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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 、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現象 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現象 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現象 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現象
運用上述的概念的確有助於我們分析台灣政治環境中的族群現象。族群政治 的出現，根據上面的討論，主要是──族群成為社會中普遍被接受的社會分類，
並以此作為詮釋社會事件的主要根據，從中並衍生出競逐「團體光榮」與伸張「我 族權利」的內涵，選舉過程中，投票支持與我相同族群類屬的人，成為可觀察到 的族群政治的明顯特徵。
據此原則，我們認為台灣族群政治的現象，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確日趨複雜。
根據王甫昌的分析，他認為，1992 年可以說是台灣族群政治的分水嶺。因為，具 有實質國會權力的立法院，在該年年底進行了 1949 年政府遷台以後首度的全面改 選；它象徵著台灣政治權力結構在民主化、及本土化進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就台 灣的政黨競爭來說，國會的全面改選，也使得過去反對運動及現在的反對黨，因 為目標的達成而失去長期以來最有力的挑戰訴求之一。（王甫昌，1997：160）這 種說法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
台灣的反對運動從 1970 年代末期，開始起來挑戰國民黨的威權控制體制以 來，「民主化」及 「本土化」便一直是最重要的目標。（例如，王振寰，1989）這 兩項針對台灣過去帶有族群不平等意涵的政治結構，而形成的目標，使得台灣的 反對運動具有前述族群運動的特性。（王甫昌，1994；林佳龍，1989；Chang, 1989）
這項特色最明顯的表現在絕大多數的外省籍的民眾24都不支持反對運動（或後來的
要的「族群敵人」當選的前提下，如果（選前的氣氛或民意調查顯示）自己族群的候選人沒有勝 選把握，族群運動的支持者甚至願意放棄自己的候選人，而轉向支持比較有希望勝選的「次要敵 人」（通常必須是自己同族群、但是不同政黨的候選人），以確保「主要敵人」的落敗。
24 這裡所謂「外省籍的民眾」，是採取台灣一般俗民認知的界定標準──也就是父親是 1945 年以後 由大陸移入台灣的外省籍人士。這項俗民的認知，其實是源於國民黨政府以戶籍法界定台灣民眾 的「籍貫」的認定方式而來。不過這種官方正式界定的方式，早期由於和政治權力分配的方式、
語言與文化差異的界限有關，因此漸漸為一般民眾接受，成為一種有效、而且並不會造成混淆的 族群分類。作為採取這樣的界定方式，只是因為它在分析上與俗民認知一致，並不表示作者認為 它是適當的、或是可欲的。
民進黨），而支持國民黨。一些經驗性研究指出，在新黨尚未出現前，外省籍的民 眾認為國民黨最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而民進黨最不能如此；（徐永明、范雲，1994）
新黨出現後，則變成是新黨最能代表外省人的利益。（沈筱綺，1995）這樣的族群 政治支持狀況，和反對運動的運動論述中，將國民黨界定為壓迫台灣人民的外來 政權，並鼓吹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有關。（王甫昌，1996）
反對運動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中，以強調「我們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自 我認定，來對抗國民黨；而在國民黨中外省籍箐英的詮釋下，這項挑戰被界定為 是對於外省人政治權力優勢的直接攻擊25。尤其是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通常牽涉 到四十年未改選的國會對於台灣政治發展，到底是有貢獻還是構成阻礙的論辯。
（張茂桂，1993；Chang, 1994）雙方在爭論此一議題時，都使用了族群分類的修 辭，透遛媒體的大幅報導後，導致政治菁英之間的本省人/外省人之省籍區分，發 生了向下對一般民眾動員的效果。這使得外省籍的民眾，將反對運動對於國民黨 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所建構出來的權力結構的挑戰，視為是對於我群光 榮感的挑戰，以及對於「外省族群」對台灣社會的貢獻之質疑。
隨著 1990 年國民黨的「二月政爭」，1991 年終身國代與立委的退職，使得國民 黨的外省籍菁英逐漸感受到自己在國民黨中成為非主流派，而與國民黨內的主流派 漸行漸遠。1992 年非主流派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共同組成「新國民黨連線」為國民 黨的分裂種下前因，也成為後來「新黨」的前身。新黨的出現與訴求，使得台灣族 群政治的發展有了新的轉向。如果說，1992 年前台灣的反對運動具有濃厚台灣意識 的色彩，那麼，新黨的出現，則是對這股台灣意識的防制，就新黨在成立時所提出 的目標，及其合理化其政治訴求的理由來說，新黨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極具中國意 識的族群動員，這點我們可以從其訴求目標，及動員支持者的方式，來加以了解。
25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1990 年擔任立法院長的梁肅戎，3 月下旬在面對同黨的本省籍增額立委 要求終身立委退職時，聲稱：「本省籍立委排擠外省籍及僑選立委」；他並透露曾向李登輝直陳：
「本土化應適可而止，否則就是台獨化了」；並說：「外省人現在已人人自危了」（見《首都早報》， 1990 年 8 月 20 日，第 12 版，〈省籍情結鬥爭的連續劇〉之報導）。
新黨前身「新國民黨連線」於 1993 年 3 月 13 日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宣布成 立政團時，所揭櫫的政團綱領是「驅逐台獨、推翻獨裁、打倒金權、平均地權」（《中 國時報》，1993 年 3 月 14 日，第三版）同年 8 月 10 日成立時的組黨宣言中，則以
「反金權、反台獨、毀黨造黨」做為主要訴求。（《聯合報》，1993 年 8 月 11 日）
因此，「反台獨」可以說是新黨最鮮明、也最重要的訴求；他們甚至不惜使用「驅 逐」的字眼來表達反對台獨的立場26。這種立場基本上是對於他們所認定的民進黨 的「台獨」主張，及國民黨主流派的「獨台」作為，而產生的對抗行動。他們明 白的以國家認同的符號及情操，來昭喚民眾的中華民族意識，以對抗台獨勢力的 擴張。
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由於在同年 4 月間，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 郎的專訪時，以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的身分說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國民黨 也是外來政權、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等等充滿民進黨版本台灣意識的言論，
經過台灣報紙將譯文披露，已引發新黨成員及一般民眾中央中國意識者的強烈不 滿27，於是在接下來的市長選舉過程中，新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趙少康，遂將其競 選策略，定調為「中華民國保衛戰」，（參見陳錦榮，1995）最後的確也達到拉攏 特定族群的效果。
26 1993 年 3 月 14 日，「新國民黨連線」欲前往高雄中學舉辦宣布成立政團的第四場國是說明會，
遭到高雄地區民眾及民進黨員的反制，發生衝突事件。事後雙方在接受訪問時，反制的一方認 為，除了過去新連線其他的作為的歷史因素外，高雄事件的導火線是：新連線的成員不應該提 出「驅逐台獨」這樣的刺激性字眼，並且打算在與「二二八事件」有深厚歷史淵源的高雄中學，
進行這種挑釁式的宣示活動。對於「驅逐」一詞的使用，趙少康說原先是為了紀念總理逝世（國 民黨的總理孫中山），為了要呈現他的精神，而用國父當年在興中會時提出的十六個字（驅逐韃 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將其中的「驅逐韃虜」改為「驅逐台獨」；他並說不是 要將主張台獨的人驅逐，只是表達反對台獨之意見。（見《新新聞》，1993）
27 參見 199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自立晚報》獨家披露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李總統與日 本司馬遼太郎對談〉。
趙氏在 10 月 2 日的電視辯論一開始，即以中華民國將亡於台獨的危機作為訴 求，他說：「全國同胞們：台灣就要毀滅了，…今天這場選舉，不僅是台北市長的 選舉，同時也是中華民國與台灣共和國的選舉。」並在 11 月 20 日的公辦電視政 見會中，指出李登輝是「急獨」，有台獨時間表。透過電視媒體的轉播，這些說法 及作為激起了相當兩極化的反應：它們一方面拉高了趙少康在台北市長選舉中的 民調支持聲勢，（梁世武，1994：113-116）另一方面也令反對趙少康的民眾更覺得 備受威脅。
在選舉活動進行期間，除了候選人之間的彼此攻擊外，許多民眾也被菁英動 員去從事一種類似「分類競爭」的社會比較活動，因而相當投入選舉的活動。例 如，新黨菁英對支持陳水扁的「全民計程車司機」進行塑造「刻板印象」式的抨 擊，新黨的市議員候選人秦儷舫（秦晴）甚至在電台上發起拒搭「全民計程車」
的運動；對於民進黨支持者在參與群眾活動時「穿拖鞋、吃檳榔、攤販充斥、滿 地垃圾」的不屑，以及對於新黨群眾活動的「井然有序、沒有攤販、不留垃圾」
的社會比較的強調。相對的，民進黨的菁英也以「中共同路人」、「不愛台灣」、「挑 撥省籍情結」等等罪名，攻擊新黨。這些互相的刺激，也更加促成支持者之間緊 張、對立的亢奮情緒。
最後，新黨的候選人雖然沒有贏得選舉，卻確實由國民黨挖了不少選票，尤 其是眷村的票28。根據王甫昌的調查，在這次選舉中，如果扣除本省客家人的市長 選擇則介於兩者之間，但是比較接近本省閩南人的模式。以上這些百分是未將「拒 答者」、及「未投票者」的問卷，則本省閩南人投給陳水扁的比例是將近六成，而 外省人投給趙少康的比例高達七成。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陳水扁的選民有 94%
28 陳陸輝（1994）對於台北市長選舉中三位候選人在眷村里得票狀況的分析顯示，雖民進黨的陳 水扁最後得到 43.7%的選票，新黨的趙少康只有 30.2%，國民黨的黃大洲則只有 25.9%，但是，
陳氏在眷村里的得票率遠低於他在非眷村里的得票率，趙氏則剛好相反，而黃大洲則全部殿後。
陳氏在眷村里的得票率遠低於他在非眷村里的得票率，趙氏則剛好相反，而黃大洲則全部殿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