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5，**p<.01，***p<.001
分析發現三類報紙在報導「亞洲地區」及「其他國際地區」上並沒 有明顯的差異。此結果亦屬於意料之中。有關的報導在大眾報約佔所有 新聞的四分之一，對於許多小報來說，這樣的比例已經是極其慷慨的 了。至於精英類報紙對不同地區的報導，其分佈可以說是介乎於其他兩 類報紙之間。
接著，我們對權力人士出現在不同地區新聞中的頻率進行了卡方檢 驗分析（見表三），結果發現大眾報在報導亞洲地區（包括台灣及澳 門）新聞時，最常引用來自權勢的意見消息（37.9%）。相反，在報導 國內新聞時，則很少引用。可見本地主流報紙對於直接採納內地官方辭 令有所保留，或許是因為擔憂這樣做會影響其獨立自主的形象（χ²=
93.40；p < .001）。同樣地，內地政府官員對香港記者亦採取不信任的 態度，因為本地記者的提問通常十分尖銳，常常令內地高官感到困窘。
相對於其他兩類報紙來說，大眾報無論在報導哪個地區的新聞時，都較 少引用官方的意見。
精英報的報導格局顯然有別於大眾報，前者在報導非本地新聞時，
較多引用權力人士的意見（χ²=160.60；p < .001），其他國際地區的報 導則例外。與大眾報不同，以中產階層為主要目標受眾的精英報更重視 內地政府人士的觀點意見，對本地當權者的意見則引用得較少（56.4%
vs. 46.4%），而內地政府官員及發言人亦明顯地比其他國際地區的政府 高層更受精英報記者歡迎（56.4% vs. 45.9%）。精英報與大眾報亦有相 似之處，就是在報導亞洲地區新聞時，均會在消息中置入大量來自權力 人士的意見（65.9%）。
很明顯，親建制報並不掩飾他們在報導中給予本港及內地官方人士 較高地位的意圖（分別為 49.6% 和 50.5%），由此來表明他們有責任 彰顯「建制」在香港這種獨特的政治環境中的意義。雖然香港和內地的
表三：不同類型報紙與新聞事件發生地及對權力的倚重之交互表列分析
93.40; ***p<.001
香港 2772
160.60; ***p<.001
香港 1406
76.48; ***p<.001
*p<.05，**p<.01，***p<.001
政治體系不一樣，但親建制報力圖透過報導把二者聯結為一不可分割的 整體（Fung, 2007；李立峯，2007）。數據顯示，此類報紙在處理本地 及內地官員的意見上手法如出一轍，遠遠超過對其他國際地區同樣消息 來源的重視程度。亞洲地區的權力人物和意見依然是所有地區中最受歡 迎的消息來源（64.0%）。總括來說，三類報紙在引用權力話語的手法 上，既有類似亦有不同之處。假設一提出的說法，即新聞事件發生的地 點越遠離本地社會，報紙倚靠官方消息來源的可能性越大，並沒有完全 得到證實，因為報紙在報導與本地距離得最遠的地區「其他國際地區」
時，反而最少引用此類意見。
表四顯示三類報紙在報導不同地區的新聞時引述衝突觀點的頻率，
及卡方檢驗的分析結果（見表四）。假設二提出，新聞事件的發生地點 越遠，本地報紙引述衝突觀點的機會就越高，此假設在大眾報的報導中 未得到數據的支持。此類報紙在報導本地新聞時，顯然引述較多相互衝 突的觀點；相反，在報導非本地新聞時，卻較少出現互相矛盾的意見（
χ²=72.28; p < .001）。這或許與本港的大眾化報紙極力表現出編採自主 的形象有關，《蘋果日報》更經常擺出對抗者的姿態，擔當監督權力的 角色。
精英報無論報導哪個地區，都出現比其他兩類報紙較多的衝突意見 與觀點，其表現恰與假設二的預測吻合。與本地報導相比，精英報的國 內新聞中出現較多具爭議性的觀點，雖然差異統計上不顯著。而有關亞 洲和其他國際地區的新聞中，則明顯地比本地新聞引述了更多的衝突觀 點。親建制報與精英報的表現相若，但在國內新聞中則明顯地淡化衝 突，針鋒相對的觀點見報率只有 6.6%。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地區的報 導沒有差異，某程度上亦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對於許多香港記 者及編輯來說，報導意見衝突有可能是為了展現報紙的意見多元化，而
表四：不同類型報紙與新聞事件發生地及對互相衝突的觀點的引述之
72.28; ***p<.001
香港 3467
89.88; ***p<.001
香港 2502
28.03; ***p<.001
*p<.05，**p<.01，***p<.001
不是以干擾社區安寧為代價。在香港，一個普遍的辦報理念是報導中相 悖觀點的並存和平衡有助於穩定社會，因為意見多元被尊為香港社會的 一大特色（Yeung, 2000）。總的來說，報導互相衝突的觀點意見和新 聞事件的地域距離並沒有系統的關聯，假設二只在其中一類報紙（精英 報）中得到驗證。
假設三探討新聞事件的地域距離和責任歸咎的相關度，我們在概念 化部分提出大部份報紙會把造成本地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指向個 人，但傾向於把非本地發生的問題歸結為制度、社會、組織或機構。我 們對三類型報紙分別進行了交互列表卡方檢驗（見表五）。結果發現，
大眾化報紙在報導四個地區的新聞時將問題歸結於個人及團體的分佈頗 相近。大約六成（66.3%）的本地新聞把問題歸咎於個人因素，比起對 團體或制度的指責多8%（χ2 =194.98；p < .001）。報導國內及亞洲地 區的新聞時，報紙較常把問題歸咎於制度或組織，比起對個人的指責分 別多5% 及 3%，而其他國際地區在責任歸咎方面表現相若。
精英報的問責分佈模式與大眾報大同小異，本地問題較常指向個人
（63.5%），把責任歸結於組織或制度的則佔 47.3%，相差 16.2%（χ2 = 201.51；p < .001)。但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通常被歸結為團體制度所 導致（23.5%），認為是由個體引起的只佔 13.5%，相差 10%。這項差 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地傳媒對內地出現貪污腐敗問題的關注，內地 的社會問題亦有可能是由個別人士構成的，但香港報紙似乎一面倒地把 責任指向制度和機構，以及中國大陸在過去數十年間一連串的經濟改革 所造成的組織及制度上的漏洞，這與處理本社區社會問題明顯有所不 同。至於在報導亞洲地區發生的問題時，精英報較常把問題歸咎於制度 或組織，而其他國際地區的問題，問責個人及團體的比例不相上下。
表五：新聞事件發生地與責任歸咎的交互表列分析
*p<.05，**p<.01，***p<.001
雖然三類報紙採編定位完全不同，意識形態認同亦南轅北轍，但親
向個別機構或制度不失為一個良策，既可避免傳媒揭露更根本的制度弊 端，又可獲得開放資訊之美名。如此看來，親建制報紙的做法與其存在 的性質並不矛盾。當然這也有可能與大眾報和精英報在對待內地問題時 的自我審查意識相關。
總括來說，數據分析結果顯示三大類報紙在責任歸咎方面的表現頗 為一致。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三類報紙報導本地問題時，均趨向把矛頭 指向個體。至於非本地新聞，情況剛好相反，報紙傾向責怪機構或制 度，有關中國大陸的報導則更有甚之。亞洲地區的差距相對不大，而其 他國際地區則幾乎沒有差別。由此可見，假設三提出的預測得到部份支 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