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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劉子》的禮法思想
《劉子》的禮法思想，主要表現在〈辯樂〉、〈貴農〉、〈愛民〉、〈從化〉、〈法 術〉、〈賞罰〉這幾篇。其主要思想內容可分為「愛民」與「治民」兩部分，從這 些篇章中，剖析《劉子》從「愛民」思想的角度出發，透過「禮樂」的教化與「法 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實施法治制度的方法來「治民」的思想理路。《劉子》心 目中的禮法社會，是一個「德主刑輔」的社會，因此談《劉子》的禮法思想，首 先由「愛民」的思想談起。君王必須先能愛民，百姓才能接受教化，而教化的方 式，則分為積極的禮樂，與消極的法治兩方面。本章擬由這樣的探討，來分析《劉 子》的禮法思想與儒家及法家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以民為本的愛民思想
《管子》曾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1」要使百姓能接受禮樂的教化，首先要能使百姓衣食充足，基本的需求得到滿 足，百姓感受到在上位的君王「愛民」，自然也就能夠接受禮樂的教化，如此在 上位者能「愛民」，居下位者自然地「從化」，進而能達到「政安民和」的結果。
因此本節討論《劉子》的民本思想，分別從「君愛民」及「民從化」兩個面向來 討論。
一、君愛民之本在重農輕賦
《劉子》講愛民思想，先談到君王與百姓的關係，以及君王愛民的原因，接 著討論君王愛民的具體內容，最後談到君王若能如此愛民，則百姓自然也會樂於 為君王犧牲。
談到君王與百姓的關係，《劉子‧愛民》開篇即說：「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
君者，民之天也。2」又說「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3」君王就像百姓的天，
又像百姓的父母，關係至為密切。所以《劉子》接著闡述君王必須愛民的原因：
天之養物，以陰陽為大；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
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政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 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埆無葳蕤之木，
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小絃絕，則 大絃間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為
1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牧民》，(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 月第 1 版，2006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頁 2。
2 楊明照校注，陳應鸞增訂，《增訂劉子校注‧愛民》，頁 222。
3 《增訂劉子校注‧愛民》，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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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4。
上天滋養萬物，是以調和陰陽寒暑的方式，才使得萬物利於生存；君王也必須能 愛民，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如果君王不能愛民，就好像濁水中見不到搖尾優游 的魚、在堅硬貧瘠的土地中長不成茂盛的樹木一般，民俗也將受到敗壞；又好像 腳寒了連帶使心臟受到損害，百姓若勞瘁，國家也會受到傷害。《劉子》運用這 一連串的比喻，說明君王必須愛民的道理，若能愛民，則國家也能因此得到安寧。
《劉子》接著又論述道：
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 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
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5。
以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來說明百姓與君王實為一體，沒有見過父母或子女單獨一 方富有的，同樣的，也沒有見過君王或百姓單獨一方富有的。明白這個道理，君 王就應該要愛護百姓，處處替百姓著想。
而「君愛民」的首要之務便是使民富，所以首先要「重農桑」，滿足百姓的 生活基本需求，並能使百姓富足；其次要「薄賦稅、省徭役」，讓賦稅與徭役制 度都能合度，讓百姓能承擔得起；另外，還要「省刑罰」，在政令上的刑罰也要 有合理的規範，如此，為君者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百姓自然受到君王的感召 而接受教化。
中國以農立國，因此自古即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因此《禮記‧祭統》即曾 記錄天子、后妃親自耕田與織布6，藉著這樣的「宣誓作用」以身作則，使百姓 感受到君王對於農桑的重視，也因此能使百姓勤於農桑。孔子在為政上的主張，
也是要先使民富7，《孟子》與《荀子》則強調「不違農時」8，《管子》在農事上
4 《增訂劉子校注‧愛民》，頁 224-227。
5 《增訂劉子校注‧愛民》，頁 228-229。
6 《禮記正義‧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天 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 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祭統》，(台 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頁 1573。
7 如《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集注‧子路》，(台北：鵝湖出版社)，1984 年 9 月，頁 143。
8 如《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 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荀子‧王制》：「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華榮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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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特別強調「積粟務本9」；《劉子》則寫了〈貴農〉專章，結合前人的論述，來 討論農事的重要：
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
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砂石 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
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 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
霜雪巖巖，苫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10。
《劉子》生活在講究門閥制度的東魏北齊時代，當時許多門閥權貴多不事生產，
只重視物質生活的享受，《劉子》提出「重田蠶而輕珠玉」的主張，除了具有「實 用目的」的意義之外，其實也是具有修正當時社會風氣的正面意義的；《商君書》
曾說過，「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11」《劉子》所生存的時代正有這樣 的狀況，游食的人比從事生產的人還多，所以《劉子》也說：「穀之所以不積者，
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12」所以他期盼在上位的君王能導正這樣的惡習，
將農桑視為本，其它的珍玩視為末，要強本節末，重視農桑，才能使百姓能真正 安居樂業。《劉子》也強調「儲備糧食，以備非常之需」的重要性：
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 之蓄；及遭洪水，七年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13。
無論在上位者多麼重視農桑，若不能夠積存足夠的糧食，則無法應付未能預知的 天災，所以《劉子》認為，唯有積存足夠的糧食，才能應付突然而來的荒年，也
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 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 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見《四書章句集註‧孟子集注‧梁惠王上》，頁 203；
李滌生，《荀子集釋‧王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2 月初版，1991 年 10 月第 6 次 印刷，頁 180-181。
9 如《管子‧治國》：「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 俗易習，毆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
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見《管子校注‧治國》，頁 926-927。
10 《增訂劉子校注‧貴農》，頁 214-218。
11 商鞅撰，張覺校注，《商君書校注‧農戰》，(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 5 月，頁 31。
12 《增訂劉子校注‧貴農》，頁 220。
13 《增訂劉子校注‧貴農》，頁 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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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安定民心，使百姓歸心。《禮記‧王制》14、漢初賈誼〈論積貯疏〉15， 以及前述《管子》的言論，都強調「儲糧備需」的重要性，《劉子》的思想，顯 然承此而來。
除了重視農業之外，一個賢能聖明的君王，必定以仁愛之心來為百姓著想，
儘量減輕百姓的稅賦；對於力役則儘量省免，且儘量不影響百姓耕種、豐收的農 時；在刑罰方面，力求寬大，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因此《劉子》綜合地說：
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 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 國富，而太平可致也16。
劉子所生存的東魏北齊時代，在魏武西遷的神武時期，雖戰事連年，官倉貯積尚 稱充實，賦稅也輕，但是到了文宣帝執政後期，不但刑罰酷濫，在賦稅徭役方面 且規定「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又因吏道成奸，所以「戶口租調，十亡六 七。」而且「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天保末年，因頻頻 發生歲饑，米價不斷高升，河清年間，又頻頻發生大水患，穀價也因此上揚，雖 然朝廷開倉賑災，但貴價以糶，對百姓而言，根本沒有幫助，饑饉只有更嚴重，
加上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這樣的情況直到廢帝時才稍有舒緩。賦稅徭役方 面，東魏時期，闕於徭役，到神武時才加入租調制，但也只是輕稅而已。但文宣 天保末期之後，因戰事需要，加強租調，河清年間規定只有六十歲以上才能免力 役，六十六歲以上才能免租調。每年春月，都要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後主天 統中，為了修玳瑁樓等各樓臺佛寺，勞役鉅萬計，且所費不貲，便以九州軍人常
加上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這樣的情況直到廢帝時才稍有舒緩。賦稅徭役方 面，東魏時期，闕於徭役，到神武時才加入租調制，但也只是輕稅而已。但文宣 天保末期之後，因戰事需要，加強租調，河清年間規定只有六十歲以上才能免力 役，六十六歲以上才能免租調。每年春月，都要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後主天 統中，為了修玳瑁樓等各樓臺佛寺，勞役鉅萬計，且所費不貲，便以九州軍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