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商業勃興與城市化
隋文帝開皇9年一統天下，是南北兩地經濟出現蛻變的轉捩點，加上隋代鑿 通往東南的大運河，使江南人口在隋唐時迅速激增。文帝時的南糧北運的行動至 煬帝時不獨維持，且經漕河大量送入關東一帶的米倉，南方土田經濟的發達由是 可見。入唐後，大運河更是貫通南北的脈絡，由於水路交通暢順，南方富饒的農 產品可大量北上，運達關中，支持北方的需要。據《新唐書‧地理志》、《通典‧
食貨志》等記載，每歲的土貢中，揚州有金、銀、銅器、青銅鏡、綿、蕃客袍錦、
被錦、半臂錦、殿額莞席、獨窠綾、水兕甲、黃種米、烏節米、魚臍、糖蟹、蜜 姜、藕、鐵梢、白芒、兔絲等；蘇州則進絲葛、絲綿、八蚕絲、緋綾、布、草蓆、
鞋、大小香粳、柑、藕、橘、魬、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等等。南方 工業地區的數目雖不及北方，但生產品種卻不少，大抵以鑄錢、絲織、造紙、印 刷、鐵、銀等為主。由於上述交通網絡的優勢，玄宗盛世時天下户900餘萬，口5 千餘萬，已超過大業2年（606）的統計數字，這些龐大的人口在盛唐時多仍集中 關中、河南一帶，尤以前者為最，按《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關內道京兆（絕 高曰京，十億曰兆，意指大眾所聚，見《通典‧職官》）、鳳翔等府有户51萬以 上，口約3百萬；只京兆府京兆郡（有長安、萬年、興平、涇陽、奉天、藍田等 20縣）便在此中佔36萬户以上，口1,960,180，為唐代國都帶來農業、商業與手工 業上的有力支援。
南方以三吴號為富庶，傳統以來貢賦商旅俱出於此（《資治通鑑‧梁敬帝太 平元年》），加上唐代疆土不斷的擴張，使南方縣邑數目漸超越北方。安史亂後人 口大量南移，玄宗開元間以京兆為主的關內道有戶 710,352，憲宗元和間已降近 四成，只存 283,778 戶，是一個極驚人的現象，雖然京兆仍擁 24 萬餘戶，是全 國人口最多的首府，較之江南的蘇州( 10 萬餘戶 )、襄州( 10 萬餘戶 )為多；但
江南州府中有 5 個戶數在 5 萬以上，江北無法可及，而戶數在 2 至 5 萬的有 12，
1 至 2 萬的有 14，更是遠超其他諸道，明顯賦稅之利已盡在江南。中唐以後西域 孔道漸因吐蕃的崛起而閉塞，陸上絲綢的供路逐步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打擊，進入 長安的蕃胡相應減少，從而由海路抵達中國的外人愈多，加促了沿海城市的發 展，亦表示商胡攜入的寶貨首先在揚州、泉州、廣州等大都會登陸，經有關節度 等篩選後才次第運送上京，由此亦形成長安作為當時第一大城的地位漸次受到挑 戰。
此外，自喪亂以來，田制進一步遭破壞，商業得以抬頭，南方商業都市的數 目比北方尤有過之，且集中在沿岸地區，可見南方的經濟型態是以商業為主。在 唐代開放的商業政策下，對蕃舶不額外徵收雜稅，於是蕃舶來華日多，沿海通蕃 的港口日趨繁盛。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擴闊，蕃商由嶺南的廣州，沿閩、
浙一帶北上至長江河口的揚州，再由揚州的運河進入內陸兩京買賣貿易，甚至由 揚州轉江南河至杭州瀏覽，這是行商蕃客必經的路線。因此，揚州地區中外人士 雲集，“春風十里揚州路”都是做買賣的市集，當中充斥著波斯、大食、新羅、
日本、昆崙（東南亞諸國）、占婆（越南）、獅子（斯里蘭卡）等諸色人種，在 此販賣本國特產。當時揚州夜市天下聞名，是茶葉、糧食、絲綢、瓷器、鹽鐵、
木材等的集散地。而外國人在此經營的服務行業如酒肆、飯店（各式胡餅、胡飯）， 甚至珠寶業（海內外寶石手飾的買賣）、金融業（特別是波斯胡商的借貸、兌換 店）都成行成市，是當時世界上聞名的商港。
至於嶺南雖屬窮鄉，但廣州卻是貿易大港，幾乎每天都有船舶運抵外國蕃 貨，其中玳瑁、珠寶、香料、犀角等奇珍接而至。胡商不獨雲集，甚至僑居於 此，不少因而致富，黃巢便曾垂涎廣州，求朝廷任命其為廣州節度使。自中唐以 來，廣州刺史空缺多由中央欽點，甚至臣僚賄賂中官，以至大部分廣州刺史還兼 領嶺南節度使，可見是一肥缺。黃巢在攻陷廣州時，不獨席捲貨財，還屠殺胡人
12萬，可見南方一帶除農作、手工業發達外，商業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更是繁榮的 主要原因。
7.2 田制廢弛與賦稅日繁
安史之亂直接破壞河南、關中一帶的經濟，往後對江南的依賴每日俱增，代 宗寶應元年（672）初因江淮一帶百姓抵抗朝廷向欠負8年租調者及與逃亡者追收 大數，地方官吏不分原由向欠者圍取積粟，往往取其十之八九，稱為“白著”， 當 中自然充斥大量私囊中飽與嚴酷的鎮壓，終有黎庶聚眾落草，相率為盗的情况，
其中袁晁曾兵至20萬，規模不可少覷。代宗至德宗時，或因官迫民反，或逃兵亡 卒因而為寇，或因無食而鋌而走險，均暴露了肅宗後，安史餘黨雖告敉平，但國 庫不足，賦税轉重，民生凋疲的困境。大亂令河北一帶的安史舊部據地擁兵，名 雖曰藩臣，擅立節度亦要求中央賜名認可，但賦稅則不上繳，這亦是朝廷用度緊 絀的基因；回吐相繼逞兵於西北，徒增軍費開支，至於早前大量賞賜僱傭兵和及 後望無休止的市馬也是造成財赤的近因。
肅、代之際，鹽田成為重要收入來源。代宗中期以還，外患暫舒，於是大曆 12年（777）下詔定州縣官俸及節度使以下部屬，如主簿、尉俸祿等俸祿。大曆 末又令財賦歸內府左藏，希望在天下粗安的良機下重整財權。這些措施雖未足一 蹴卽就，但替後繼者奠下經濟基礎以討伐藩鎮。
唐代本有較優容的課役制度，其中對九品或以上官僚，老幼廢疾，妻妾奴婢 與部曲客女俱在例外，故課役重担都責承於16至60的丁男上，而不幸的都是經濟 處境居於下層社會卻尚不願捨棄土地的自耕農。以上的課役豁免者，仍須上繳户 稅及地稅。此類按户等不同的户稅每年一小徵，三年一大徵，大抵上用於軍國傳 驛、郵遞等用途；尚有別稅作為外官月料錢、公廨費。地稅在太宗時以承隋代義
（社）倉稅而演變，高宗時，強化文帝開皇年間徵收方法，户分9等，自上上户 出粟5石至下下户免徵，至中宗時成為必然繳交的稅項，玄宗開元末又改為按田
畝徵收地稅。然而天寶亂後王綱不振，人口流失，田制混亂，中央政府又因財困 而增加落地户與浮客的户、地兩稅，縱使寄田、寄莊、勳蔭或寄住家均不能倖免，
估計在代宗大曆4年（769）前全國2/5人口未入稅網的都全在網羅之列。
政府有鑑於時勢急變關係，楊炎於德宗建中初提出改革稅制方案，其中：
“户無土、客，以見居為澊；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就是針對流亡人口而作出應變的辦法。因户稅於夏六月前納徵，地稅則在11月 前，故又稱兩稅法。
7.2 兩稅法的出現與作用
《舊唐書‧地理志二》記載，由安史亂後至德宗期間，中原與關中一帶的士 庶相繼遷移至江湘、荊南，逃戶問題嚴重，政府無法有系統地編整戶籍，造成中 央賦稅收入嚴重不足。德宗時，宰相楊炎對人口調查不實的現象，提出兩稅法，
即由中央預計國庫支出，按總額由人民百姓攤分。有鑑於南方充斥逃戶浮客，可 編整的都編入現居州縣，政府向有戶籍者按其貧富標準徵收稅項，每歲分夏秋二 稅期，並將租庸調、雜稅與地、戶等稅合併入兩稅法中。兩稅法一方面替國家增 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變相地作了另一次人口普查。於是，關中、關東一帶在 兩稅徵收的帶動下，穀物收成轉趨理想。兩唐書的〈韓滉傳〉中提到貨輕錢重的 問題，顯示物價自天寶末年經逢喪亂後開始高漲，至德宗中葉漫長的30餘年後才 開始滑落，物價下跌的情況一直延續至宣宗初年；朝廷偶爾還因沿邊州縣及畿輔 地區年穀屢登，導致穀賤傷農，展開抑止物價下跌的辯論（全漢昇，1947，頁101—
148），亦足證中唐以還，關中一帶在統治者整頓後，尚不致殘破凋敝。此外，
會昌年間還通過兩稅法，限制藩鎮在其支郡收取稅項，將其財政權局限於駐紮地 區，使中央收入進一步增加。憲宗削藩的成功，與兩稅法的推行亦有一定的關係。
東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相當蓬勃，天下稅收十佔其九皆出江南，故中央對東南 藩鎮節度使的任命亦異常重視。朝廷多以儒帥出掌這些地區的空缺，並極力裁減
其軍額，一方面可防止其叛變，另一方面也減輕軍餉的支出。當時揚州、楚州、
潤州、常州、蘇州、湖州、杭州、明州等經濟得到飛躍的發展，成為中央經濟的 支柱（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頁98—101）。 黄永年指出德宗固有意於 箝制地方越權徵稅的能力，憲宗時也因剿藩成功關係，首先强化觀察使的監察作 用，嚴刑對付地方上橫徵的官僚，目的在削弱藩鎮財權，減低他們在支郡苛索額 外稅項的機會（〈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唐代史事考釋》，頁297-314）。 7.3 兩稅法的弊端
當兩稅實行之初，本意除增加户口藉此納入稅網外，也企圖減免苛雜稅項。
《通鑑紀事本末‧兩稅之弊》載：
“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剌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级，作兩稅法。比乘新 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但德宗在建中3年（782）間便已下詔加稅。黃永年認為德宗時的兩稅法主要解决 中央與地方財權，他指出德宗時藉人口調查而企圖減少藩鎮匿報居户的弊端，增 加稅項在於助餉以征藩鎮，然而自他銳意消滅跋扈邊鎮計劃受挫後，對地方强加 執行的手段已告減少。按當時宰相李泌曾指兩稅法的推行徒令藩鎮增加聚斂的借 口，改為兩稅等第3年一定，但德宗卻未停止苛索諸道稅錢進於內府庫，至於徵“稅 外物” 還於此時成定制，造成民不堪命的情况，正因東南為天下富庶之地，故其 徵害益深。既而，大曆9年（788）初又徵茶稅，目的在解救水旱之災，但概括來 說，仍是杯水車薪，難有作為。次年中，陸贄上奏論兩稅之弊，其中即有稅茶錢 置義倉以備水旱的建議；此外，他亦舉證了兩稅推行以來，使者搜擿郡邑，地方 侵漁之弊，陸贄强調應以人為本而非以可藏匿的資產為計算鎮繳稅項的方法，且 宜以普羅農民由土地生產的副產品如布帛代替錢數，建議增延兩稅繳納的期限，
《資治通鑑‧大曆10年》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