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79 年 12 月「高雄衝突事件」發生到「美麗島大逮捕」時期，主流 平面媒體所營造之對美麗島人士的輿論撻伐高峰，似乎頗見成效，一時間輿 論展現支持政府的強大聲浪，徹底壓制黨外反對力量；惟產生的副作用則是 使臺灣社會充斥暴戾氣氛，壟罩一股不安的輿論氛圍。待「美麗島林宅血案」
倏忽襲來，當局方才警覺輿論激情已然過頭，不惟升高社會對立情勢，讓民 眾同嚐苦果，更可能危及國民黨政府處理美麗島人士的道德正當性。
在主流平面媒體之輿論引導下，初期緝兇方向，除了「追殺家博」──
讓具美國公民身分的家博身陷輿論漩渦外，並指向黨外、美麗島陣營之窩裡 反或自導自演，以撇清國民黨政府涉入的可能性，甚至有記者捏造假新聞來 誤導輿論判斷。未料太多的不確定報導，反使輿論情勢陷入一股鬼影幢幢、
謠言四起的不安中。如同大逮捕時期尋覓「受困社會」（impacted society）158 的
「替罪羔羊」般，主流平面媒體迅即將血案陰謀定調，使輿論將「尋羊」目 標鎖定黨外連結海外臺獨勾串共匪，遂行其叛亂計劃之一環。此三緝兇對象
（黨外、臺獨、共匪），始終都是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的三合一敵人，作為血 案「理想的兇手」自是順理成章。
只不過，血案被害人乃是因政治受難而繫獄者之老母、幼女，無論在人 倫、世代、性別、權力等位置上，「弱者」的形象過於巨大，很自然地引發社 會上廣泛的溫情氛圍，動搖許多沉默大眾先前對美麗島人士的既成偏見，159 令 當局在輿論戰場上，先手便落於下風。任何形態的政權若遭到輿論強有力的
158 「受困社會」為反常的權力攪擾；當國家清剿異己時，無權無勢者會抓住這突然出現的機會，
使他們得以改善自己的處境或打擊異己；參見孔復禮（Philip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
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頁 320-322。
159 連一向少對重大政治議題發表意見的作家三毛亦發專文哀悼素不相識的林家老小，痛陳兇手「不 是人」，並呼籲媒體克制血腥報導。三毛，〈我們不要暴力〉，收於慈林文教基金會編，《十年生 死──林游阿妹女士暨亮均、亭均受難十周年紀念集》（宜蘭：慈林文教基金會，1991），頁 55-59。
挑戰時，都不免露出脆弱的一面，160 當然也包括威權時代權力無所不至的國
161 Rainer Mathes and Caroline Rudolph, “Who set the Agenda? Party and Media Influence Shaping the Campaign Agenda in German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Vol. 8, p.196；許傳陽，
〈議題傳播模式初探〉，收於翁秀琪等著，《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 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 66-67。
162 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58（1999 年 11 月），
頁 90。
163 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45-46.
164 臺灣民主化多年後，林義雄再度擁有「道德光環」，不只對民進黨政府的一些政策深具影響力（例
王式的恩給，且隨時可予以收回。165
倘若以「開發中國家」之媒體應受到管制的角度，看待主流平面媒體該 負起之「建設性（constructive）」的功能，係執行當局「正面發展」的任務，166 以「和諧」迭遭政治風暴與殘酷血案侵襲的社會民心。是故，如果過往大逮 捕時期之輿論挑撥，是不希望威權政府體制下的「社會安定」遭到動搖，那 麼血案後引導輿論走向寬和，無非是擔心社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深淵中，何嘗 不也是站在維護威權體制下之「安定社會」的相同立場；只不過大逮捕時期 的美麗島人士成了威權社會安定的代罪羔羊，而血案裡的林家老小則成為安 定威權社會的犧牲品，或如黃越欽的感觸：
悲劇的血未必是不幸的，如果林母祖孫三人的遇害，能為我們歷史引 導出團結和諧的新頁，則其死有重於泰山。反之，如果大家不能從此 一血案中獲得教訓，則其死有輕於鴻毛。生死之價值，全在我國民一 念之間。我以一介國民焚香祝禱先聖先賢在天之靈，保佑我們使狂亂 恐怖早日成為過去。167
這樣的祈願，祈求狂亂能儘速歸於平和，也許應該是更多無助、無聲大 眾──「真實輿論」的心聲吧？「美麗島林宅血案」悲劇所誕下的血色苦果，
令血性眾人悲憤、哀思，讓林義雄夫婦於亡母棺木上書寫悼文：「親愛的母親，
我們不會讓您失望，我們要讓您死得有價值。」168 卻使數月來趨向激情的輿
165 待輿論風潮冷卻後，林義雄很自然地便失去了政治樣板的利用價值，其「權力」隨即被國民黨 政府收回；1980 年 5 月 1 日當局以其違反保釋規定之行動範圍而予以逮捕。張炎憲、溫秋芬主 編，《見證關鍵時刻──「臺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頁 255。
166 依據「發展媒體理論」（development media theory）所主張：開發中國家有特殊的經濟、政治及 社會條件，媒體應該「執行正面發展的任務」，因此媒體應該接受國家的管制，以符合國家發展 之需。易言之，與其扮演「破壞性（destructive）」的角色，媒體不如負起「建設性（constructive）」
的功能；羅爾夫‧奈葛林（Ralph Negrine）著，蔡明燁譯，《媒體與政治》（臺北：木棉出版社，
2001），頁 34。
167 黃越欽，〈憑智慧與耐力、去暴戾而致祥和：對林義雄家屬遭慘禍的感想和期待〉，《中國時報》，
1980 年 3 月 2 日，版 3。
168 陳錫福，〈林宅血案猶未破，三棺入土人不安：林家祖孫喪禮紀實〉，收於慈林文教基金會編，《十
論有所遏抑，沒有陷入無止盡的恐怖深淵，進一步緩和輿論對美麗島人士的 攻擊，確立寬和的輿情走向，可謂展現正面的價值和歷史意義；為亡羊補牢，
主流平面媒體鼓吹後續之「美麗島軍法大審」能秉持此一基調。對國民黨政 府而言，縱使仍牢牢掌控著最終的生殺裁奪權力，但血案效應迫使其作出對 美麗島人士較為有利的政治決定，使得被告們能在一種相對溫和的輿論情勢 下，走向軍法大審的另一場歷史戰役。
年生死──林游阿妹女士暨亮均、亭均受難十周年紀念集》，頁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