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刑事被告本人之閱卷權為研究主題，先從比較法出發，
分別評析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及德國立法、實務及學說的發展，並進 而檢討我國相關新舊法、實務及學說。
本文結論認為，無論從公平審判脈絡（含武器平等及有效辯護 要求），或從聽審權保障觀點來看，我國針對無辯護人之被告本人 的閱卷新法（※B2類），完全無法達到閱卷權的最低限度保障。
此外，僅限於筆錄的閱卷範圍以及各種除外的限制閱卷事由，造成 辯護人與被告本人閱卷的過度差別待遇，這早已超過信賴差異論所 能正當解釋的範圍，更何況信賴差異還有其附生的制度及環境條 件，難以全盤繼受移植。結合有律師身分的自訴、告訴代理人皆得 於審判中無限制閱卷的規定，更令人質疑閱卷新法錯以「律師固有 權」為前提，才會置被告於如此的資訊劣勢地位。其結果，在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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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指定辯護案件，我國被告若欲獲得作為控訴與裁判基礎的卷內 訊息，除了選任律師以外幾無他途，這不但是對無辯護人被告的嚴 重歧視，同時也剝奪了其自我辯護之權利。
其次，有辯護人之被告本人（※B1類），依我國法不得親自 閱卷。然而，有些複雜的稅務或經濟案件，或如Öcalan裁判所示類 似案例，被告本人比其辯護人更能過濾及判斷龐大卷宗資訊。在此 情形，容許被告本人共同參與閱卷，仍有其必要與實益，並且，藉 由交付被告全卷複本而非接觸原卷的行使方式限制，即可兼顧維護 原卷完整性及有效辯護的目的。
就以上兩類，本文比較研究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奧地利法、德 國新舊法與對案及我國新舊法等各種模式之後，結論認為最具理論 說服力及實務可行性的方案是（上文參、三、）：無論有無辯護 人，被告本人具有等同於辯護人的閱卷權範圍，但得加諸僅能請求 複本不能直接取得原卷的行使方式限制，以兼顧維護原始卷證完整 性的要求。至於證人地址等資訊保護的需求或非關程序目的的濫用 危險之防範，也應整體規劃其檢閱條件及限制，而非以主體作為區 別基準（指容許律師但卻禁止被告取得）。
其實，關於被告本人閱卷的設計缺失，僅是我國法閱卷規定問 題的冰山一角而已。宏觀來看，未來我國立法仍有諸多改善空間，
以下羅列幾點，代為本文結語：
一、閱卷時點的限制。首應全面檢討的，是概括排除偵查程序 閱卷的立法基點（※n類）。危及偵查目的的考量，固然可能作為 限制閱卷的例外事由，但不應作為概括禁止閱卷的論據，如德國法 般容許偵查中閱卷但賦予檢察官個案限制閱卷的權限，即能有效防 範。此外，即便承認檢方在此階段的資訊優勢，也無法正當化全面 禁止辯方閱卷的極端立場，例如，讓辯護人乃至於被告本人於偵查 中檢閱偵訊被告的筆錄，不但可以督促筆錄正確性並提早發現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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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並且也完全不會影響檢方的資訊優勢。同屬應由辯方提早取 得的卷內資訊，至少還包括鑑定報告。
二、類此，羈押程序的閱卷限制（※o類），也應列為我國立 法優先改革的項目，至少應將檢方提出於院方以供羈押決定的相關 卷證，列為必須容許辯方檢閱的基本範圍。
三、欠缺救濟途徑，是隱藏於我國法的重大缺失。由於無救濟 途徑，舊法底下最高法院鮮有機會針對閱卷相關決定表態，或多或 少阻絕實務與時俱進的可能性。新法增訂法院得限制被告本人閱卷 之規定，問題更為嚴重，因為即便法院違法或不當限制，被告也毫 無救濟的管道。未來若如本文建議將閱卷時點提早到偵查或羈押程 序，由於將會相應賦予檢察官限制閱卷的權限，救濟途徑更是不可 或缺，否則，難以避免檢察官為行事便利而濫用限制權限。
四、最後，關於閱卷行使方式的限制，也應重新從利益權衡角 度檢討。諸如濫用於非刑事程序目的的危險等，已是我國法僅容許 辯護人閱卷時就曾出現的問題，必須加以正視。藉由行使方式的合 理限制，例如涉及隱私或不適宜向公眾公開的偵查或審判錄音證 據，僅能當場檢閱（播放）而不能拷貝攜出，這種方式限制既不會 阻礙辯方取得卷宗資訊內容，又能夠減少濫用危險，同時適度保護 訴訟參與者的隱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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