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如果從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來看北京「一個中國」政 策對臺灣所造成的衝擊，臺灣當前只有不確定的變形主體或游牧主體
(nomadic subject)61，是一個漂流的他者，在全球游牧空間穿梭不定，
這使得中華民國成為一個非典型的主權國家型態，但卻也最符合於後 現代的全球化語境，也可以說是最前衛的國家模式。但囿於國際政治 現實與一個中國的框限，臺灣的國家型態是非典型的，長期來這也已 內化成臺灣民眾普遍的國家觀和主體意識，並逐漸降低對「正名」的 訴求，這也間接地使得一個中國的暴力論述對臺灣的可能傷害降到最 低。然而，受北京一個中國打壓的結果，卻意外地形塑了中華民國
（臺灣）這樣的一個後現代的主權國家型態─一個極端他者。在北京 一個中國的旗幟下，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臺灣，其實蘊含了「無限 性」，是無法被一個中國原則的霸權話語所內化、整併、征服的「永 不妥協的他者」。
四、走入他者的兩岸新關係─從「一個中國」邁向兩岸「共 有中國」：建立倫理性的兩岸關係
在兩岸互為鏡像的一個中國意象中，在看與被看之間，呈現了一 個兩岸「之間的中國」之視野。基本上，兩岸從過去的隔海分治、對 峙，到當今加強交流、對話和試圖相互理解的過程中，實則雙方早已 逐步完成並深化了各身的身分認同，並有機會進行超越性的自身建 構。如果從他者的認識論觀之，兩岸必須在對話中確立彼此之間的平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V. 2),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380-381.
等意識和傾聽態度，而他者（彼此眼中的對方）亦不再是從自我外化 出來的對象，或可以被自我同化（統一）或揚棄（獨立）的「相對他 者」，而是一個不可被還原到自我和同一性那裡的「絕對他者」。也 因此，兩岸雙方相互「理解」到達的地方，就是彼此的他者消失之 處，也是兩岸統合之地，甚至可能是整體中國再現之境。
過去長期以來，兩岸關係的爭辯經常被簡化為民主與共產、統一 與獨立、霸權與抗拒、同質化與異質化、向心力與離心力、大中國意 識與臺灣本土意識或零和的對抗關係。但實際上，如果從他者的認識 途徑來看，二者並不全然是相互對立的關係，而更可能是相互對應的 互補關係，甚至可能是一種相互對位的共構關係，從而形成一種共生 共存的共榮發展體系。特別是在兩岸逐步相互交融的過程中，一股越 界的文化創造力，使得他者與自我、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產生了一種 深度的相互書寫、相互翻譯、相互辯證，以及相互雜糅的複合關係。62 因此，兩岸關係架構並不全然是一個單一、同質或互斥的空間體 系，相對地，兩岸的互動「這個過程產生了一個矛盾的空間(contradic-tory spaces)，以競爭為特徵、具內在差異(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且又充滿了延續不斷的各式各樣的邊界跨越」63。易言之，差異競爭與 邊界跨越對兩岸文化的雜糅與創新，扮演著一種非常重要的關鍵性角 色。實際上，整個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同質化過程中，同時也已蘊含了 一股異質化的本土性對抗力量，其主要來自於後殖民臺灣社會在地的 邊緣差異空間和臺灣外省族群離散文化的不斷重建與創新。64
然而，當今所謂的「一個中國」究竟又該如何表述？雙方如何彼
莊坤良，〈迎／拒全球化〉，《中外文學》，第 30 卷第 4 期，2001 年 9 月，
頁 8-25。
Saskia Sassen,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xxxiv.
莊坤良，〈迎／拒全球化〉，頁 8-25。
此界定他者與自我的身分？兩岸如何跳脫「不能沒有敵人」的傳統對 立意識？至於二者對「一個中國」的各自表述方式，是互補性？是對 立性？是分離性？還是某一方包含了另一方？追問到底，二者的各自 表述，是否具有對等性且均具有效性？雙方是互不承認？或互不否 認？還是相互承認？如果二者可以各自表述，那麼前提是雙方都必須 承認對方的主體性與合法性，而且彼此對「一個中國」都必須各具代 表性並兼具責任與義務。但兩岸又該如何從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各自的立場來論述一個中國？實際上，以目前兩岸的政治現實和國 際現勢來看，除非北京當局願意以超越性的他者認識途徑來看待臺 灣，否則一個中國是無法被兩岸充分地各自表述，北京「一個中國原 則」的「認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已在國際社會製造了一種不 完全的話語象徵，讓臺灣對中華民國的表述只能是一種「少數話語」
(minority discourse)，65而不對稱的各自表述結果反而可能掉入誤識
結構的「共同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假象中，這種論述方式顯 然不利於臺灣的定位。因此，在現階段的兩岸關係中，超越性的「中 國觀」只能是兩岸前瞻性的共同認知架構，而尚不足以構成一種制度 性的政治對話或政治安排。
實際上，兩岸間的他者性和自我性是相互依存的，兩岸間的他者 與自我之間的對話、理解與互信，正是兩岸關係實現創造性、超越性 發展的不二途徑。在時代性、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相互交織的兩 岸時空座標中，經由宏觀與微觀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直 接促成了兩岸關係多層次、多向度和多重話語的全面對話。而在此對 話中，兩岸間他者與自我的認知體系、價值信仰和情感態度也將藉由 對話而得以悉數出場，二者在此相會遇而得以實現對「一個中國」超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8-35.
越性和傳承性的歷史轉化，這對兩岸雙方而言，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機 遇與契機。
也因此，面對北京當下的一個中國政策，臺灣必須採取一種足以 抗拒其總體性宰制話語的文化論述方式，但同時卻又不能陷入內部破 碎化或對立化的困境中。這有賴於透過多元實踐的參與來解消全面性 宰制的危機，以及重拾兩岸「共享中國」的傳統價值，即透過兩岸視 域的融合，超越性地建構兩岸「共有中國」(shared China)的共同體。
未來兩岸雙方如果仍只執著於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堅持保守的意識形 態，因而自我封閉，則雙方的意志、認知、理解與同理心將都無法到 達彼岸。也因此，如果兩岸當局希望未來兩岸間能達到實質、完全的 超越性整合，那麼唯一的方式就是從他者的認識途徑出發，建立一種 讓自我「能棲居於多個世界的開放心胸」(our openness to dwelling in many worlds)，以及培養一種「游刃有餘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move among them)。66
總之，如果從他者倫理的意涵來看，在建構倫理性的兩岸關係過 程中，「自我」與「他者」兩者間是可以和平共存、共榮發展，而且 兩者之間是有密切聯帶關係但卻又可各自獨立自主，兩岸間任一「自 我」的主體性都因對岸的「他者」之存在而被確立，而且在這種具倫 理性的兩岸關係中，任一「自我」都必須對「他者」負有責任，而呈 現為兩岸「共有中國」並「共享中國」的新統合形式、互不離棄，彼 此戮力共同促進整體中國的全面發展，而這正足以體現兩岸關係中的 他者倫理關係之真諦。也因此，這種「他者視野」的思維模式，可以 作為再反思、再認識兩岸關係的新途徑。
Hubert L. Dreyfus & Charles Spinosa, “Highway Bridges and Feasts:
Heidegger and Bogmann on How to Affirm Technology,” Man and World, Vol. 30, No. 2, April 1997, p.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