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經貿的開展，適與風起雲湧的全球化浪潮同步邁進，而台灣發展型國 家的轉變，即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面臨巨大的調整壓力。就發展型國家在全球化 時代的轉變而言，魏絲（Linda Weiss）認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經過多年的演變，
已經從純粹國家領導轉化為官民「管理性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此類管理性互賴可以從以下“有紀律的支持“、“國家出面降低風險“、“私有 部門管理“及“官民創新聯盟“幾個面向體現。就實際操作面而言，東亞發展型 國家採取“選擇性介入“的政策。私有企業經營卓有成效者，政府持續給與各種 支持；經營不善者，則並不打算無條件提供支持。某些特定產業由私有企業率先 發展，但國家扮演後盾的角色，以降低風險。在某些衰退中的部門，或是亟需技 術升級的部門，由私有部門提出請求，政府再介入工業重整與工業升級的實際措 施。 此外，國家與私有企業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聯盟，由國家負責主要研發的 工作。私有企業可藉此與國際先進科技接軌，但必須對此類官民創新聯盟提供一 定的貢獻，所謂「搭便車」的行為並不被允許（Weiss, 1998,2000）。
歐瑞恩（Sean O'Riain）則從愛爾蘭資訊產業的經驗，發展出「彈性發展型
國家」（Flexible 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歐氏指出，愛爾蘭資訊產業的發 展不純然是由直接外來投資所致，而是由以下兩項因素所造就：其一是部份與國 內社經環境結合的全球製造網絡，其二是逐漸與國際資訊產業整合的本土網絡。
從歐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謂彈性發展型國家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時代創新的需 求，並吸引直接外來投資，以促使本土企業網絡與全球資訊網絡進一步結合。然 而，國家促成國內與國際多元聯盟的努力，仍可能受制於諸多國內的因素，例如 因民主化而趨分裂的政府架構、因不均等的全球化而受害的國內社會團體，以及 國內因不均衡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等（O’Rian, 2000）。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發 展型國家面臨以下三項主要挑戰：首先，國家如何調適全球化的過程；其次，原 本鑲嵌自主性的逐漸解構；再者，國家必需重新調整介入本土企業全球化的方 式。就實際舉措而言，O’Riain 則舉出在中央及地方層級推動終身教育，創新精 神，以及知識經濟的相關例子。實際做法也包括鼓勵本土企業及新興產業、進一 步確定工業策略重點，以資金及基礎建設的改善促進創新產業的精進等(O’Riain, 2006a, pp. 76-98; 2006b, pp. 311-318)。
如同Joseph Wong 所指出，若審視台灣、南韓等發展型國家邁入 1990 以後 的種種作為可以發現，經濟自由化及全球化並未導致國家介入的全面撤退。吾人 討論的重點，不再是把國家介入視為一種必然的政策結果，而是要探討國家“如 何“介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研究國家如何介入研發水準的提升(Wong, 2004a, p.
357; Wong, 2004b)。兩岸經貿關係近二十年來的發展顯示，原本以限制為主的介 入方式早已無法奏效。如何創造兩岸分工的利基，同時將基礎研發根留台灣，成 為國家介入的重點工作。部份政策工具持續原有以指揮管制方式的遺緒，但以
“促進發展“、“共存共榮“為國家與企業協調發展的目標。。舉例而言，經濟 部於2008 年 10 月 30 日在行政院院會提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9 之 2 條修
轉型問題，並建立其從事創新研發之能力。1
除了就法規、制度層面促進研發以外，台灣仍企圖以聯盟的方式，主動成立 具國際競爭力的關鍵企業集團，並促成跨國的生產聯盟。近來台灣記憶體公司 (TMC)之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台灣政府決策單位體認到，DRAM 產業在台灣半導 體產業中有一定重要性，過去有扶植策略，但現在檢討起來，過去只是在量方面 擴充，沒有扶植產業的關鍵技術，全球搶市場時，競爭力就受考驗。肩負台灣 DRAM 產業技術生根重任的台灣記憶體公司（TMC）於 2008 年 3 月決定初步結 盟架構。為了要讓台灣六家DRAM 廠，繼續生產既有規格產品，並與韓國三星等 大廠競爭，TMC 決定同時與日商爾必達與美商美光爭取技術移轉。其中爾必達 已初步同意授權。原本預定美光在獲得台塑陣營同意後，也可望加入。2
從 TMC 的例子可以看到原本發展型國家直接介入，並選擇戰略贏家(pick the winner)做法仍有其遺緒。然而，此類直接介入的模式，在企業自主能力加強，全 球聯盟更複雜的新情勢下，是否仍能奏效，值得進一步觀察。台塑集團於 2009 年 4 月 9 日與美光科技舉開聯合記者會，宣布將不參與台灣記憶體公司 (TMC)，未來台塑集團與美光將繼續走自己的路。台塑同時向台灣政府表達對 DRAM 產業再造政策的不滿，主要是針對政府既然願意拿錢投資 TMC，卻不直 接投資已有實力的國內業者作法，感到不解。此外，台塑集團對政府的 DRAM 再造計畫變成 TMC，也表達強烈不滿，集團高層認為，政府既有 300 億元可投 資 TMC，為何不投資已有技術、品牌的公司。
有關政府如何調整介入角度，與全球化結盟，並發展互賴型的研發網絡，自 2000 年以來已成為台灣兩岸經貿政策的重心。儘管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跨國 企業來台研發中心並擴大規模，但跨國公司付大陸設類似“微軟亞洲研究院“，
並逐漸開發高級先進技術，也逐漸將兩岸資訊產業的競爭提升到研發能力的競
1半導體產業推動辦公室專刊》，第 31 期，2008.07.14，p.6
爭。台灣的科技業之研發組合中，有相當大的比重是屬於「配合跨國企業ODM 之研發需求」，很少從事「前瞻技術與創新」和「技術深耕與差異化」。資訊產業 越來越強調協同研發設計，部分品牌大廠甚至於成為「中空型企業」，而台灣廠 商著重於「為訂單而設計」（Design to Order）式的研發。部分台灣的 ODM 廠商 為不同客戶建立多個對應研發團隊，彼此分立，以致於資源難以形成綜效。台灣 廠商的研發大多集中於品牌/標準大廠所設定的技術軌跡，使得研發活動出現路 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現象。台灣長期存在「創新矛盾」，一方面美國專 利表現優異，但另外一方面，技術貿易逆差持續擴大。（陳信宏，2006）
從全球化所產生的“聯盟效果“而言，國家在推動特定產業發展時，其聯 盟的對象並不限於本土企業或本土人才。易言之，儘管國家的角色在全球化論 述中仍有一定的份量，但國家邁向全球化的動力就不僅止於本土經濟動能的加 強。台灣過去二十餘年資訊產業的飛躍進步，除了策略工業等傳統政策工具以 外，建構跨太平洋的人才網絡，提供了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過去由於台灣新 竹與舊金山矽谷之間的緊密資訊產業聯繫，發展了類似跨國修正型的“關係資 本主義“的特殊安排(Hsu and Saxenian, 2000, pp. 1991-2005)。華人科技菁英各自 在新竹與矽谷建構“虛擬家園“，藉由人力流動，將台灣的資訊產業發展步調 與世界同步(Chang, 2006)。其中台灣的發展型國家介入的方式，主要是建構世界 級的高科技中心，並藉由科技協會的橋樑功能，共同發揮“吸“及“拉“的力 道。
不等邊三角形關係。易言之，此類跨太平洋的資訊產業整合並非僅僅純粹市場 驅動的網絡所自然促成。金三角之研究不可忽略國家（state）可能扮演的角色。
研究分析台灣──上海──矽谷的黃金三角關係，應加入國家的角色，及國家 與全球化動力的互動過程，亦即將政治因素加入討論的重點(Leng, 2002, pp.
230-250)。
此外，從官民聯盟的角度來看，如何重新發展出非正式制度，以及“第三 部門“作為國家的指臂，實為發展型國家轉型，並擁抱全球化的重要舉措。矽 谷地區由於與上海及台灣高科技中心的聯繫，儼然成為整合兩岸經濟動力的核 心區域。矽谷地區科技協會、創投、校友會等中介團體，成為“科技金三角”
的重要中介者。而此類中介組織具有跨國的特性，並樂於與兩岸政府保持良好 的關係。發展型國家與此類組織的關係是共存共榮，而非上下指揮關係。然而，
跨域高科技發展的重點是人才的互動、流轉及強化。傳統東亞發展型國家的重 點放在產業，人力資源是生產要素之一，但並非可以自由流動。如何建構全球 人才網絡，並與此類多元認同的高級人才共存，是東亞各國競逐的目標，也是 全球化下原東亞發展型國家最大的挑戰之一。
若以在矽谷地區最負盛名的“玉山科技協會“而言，該協會為國科會所支助 成立，多年來扮演半官半民，引介矽谷地區一流人才回台服務，並協助串連科技 合作關係網絡，是一個頗類似國家支助的“第三部門“。自1990 年代末期以來，
玉山科協致力牽起海峽兩岸科技業合作的網絡，但與台灣2000 年之後的執政黨 兩岸經貿政策不符，進而有人事的變動，與台灣官方的關係亦日漸疏離。2008 年政黨輪替，原玉山科協與國民黨的聯繫再度進入制度化的管道。全球玉山科技 協會繼2008 年 7 月底，結合全球各地玉山區會代表約百餘人於臺北舉辦「2008 全球玉山高峰論壇」，後，復於10 月底結合各區會代表，赴北京及成都參加大陸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科學技術部及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的兩年一度「第五 屆世界華人論壇」及「海外華僑華人高新科技交流會」。主辦單位於會中特闢「華
裔高端人才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暨全球玉山科技協會論壇」，邀請全球玉山科技 協會代表及專家參加並做專題演講。玉山科協亦拜會大陸「外國專家局」及「中
裔高端人才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暨全球玉山科技協會論壇」，邀請全球玉山科技 協會代表及專家參加並做專題演講。玉山科協亦拜會大陸「外國專家局」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