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云，身處明清之際的「遺民」，他們雖滿懷故國之思與興亡之慨，
但在「私」與「公」兩種不同的需求中掙扎、徘徊時，他們亦有時希冀尋求 一種自我的合理調適與轉化，甚而有時尚須作出前文所說的「將自我與世界 重新連結」。這時戲曲的特殊「敘寫」功能，便成為他們可以選擇紓解自我 的一種方式。而也正由於此種個人無所逃避、無法抗拒的時代鉅變，以及此 項鉅變對於傳統士人心理上之衝擊，明清之際劇作因此可能經由前朝意識與 易代感懷的抒寫，發展出一種認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44在 明清之際的遺民劇作家中，吳偉業成功之處，在於他將自己透過戲劇的方式，
發展成一個不斷呈現的「活動中的人」。他將自己的意識之流，依時空的維 度虛擬、分割成各自的處境，卻在意識之流的背後，使人依稀彷彿地感受到 那無法不說為「一體」的自我。他不斷地將自己重新投入與「此一時」、「此 一境」截然不同的「另一時」、「另一境」，從那裡他藉著「痛苦的延續」
重新經驗了他自己，並且將它展示出來。
事實上，在時代衝擊下，吳偉業個人所經歷的矛盾與痛苦，在當時絕非 一種心理上的特例。他身上所顯現的「自我辯解」，在清初的文人士大夫中 不乏可以觀察到其他案例。這些文人透過作品創作出關於他生命中不同面相 的記載，凸顯其生命所具有的敘事關聯之「多元性」面貌。在他們自我記憶 中的「事件」，就是他個人生命中所保有的重要記憶，而他們所經歷的激烈 轉變，與他們對於自己的期望，皆在其自我傾訴的過程中，完成了一個作者 心中所認定的「單一自我」（single self）圖象。所以作者在經歷「價值感頓 然消失」後所造成的人格割裂，乃至意識的徬徨，與其內心期待回復與世界 重新連結的渴望，在某種程度上，皆混淆成一種不易釐清的「糾結」。故當 他嘗試以「敘述」的方式來呈現自我的時候，他其實是如治絲般，希望選擇
44 此處所謂「認同的政治」，意指有關於身分認同的政治性討論。Cf. Andreas Huyssen,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Holocaust’and‘West German Drama,”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4-114.
了一特定的角度，不斷抽繹，來重新探索自己。就劇作家而言，這種回顧的 角度，因為在本質上，是伴隨著戲劇情境所展演的「時空想像」來進行配合 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亦時時引領著「說故事的人」，因而這一項自 我的深掘，在面對外顯的意識變異的軌跡之外，亦須面對潛藏著的「意識」
與「潛意識」的不斷滲入。所以我們與其說這種敘述是一種單純的「揭示」，
不如說它是「自我」的一種發展，或自我治療的一種方式。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別署灌隱主人、大雲居士，江蘇太倉人。明 崇禎四年（1631）進士，授受翰林院編修。福王時拜少詹事，與馬士英、阮 大鋮論事不合，乞假歸田。入清後杜門不出。順治十年（1653），應詔赴京，
官至國子祭酒。十四年（1657），以母病辭官，家居終老。吳偉業在政治上 頗遭後人譏評。從他的生命歷程觀之，特殊的恩寵榮辱，特殊的時代磨難，
使這位先後侍奉兩朝君主的士大夫文人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吳偉業與 崇禎皇帝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崇禎四年吳偉業應試雖以一甲二名 及第，但朝中頗有人不服，主試官周延儒把他的試卷進呈御覽，崇禎皇帝親 閱之，首書「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字，而後人言始息。45吳偉業在崇禎朝 先後任編修、東宮侍講、中允諭德、左庶子等職，得近天顏，是他一生中最 為光輝的時期。甲申之變，李自成率兵入京，崇禎縊死煤山，吳偉業其時恰 在鄉里，聞國變訊，「號慟欲自縊，為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 死其如老人何？』乃已」自此就痾彌劇，病店兩月，幾不自支。46此後他懷著 匡復社稷，重整山河的決心，並應南京弘光朝之詔，出任少詹事。然而，卻 受到權臣馬士英、阮大鋮之流的排擠。於是他請病而歸，潛居鄉間研讀經史，
潛心創作。明清易代，世變滄桑，吳氏因負天下重名，遭清廷威脅逼迫，然 因「老親懼禍，流涕催裝」，47未能堅守其志，遂扶病出仕，出任秘書院侍 講，後升任國子監祭酒。這一出仕，使得他痛失名節，悲恨以終。清末劉聲 木（1878-1959）論吳偉業說：「人生一有係念，必不能以節烈稱。祭酒所係 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義，得享令名。」48
45 參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 42。
46 同前註，頁 135、140。
47 同前註。
48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8，頁 160。
康熙十年（167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吳偉業去世，年六十四歲，他的臨 終遺囑所云：
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為天下大 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于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
「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49
可謂蘊含深意。「斂以僧裝」，一則是履行他生前未曾實踐的允諾。蓋甲申 變後，偉業曾與王翰有共同出家之約，失約未行。偉業表示自己將「不負吾 師言，十年踐前諾」。50二則以出家表示自己愧罪懺悔的心情。而且自己即使 不能以明朝衣冠入葬，至少也可用僧服裝斂，可謂用心良苦。鄧尉靈巖多古 英雄墓地，明末的遺民常立願以靈巖為埋身之地，以表明其滿腔忠君愛國之 心與古英雄相同。偉業之意，大抵也是如此。而墓前圓石題「詩人吳梅村之 墓」，則是要以詩人的形象留給後代，雖然不幸淪為「天下大苦人」，但
「詩」是永恆的原鄉，也是永恆的歸宿。
但是，從乙酉南都崩潰到順治十年被迫出仕新朝，在這期間，吳氏曾有 機會在江南度過了八年的隱逸生活。他的戲曲創作《臨春閣》、《通天臺》
與《秣陵春》皆是他在這段隱居故鄉期間，宣洩苦悶，抒發衷懷的作品，誠 可謂「幽憤慷慨，寄寓極深」。吳偉業歷經國破家亡的鉅痛，鬱結於胸中的 興亡感慨使他不能自已，尤其是眼見著大清帝國的統治日漸鞏固，故國復興 已無希望。吳氏雖沒有為明朝殉節，對朱明王朝畢竟有著難捨的懷念，此種 感情隨著隱居鄉間難捱的寂寥苦悶而日益強烈，似乎只有戲曲創作的
「委曲盡情」才能將之痛快地宣洩出來。《花朝生筆記》曾說，夏完淳
（1631-1647）〈大哀賦〉流布後，「吳梅村見之，大哭三日，《秣陵春》傳 奇之所由作也」。51 此賦蒿目時艱，敘述亂離，頗類北周庾信的〈哀江南 賦〉，其中敘述南京淪陷、弘光朝覆亡的部分，一字一淚，尤慘絕千古。此 賦觸發了吳氏心中的感慨，遂形諸筆端。
吳氏創作戲曲主要集中在順治九年（1652），這正是他出山歸順的前一
49 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收入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下 冊，頁 1406。
50 吳偉業，〈贈願雲師〉，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冊，頁 17。
51 引見蔣瑞藻（1891-1929）編，江竹虛標校，《小說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卷 5，「《秣陵春》第九十一」，頁 153-154。
年，也是吳偉業個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清朝一統江山後，對知識分子 採取了懷柔、威逼並用的政策，大批的故明遺民恐懼清廷的迫害，且又禁不 住高官厚祿的引誘，紛紛變節投降。順治九年，吳偉業隱居故鄉已整整八年，
這其間，他不斷檢討自己的未能殉國，同時也在詩歌中反覆表達自己的故國 之思與懷才不遇之感。清廷下詔舉薦各地「遺逸」人才，像吳偉業這樣一個
「名滿區宇」的先朝遺臣、文壇宗主，對漢族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號召力，
自然更成為清廷竭力網羅的對象，而一些已經出仕清廷的舊識如陳之遴、陳 名夏等也極力想邀他復出，分擔自己心頭的愧疚之感。對於此一動向，吳偉 業雖早有預感，但當他獲知被舉薦的消息，仕清壓力真的施加到身上之際，
他還是深感恐懼、愁悶與煩憂。他深知，只要邁出仕清這一步，從此就「一 失足成千古恨」，成了「身事二姓」的「兩截人」，成了時人與後人永遠唾 罵嘲笑的對象。但是出於對當時形勢的了解，他也深知，來自清廷各方面的 壓力是很難抗拒的，沒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就難以經受這一 攸關生死的考驗。這是一個不易的抉擇。為了道德原則就有可能捨棄生命，
而順時化世、保全性命就只能悖離道德原則，忍受人格尊嚴被人踐踏的痛苦，
二者無法俱全。處在這樣一種艱難的境地，吳偉業的內心充滿了因矛盾衝突 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讓他寢食難安。他既難以忘懷故國舊君的恩寵，又不敢 拒絕當時新朝天命的徵召，52在現實壓力的內外交攻與催逼下，終於在順治十 年九月赴京受職。此種不便在詩文中表達的窘迫心緒，促使吳偉業轉而在戲 曲世界中尋求寄託。吳氏為鄒式金《雜劇三集》作序時曾說：
余以為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真？若其當 場演劇，謂假似真，謂真實假，真假之間，禪家三昧，惟曉人可與言之。53 在吳偉業看來，無論人生、戲曲，真中有假，假中存真，假似真，真實假，
真假之間，有玄奧之理，與禪之精義相通。這段曲論，大類偈語，不僅觀點、
認識上，即表述方式亦頗為近似。偉業此處標出「世路悠悠」「終身顛倒」
52 順治九年，清帝「詔起遺逸」。正當吳氏杜門撰作《秣陵春》之際，兩江總督馬國柱，遵 旨舉地方品行著聞、才學優秀者，遂書薦吳偉業。吳氏聞之，立修〈上馬制府書〉，以病 婉辭此「殊榮」，其事方休。惟翌年初，吳氏又再被當事書薦於清帝，格於當時政治形勢，
52 順治九年，清帝「詔起遺逸」。正當吳氏杜門撰作《秣陵春》之際，兩江總督馬國柱，遵 旨舉地方品行著聞、才學優秀者，遂書薦吳偉業。吳氏聞之，立修〈上馬制府書〉，以病 婉辭此「殊榮」，其事方休。惟翌年初，吳氏又再被當事書薦於清帝，格於當時政治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