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代宗“以藩制藩＂ 的策略

論史者每指代宗設藩鎮在於姑息養奸，導至日後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這 僅是腐儒之見，學員們須留意代宗即位後，自廣德至大曆初都忙於應付回紇、吐 蕃等大規模入犯，京師數番正面受壓，甚至失陷，又何以能參詳安史餘黨的處置 問題，事實上在內外困迫的時空裡，只要尚掌兵衆而願投降的安史餘部，朝廷都 會安撫、封賞，這本來便是權宜之計。

僕固懷恩或企圖強大本身的勢力與影响力，至有要求代宗册封願意依附自己 的安史降將如薛嵩、田承嗣等在河北一帶原地領節度使之職，這亦是導至後來河 北三鎮跋扈難制的的起因。《新唐書‧藩鎮魏博傳》中指：

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

賜鐵券，誓不死。

然而，在主觀角度出發，縱使代宗格禁於形勢而册封田嗣等，卻仍測試僕固懷 恩忠誠的性質而最終迫令謀反，朝中失去支援的河北雖企圖聯盟，但始終各懷鬼 胎，不能成事；亦可說僕固的疎莽替代宗解决了藩鎮在中央的“內奸＂問題，剩 下的不啻也是“外患＂ 而已。客觀而言，安史亂平的原因除郭子儀之力外，不 外是回紇助兵與安史餘黨的歸降；回紇貪財好貨，只因子女玉帛而來，既曾大掠 關中、關東，後又因僕固懷恩之叛而聯同宿敵吐蕃入侵，卻又因郭子儀的“威信＂

而反攻吐蕃，從這些事後事件累積歸納、分析，足見其“反覆無常＂僱雇兵的本 質，加上代宗長子李适出使回紇被辱，由此更不可長期依賴這強鄰驕橫的助兵。

在這背景因素下，在史朝義敗亡後，代宗即於廣德元年（763）下詔大赦天下，

不再追究安史之亂的扈從者，幾說明朝廷無力征討這些叛黨餘孽。由是觀之，代 宗在雖有心而力有不繼的無奈下，把原屬安祿山統轄的范陽、平盧兩鎮，分割為 成德鎮，由李寶臣領節度使、盧龍鎮，以李懷仙領節度使、魏博鎮，以田承嗣領 節度使；又設昭義鎮，以薛嵩領節度使。當然在後人看來，諸鎮被册封後驕縱不 法，田賦不上輸，雖名受册封，實則據地稱王，大曆8年（773）田承嗣並求為相，

甚至公然為安、史設祠祭祀作要脅。

史家固然可於縱容藩鎮一事對代宗加以詬病，但若在管理學的角度來說，這 種分拆舊地，分權而治，使各有領官，各有封賞的方法，本是李唐皇朝慣用於相 權分拆一事而來。無可否認的，是在分權、分工與監視的本意上，史家非議因代 宗的姑息引至大曆10年（775）田承嗣與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互為表裡一事，質疑

“以藩制藩＂的可行性；然而剛好足可反證的，是在田承嗣立安、史“四聖廟＂

時，代宗雖鑑於形勢無法直指田承嗣之非，卻差遣宦官孫知古往魏博勸喻，在李 正己於大曆10年（775）與田承嗣勾結前，本已聯合與田交惡的成德節度李寶臣 預備用兵魏博，代宗得悉後即企圖利用時勢而討伐田承嗣，只是李正己受到田承 嗣誘說利害，轉投魏博而致令朝廷出兵一事被廹擱置，惟諸“效忠＂唐朝的節度 使如河東薛兼訓、成德軍李寶臣、昭義軍李承昭都先後與田承嗣交戰並最終迫使 他上書請罪，再降於朝，這都說明代宗脅於形勢而裂地册封的辦法收到效果，

他的本意並非姑息而只在於權宜。

6.26 德宗“削藩” 的失敗

德宗建中2年（781）初，成德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上表要求襲節使之位。

時德宗銳意收復藩鎮，遂不許其請，結果魏博田悅、淄青李正己（子納）、山南 東梁崇義為保一己利益，紛結盟為變，共約承傳之計。德宗先後詔河東馬燧、昭 義李抱真、宣武劉洽及神策軍將等征河北，屢破田悦、李納，誅李惟岳，中央威 信大振。然而，諸路征討軍本意在於討賞，也窺伺成德轄下的州縣，最終因分賞

不稱意下，又引起魏博連兵淄青、鎮州，田悅自稱魏王，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 趙王，李納稱齊王，次年底並舉淮西李希烈為首，稱建興王。

建中4年（783），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領5千兵過京討淮西，軍士因犒賞而叛 變，內府瓊林、大盈盡刼一空，德宗出走奉天，史稱“涇原兵變＂。 朱滔得其 兄朱泚告密進圍奉天，邠寧、朔方節使李懷光千里赴難，解奉天之圍。興元元年 德宗下詔赦田悅、李納等罪，除李希烈外，諸節度使俱去王號謝罪。既而，李懷 光雖輸誠赤胆，但一中傷於盧杞之讒言，二壞於德宗的御下無方，興元元年2月 被迫反，其亂在其未有稱帝反唐的主觀意願及部將叛離情況下，於貞元元年8月 結束。

從貞元以前德宗討伐河北等藩鎮觀之，中央未嘗不有削藩之志，但一礙於客 觀因素，二則因德宗與相關官僚處事不當，故釀成“涇原兵變＂ 和“李懷光之 叛＂， 此二起本可避免的亂事將先前中央平克李惟岳成功建立的威信付諸流 水。而一出於陸贄的勸諫，次因左庫及內府的虛耗與遭洗劫，令先奔奉天，再走 梁州的德宗無力再征强藩，往後20年間宣武韓弘、淄青李師古、淮西吳少誠、昭 義盧從文、魏博田緒/田委安、成德王武俊/王士真、橫海程懷直/程懷信、山南 東于頔等或擅易主帥，或父子兄弟相傳，各據地一方，名為藩屬，實為財政自主 的封國。德宗雖或能擺脱“姑息＂ 之譏議，但志大才疏，不能擇人善任，為其 不能成功削藩的主觀原因。

6.27 憲宗“削藩” 的成功

藩鎮問題在憲宗時得到突破性的解决。憲宗即位之初即有西川劉闢求继任節 度韋臯的遺闕，後來又欲薦其黨羽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朝廷遂遣神策軍將平兩 川，幾在同時又發兵攻殺拒不受代的夏綏節度留後楊惠琳。元和元年（806）討 西川與夏綏之役的順利加強了憲宗鏟除驕縱藩鎮的信心。次年，憲宗宣鎮海軍節

度李錡入京，表面擢升為左僕射，實則褫奪其兵權，以御史大夫李元素取代。李 錡旋反旋敗，浙西平。

元和年間削藩行動中較棘手的當推成德王承宗，因其態度恭順、悖逆無常，

不由朝廷在用兵河北這敏感地區時加倍小心，次則淮西吳元濟。元和4年（810），

憲宗以神策軍左中尉領左右神策軍、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諸道軍攻成德，

其間聯軍雖有小勝，但諸軍道遠，統令乏人，反被王承宗破其前鋒。次年中，吐 突承璀誘擒首尾兩端的昭義節度盧從史，以孟元陽代昭義軍，以烏重胤代河陽，

形勢漸有逆轉。元和12年（817）憲宗以用兵兩載而不克，六鎮之兵十餘萬，餉 費耗甚，且時有淮西之征，遂罷兵遣諸軍各還鎮所。王承宗亦憂恐，以二子入質 長安，元和15年（820）卒，成德節度使由朝廷遣派田弘正接任。

憲宗即位時，淮西節度為吳少誠，吳於元和4年（809）死，弟少陽繼任，次 年又死，子蔡州刺史吴元濟匿其喪而自領軍務，與淄青李師道相為表裡。淮西地 近中央，朝廷不能之與較遠的河朔相比。宰相李吉甫曾鎮淮南，建議應儘速進兵 討吳元濟：

淮西非如河北，（中央）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数十萬兵以備之，

勞費不可支也。 （《資治通鑑‧元和10年》）

遂於元和9年（815）冬遣宣武等16道軍討淮西。兩兵初接，互有進退，而王師稍 沾其鋒。是時，宰相武元衡統兵事，御史中丞裴度献行軍策，二人於早朝之際中 伏，武元衡死，裴度亦傷頭。憲宗震怒，裴度亦奏：

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

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

故自元和起兵討淮西，敗兵每聞而憲宗獨信裴度。元和11年（817），太子詹事 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不事威嚴，撫下有恩。次年，李愬屢遣奇兵襲蔡州，

又勸降吴元濟猛將，一舉而擒吳帥，

概括而言，中唐之際對唐室有威脅的只有侷促東北一隅的河朔割據型藩鎮，

以魏博、成德及淄青諸鎮為代表，其他的多是扈從者，又或實力較弱的鎮守。而 在一片的驕跋橫氣中，京師尚留有防遏型藩鎮的屏障，亦有王命能達的節使可供 差遣。而代、德時又割裂亂平後的州來增加藩鎮相互監視牽制的效益，易定及滄 景兩節度使的設立即為一例。當然，憲宗能削藩成功，實得力於多方面的因素：

(a)背景因素：德宗時無法削藩，主要是西北吐蕃的威脅牽制了官軍，使唐室無 法兼顧河朔的戰場。德宗最後摒除成見，接納聯回抗吐的建議，

並進而拉攏南詔與大食，對吐蕃進行反包圍，政策取得成功，中 央自德宗末年開始便可集中軍力對付跋扈的河北。

另一方面，德宗削藩失敗的次要原因在於中央軍力薄弱。經過 貞元年間以宦官掌神策軍，重新召募與編制後，軍隊數目由3 萬驟增至15萬，對憲宗一朝的削藩幫助至大。代宗以第五琦、

劉晏等處理經濟事務，通河渠，增鹽榷，奠下國庫收益基礎。

德宗建中元年開始施行的兩稅法，規定了留州、送使與上繳的 數額，杜絕了藩鎮非法歛賦；又把原屬地方的賦稅強抽部分納 歸中央，在增加中央政府收入之餘，又可削弱藩鎮的實力。憲 宗繼承這基礎，繼續推行政策限制藩鎮的擴展，例如收稅僅止 於駐節地區，不許自取傍邊的州縣，並嚴禁節度使擅自徵收商 稅及置邸肆貿易，封殺了藩鎮的經濟命脈。

(b)主觀因素： 憲宗堅持削藩，先後任用李絳、裴度推行圍堵及清剿政策，雖在 對淮西的戰役中頻傳不利消息，但他仍力排朝臣罷兵的奏請；後 又信任李愬，釋放吳元濟猛將李祐，對討平淮西有積極的貢獻，

在用人之道上，他遠較德宗為優勝。

(c)客觀因素： 自德宗兵討藩鎮，激起了幽州、淮西等鎮叛變後，河北驕將悍卒 以為從此可割據稱王，於是疏於提防中央，亦未有締結盟約對 抗中央，更因內部矛盾互相猜疑，結果憲宗乘著克平西川、夏 綏、鎮海等鎮的餘威，發兵攻取成德，而幽州向與成德交惡，

竟發兵7萬討伐成德，這正是藩鎮內鬨的典型例子。

此外， 憲宗時，强藩雖眾，但有意歸順的亦有不少。其中如元 和5年（810）幽州劉總、魏博王承元均是。魏博地位重要，王 承元卻藉王承宗死後，軍士願意歷50載以還而復歸王命的良機 封印投誠。投誠個案中亦有因內鬨而至的，如元和2年鎮海軍李 錡便因外甥裴行立與部下密謀倒戈而被擒；元和13年（）淄青 李師道亦被手下劉悟所殺而歸降，都是不費消耗而輕取的例子。

(d)戰略因素： 元和年間討淮西、成德之所以經年不得寸進，主要是聯軍同時 需兼顧多個戰場；最後憲宗決定暫棄淄清，再棄成德，以集中 軍力用奇兵攻取四面受敵的淮西軍，襲破蔡州，平克淮西。淮 西在元和12年底歸附，使跋扈的成德節度使大為震驚，只能聽 命於中央。元和13年中，朝廷結集各鎮兵討淄青，終藉其內亂 而克平。

此外，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順中央，憲宗予以重賞，使河朔的 士卒大為感動，動搖了他們與中央的抗衡，進一步分化了河北 諸鎮。義昌與幽州節度使於元和13年入朝，足可支持以上的論 據。事實上，魏博的歸順，對一向倚之為畸角對抗朝廷的淮西 來說，更是直接的打擊。

(e)策略因素： 元和13年後，隨著征討的成功，憲宗詔停諸道支度、營田使，

目的在阻止節度使兼任軍需與營田之職，削弱鎮帥的權力。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