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二節 匯率轉嫁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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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條件變異數。
第二節 匯率轉嫁影響因子
除了探討台灣匯率轉嫁的時間變動趨勢，本文另外一個重點，即希望找出造 成匯率轉嫁隨時間變動的原因。過去也有許多文獻對此議題做相關研究，而本文 將可能的影響因子歸納如下:
一、通膨環境。Taylor(2000)首先提出匯率轉嫁的高低與通膨環境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在低通膨或是貨幣政策環境較為可信的環境下，如採取通貨膨脹目標 機制(Inflation Targeting regime)，廠商預期匯率波動造成的生產成本變 動不會持續太久，因為政府會採取貨幣政策穩定物價，因此較願意吸收匯率 變動產生的成本，降低匯率轉嫁程度。反之，在高通膨環境下，廠商會預期 匯率波動造成的生產成本變動將持續一段時間，自然提高將匯率變動成本轉 嫁至產品價格上的程度。此後，許多文獻開始利用不同資料及方法檢驗匯率 轉嫁與通膨環境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如 Gagnon and Ihrig(2001)與 Choudhri and Hakura(2006)使用不同國家資料，皆得到匯率轉嫁與通膨環境呈正相關 的結論。然而，Campa and Goldberg(2005)則發現兩者無顯著相關。此外，
過去在探討通膨環境與匯率轉嫁關係時，通貨緊縮的部分普遍被併入低通膨 區間，而林柏君與吳中書(2013)則認為，若匯率轉嫁與通膨環境呈正相關，
即「高通膨高轉嫁，低通膨低轉嫁」的關係成立，則意謂通貨緊縮將造成較 低的匯率轉嫁程度;但對於處於物價持續下跌且利潤遭受嚴重侵蝕的廠商而 言，在通縮環境中降低其匯率轉嫁程度將加重其成本上的壓力，似乎有違一 般直覺，因此應將通縮環境加以區別，其實證結果也顯示，通縮環境下的匯 率轉嫁程度顯著大於低通膨環境。而本文擬根據過去文獻，並加入林柏君與 吳中書(2013)所提出之觀點，探討台灣通膨環境與匯率轉嫁之關聯性。
二、匯率波動。Devereux et al.(2004)將出口廠商的訂價行為內生化，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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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的選擇會受到匯率波動程度的影響，廠商為了要穩定收入，會選擇波動 度相對較低的幣別訂價。若本國匯率波動較大，外國出口廠商較傾向以生產 者國家的貨幣計價，此即生產者訂價法(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簡稱 PCP)，使得匯率轉嫁程度提高。若本國匯率波動較小，外國出口廠商傾向以 進口國貨幣計價，此即本地訂價法(local currency pricing,簡稱 LCP)，
將使得匯率轉嫁程度下降。由以上可知，本國匯率波動程度似乎與匯率轉嫁 有著正向關係，本文也將探討台幣匯率波動對匯率轉嫁程度的影響。
三、進口滲透。根據傳統開放經濟模型，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簡稱 PPP)與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匯率變動將完全轉嫁至進口價格。
Dornbusch(1987)則提出市場取價理論(Pricing to Market Theory)，並將 模型設定為不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廠商可調整其成本加成(markup)，而這就 可能使得匯率發生不完全轉嫁的情況。如當進口國貨幣貶值，外國出口廠商 可能為了要維持市占率，調整其成本加成，使得匯率變動所產生的成本並未 完全反映至價格上。因此，當進口滲透程度越高，代表進口國市場更加開放、
更加競爭，即更接近完全競爭市場的情況，將使得匯率轉嫁程度提高。反之，
當進口滲透程度減弱，代表進口國市場競爭程度降低，廠商越有能力調整其 成本加成，使得匯率轉嫁程度下降。由以上我們可以推論，進口滲透程度似 乎與匯率轉嫁程度有著正向關係。
四、進口組成。對於不同產業呈現不同的匯率轉嫁效果，大部分的相關研究認同 各產業的匯率轉嫁是獨特的，且應該不因國家不同而有所差別。Campa and Goldberg(2005)認為整體匯率轉嫁程度的變化，主要來自於進口品組成份子 的改變。其實證結果顯示，能源類產品的匯率轉嫁程度相對高於其他進口品 分類，製造類產品的匯率轉嫁程度則相對較低。若製造類產品的進口份額上 升、能源類產品的進口份額下降，將會使得整體匯率轉嫁程度減弱。因此，
進口組成的改變，可能也是影響匯率轉嫁隨時間變動的原因之一。
五、中國快速崛起。中國政府近年來頒布許多政策支持產業對外擴張，而中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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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挾帶其成本、價格優勢，對其他國家造成嚴重威脅。此外，中國的匯率 制度使得其出口廠商較不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其他國家為了與中國競 爭、維持市占率，會較願意承擔匯率變動成本，使得整體轉嫁程度下降。
Marazzi and Sheets(2007)認為中國佔美國進口份額比重快速提升，是導致 美國匯率轉嫁程度減弱的可能原因之一。其實證結果顯示，在 1985-1994 與 1995-2004 兩段區間，美國各個進口分類的匯率轉嫁程度變化與各個分類 的中國進口份額變化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即當某進口分類的中國進口份額 增加越多，其匯率轉嫁程度就下降越多。而近年來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 存度大幅提升，出口中國占整體出口比重從 2000 年的 2.89%上升至 2014 年 的 26.3%，中國進口佔整體進口比重也從 2000 年的 4.43%上升至 2014 年的 17.5%，更在 2014 年超越日本，成為台灣第一進口來源國。有鑑於此，本文 認為探討中國佔台灣進口份額變化對台灣匯率轉嫁程度是否造成影響有其 必要性。
為了找出造成台灣匯率轉嫁隨時間波動的主要原因，本文透過設立迴歸式，
以 DCC 模型所估計出的動態匯率轉嫁做為被解釋變數，並對以上五點可能影響因 子迴歸，而下章也將對此些因子的變數定義做清楚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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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mulin(2012)及 Arslaner et al.(2014)在衡量相關係數時的資料處理方式，對名目有效匯率指數與進口物價指數取對數後再一階差分。2 各自的匯率轉嫁程度有顯著差異，Campa and Goldberg(2005)實證發現能源類產 品(對應礦產品)的匯率轉嫁程度相對高於其他進口品分類，製造類產品(對應機
3 林柏君與吳中書(2013)依據 Rogoff(2003)的看法，認為 CPI 有衡量上的誤差，當通貨膨脹率 小於 1%時，其實就已經透露出通貨緊縮的訊息，所以本文將通貨膨脹率小於 1%視為發生通貨緊 縮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