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引用「發展型國家」概念，研究 1990 年代初期台灣對大陸經貿政 策之制定過程。傳統以發展型國家分析架構研究的重點有以下幾個面向：
（１） 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制定之官僚決策過程充滿矛盾衝突。有 別於1960 及 1970 年代相對團結之科技官僚決策體系，台灣 在 1990 年代初期的大陸經貿官僚體系步調不一，經濟決策 混雜高度政治考量，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台灣政治轉型所帶來 的種種問題；
（２） 儘管政府制定諸多管制性措施，台商依舊發展出獨特生存之
兩岸經貿關係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歷經十多年的發展，與兩岸關係開 展之初期雖有若干持續性的趨勢，但在經貿全球化及兩岸內政變遷的影響 下，已經有了不少轉變。而這些轉變，是傳統「發展型國家」研究典範所未 能觸及的。傳統發展型國家研究國家的能力及自主性，並聚焦於國家與企業 之間的關係。然而，台灣赴大陸投資逐漸以更多元化、全球化的形態進行。
舉凡資金、技術、人才等皆以全球化的方式運作。易言之，到底何謂「台商」
已變得逐漸模糊，傳統有關政商關係研究之基礎研究單元更加難以認定，有 關「國家能力」及「國家自主性」之研究有必要進一步修正。
此外，傳統有關發展型國家應用於台灣對外經貿政策之研究，集中於 國家對出口導向型發展之推動及孕育。然而，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兩 岸經貿之核心議題不僅僅是「貿易」，而是台商對大陸之「投資」。再者，
此類投資往往與國際資本聯盟，使得台灣資本及台商成為國際分工之一 環。兩岸經貿投資已不再是「雙邊」的關係，而是全球分工下的產物。國 家與企業互動關係已跳脫主權國家範圍，而與全球產業分工產生密切聯 繫。
原本有關發展型國家之研究焦點多為「發展中」國家，如亞洲四小龍，
其企業形態多為勞力密集產業。自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台灣赴大陸投資 最受矚目的多為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公司。無論此類“高科技“業是否 合乎“高新“原則，高科技台商除了是上述全球分工的一環外，其與國家 體制折衝的能力，及其擴散出之人才、資金、技術、後勤等影響，遠非勞 力密集產業所能及，同時也是傳統發展型國家分析模式所未及深入分析的 重點。
高科技台商跨海峽投資所帶來的是兩組互相競合的政商互動關係。傳 統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典範主要分析出口母國內的政商互動，以及國家能力 與自主性的消長。邁入21 世紀後的大型全球化台商，在投資母國（台灣）
及地主國（大陸）之間設法持續經營繁榮，事實上是面臨兩組的政商互動，
而此類政商互動又有濃厚的政治介入痕跡。凡此種種，都凸顯了新一輪兩 岸經貿互動的特殊性，以及傳統發展型國家研究架構之不足。就國家介入 的方式而言，也從傳統的扶植產業，過渡到增加附加價值，創造兩岸分工，
並積極投入研發等相關工作。
就發展型國家研究焦點之一的“政商關係“而言，1990 年代末期以來 赴大陸投資之台商與初期勞力密集產業台商有所差距。此類「新台商」朝 高科技、大規模、全球經營模式邁進。若以台灣資訊產業之筆記型電腦業 者為例，由於其獨特之代工製造（OEM） 及代工設計（ODM）模式，使 其與跨國企業形成密不可分的互賴模式，同時也使得台商筆記型電腦業的 大陸投資行為與國際資本，以及國際產業分工結為整合的總體。然而，面 臨大陸本土資訊業的發展，例如聯想電腦與IMB 的購併案，台商與國際大 廠的互賴關係，以及與大陸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在近年已有所改 變。
面對兩岸經貿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雙重壓力，台灣的國家機構從傳統發 展型國家的政策工具逐漸轉型。Linda Weiss 及 O’Rian 等學者對發展型國家 因應全球化的因應轉型措施近年來多所著墨。若從發展型國家調適的角度 來看，吾人必須探討台灣的國家機構對促進產業全球化、提升全球化基礎 建設、推進全球化策略聯盟等實際措施，以及與赴大陸投資之高科技業者 之互動關係。此外，除了正式國家機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諸如各 種行業協會，以及「半國家」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作一整體性的
本質的轉變。以台灣為例，發展型國家的本質自民主化以來面臨根本的變化。近 二十年來有關台灣民主化的研究汗牛充棟，也豐富了民主化理論的內涵。學者持 續也引用台灣政府導引大陸投資的成敗，作為台灣發展型國家轉變的例子(吳玉 山，2007,pp.993-1000)。更為大膽的說法則挑戰台灣發展型國家的基本假設。此 類說法認為台灣的國家機器本意並非致力經濟發展。台灣的國家體系只有一個目 標，亦即維護一黨政權。而經濟發展只是政治目標下的一個經濟結果(Wu, 2004, pp. 91-114)。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進入民主化鞏固期，再加上 2000 年政黨 輪替的衝擊，原有黨國主宰體系徹底解體，認同政治浮現，經濟發展與政治權威 之間的關係面臨進一步重整的壓力。
此外，原有發展型國家論述假定國際環境是一個常數。以台灣為例，1980 年代以前是被美國的安全、政治、經濟的全球體系所籠罩。儘管1970 年代末期，
美國在政治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並未改變台灣被美國 整合進東亞安全體系此一事實。在兩岸經貿關係全面開展之前，美國提供台灣出 口商品最大的外銷市場。所謂的“出口導向的成長奇蹟“，事實上是植基於對美 國的全面經貿依賴。此類依賴各種面向及政策目標，彼此是互相協調的。易言之，
經貿依賴與安全保障彼此相依相輔，並不因為政治承認的撤銷而有本質上的改 變。台灣的發展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事實上是依賴型的發展。依賴的對象，恰 巧也能給予台灣政治及安全上的保障，甚至以穩定為前提，默許威權體系的存續 及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能力“，有賴於國際環境的鞏固與提升。
台灣在1980 年代末開始逐漸開放兩岸關係以來，所面對的國際情勢與國家 能力的變化有所衝突。原本較為恆定的對美經貿依賴關係，也隨著冷戰結束，中 國崛起，全球分工網絡勃興，而有所改變。原本政治、安全、經濟三位一體的外 在環境，也隨之丕變。自1990 年代迄今，台灣外貿對美國的依賴度逐漸降低，
對大陸的依賴度逐年升高。與1980 年代不同的是，此類的經貿依賴並沒有辦法 為台灣換來政治及安全上的保障。相反地，經貿依賴反而使台灣的國家機器面臨 兩難：為保障國家安全而戒急用忍，或是為經貿利得而全面開放。外在的國際環
境，對台灣發展型國家的政策及步調，構建了一個極為複雜而難以抉擇的框架。
此一框架不但沒有辦法如同美國“霸權穩定“下加強台灣的國家能力與自主 性，反而逆向而行，進一步制約了台灣的政策持續性與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