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北京當局對「一個中國」的宣示立場來看，臺灣目前並不 在一個中國的領域之內，而實際上臺灣也不在北京的統治管轄範圍之 內。然而，臺灣就作為「一個中國」的特定他者而言，其必須對一個 中國原則有所回應，而具體的回應方式就是採取特定的行動與言說，
俾於自我定位並釐清兩岸關係。因此，無論是過去李登輝執政時期所 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還是陳水扁執政時期所主張的「一邊一 國」，抑或是當今馬英九總統所強調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 持「憲法一中」的立場，都是對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的回應形式。在這 個回應的過程中，臺灣試圖在兩岸關係中為自己的他者身分作定位，
並進一步為臺灣尋找一個合適的主體位置，只是至今臺灣方面的任何 主張形式，都無法獲得北京當局的完全認可，同時在北京的全力打壓 下，亦無法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承認。
只不過，臺灣的回應方式，如果選擇的主體位置是臺獨，而北京 當局卻極力反對，甚至不惜以武力摧毀這個主體位置，而且國際社會 當下也沒有容納臺獨的適當空間，那麼臺灣又將如何自處？相對地，
北京當局總以一個中國為框架，試圖將臺灣的主體位置置放在一國兩 制的架構下，但臺灣卻又不能接受這個僅具殘缺主體性的「地方當 局」的位置，那麼臺灣又該如何是好？在進退失據之際，臺灣似乎只 能在「統獨困境」中掙扎圖存。亦即受北京一個中國的排擠效應之影 響，臺灣只能在國際社會的夾縫空間中游走求生存，而臺灣的主體位 置也只能是一種變形蟲式的不定形空間。
因此，關於臺灣主體性建構的論述，不能是只片面地強調臺灣這 個獨立實體如何主動追求自我是誰的「正名」過程，同時還必須將形 塑臺灣自我主體性的整套權力運作體系也納進論述架構中來一併進行 討論。這套權力關係不僅要定位臺灣「應該」是什麼，同時也必須說
明臺灣「不應該」是什麼。在被「一個中國原則」框限的兩岸關係架 構下，等待被回應的臺灣，其具體的回應方式就是不斷地採取特定的 行動和言說，其中包括建立一種新秩序去區分臺灣與中國大陸，即論 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差異，以釐清兩岸關係的實質差 異為何？並進一步確立臺灣的他者身分。
雖然，本土化導向已成為近二十年來建構臺灣主體性的主要途 徑，但凡走本土化的建構路徑，一方面，除了須向本土歷史尋根溯源 以重建內部文化認同外，另一方面，更積極的意義在於須走出圍城框 架或鎖國排外的封閉心態，以開放自我，迎接、承受、挪用和轉化全 球化所帶來的衝擊，進而再創活化的在地文化傳統。這也是「策略性 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主要意涵，亦即不斷地「翻譯『他 者中的他者』」(translating “the Other in the Other”)，並以此作為 抗拒全球化霸權的必要手段，但這只是過渡而並非是目的。其旨在避 開對穩定的主體本質之設定，因為「對任何事物下嚴格的定義最終是 不可能的」。60因此，在特定的抗爭行動中，抗爭的他者可視情況「策 略性」地使用本質主義的觀念，作為凝聚力量以進行號召動員。也就 是在知識建構上行動，這種後殖民認同敘事的形成是相互的，建構主 體認同需要相互對話，唯有相互對話的連結才能打破自我中心主義的 概念架構，並發現他者的知識及其他主體的存在。
在兩岸關係上，雖然本土化路線有助於臺灣主體性的建構。但實 際上，任何一個文化體系在追求文化本土化的過程中，都將同時面臨 內在矛盾與外在收編的雙重困境。首先，以建構臺灣主體為取向的本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4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in Ranajit Guha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34.
土化欲求，因為試圖追求內部的普遍統一，可能因此導致對內部非主 流的少數族群或從屬階層造成壓迫；其次，兩岸間「互動情境的再生 產」(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interaction)機制往往迫 使不對稱的弱勢者（臺灣）內化成強勢者（中國大陸）的文化價值，
從而建構出一種他者化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或「虛假 認同」(false identity)，使得後續的抗拒無以為繼，致使本土化進程因 而中斷，而本土性內涵也因此面臨被淘空或導致分裂認同的危機。
如果從他者的觀點來看臺灣主體性的建構，則臺灣幾乎可以說是
「無主體之境」，也就是說，無論是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或外省 人，這四大族裔都是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他者，各族群都無法完全與臺 灣斯土結合。簡言之，前三者是被殖民的他者，而原住民同時還是天 生離散(indigenous diaspora)的他者，雖然一直想要有個屬於自己的
「家」（主體位置），卻始終找不到「家」；而最後者則是離散(dias-pora)的他者，一直想回「家」，但卻回不了「家」。也因此，使得臺 灣主體性的建構面臨了分化的歧異，更具體表現在國家認同上的統獨 之爭。近二十年來，臺灣的統獨之辯，使得國民黨與民進黨形成藍綠 對立的內部他者，雙方對臺灣主體性的建構有著截然不同的論述觀 點，這也讓臺灣形成了一種分裂的主體意識(split subjectivity)，並進 一步造成了分裂認同(split identity)，而無法在兩岸問題上形成共識。
從全球的空間論述與地方理論來看，無論是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 的觀點，臺灣都無法擺脫中國大陸的壓制而順利暢通無阻地走向獨立 或維持現狀，但臺灣同時也不可能毫無抵抗地被北京的「一個中國」
所吞併、統一。因此，現階段的兩岸關係是一個「臺灣獨不了，而中 國也統不了」的超穩定結構。然而，民主化後臺灣的政黨輪替，已逐 漸形成另類建構臺灣主體性的鐘擺效應原理，在政黨輪替的來回擺盪 過程中，國、民兩黨透過朝野交互輪流執政、相互監督，已逐次地彼 此修正對方的大陸（中國）政策路線，這也是對北京「一個中國」政 策具體的擺盪回應方式，屬於一種動態式的彈性修正方式，從而促使
北京當局必須適時地面對、調整一個中國的彈性幅度，而國、民兩黨 的「統獨共震」效應亦將間接刺激北京當局逐次修正一個中國的內 涵。
最後，如果從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來看北京「一個中國」政 策對臺灣所造成的衝擊，臺灣當前只有不確定的變形主體或游牧主體
(nomadic subject)61，是一個漂流的他者，在全球游牧空間穿梭不定，
這使得中華民國成為一個非典型的主權國家型態，但卻也最符合於後 現代的全球化語境，也可以說是最前衛的國家模式。但囿於國際政治 現實與一個中國的框限，臺灣的國家型態是非典型的，長期來這也已 內化成臺灣民眾普遍的國家觀和主體意識，並逐漸降低對「正名」的 訴求，這也間接地使得一個中國的暴力論述對臺灣的可能傷害降到最 低。然而，受北京一個中國打壓的結果，卻意外地形塑了中華民國
（臺灣）這樣的一個後現代的主權國家型態─一個極端他者。在北京 一個中國的旗幟下，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臺灣，其實蘊含了「無限 性」，是無法被一個中國原則的霸權話語所內化、整併、征服的「永 不妥協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