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顯示思考面向的延伸。
以往研究者論及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戀愛」議題與創作時，均提及「戀愛」
本身的外來性，也都同意受到島外理論的影響，卻鮮少說明其內容為何，筆者認 為，若要闡明「戀愛」的發現及其論述的生成，應先回溯其入臺前的理論樣貌，
才可能對照出知識分子們擷取了什麼、又增減了哪些，以轉化為其所需之論調，
例如廚川白村與愛倫‧凱的思想文本雖在五四運動中緣於譯介者誤譯，或配合婦 運目的而產生與原著有所出入的論點，卻也因此發展出具有「中國色彩」的現代 戀愛觀；那麼反觀臺灣，又是如何開展蘊含「臺灣味」的戀愛論述？「戀愛」固 然撼動了臺灣文化的價值觀，但相對地，它也不斷適應著臺灣風土民情而有所改 變，兩者之間的磨合便是本論文將要探尋的焦點。
第二節、前行研究探討
九○年代初，殖民地臺灣文學／文化開始受到矚目之時，研究者便已注意到 報刊社論、文學雜誌內為數眾多女權提升或兩性關係改善的文章及創作，同時也 從中發現到女性問題與婚姻制度檢討、解決脈絡下的自由戀愛提倡，因此欲探討 有關殖民地臺灣「戀愛」的研究概況，應先溯及同時期的臺灣女性解放研究，以 明其開端，繼而回顧其他相關研究，釐清整體的研究框架與走向。
以文化議題為主的研究上，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 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1（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一書，從《臺 灣青年》與《臺灣民報》的諸多評論裡耙梳出二○年代至三○年代初的臺灣女性 解放言論梗概，歸納出當時女性問題的成因為「資本家—殖民者—父權」所造成 的三重宰制2，並將解放的言論分為四個面向：婚姻、教育、經濟、參政3。書中，
1 本書係由楊翠的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
～1932）〉（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1990 年）為基礎之編撰。
2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
時報文化，1993 年），頁 54-65。
3 同前註，頁 170-25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楊翠認為家庭制度的突破是女性解放運動面臨的第一關卡，家族觀念和婚姻制度 改善便成為二○年代初知識分子著眼的焦點，繼而論及「戀愛」的重要性，因此 將「婚姻」、「家庭」、「戀愛」的討論並列於「婚姻自主」的議題之下，三者的緊 密相連自是不言而喻。雖然是否能將「言論」等同於「運動」，仍有商榷空間，
再加上限於女性解放框架之故，僅能說明該時期相關的言論內容發展與轉變，無 法一一細究各議題背後的脈絡意涵，卻有其開創意義，為後繼者提供了開拓性的 研究基礎。
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對女性議題的關注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深掘其背後意涵，如 中西美貴〈挪用現代──大正時期臺灣人民的不同殖民地經驗〉（臺灣大學歷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便是由大正時期的女性論述延伸思考至殖民地統 治認同，中西立基在「女性身體隱喻國家」的觀點上，以大正期（1912～1926）
臺灣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論述為例，分析傳統漢文菁英、新知識分子和一般識字 民眾各自對殖民統治的態度，解構統治／被統治、服從／抵抗的殖民地研究觀點。
論及新民會刊物（新知識分子）的戀愛、結婚議題，中西美貴寫道：「新的男女 關係為他們指示理想的人際關係（男女之間及傳統男女觀）、社會關係（男女與 家庭、家族及社會）及對現實與傳統的不滿，嘗試改造不符自己理想的現況。」
4此外，也進一步提出了其言論間的男女性別位階指涉日臺關係的可能性。
而蔡依伶〈從解纏足到自由戀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則援用了性別研究與史碧 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重新檢視殖民地時期 臺灣知識菁英的女性解放議題，根據時代背景、發言者身份、發言立場與內容，
逐一闡述「解纏足」與「自由戀愛」話語背後隱含的權力關係。「解纏足」運動 看似讓女性解脫自傳統束縛，然而觀其支持言論，一方面受到後藤新平「自然成 體」的身體觀影響，加上男性知識菁英期待女性身體孕育出「文明臺灣人」的想
4 中西美貴，〈挪用現代──大正時期臺灣人民的不同殖民地經驗〉（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5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望，因此認為：「解纏足不是擺脫『束縛』的象徵，反而是讓女人走進更嚴峻的 機制之中。」5此外，「自由戀愛」亦是與女性解放攸關的議題，儘管知識分子大 力提倡、讚揚，但在一九二六年彰化戀愛事件的論戰中卻暴露其矛盾與曖昧，當 理想中的口號實踐為行動、面臨道德兩難時，倡導「自由戀愛」的文協同人為「維 護新文化運動的純潔與高蹈」，反將問題歸咎於事件中的四位女性，斥責其偏離 解放理想。對此，她指出：「在傳統文人、新式知識分子的共謀下，潘貞等人只 能被迫沉默、無語，性別化從屬者的能動主體從而被壓抑了。……這四位女性只 是陷在與殖民者結盟的舊父權體制，和由新男性知識分子所構築的新父權體制之 間，處於爭奪本土領導權的困境裡。這些女人她們身為『主體』——只因為她表 現出『舊』與『新』之間權力交戰的關係。」6這些表面看來是解放女性、實際 上卻是男性權力角逐的論述盛行於二○年代，而後更進一步融入三○年代的大眾 小說文本之中；同時藉由相關的文本分析，發現其弔詭：「這些文本構築出一個 新世界：將男性豎立為新世界的主人，並部署了從屬者女性的位置，建構出她們 對自己的依附性。突然之間，女性幾乎又繞回了原點——『賢妻良母』，只是這 次面對的不是原生家庭的嚴父，而是家庭中的丈夫，或是沒有婚姻關係的情人。」
7總結出當時所謂的「女性解放」，並未讓女性得到實質的權利與自由，反遭父權 機制的操弄，令女性地位更加不堪，對諸多前行研究與普遍肯定當時女性解放言 論的觀點提出反論。
至於研究旨趣相似、但側重於三○年代知識人內在省思的論文則有吳亦昕
〈從吳天賞〈蕾〉看「戀愛」與「殖民地現代化」〉8（吳天賞「蕾」からみる〈恋 愛〉と〈植民地近代化〉）。論文主要聚焦在剖析「戀愛」背後的政治思考，當中 提到：「思及現代文化現象的『戀愛』文化時，雖然包含了或多或少的時差，但
5 蔡依伶，〈從解纏足到自由戀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臺北：臺北教育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11。
6 同前註，頁 112。
7 同註 5，頁 112-113。
8 亦收錄於其博士論文〈帝国の中心で「台湾文学」をつくる：日本語文芸誌《フオルモサ》（1933
～34 年）とその周辺〉（筑波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2008 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仍不可忽略與宗主國同時發生相同『現代』的殖民地現代事實。再者，臺灣特有 的地方風俗或習慣與流行國際的現代現象『戀愛』之間，究竟產生了怎樣的扭轉 或糾結，也是應該關注的焦點。此外，更是無法無視潛藏於『戀愛』文化流行的 背後，傾向『東亞新秩序』，冀求重編民族、階級、性別的帝國日本欲望。」9並 經由分析吳天賞創作之短篇小說〈蕾〉內兩位女性角色──秀蘭和月霞──所蘊 含的複雜形象，揭發隱於戀愛問題之中的殖民地臺灣文化的「在地化」、「日本化」
與「現代化」三者角力糾葛，並從中說明吳天賞跳脫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矛盾 關係，試圖尋找出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可能性殖民地臺灣的「戀愛」議題。不過研 究方法是透過輿論或小說文本的自由戀愛表述，解析新知識分子隱藏於「戀愛」
之下的政治或性別意識型態，以理解知識分子的內省。
文學研究的部分，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作品研究》（臺北：文史哲，
1995 年），將殖民地時期臺灣人作家背景、主辦刊物、小說作品做一統整性的分 析，其中第三章（日據時代臺灣小說蘊含的思想內容）第四節「關懷婚姻情愛之 自主」便提及受到新思潮影響，婚姻愛情觀也出現有別於往昔的變化，並簡扼描 述新文學小說中戀愛與婚姻主題的表現，並總結道：「二、三○年代許多作品所 標榜的是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愛情小說所追求的是『自由戀愛』，而非傳統的 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女性的覺醒、解放觀念也揚棄了三從四德，而強調男女平 等權利的爭取。」10肯定自由戀愛對兩性平權的啟蒙意義。因著重在確立新文學 研究的主體框架，所以書中僅初步梳理各文本的主題意識，未能詳盡探究其內涵，
但該著作鉅細靡遺地挖掘、介紹臺灣人作家的新文學作品，為後續的研究者奠定 良好的基礎。
9 「モダン文化事象として〈恋愛〉文化を考えるとき、多少の時差を含みながらも、宗主国都 市部と同じ〈近代〉を同時に発生する、植民地近代のありようが問わ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また、台湾特有のローカルな風俗や慣習と、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でモダンな現象としての〈恋 愛〉との間にどのようなねじれや葛藤が生じるのかも、注目されるべき点である。さらに、
〈恋愛〉文化の流行の背後には、「東亜新秩序」に向けて民族・階級・ジェンダーを新たに 再編しようとする帝国日本の欲望が潜んでいることも無視できない。」吳亦昕，〈吳天賞「蕾」
からみる〈恋愛〉と〈植民地近代化〉〉，《日本語と日本文学》47 号（2008 年），頁 62-63。
からみる〈恋愛〉と〈植民地近代化〉〉，《日本語と日本文学》47 号（2008 年），頁 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