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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 、族群政治與民主鞏固危機 族群政治與民主鞏固危機 族群政治與民主鞏固危機 族群政治與民主鞏固危機
在傳播、科技、資訊、與人才日益流通的全球化世界中，國與國之間的互 動交往也愈來愈頻繁頻繁緊密，在當代國際環境中，我們可以說，幾乎沒有一 個國家的發展，能獨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
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它的發展軌跡都可納入全球角度來加 以觀察。
而根據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分析，台灣是屬 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32，這波民主化浪潮主要始於 1974 年南歐，隨後越洋 湧進拉丁美洲及亞洲地區，並在 1989 年衝破共黨鐵幕而達於頂峯，該年中歐及東 歐共黨政權相繼崩潰，蘇聯共黨政權也隨後瓦解。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迄今已蔓 延至四十多個國家，其發展之速度與涵蓋之地理與人口範圍，都是空前的33，也因
32 在杭廷頓的著作《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他將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分成三個歷史波浪；
第一波是 1828 年至 1926 年之間，以西歐及美國為主；第二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60 年代初，
包括戰敗國日本、西德、義大利，以及南歐、拉丁美洲、與亞洲等一些國家；而第三波則始於 1974 年葡萄牙軍事政變，推翻獨裁政體之後，在南歐、拉丁美洲、東亞、前蘇聯、以及東歐出 現的政體轉型。（Huntington, 1991：15）
33 有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的範圍，有不同的認定，四十幾個國家是比較保守的認定，參見
此，有樂觀的思潮正伴著這一連串民主化事件而生，認為此刻一場全球性的民主 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就如福山（Frank Fukuyama）所言：「我們可能正走向 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 態。」這樣的想法的確令人期待，意識形態的終結，暗示著人類不必再因價值立 場而兩極對立，世界和平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歷史的發展是否如此單純地將循 一線進行呢？杭廷頓本人倒不是如此樂觀，他舉兩次世界大戰為例，每次人類社 會的重大衝突有了某種程度的解決，就會瀰漫一股樂觀的氣氛，然而結果都不如 想像中美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曾被認為是結束所有戰爭的一場戰爭，且是 為民主政治提供一個安全國際環境的一場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羅斯福 總統更聲稱：將會終結藉由片面行動、拒斥性聯盟、權力平衡以及其他權宜性措 施所構成之體制──這個人類已經嘗試數個世紀但卻屢遭失敗的體制，我們將會 擁有一個由愛好和平國家所組成的全球性組織來取而代之，建立並發展一個「永 久的和平架構」。但是，結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並使本世紀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為之倒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卻衍生出一場真正 全球性的冷戰。（杭廷頓，1997：49）
鑒於此種前車之鑑，杭廷頓提醒我們，面對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我們雖 然樂觀，但也必須以審慎的態度來因應，畢竟，前兩波的民主化浪潮最後都是 在民主體制瓦解的逆流下終結，而每當民主逆流出現的時候，就是人類自由、
國際和平、以及自由價值遭受傷害的時候，它們更分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起、以及 1960、70 年代殘暴軍事獨裁統治的興起。
時至今日，我們也觀察到，在國際社會中，第三波民主化的動力到了 90 年代初，
都開始出現明顯的衰退現象。在 1972 年全世界由「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歸類為充分「自由」的民主國家只有 42 個，到了 1991 年大幅增加到 76 個。但 從 1991 年開始總數沒有任何成長，而且在相對比例上還出現小幅的倒退，民主 國家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所佔的比例在 1991 年是 41.5%，在 1995 年是 39.8%。
（Diamond, 1996：26-28）此一停滯不前的現象，根據戴蒙（Diamond）的分析，
主要是因為第三波民主化中廣度大於深度的現象，雖然許多國家都擁有了民主 的形式（如：民選的政治領袖、議會、言論自由），然而，就民主的實質與意涵
Diamond, 1996：23-27。
（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憲政精神、法治原則），卻少有人探究與奉行。
杭廷頓提到三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杭廷頓，1997：52-55）我們在台灣也都能 觀察得到：
首先是族群對立激化的問題。選舉制度的引進使得政治領袖必須競逐選票，
而在許多的情境下，政治領袖贏得選票的最簡便方法，就是訴諸於部落、族群、
種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如此將連帶導致社群及族群間衝突的升高。然而幾乎沒 有任何新興的民主國家，得以透過政治制度的精心設計，來降低政治領袖提出上 述訴求的誘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蘇聯及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政 黨，於首次選舉中就掌握了政權，而終於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類似的情形也出 現在波士尼亞，當地的塞爾維亞裔選民支持塞爾維亞政黨，克羅埃西亞裔則支持 克羅埃西亞政黨，回教徒則投票支持回教政黨，嚴重壓縮具有跨越種族、宗教色 彩政黨的生存空間。基於人們對於家族、信仰及血緣的認同，除非在選舉遊戲規 則的制訂過程中謹慎從事，否則很難避免政治權力的競逐者不以家族、信仰及血 緣關係進行選舉訴求。在台灣，「本省人投給本省人，外省人投給外省人」的口號，
雖然在各黨派皆吶減「族群團結、化解對立」的聲浪下，逐漸消聲匿跡，然而，
若仔細觀察，1994 年、1998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外省籍一致性的投票行為，我們 當不能推斷說，台灣已無省籍歧異。
第二則是，民主轉型國家的好戰傾向。根據曼斯非爾德與史耐德（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對 1819 年迄今，全球戰爭的研究，發現「處於民主轉 型階段的國家變得更具侵略性，並且更容易發動戰爭……而民主參與正在擴張的 威權轉型國家，比處於政治穩定狀態的民主國家及獨裁國家，更有可能發動戰爭。
並且從極權的獨裁體制一舉躍進到廣泛大眾參與的民主體制之國家，例如當代的 蘇聯，在民主化之後的十年內其發生戰爭的機會，仍比繼續保有獨裁體制的國家 高出兩倍」。新興民主國家之所以出現的好戰傾向，其中一部分當然是源自於社群 訴求的相同誘因，這是因為社群的訴求同時也會引發民主化國家彼此間的族群衝 突。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面積不大、而且台灣本少身為一海島，這塊土地具 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因此，使得台灣人民，縱使有著某種程度的族群衝突，但 欲昇高至如蘇聯共黨政體瓦解後，內部成立諸多共和國的獨立戰爭、與共和國與 共和國之間的族群戰爭，實應不致於，惟族群問題若不善加解決，又質變為所謂
「北藍南綠」的社會問題，將會更模糊問題的本質，也使解決問題的複雜度與困
難度都將更形昇高。
第三，民主化通常會涉及到國家對個人行為限制的解除，社會約制力量的鬆 動以及道德標準的不確定和混淆。因而伴隨民主化所必然導致的國家權威之弱 化，社會形成一股無是無非、自由放任的無所謂氣氛。杭廷頓認為，民主化易於 助長社會上的脫序行為，包括犯罪行為的增加和毒品的氾濫，並可能促成家庭的 解體和其他社會集體權威基礎的瓦解。以台灣所曾見到的例子而言，他認為，立 法委員的互毆行為也是其中的一項。有關社會中「無是無非」、「道德標準的不確 定」，相信所有對這兩年來媒體表現曾付出觀察的社會學者，都會有深刻的感受，
選定立場之後，好像「真相」與「證據」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就舉 2004 年總統大選前發生的「槍擊案件」為例，案發之後，我們看到幾 乎所有的電子媒體都下了類似這樣的標題：「扁呂遭槍擊 恐將衝擊選情」、「總 統今午遭槍傷 衝擊選情？！」在一個正常且具互信的國家，國家元首受槍傷，
老百姓最關心的應是元首傷勢、或凶手是誰？因何動機槍傷總統？但是，對媒 體而言，他們似乎更關切的是，槍傷案件是否將影響選舉結果；在槍傷案之後，
行政部門為了平息爭議，不僅公開總統槍傷照片，甚至還請「外國專家」來台 驗傷，即使如此，在電視上仍可看到名立委陳文茜拿著「一位國安人員的心聲」， 大指疑雲重重。（93 年 4 月 1 日晚上中視「文茜小妹大」節目）
民主社會，固然有著「言論自由」，然而，某些不經查證、沒有事實根據的 言論，是否仍得假言論自由之名，大鳴大放？！其實頗值得深思。就如林茲（Juan J. Linz）與史德本（Alfred Stepan）所強調的，在討論民主鞏固之前，我們首要 關心的是，「一個現代的政體，是否能以現代的國家形態出現？」，他們說，「一 個現代的政體，除非以現代國家的形態出現，否則便無法舉行自由的與具有權 威性的選舉，而且選舉勝利者也不可能掌握國家的公權力；另一方面，公民的 權利也不能有效地受到法治原則的保護。」（璜．林茲&阿弗雷德．史德本，1997：
65）當這個政體中的成員，對政體的權威和所應涵蓋的統治範圍，以及人民
（demos）的認同與效忠等問題，存有嚴重的衝突時，將使國家無法建立。沒有 建立現代的國家，就沒有民主可言。
林茲與史德本的見解，運幅用於解釋台灣的狀況，可謂一語中的。從台灣意 識與中國意識的糾結、至當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論述，族群的問題，從意識的差 異、走向群體的認同，當一群社會成員，有著共同的生活空間，卻必須容納著「兩 個國家」的想像時，我想，這對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來說，都有著相當程度的殘
林茲與史德本的見解，運幅用於解釋台灣的狀況，可謂一語中的。從台灣意 識與中國意識的糾結、至當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論述，族群的問題，從意識的差 異、走向群體的認同，當一群社會成員，有著共同的生活空間，卻必須容納著「兩 個國家」的想像時，我想，這對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來說，都有著相當程度的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