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2. 儀式與認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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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儀式與認同建構
Pierre Nora 提出「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一詞，25以此定義 特定功能性與象徵性之物質或非物質實體，隨時間變遷經由人類社群不斷重 新建構的象徵性遺產。26隨著時代更迭演變，「記憶所繫之處」便不斷被賦予 新的意義，成為 Anderson 所謂「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共同享有的記憶之乘載 體。27這些乘載體被想像成歷史悠久，實則不然，許多政治文化史研究便指出 在國族建構過程中所「創造」或「重新發現」的「古老」象徵。George L. Mosse 以「新政治」描述 19 世紀德國統一過程中藉由作為世俗宗教的國民神話或象 徵，以及參加儀式或慶祝體現國民統一性的政治形式。28Lynn Hunt 指出法國 大革命真正的成就是在於「制度化一種煥然一新的政治文化」，亦即「民族重 生的語言、平等與博愛的姿勢、共和主義的儀式」等新文化；29Mona Ozouf 則 認為革命所帶來的新的節慶儀式是建立新社會秩序的初步，節慶使新的社會
25 Les Lieux de mémoire 之中譯詞彙多樣，我國譯者戴麗娟師承Pierre Nora，之所以選擇較冗 長的「記憶所繫之處」，而不採取看似較易琅琅上口的「記憶之處」，甚或「記憶亮點」
這類名詞，為的就是避免原著被誤以為是用來強調紀念碑、紀念日、紀念物的重要性，而 這些正是這個研究著作當初企圖除魅的對象。Pierre Nora，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臺北：行人，2012)，頁12-13。
26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pp. 7-24.
27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10。
28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 Fertig, 1975).
29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Co. Ltd, 198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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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越發顯著、永恆而不可動搖。30
上述研究均指出，政治儀式所傳達的「新」面貌。然而，這些「新」事 實上被融入了更多「舊」的意涵。Eric Hobsbawm 認為近代以來歐洲大量湧現 的儀式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這樣的傳統與過往歷史 被「人工」接合。被創造的傳統是對新時局的反應，卻常常以和舊情境相關 的形式出現，而這些傳統的出現與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創建不無干係。
31Hobsbawn 在其主編之論文集《被發明的傳統》指出所謂「傳統」其實是在 近代被建構的人為產物。32儀式中的新舊元素相互嵌合，提供本研究在觀察 儀式時應注意的變與不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交融之現象。
(三) 儀式與近代中國／臺灣
欲理解中華民國國家儀式之歷史脈絡，可從近代國族國家(nation State)觀 念進入晚清中國進行理解。隨著近代以來東西之間頻繁的文化交流，儀式的 文化意涵彼此相融而被重新發明。尤淑君即指出晚清帝國的外交儀式為適應 西方列國體系，逐漸由中式賓禮走向西式禮賓儀式。禮儀的改變不只是外在 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33近代東西間的文化交流從貿易逐漸 擴展到政治、軍事、外交乃至社會，在認識西方列國的過程中，晚清中國逐
30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et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32.
31 Eric Hobsbawn 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2002)，頁11-25。
32 Eric Hobsbawn 等著，《被發明的傳統》，頁11-25。
33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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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自我的認同。這種自我認同因晚清中國處在列強交侵的弱勢，表現在 追求作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存在。在對外關係方面由傳統的天下觀走向近 代的國際觀，追求主權的完整；對內則表現在國族國家形式的建構，主張一 個統一而強大的近代國族國家。小野寺史郎以晚清庚子新政時期萬壽聖節為 例，探討從皇室專屬轉化為塑造大清臣民認同的一種政治儀式。34尤之論著 與小野寺的研究提供本研究對晚清中國國家儀式之認識，尤其晚清帝國曾嘗 試進行類似 Benedict Anderson 所謂「官方民族主義」自上而下的同化工程。
35這項工程透過儀式來呈現，其中隱含的國族論述固然與民國之後的論述有 別，但對於本研究在進行儀式操演與文本分析上仍有參考價值。
以辛亥革命為時間斷限的國家儀式研究，聚焦於正當性的討論。君主專 制崩潰而民主共和觀念未能深入人心，導致民國建立以來的長期混亂，皇帝 作為政治認同上毋庸置疑的象徵意義，隨著辛亥革命消逝，造成前清遺民與 民國新國民之間的認同混亂。36辛亥革命後的新興政權為「撥亂反正」，除了 制度上的除舊佈新，亦致力於建構國族認同。在公開的國家儀式操演與新式 媒體的宣傳中，新政權藉由象徵符號的徵用或創造以展現其象徵權力，進一 步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Henrietta Harrison 以 1911 年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 典禮到 1929 年孫中山葬禮之間的國家典禮與儀式、人們在典禮儀式及日常 生活中所採用的各種習俗與象徵為研究對象，探討 20 世紀初國家典禮與儀 式。透過儀式將個體歸類到群體之中、創造新的政治文化，進而影響人們日 常生活中的實踐，最終產生出新的國民意識。37Harrison 所關注的問題在於近
34 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與民國國民之間？——以新政時期萬壽聖節為中心的探討〉，《華 東師範大學學報》，5(上海，2011)，頁80-86。
35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133-165。
3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2009)，頁19。
37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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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在政治上的轉變如何影響文化乃至認同，清末民初知識份子面對西方 帝國主義的衝擊而興起的愛國主義與現代化思潮對傳統的攻擊也連帶改變 了中國的文化風俗，進而促成對「中國」的認同。潘淑華指出民國以來利用 偉人遺體進行國葬儀式，是伴隨辛亥革命而起的現代政治文化。潘以蔡鍔和 黃興為例，從國葬法制定、死亡儀式與紀念空間三方面論證這套新式死亡文 化的出現與演變與其中的儀式政治。38
以政治象徵的發明與操演方面的研究而言，陳恆明就與中華民國相關之 政治符號的形成與傳播，分析所謂法統與道統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象徵 意義，以及與立國正名相關之符號如國號、國旗、國歌、國花與三民主義等。
39潘光哲指出孫中山的形象及象徵意涵受特定政治勢力在具體的時空中的建 構與操弄，使其簡化、扭曲與轉化。40李恭忠和陳蘊茜則注意到孫中山在死後 成為國民黨所操作的政治符號。李指出國民黨透過儀式，在孫中山遺體自北 京移靈至南京的過程中有意識、有計劃地從國父形象的物化、獨尊國父思想、
符號神聖化以及儀式的推展，製造出「系統性的領袖崇拜」。41陳則分析國民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頁47-87。
39 陳恆明，《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臺北：商務，1986)。
40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2006)。
41 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孫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 士論文，2002)；〈開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築精神的表達與實踐〉，《民國研究》3(南 京，2004)，頁90-96；〈中山陵徵地考〉，《江蘇社會科學》4(南京，2004)，頁200-205；
〈“總理紀念週”與民國政治文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福州，2006)，頁 56-60；〈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86(香港，2004)，頁101-111；〈“黨 葬”孫中山:現代中國的儀式與政治〉，《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3(北京，
2006)，頁61-69；〈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述略〉，《歷史檔案》1(北京，2006)，頁119-‧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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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紀念活動、慶典儀式和有關空間設施，以此論述孫中山形象符號化的 建構。陳認為孫中山崇拜是近現代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政治和文化 產物，它同時兼具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威崇拜，以及國民黨政權在構建現代民 族國家過程中透過制作政治象徵符號，藉以整合社會、鞏固其威權統治的一 大創制。42小野寺史郎則進一步指出在在國民政府(1925-1948)長時間的運作下，
國家儀式中所操演的象徵符號包含國號、國歌、國旗、國父遺像等，成為國 民黨統治下中國國族想像的一部分。43綜合以上研究成果，郭輝就中華民國 建立後的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執政時的國家儀式與統治正當 性進行歷史考察，剖析中國傳統儀式與節日文化和域外近代國家儀式知識之 影響，以及民初政府成立、南北統一、總統就職、烈士紀念、國家慶典、祭 天祀孔乃至孫中山的奉安大典與革命紀念日的體系化。44上述研究主要關注 在戰前中華民國政治符號與政治儀式的發展，提供本研究在對近現代中國國 家儀式在歷史脈絡與研究方法論的啟發。是以本研究著重於戰後中華民國政 治文化史，其中威權時期的總統就職儀式發展與變遷。
1945 年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大量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國家儀式透 過紀念日的形式進入臺灣。張瑞德、林桶法、黃克武和廖漢騰即曾針對戰後
124。
42 陳蘊茜，〈時間、儀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週」〉，《開放時代》，4(廣州，2005)，頁63-81；〈植樹節與孫中山崇拜〉，《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43：5(南 京，2006)，頁76-90；〈"總理遺像"與孫中山崇拜〉，《江蘇社會科學》，6(南京，2006)，
頁106-117；〈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徵符號的建構〉，《江海學刊》，2(南京，2006)，
頁170-176；《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光復初期臺灣的孫中山崇拜〉，《江蘇社會科學》，5(南京，2010)，頁198-207。
43 小野寺史郎，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44 郭輝，《民國前期國家儀式研究(1912-193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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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紀念日進行個案研究。張瑞德指出中國與臺灣紀念抗戰的論述，在生 產與建構過程中因「國家」的介入而呈顯出不同的歷史記憶。45與張相似的議 題，林桶法則集中在軍人節在臺灣的歷史，兼論抗戰勝利的論述。46此外，林
臺灣的紀念日進行個案研究。張瑞德指出中國與臺灣紀念抗戰的論述，在生 產與建構過程中因「國家」的介入而呈顯出不同的歷史記憶。45與張相似的議 題，林桶法則集中在軍人節在臺灣的歷史，兼論抗戰勝利的論述。46此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