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發展型國家產生質變，國家與社會關係也面臨轉型。
傳統有關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強調的重點，如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國家規範社 會關係的意圖，國家對資源的分配及汲取能力等，一一面臨了來自各方面的挑 戰。首先，論者挑戰把國家當成一個團結整體的概念。除了如前段所提，國家的 組織內部及官僚體系可能充滿矛盾衝突，並非如發展型國家的研究者所指出，國 家是一團結整體。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政策領域範疇中，國家能力可能展現不同 的風貌，因此未必能以“強“或“弱“來描述國家能力。
除了國家官僚體系內部的矛盾以外，發展型國家在1990 年代以後還面臨職 能轉型，以及“能力超載“的問題。能力超載問題的焦點，在於國家在固有的一 些領域已無法施展能力。若仍維持固有的政策管制範圍，勢必無法與民間動力齊 步，甚至產生嚴重的政策鴻溝與落差。準此，福山曾提出將國家能力於國家介入 的範疇(scope)加以區分。根據福山的說法，所謂國家能力減弱，可能會與國家範
是與社會互動後的結果。若以台灣的兩岸經貿政策為例，1990 年代國家仍用傳 統指揮與管制的政策工具，造成“官民殊途“的二元體系。進入新世紀後，雖然 政治力影響兩岸經貿的痕跡清晰可見，但國家顯然企圖從指揮管制逐漸撤退，重 新選擇提升研發水準作為國家重新介入的渠道。
此外，傳統發展型國家，經過多年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造就了一個新形態的
“網絡國家“ (networks state) 的統治模式。此一複雜的網絡，可能是跨部會，
跨機構的，也可能是跨國的互動。更重要的是與社會各階級及各種角色間的互 動。此類互動，國家未必會處於被動的地位。在很多案例顯示，國家可以主動設 計一些半官方組織，或是介於官民之間的第三部門，作為國家網絡的中介組織，
以促進網絡的順暢運作。由於統治網絡是多元的，同時也可能是跨領域及跨國界 的，因此此類中介組織也與全球化的運作接軌。
然而，此類複雜網絡的形成，其目的及前提條件是促進市場發展，而非限制 市場機制的運行。易言之，國家的選擇性介入及撤退，適足以去除原先不利市場 效率的一些組織障礙，進而發展以市場導向為原則，國家網絡為依歸的市場經 濟。Mok 等人針對香港及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研究顯示，發展型國家針對大學法人 化的政策，不但使市場運作的原則促使效率的提升，國家的能力及自主性並未因 此而降低(Mok and Yep, 2008, pp109-120)。以台灣的大陸經貿政策為例，原先設 計海基會“白手套“，負責以民間名義協調兩岸經貿事務。由於兩國論之後的政 治紛擾，以及與市場運作相違背的兩岸經貿操作，使得白手套的功能停頓。其他 如工總、電電公會，甚至下節將提到的玉山科技協會等，原本都負有與國家互相 配合的第三部門角色，同樣因為政治因素，無法彰顯原有的功能與效用。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發展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傳統上以
“國家強弱“的程度來區分國家能力，其隱含的研究假設是將國家與社會對立起 來。近年來更多學者從國家與社會互相包容(state in society) 的角度切入，探討 兩者如何共存共榮，進而共同擁抱市場機制(Migdal, 2001) 。此外，Linda Weiss 與 Michael Mann 等人也提出以“基礎建設權力“(Infrastructure power) 觀點來看國
家協調社會資源分配的互動。全球化使原本國家社會關係突破原有束縛 (uncaging)，但國家仍為社會關係重整的一個重要角色。(Weiss, 2005, pp.
529-541)。若從國家社會共存的角度來看，發展型國家的介入方式可能從以下幾 個角度觀察：
(1) 國家未必從政策工具著手來影響社會。國家事實上可以建構一個新 的道德秩序，進而形塑社會的價值觀。此類工作往往藉由政治社會 化的媒介執行，或是培養新的代言人。
(2) 國家與社會之間彼此互相影響，也共同轉變。尤其在發展型國家民 主化之後，社會對政策的特殊偏好，使得國家在大力介入的能力受 到限制。
(3) 研究者分析的重點，可以放在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共同場域(arena)，
以及政策議題。這些場域及政策議題往往包含了各種合作及衝突的 綜合衝擊。
此外，傳統發展型國家的研究注重較正式的政策工具使用，官僚體系內統治 菁英團結度高低，以及政商關係的轉折。受到新制度主義的影響，利用發展型國 家途徑研究也開始聚焦於在某些特殊轉折點當中，國家與社會互動過程如何變 化。而這些變化的動力，不少是源於非正式組織的調適結果，或是源於歷史演變 流程中的路徑依賴，甚至鎖定過程。而國家能力與自主性的演變，之所以會產生 制度累積、轉換以及反餽等現象，事實上與利益(interests)、制度(institutions)以 及理念（ideas）密不可分 (Ho and Leng, 2004; Bhagwati, 1988; Milner, 1997)。Hugo
看，論者分析是否有新的經濟聯盟，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與國家產生新的 對話甚至對抗機制？新的政經情勢，是否產生新的利益及資源，進而影響到資源 分配及集團的利益？從制度角度來看，如何認定新的非正式制度及行動者？民主 化之後的發展型國家，是否展現新形態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或是回歸到所謂的
“密友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的窠臼？就理念而言，研究焦點則在於民 主化及多元化後，新的價值體系如何影響經濟及社會聯盟的產生及變化？具有主 導角色的政治菁英及政治集團，如何透過新政治價值體系的塑造，重新定位經濟 政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