中，衝突與爭議的比重超過本地新聞。根據過往的研究，我們提出第二項假設：假設二：新聞事件的發生地點越遠，本地報紙引述互相衝突的觀點的可能性就越高。

四、距離與責任歸咎

對衝突的報導和另一新聞要素緊密相關，那就是誰應該承擔責任（或罪責）。報紙處理本地與非本地新聞時，在這方面也是有差別的。一些實證研究發現，報紙主要從事的工作是界定社會問題（Tichenor et al., 1980）。可以說，報紙對任何社會問題的定義都離不開責任歸咎，有時更會利用採訪手段尋找並提出報紙認為正當合理的解決途徑。雖然複雜的社會事件常常被傳媒簡化成「一個問題─一人負責─一種後果─一項解決辦法」，但其中每一個環節的處理並非簡單，其中，僅「責任」一項就有制度（Schudson, 1978; Gans, 1979）和個人（Wasserman, Stack & Reeves, 1994; Mackey-Kallis & Hahn, 1989）之分。歸咎誰，不歸咎誰，從來不是偶然的，是新聞建構社會問題過程中不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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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溫 Burke （ 1962 ）關於文本解構（ text decomposition）的論述。他所提出的五維分析法（pentadic analysis）認為不同的文本有五項共通的、根本的元素：場景（scene）、當事者（ agent）、行為（act）、方式（agency）及目的（purpose）。講故事者（在這裡就是新聞記者）會有意無意地運用這五項元素，將所屬機構的立場與他們本人的想法巧妙地植入文本。五項元素之中，當事者、方式及目的三項直接與責任問題有關，有充分的演繹餘地，其餘兩項──新聞事件的場景和行為，則不容任意改動。如前所述，為界定社會問題及衝突，記者幾乎責無旁貸地要把問題歸咎於某人或某事，無論是個人、組織、社會還是大自然。焦點一旦確立起來，新聞的其餘部分以至其後的跟進故事就有了報導主幹，就會圍繞這個責任歸屬的主題展開和發展下去。異地新聞能否刊出取決於其是否「夠份量」。本地新聞題材多元、內容瑣碎，多以人情趣味吸引本地讀者，有一定的隨意性（施清彬， 2006；黃煜、郭中實、杜耀明、陳芳怡，2010）。外部新聞則不能如此信手拈來，越是重大的問題、猛烈的衝突、尖銳的矛盾，就越容易抵消異地讓人感到陌生、缺乏直覺的先天缺憾，因此「份量」的標準不言而喻。這種報導取向很大程度上解釋了為何異地新聞除了八卦外，政治性相對比較突出，且不說他人的痛苦本來就具有一定的「觀賞」價值。異地新聞的這些特點連帶影響了報導中的責任歸咎。Mutz （ 1998）有關非人際影響的研究發現，重大社會問題往往牽涉到國家機器的運轉或大公司的運營，其過程所牽涉的專業知識內容十分複雜，超越了包括社區報紙記者在內的大部分人的興趣和理解能力，因此在傳媒製造的擬態社區（pseudo-community）裡，異地的問題和衝突大多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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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而非個人層面，責任更有可能被歸咎到機構或者制度，場景是宏觀的，條件是寬泛的，人物是沒有面孔的（Goethals & Darley, 1977）。相比之下，本地新聞的內容要實在、具體得多（Mullen & Hu, 1989）。報紙喜歡把本地的事件和人物描繪得栩栩如生，問題說成是獨立事件，原因也偏向歸咎於個人。舉例來說，在香港報紙的本港新聞中，較少看到「香港人」這樣的統稱，而在異地新聞中，「廣州人」、「美國人」、「阿拉伯人」則比比皆是，屢見不鮮。換言之，同樣是擬態環境，本地社區形象具體直觀，異地抽象單一。本地報紙即便是指責政府或制度也比異地報導要具體得多。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假設三：本地報紙的非本地新聞比本地新聞更多把問題歸結為制度、社會和機構。

五、香港報業簡況

儘管香港人核心價值相近，主流文化單調，香港卻堪稱全球報業最多元化的都會之一。全港有十餘份中英文日報，分別代表中國大陸主流意識形態、本地左派或右派勢力、非政府組織、各個利益團體，以至形形色色的亞洲或西方政治主張。絕大部份的日報皆為集團經營，其中不乏上市公司（葉蔭聰，2009）。雖然大多數側重於本地新聞，但全部日報都設有本地、國內及國際新聞版及部門。視乎研究目的，報紙可按照其發行數量、刊行年期、語言等等分成不同組別。在本研究中，我們將香港的日報根據其社會政治立場分成三類。2 大眾報（mass appeal）被視為主流報紙，是以大頁（broad-sheet）印行的小報，內容煽情、市場主導，報導題材廣泛且發行量大（蘇鑰機，1997, 2003），賣點在於政治刺激多於專業表現。這類報紙包括《東方日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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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報》、《成報》和《新報》。這種分類方式在香港的傳媒研究者當中頗具共識（蘇鑰機，2001）。作為一種常態，大眾報關注本港新聞，以維護百姓利益監督政府為己任；國內新聞的報導集中反映社會問題，負面新聞為多；國際新聞的立場則基本偏向西方。中產∕精英報（middle class/elite），顧名思義，意在取悅中上階層的讀者，具體表現於新聞處理手法認真，文字風格講究。它們的注意力較多集中在公眾事務或者社會生活的某方面（如，財經），主要以知識分子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目標讀者對象。有六份報紙屬於這個類別：《星島日報》、《經濟日報》、《明報》、《信報》、《英文虎報》和《南華早報》。精英報雖各有所專，但對本地、國內和國際新聞的處理比較接近大眾報，且態度相對溫和。至於親建制報（Pro-establishment），是那些公開表明支持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的日報。它們無一例外，在經營上的虧損由中國大陸政府補貼，其與建制的關係一目了然。有別於上述兩類報紙，這類報紙讀者數目甚小，代表左派和親中官方人士（蘇鑰機、陳韜文，2006；蘇鑰機，2007）。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這類報紙可被視為另類。它們包括三份日報：《文滙報》、《香港商報》和《大公報》。親建制報在對不同地域的報導取向上均跟隨中國大陸政府的政策與官方口徑。儘管三份報紙在報導普通市民生活和一般政治性較弱的新聞方面頗為近似，但讀者從報導角度、選題、社論和版面設計上無需細讀便可看到立場的分別乃至互斥的端倪。大眾報紙充斥著「性」風血雨，同時在政治上基本採取「反共」立場，雖然近年來大眾報因覬覦內地市場而對中國大陸的不友好態度已經趨於和緩甚至普遍被認為是「轉態」（廣東話，常用來指傳媒調整編輯方針）親共，但是大眾報的煽情和親民反官的報導傾向仍然相當鮮明。在這兩方面，建制報的表現與大眾報形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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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的反差，可以說是一個標尺上的兩個極端。精英的政治報導偏向大眾報的立場，其周延與其它兩份報紙具有一定的重疊。三類報紙的名稱和分類在市民認知中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共識（蘇鑰機、陳韜文， 2006；蘇鑰機，2007）。不過，由於三份大眾報總共佔去超過 80% 的讀者市場，香港傳媒政治立場多元化的表像掩飾了新聞報導中內容單一、觀點壟斷的實際局面（Guo, 2000）。雖然每份報紙都力圖建立自己與眾不同的品牌格調，可是他們在一點上做法卻是不謀而合的，那就是誰也不願意在異地新聞報導上投入像樣的資源，在異地派駐記者或設立記者站普遍被認為得不償失，是「不值得」的。資源投入方面的遲疑，除了財政考慮外，主要原因是通訊社提供的故事觀點與本地報紙一致，且物美價廉。自中國大陸於一九九七年收回香港主權後，大多數本地傳媒逐步轉向支持中國政府的編採立場（Chan & Lee, 1991; Lee, 1998；陳韜文、李立峯，2007），在經濟營利上，是為了進入中國大陸發行，從這個大市場中分一杯羮，在政治理念上，報紙本身也越來越認同大陸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感情（馬傑偉、馮應謙，2007；梁麗娟，2006）。由於大陸中央政府對主要內政問題的政治立場十分明確，香港報紙通常都懂得避重就輕，言論尺度拿捏很準，都在被視為合法合理及可被包容的安全範圍內。這樣做一箭雙雕，既可聲稱獨立運作不受干預，又可避免引致當權者盛怒難休。不過，在國際新聞中，不明朗因素大為增加，新聞事件越是遙遠、越是突然、越是複雜，中央政府的官方反應就越含糊、越緩慢。大家對這種情況雖然認知相同，但不同的報紙卻有不同反應。當中國官方立場不清或相對寛鬆時，右派報紙報導國際新聞時便自然而然地向西方傳媒及其觀點靠攏，而左派報紙通常採取保守的立場，審慎揣摩官方的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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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意。

叁、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我們於 2007 年對香港十四份日報進行了一項大型的內容分析，包括《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大公報》、《文匯報》、《信報》、《星島日報》、《成報》、《香港商報》、《南華早報》、《英文虎報》、《經濟日報》、《新報》及《明報》，這是香港目前所有的付費報紙。除了《南華早報》及《英文虎報》為英文外，其他均為中文報紙。考慮到免費報紙閱讀偶然性高，難以確定是否有特定或固定的讀者群，故此在分析中排除了免費報紙。另外，雖然近兩年香港免費報紙的發行量大大提高，甚至有取代收費報紙的趨勢，但這個觀察是否準確，需要實證研究支持，此外從時間上來說，免費報紙從 2007 年開始，銷售量直線上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傳媒現象，遺憾的是這個時期不在我們的研究時段，故免費報紙沒有納入抽樣和分析。我們採用系統的建構式星期（constructed week）抽樣方法，於 2007 年每隔兩個星期抽取一天的報導，共二十五天的報導進行分析。3 內容分析的單元為每篇有獨立標題的報導，主要分析新聞事件的報導，包括本地新聞、國內新聞、兩岸新聞（包括台灣及澳門）及國際新聞，這與報紙本身的版面劃分相符。4 其它版面，如體育、馬經、娛樂和副刊等非政治新聞沒有納入分析。為提高編碼員對編碼表的理解，使不同編碼員之間的主觀差異降到最低，在正式進行編碼前，編碼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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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獨立分析十篇報導，並由項目組成員進行講解。經過培訓後，十四名修讀過研究方法的本科畢業班學生正式進行獨立編碼，最後樣本總量為27,797 篇報導。為檢驗編碼員之間的信度（Inter-coder reliability），我們隨機抽取了百分之七的樣本（共 1,830 篇），由其中 4 名之前經過訓練的編碼員重新進行編碼，結果顯示編碼員間的信度係數相當高。我們採用了 Perrault 和 Leigh（1989）的公式來計算編碼員係數，表一顯示所有變量的信度係數都超過 85%，屬於可接受範圍（Kassarjian, 1977）。表一：編碼員之間的信度係數（N=1,830） 變項同意度信度係數報紙的類型 1.00 1.000 新聞事件發生地 0.96 0.976 引用權力人士意見 0.83 0.883 出現衝突觀點 0.92 0.918 引用不同消息來源 0.89 0.923 「責任歸咎」 0.79 0.879

注：Perreault and Leigh (1989)

(Ir = {[(F0 /N) – (1/k)] [k/(k-1)]}1/2 for F0 /N > 1/k, where F0 = observed frequency of agreement between judges, N = total number of judgments, k = number of categories).

二、變量測量

我們設計的內容分析編碼表含有顯性和隱性兩類變量，我們從中選出六個與本文要檢驗的假設相關的進行分析。第一個為報紙的類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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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上文的描述一致，即大眾報、中產∕精英報、親建制報。第二個變量為新聞事件發生地，是「距離」的操作化定義。雖然在概念上新聞距離的遠近可以簡單地被定義成「本地」與「異地」或「本國」與「外國」之差，但是我們在研究中對地域和距離進行了的更加細致的區分，將其分為四個層次，好像四個逐漸向外擴大的同心圓：中心是個人所在城市，其次是城市所屬的國家，再次是國家之外的周邊地區，最後是其它國際地區。為了使得這個分法更符合香港的具體情況，我們將新聞距離劃分為四個定序組別，分別為香港本地（1 = Hong Kong local）、中國國內（2 = China national）、包括臺灣和澳門在內的亞洲地區（3 = Other Asian societies）及其他國際地區（4 = Other international locales），數字越高代表新聞發生地與本地距離越遠。如果新聞報導中出現多於一個地方，編碼員則必須選擇事件的主要場地，例如，當有官員在北京評論911 襲撃紐約世貿事件時，編碼員應選擇「國內」而非「其他國際地區」。整個樣本所代表的母群體是香港報紙的全部新聞版面，其代表性是由隨機抽樣來決定的。我們以「分析報導中出現政府官員和政府機構人士言論的頻率」來反映報導引用權力人士意見這一指數（0 代表沒有引述任何權力人士的意見；1 代表引述一次；2 代表引述兩次；3 代表引述三次或以上）。這一組別包括所有帶有職務稱號的政府官員及政治人物，任何諸如「政黨人員」、「政府消息來源」、「政府發言人」、「政府消息透露」、「親北京人士」等等之類均在此類。政府資助的機構或團體如香港電台、廣播事務管理局及醫院管理局在本研究中亦被納入此一類別。這一組別亦包括機構高層管理人員、機構或團體的發言人。如此定義政治權力頗為寬泛，故劃歸此類的人不在少數，但這多少有些「膨脹」權力人士數量的編碼方針是有意的，我們這樣做主要的考慮是將「權力」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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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更加寬泛的社會群體，既「非權力」群體加以區分。這裡，我們的分析集中在政治權力上，因為政治權力不但代表著社區的主導意識形態，而且正如我們在概念化部分闡釋的那樣，官方意見與態度在新聞機構眼中佔有其他消息來源所無法比擬的優先話語權地位。商界管理層、學界精英和其它非政治群體的代言人不在分析之列。新聞報導中「是否出現衝突觀點」是一個定類虛擬變量（0 表示沒有；1 表示有）。在操作化層面，我們把它定義為在同一篇報導中出現的不同意見∕觀點，例如，「機構發言人對成功執行計劃表示樂觀，但同時亦擔憂環保團體會組織抗議活動」這句話雖然出自一人口中，但卻可以清晰看到至少兩種不同的意見。觀點衝突的測量強調的是對立不是多元。此外，我們亦計算了報導引用不同消息來源的頻率，以反映記者對多元消息來源的重視程度。編碼員需要在報導中找出引語是否來自： 1. 普通市民；2. 公司企業；3. 學者專家；及 4. 政府官員或其他訊息源。「責任歸咎」變量測量的是新聞在報導社會問題時把責任歸咎於誰。在報導問題和衝突時，報紙通常會將矛頭指向某一特定方向，此類報導一般包括四類元素：事∕物、肇事者、造成的傷害及補救方法。例如以下句子：暴力電腦遊戲（事∕物）導致兒童（肇事者）出現侵犯他人行為（造成的傷害），而解決的方法則掌控在教育團體或執法機關的手中（補救方法）。報導中，報紙可以是問題定義者，可以充當法官，對事件蓋棺定論，亦可扮演道德代言人的角色，譴責個人或團體的過失。按照本研究的概念化構思，即Burke（1962）與 Hilgartner（1992）的理論架構，我們把責任歸咎概括為兩個層次──「個人」（0）及「團體」（1），後者包括「政府機構」、「公司企業」、「傳媒」、「其他機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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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為瞭解不同類型報紙在報導本地與異地新聞方面的差異，我們對三類報紙的消息來源進行了交互列表分析（見表二）。不出所料，本地消息約佔大眾報版面的三分之二（59% ），緊隨其後的是精英報（ 56.6%）。在三類報紙中，親建制報的港聞報導最少（40.4%）（χ2 ₌ 1264; p < .001），但正面報導的國內新聞卻相對最多，這與此類報紙在 香港的使命相符。對於建制的當權者，北京之於香港並非異地或所謂國內，而是同一個大家庭裡的兩個成員，親建制報紙的任務之一就是傳播和強化這一觀念。剖析原因，親建制報既有來自經濟大後台的壓力，又有採編人員的自律，因此，他們是唯一可以在中國大陸發行及訂閱的香港報紙就不足為奇了。表二：不同類型報紙對本地及非本地新聞事件的報導之交互表列分析（總共14 份報紙；N = 27797）報紙類型發生地點大眾報（5 份） 精英報（6 份） 親建制報（3 份） 香港 _（59.0%）6932 _（56.6%）5173 _（40.4%）2792 國內 _（14.0%）1644 _（19.7%）1796 _（33.6%）2325 亞洲地區 _（10.7%）1260 _（10.4%）954 _（14.4%）998 其他國際地區 _（16.3%）1915 _（13.2）1209 _（11.6）799 總數 11751 （100%） （100%） 9132 （100%） 6914 皮爾森卡方檢定 = 1264.86; p <.00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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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發現三類報紙在報導「亞洲地區」及「其他國際地區」上並沒有明顯的差異。此結果亦屬於意料之中。有關的報導在大眾報約佔所有新聞的四分之一，對於許多小報來說，這樣的比例已經是極其慷慨的了。至於精英類報紙對不同地區的報導，其分佈可以說是介乎於其他兩類報紙之間。接著，我們對權力人士出現在不同地區新聞中的頻率進行了卡方檢驗分析（見表三），結果發現大眾報在報導亞洲地區（包括台灣及澳門）新聞時，最常引用來自權勢的意見消息（37.9%）。相反，在報導國內新聞時，則很少引用。可見本地主流報紙對於直接採納內地官方辭令有所保留，或許是因為擔憂這樣做會影響其獨立自主的形象（χ²= 93.40；p < .001）。同樣地，內地政府官員對香港記者亦採取不信任的 態度，因為本地記者的提問通常十分尖銳，常常令內地高官感到困窘。相對於其他兩類報紙來說，大眾報無論在報導哪個地區的新聞時，都較少引用官方的意見。精英報的報導格局顯然有別於大眾報，前者在報導非本地新聞時，較多引用權力人士的意見（χ²=160.60；p < .001），其他國際地區的報導則例外。與大眾報不同，以中產階層為主要目標受眾的精英報更重視內地政府人士的觀點意見，對本地當權者的意見則引用得較少（56.4% vs. 46.4%），而內地政府官員及發言人亦明顯地比其他國際地區的政府高層更受精英報記者歡迎（56.4% vs. 45.9%）。精英報與大眾報亦有相似之處，就是在報導亞洲地區新聞時，均會在消息中置入大量來自權力人士的意見（65.9%）。很明顯，親建制報並不掩飾他們在報導中給予本港及內地官方人士較高地位的意圖（分別為 49.6% 和 50.5%），由此來表明他們有責任彰顯「建制」在香港這種獨特的政治環境中的意義。雖然香港和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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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不同類型報紙與新聞事件發生地及對權力的倚重之交互表列分析（總共14 份報紙；N = 27797）引述權力人士比例報紙類型發生地點沒有有皮爾森卡方檢定香港 _（63.5%）4403 _（36.5%）2529 國內 _（68.9%）1133 _（31.1%）511 亞洲地區 _（62.1%）782 _（37.9%）478 其他國際地區 _（74.4%）1424 _（25.6%）491 大眾報總數 _（65.9%）7742 _（34.1%）4009 93.40; ***p<.001 香港 _（53.6%）2772 _（46.4%）2401 國內 _（43.6%）783 _（56.4%）1013 亞洲地區 _（34.1%）325 _（65.9%）629 其他國際地區 654 （54.1%） 555 （45.9%）精英報總數 _（49.6%）4534 _（50.4%）4598 160.60; ***p<.001 香港 _（50.4%）1406 _（49.6%）1386 國內 _（50.0%）1163 _（50.0%）1162 亞洲地區 _（36.0%）359 _（64.0%）637 其他國際地區 429 53.7%） 370 （46.3%）親建制報總數 _（48.6%）3357 _（51.4%）3555 76.48; ***p<.00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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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系不一樣，但親建制報力圖透過報導把二者聯結為一不可分割的整體（Fung, 2007；李立峯，2007）。數據顯示，此類報紙在處理本地及內地官員的意見上手法如出一轍，遠遠超過對其他國際地區同樣消息來源的重視程度。亞洲地區的權力人物和意見依然是所有地區中最受歡迎的消息來源（64.0%）。總括來說，三類報紙在引用權力話語的手法上，既有類似亦有不同之處。假設一提出的說法，即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越遠離本地社會，報紙倚靠官方消息來源的可能性越大，並沒有完全得到證實，因為報紙在報導與本地距離得最遠的地區「其他國際地區」時，反而最少引用此類意見。表四顯示三類報紙在報導不同地區的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的頻率，及卡方檢驗的分析結果（見表四）。假設二提出，新聞事件的發生地點越遠，本地報紙引述衝突觀點的機會就越高，此假設在大眾報的報導中未得到數據的支持。此類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時，顯然引述較多相互衝突的觀點；相反，在報導非本地新聞時，卻較少出現互相矛盾的意見（ χ²=72.28; p < .001）。這或許與本港的大眾化報紙極力表現出編採自主的形象有關，《蘋果日報》更經常擺出對抗者的姿態，擔當監督權力的角色。精英報無論報導哪個地區，都出現比其他兩類報紙較多的衝突意見與觀點，其表現恰與假設二的預測吻合。與本地報導相比，精英報的國內新聞中出現較多具爭議性的觀點，雖然差異統計上不顯著。而有關亞洲和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中，則明顯地比本地新聞引述了更多的衝突觀點。親建制報與精英報的表現相若，但在國內新聞中則明顯地淡化衝突，針鋒相對的觀點見報率只有 6.6%。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地區的報導沒有差異，某程度上亦帶出了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對於許多香港記者及編輯來說，報導意見衝突有可能是為了展現報紙的意見多元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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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不同類型報紙與新聞事件發生地及對互相衝突的觀點的引述之交互表列分析（總共14 份報紙；N = 27797）引述衝突的觀點報紙類型發生地點沒有有皮爾森卡方檢定香港 _(82.9%)5749 _(17.1%)1183 國內 1467 (89.2%) 177 (10.8%) 亞洲地區 1073 (85.2%) 187 (14.8%) 其他國際地區 1707 (89.1%) (10.9%) 208 大眾報總數 _(85.1%)9996 _(14.9%)1755 72.28; ***p<.001 香港 _(67.0%)3467 _(33.0%)1706 國內 1197 (66.6%) 599 (33.4%) 亞洲地區 491 (51.5%) 463 (48.5%) 其他國際地區 762 (63.0%) (37.0%) 447 精英報總數 _(64.8%)5917 _(35.2%)3215 89.88; ***p<.001 香港 _(89.6%)2502 _(10.4%)290 國內 2172 (93.4%) 153 (6.6%) 亞洲地區 891 (89.3%) 107 (10.7%) 其他國際地區 716 (89.6%) (10.4%) 83 親建制報總數 _(90.8%)6281 _(9.2%)633 28.03; ***p<.00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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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以干擾社區安寧為代價。在香港，一個普遍的辦報理念是報導中相悖觀點的並存和平衡有助於穩定社會，因為意見多元被尊為香港社會的一大特色（Yeung, 2000）。總的來說，報導互相衝突的觀點意見和新聞事件的地域距離並沒有系統的關聯，假設二只在其中一類報紙（精英報）中得到驗證。假設三探討新聞事件的地域距離和責任歸咎的相關度，我們在概念化部分提出大部份報紙會把造成本地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指向個人，但傾向於把非本地發生的問題歸結為制度、社會、組織或機構。我們對三類型報紙分別進行了交互列表卡方檢驗（見表五）。結果發現，大眾化報紙在報導四個地區的新聞時將問題歸結於個人及團體的分佈頗相近。大約六成（66.3%）的本地新聞把問題歸咎於個人因素，比起對團體或制度的指責多8%（χ2 =194.98；p < .001）。報導國內及亞洲地區的新聞時，報紙較常把問題歸咎於制度或組織，比起對個人的指責分別多5% 及 3%，而其他國際地區在責任歸咎方面表現相若。精英報的問責分佈模式與大眾報大同小異，本地問題較常指向個人（63.5%），把責任歸結於組織或制度的則佔 47.3%，相差 16.2%（χ2 = 201.51；p < .001)。但中國大陸的社會問題，通常被歸結為團體制度所 導致（23.5%），認為是由個體引起的只佔 13.5%，相差 10%。這項差距在一定程度上反映出本地傳媒對內地出現貪污腐敗問題的關注，內地的社會問題亦有可能是由個別人士構成的，但香港報紙似乎一面倒地把責任指向制度和機構，以及中國大陸在過去數十年間一連串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組織及制度上的漏洞，這與處理本社區社會問題明顯有所不同。至於在報導亞洲地區發生的問題時，精英報較常把問題歸咎於制度或組織，而其他國際地區的問題，問責個人及團體的比例不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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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新聞事件發生地與責任歸咎的交互表列分析大眾報（N = 6095） 精英報（N = 4211） 親建制報（N = 2539） 個人團體個人團體個人團體香港 2338 (66.3%) 1489 (57.9%) 1024 (63.5%) 1229 (47.3%) 589 (54.4%) 529 (36.3%) 國內 431 (12.2%) 437 (17.0%) 217 (13.5%) 610 (23.5%) 215 (19.9%) 497 (34.1%) 亞洲地區 _(8.9%)313 _(12.3%)316 _(9.8%)158 _(15.4%)401 _(11.7%)127 _(16.0%)233 其他國際地區 443 (12.6%) 328 (12.8%) 214 (13.3%) 358 (13.8%) 151 (14.0%) 198 (13.6%) 總數 3525 (100%) 2570 (100%) 1613 (100%) 2598 (100%) 1082 (100%) 1457 (100%) 皮爾森卡方檢定 194.98; p < .001 201.51; p < .001 163.12; p < .001 *p<.05，**p<.01，***p<.001 雖然三類報紙採編定位完全不同，意識形態認同亦南轅北轍，但親建制報在問責方面與其他兩類報紙的分佈模式有同有異，最大的差異反映在本地及國內問題的報導上。親建制報紙在報導本地的問題時，把責任歸咎於個人比起機構制度多 18.1%，但報導內地問題時，指責組織或制度的則比個人多14.2%（χ2 =163.12；p < .001）。如前文所述，這類報紙靠中國政府的補貼生存，沒有選擇立場的餘地。自香港回歸後，中國大陸政府積極採取不干預方針，高姿態地宣佈一國兩制、港人治港，並保證公眾言論自由不受影響（黃煜，2007）。這或許解釋了親建制報何以更傾向把香港的社會問題歸咎於個體，將違規者描述成「害群之馬」，以維持組織制度的穩定性。反之，中國政府近年推行的反貪宣傳攻勢，雖然成效令人存疑，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現出國家致力樹立更廉潔政府的意願。國家允許自己的喉舌在報導本土內發生的問題時把矛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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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個別機構或制度不失為一個良策，既可避免傳媒揭露更根本的制度弊端，又可獲得開放資訊之美名。如此看來，親建制報紙的做法與其存在的性質並不矛盾。當然這也有可能與大眾報和精英報在對待內地問題時的自我審查意識相關。總括來說，數據分析結果顯示三大類報紙在責任歸咎方面的表現頗為一致。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三類報紙報導本地問題時，均趨向把矛頭指向個體。至於非本地新聞，情況剛好相反，報紙傾向責怪機構或制度，有關中國大陸的報導則更有甚之。亞洲地區的差距相對不大，而其他國際地區則幾乎沒有差別。由此可見，假設三提出的預測得到部份支持。

伍、結論與討論

本文關注的問題焦點是距離的新聞含義，準確地說，是距離在三類報紙內容層面上表現出的系統差異。通過對權力依附、衝突報導和責任歸咎的分析，我們發現各種新聞事件，是非曲直經距離過濾，有些被強化，有些被淡化，有些則有規律地被排除在新聞話語之外。同樣是權力，在報導中卻褒貶不一，同樣是衝突，在新聞處理中卻強弱程度不一，而責任的指向亦有微觀宏觀之分。有意義的是，除了報紙的政治立場能夠解釋的方差以外，分析結果顯示，不同的報導手法和新聞處理方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基於一個「內外有別」原則，與新聞事件發生地點遠近有關。傳媒利用符號建構現實的含義之一就是將地理位置轉化為心理認知，在傳播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學者們早已注意到這個現象。我們的研究則是把這個普遍規律納入到一個具體的社區、具體的傳媒形式、具體的歷史時期、和三個具體的新聞內容維度進行觀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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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所知，至少在傳播學領域，類似的研究並不多見，這是本文的最大理論貢獻之所在。透過對香港 14 份報紙的內容分析，我們希望找出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和其報導手法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研究提出如下假設：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越遠離本地，社區報紙倚靠官方詮釋的機會越大（假設一）；引述衝突觀點的概率越高（假設二）；並越傾向於把問題歸結為制度、社會、機構（假設三）。研究發現地域距離的新聞含義比較複雜，但具有共性的一個規律是無論何種類別的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和異地新聞時，其處理手法均有系統差異。異地新聞能夠在社區報紙的版面上佔有一席之地，除了現有新聞格局的編排要求外，還要符合「夠份量」的標準，更重要的是，本地報紙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及意識形態取向，用自己的處理手法對異地新聞進行選擇、修改、詮釋、演繹及增減（Fishman, 1980; van Dijk, 1988）。換言之，本地報紙對不同地域發生的新聞事件在內容上的定位，直接或間接地反映了其辦報理念和本地社會的世界觀，這具有一定普遍性（Best, 1991）。如上文所述，香港報紙大致可分為三類，各屬不同的政治陣營，包括市場化的大眾報、追求高端讀者品味的精英報及體現大陸官方意志的親建制報。主流的右派大眾報在政治上推崇獨立見解，在操作上推行消費主義、以「滿足讀者需求」為口號來換取經濟利益。以中產階層為目標讀者的精英報，致力推動公民權益、民眾教育，並不斷嘗試跨越意識形態的門檻。而親建制報作為喉舌只能硬銷官方話語，對市場佔有率則難以顧及。可以肯定的是，新聞事件發生在哪裡與由誰來報導是絕對分不開的。綜觀我們的研究發現，可以看出地域的新聞含義大體上是由政治經濟、機構常規及新聞價值這三要素決定的。報紙的意識形態定位影響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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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編輯對事件的篩選和詮釋，報紙的操作準則影響機構的資源配置，而報紙的新聞價值觀則影響事實面貌。地域貼近受眾（proximity）一直是傳統新聞價值中的保留項目，地位不亞於衝突和後果。當記者「被迫」在地域與其他新聞價值之間進行取捨時，地域的份量就會變得尤其重要，就極有可能超過衝突和後果而躍居首位。本地新聞通常與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個人經驗直接相關；國家層面的新聞意圖把本地市民的想法和情感與一個更大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體系（祖國）概念相聯；而國際新聞從國際視角描述新聞事件，往往被報紙和讀者視為奢侈品。我們把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籠統地分為「本地」、「國內」、「亞洲地區」及「其他國際地區」四個組別，這和香港報紙對地域距離的定位及報紙排版相呼應。研究結果指出，媒體本質和新聞事件的地域距離存在一定的互動，並形成採編上的差異，這從新聞內容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來。分析本地十四份銷售報紙，數據結果不完全支持假設一，事件發生的地點越遠離本地，本地報紙的確越傾向於依賴權力消息源，這對前三個地區來說總體上是印證的，但其他國際地區則例外。若以引述官方的頻率作為反映報紙倚重權力的指標，香港報紙似乎最喜歡以官方的框架解釋在亞洲地區發生的新聞事件。但本地報紙在報導其他國際地區發生的事件時，並沒有出現類似情況，這或許是因為亞洲地區在地理位置上相對較接近香港，報紙的管理層較願意調派記者前往採訪有關。其他因素如語言障礙、政策侷限、緊迫的採訪行程，亦令新聞機構傾向把他們的新聞聚焦點放在靠近權力中心的位置。此外，和其他兩類報紙不同，在香港市場占有率最高的大眾化報紙，在報導國內新聞時，引述權力消息來源的比例，比報導本地和亞洲地區新聞都要來得更低，這其中體現出香港主流報紙記者和中國大陸主流權力機構與個人之間，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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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不信任和緊張關係，雖然囿於內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難於在此進行更詳盡的分析，卻值得在後續研究中深入展開。只有精英報的表現基本符合假設二的預測，即精英報在報導本地、國內和亞洲地區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隨地域距離的增加愈來愈多，但在報導其他國際新聞時則比亞洲地區新聞有所減少，儘管仍高於本地和內地新聞。其它兩大類別的報紙則都以報導國內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的比例為最低。追其原因有三。其一，衝突的觀點指的是新聞中出現的爭議。然而，編碼時我們發現有時候頗難區分「爭拗的意見」（ contending opinions）和「不同的意見」（different opinions）。因此，此欄的數據或許摻合了兩者。其二，相比起本地新聞，報紙在報導內地新聞時，較少出現衝突的觀點意見，這個是比較容易理解的。大陸政府極力制止傳媒報導政府對民眾的監控及所有負面消息，嚴重限制了記者的工作，即使是境外的記者亦不能倖免。其三，只有大眾報在報導本地新聞時，比起報導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出現較多互相衝突的意見觀點，研究結果顯示這類報紙嘗試向本地讀者呈現其多元化的形象，縱使報紙整體引述衝突觀點的頻率並不高。假設三只得到部份證實，所有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時，都較傾向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個體而非整體。但是，此差異在報導亞洲及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時，並不顯著。儘管幾乎三類報紙在報導國內新聞、亞洲新聞和其他國際新聞時，的確在橫向上都是問責組織機構多過問責個人，但是其依據地域距離由近到遠，縱向非但沒有如研究假設預期的那樣愈來愈多地問責整體，反而親建制報還在距離最遠的其他國際地區新聞報導上，呈現出問責個體微弱多過整體的現象。這一點也十分值得在後續研究中繼續關注。如前文所述，傳媒將一事件（如，醉酒駕駛）與另一事件聯結起來（如，交通意外）時，慣常根據其社區定位及權力關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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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選擇內置或分解機制，把矛頭指向或指離某一方。同時，當某個內置或分解程式在傳媒內容中得到不斷重複的時候（如，911 恐怖襲擊事件），因果的必然（有∕無）邏輯關係便得到鞏固，這個傳播現象不論在理論或實際層面都有其深層意義。地理距離通過符號表述向心理認知轉換的普遍規律放到具體生活實踐來觀察，或多或少需要得到修正，這種修正給我們的啟示是理論需要不斷的檢驗來獲得完善。雖然新聞事件發生之地域本身具有獨立改變其報導及解讀方式的作用，但就變化規律而言，我們的研究發現只能說是冰山一角。由於量化內容分析以及統計方法的侷限性，我們需要採用質化的文本分析和對傳媒編採人員的深度訪談，來揭示新聞生產中更深層的理論和社會意義，這是我們下一步的研究目標。本研究的結果有些完全與假設吻合，亦有些部份支持假設。研究結果讓我們深感「內地因素」（mainland factor）對本港媒體的影響。在中國大陸政治體系的框架下，香港主流媒體對祖國愛恨交集，甚至可謂近乎「人格分裂」的地步。本地報紙一方面恐懼淪為宣揚內地意識形態的工具，極力逃離暗伏的政治漩渦，但另一方面又覬覦內地龐大的廣告以及讀者市場，希望能夠挖掘這個金礦。內地的意識形態正在逐漸滲透香港新聞媒體，這在報紙的報導中一而再地反映出來。傳媒對地域距離的建構及定義雖然跳不出意識形態無形的控制，但是一個理念總是隱含著千萬種操作，道理猶如下棋，主流意識形態制定的是遊戲規則，但不同的棋手按照同樣的規則每一步具體的落子，卻有無窮的變化，本研究所集中探討的就是這個變化之一。對傳媒內容生產過程的理解與闡釋並不因為主導意識形態已知而失去意義，相反，傳媒內部（ within-media）與傳媒之間（between-media）的操作差異有助於我們了解信息建構及其與受眾認知和行為的關係的深層含義，其理論探究空間不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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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

註釋

1 西方傳媒在對北韓的報導中充滿敵意實屬家常便飯，這種先入為主的報導立場即便在大眾媒體當中也可略見一斑，如2009 年 6 月 19 的香港《東方日報》的一篇新聞分析中提到，「西方傳媒妖魔化北韓，已是一貫的伎倆，最令北京政府尷尬的事，他們在妖魔化北韓的同時，往往也有意無意地將中國拉落水」。 2 此分類屬於互斥性 (exclusive) 的，主要是根據香港報紙的社會政治立場劃分，普遍為學者及社會大眾認同。 3 我們選取01/01/2007（星期一）為第一天，16/01/2007（星期二）為第二天，如此類推，最後樣本總量為三個完整星期再加四天的報導（共25 天）。 4 此研究並沒有包括在財經版、體育版、娛樂版等資訊，主要是對其分類（如市場動態與公司業績訊息）較難形成一致的標準，某些報紙如《經濟日報》、《信報》由於版面設置不一樣，主要的版面（頭版）為財經資訊而非港聞或重大新聞，在此情況下，我們只選取港聞、兩岸消息及國際新聞等版面作分析，因此所有分析的樣本都可作分析及互相比較。

參考書目

李立峯（2007）。〈策略互動、文化共向和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傳播與社會學刊》，3: 31-52。施清彬（2006）。《香港報業現狀研究》。香港：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馬傑偉、馮應謙（2007）。〈香港人本土身份和國族身份的角力：1996-2006 香港身份調查〉，《傳播與社會學刊》，3: 115-131。黃煜（2007）。〈回歸十年，香港報業的變與不變〉，《中國報業》，7: 23-25。黃煜、郭中實、杜耀明、陳芳怡（2010）。〈新聞內容之建構與表現測量──香港案例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12(2): 148-174。郭中實、祝建華、陳懷林、俞旭、黃煜（2002）。〈無孔不入的媒體現實：直接和間接經驗對香港與廣州受眾犯罪觀念的影響〉，《新聞學研究》，71: 61-86 梁麗娟（2006）。〈香港報業邁向新年代〉，《蘋果掉下來》，頁 1-8。香港：次文化堂。

(36)

陳韜文、李立峯（2007）。〈香港回歸後的傳媒和政治〉，《傳播與社會學刊》， 3: 17-30。陳韜文、李金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73: 1-28。葉蔭聰（2009）。〈新政治力量：香港獨立媒體的發展〉，《新聞學研究》，99: 221-239。臧國仁、施祖琪（1999）。〈新聞編採手冊與媒介組織特色──風格與新聞風格〉，《新聞學研究》，60: 1-38。蘇鑰機（2007）。〈專業主義、新聞自由與市場力量：回歸後香港新聞界的恆與變〉，《傳播與社會學刊》，3: 53-71。蘇鑰機（2003）。〈市場導向下的新聞傳媒〉，李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99-12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蘇鑰機（2001）。〈2001 香港傳媒生態：由新聞工作者調查問卷說起〉，《傳媒透視》上網日期：2009 年 8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rthk.org.hk/ mediadigest/md1101/02.html 蘇鑰機（1997）。〈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頁215-233。香港：鑪峰學會出版。蘇鑰機、陳韜文（2006）。〈近 10 年香港傳媒公信力的恆與變〉。上網日期： 2009 年 8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liberalstudies.tv/pdf/ls_hongkong_05_ credibility.pdf

Berkowitz, D.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 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Best, J. (1991). “Road Warriors” on “Hair-Trigger Highway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edia’s construction of the 1987 freeway shootings problem. Sociological Inquiry, 61(3), 325-345.

Burke, K. (1950). A rhetoric of motives. NY: Prentice-Hall.

Burke, K. (1962). A grammar of motives and a rhetoric of motives.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NY: Guildford. Cohen, A. A. (2002). Globalization Ltd: Domestication at the boundaries of foreign

television news. In J. M. Chan & B. T. McIntyre (Eds.),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pp. 167-180). Westport, CT: Ablex.

Cook, T. E. (1998).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nzger, M. H. (1975). Validating conflict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4), 570-584.

(37)

Quarterly, 47(1), 1-15.

Ettema, J., & Kline, F. G. (1977). Deficits, differences, and ceilings: Contingent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ga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179-202.

Faupel, C., Bailey, C., & Griffin, G. (1991). Local media roles in defining hazardous waste as a social problem: The case of Sumter County. Alabama Sociological Spectrum, 11, 293-319.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wler, G.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Fung, A.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64-91.

Gans, 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erbner, G., & Gross, L. (1976).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2), 172-199.

Goethals, G. R., & Darley, J. (1977).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 attributional approach. In J. Suls and R. L. Miller (Eds.),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pp. 259-278).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Guo, Z. (2000). Media use habits, audience expectations and media effects in Hong Kong’s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Gazet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2(2), 133-151.

Herman, E.,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Hester, J., & Gibson, R. (2007).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national versus local media: A time-series analysis for the issue of same-sex marriag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3), 299-317.

Hilgartner, S. (199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isk objects: Or, how to pry open networks of risk. In J. Short & L. Clarke (Eds.), Organizations, uncertainties and risk (pp. 39-53). Boulder, CO: Westview.

I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niss, P. (1991). Making local new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ssarjian, H. (1977). Content analysis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 8-18.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距離的新聞涵意： 香港報紙不同地域報導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