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內亂外憂的撞擊與脈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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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衰亡：

中晚唐內亂外憂的撞擊與脈衝

──宦禍、藩鎮、民變與經濟寖衰的互動

前言

肅、代兩朝面對的難題除清剿安史及其黨羽外，於衡量軍力與國情之際，尚須考慮外患存在的可能。回紇、南蠻等援兵已不在是往昔盛世之際李唐王朝的附庸，他們以雇傭兵的恣態入中國，收復兩京後卻恣意搶掠，氣燄囂張。若用兵河北，一旦回、吐入侵的話，唐兵全無三線作戰的能力。因而出現所謂姑息政策，

備受史家非議。但因時制宜，本為王者之策，後世的筆伐純為書生紙上談兵之見，

蓋藩鎮於中唐伊始已在統治者構思下作出另類步署，雖偶有跋扈者兵逼京師，但整體而言，晚唐前已幾無直接威脅中央的兵鎮，故置於外憂一節方加以析述。

呈現於天下稍安後的眉睫者則為宦官之禍。自李輔國擅政，魚朝恩用事，首掀唐代宦官權侵中央的惡例。出於猜疑臣下的慣性，帝主無法不委政於閹人，並通過各種監視，密告的方法來鞏衛皇權，繼後又以法勢來駕馭誅除宦官。然而統治者的質素往往一代不如一代，偏偏宦官的智慧又青出於藍，形成權勢此落彼起，乃有中晚唐各內廷政變的出現，直接觸及帝主及皇室的安危，故若詬責肅、

代縱容藩镇之非，不如視宦禍之起於二帝為首要口誅的罪責。再者，自宦官出為監軍，權力往往凌駕邊將鎮守之上，故課堂將以中唐宦禍的肇因為第二講的開端。既而，唐代黨爭性質頗有異於漢宋明三代，惟相近者僅與內臣有關，又所謂黨爭中人多與宦官集團相始終，故探討該項目時將放在宦禍中一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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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變為晚唐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自龐勛、裘甫、王仙芝之亂，頹唐已積弱難返，而方鎮縱容黃巢疲兵再起，令全國陷於經濟癱瘓狀態，破壞中唐帝主的藩鎮佈局，更是其中致命的一擊。

1. 唐代宦官勢力的崛興、為患與侵吞皇權

歷來論史者多認為宦官逐漸掌握權力後，多與君主對抗，甚至可以隨意廢立君主；君主則需攏絡朝臣，聯成一氣與宦官周旋。考諸唐代史實，唐代宦官與君主兩者相輔相成，其實是一種互相依靠的關係。若加上文武百僚的複雜角色將其單一化，彼此就像三足鼎立的政治核心，缺一而不可。

1.1 宦官用事之始

玄宗誅除太平公主及其黨羽，得力於宦官高力士，事成之後，玄宗封他為冠軍大將軍。但高力士在權勢至盛時，也不敢過言政事。楊思勗以軍功累封驃騎大將軍、虢國公，品秩尤在高力士之上。此外，正史稱同期受玄宗寵信的還有黎敬仁、林招隱、尹鳳祥等內侍臣。

正史實亦不敢提及力士有干政之舉，只是說在力士權勢至盛時，宇文融、李林甫、楊國忠、安祿山、高仙芝均為得到玄宗的青睞而巴結力士，肅宗為皇子之際，尚尊稱他為 “二兄＂，諸王及公主稱他為 “ 阿翁” ，駙馬們更稱他為

“爺” ，而他對趨附的大臣雖或為之在帝主前有所美言，但一旦失寵，他卻善觀勢色，不會對之施加援手。這一切也都與《舊唐書‧高力士傳》中所謂：

力士謹慎無大過……力士巧密，（帝）大悅之。

相符合，正因他受到普羅官僚的歡迎，亦造就了他身份地位的擢升。

楊思勗不像高力士般只在禁內侍奉帝主，卻是出外征戰與督師的武人。在李隆基誅除韋后集團時，他也有特殊功勳，封右監門衛將軍。開元間，每奉命出征討叛逆，均大捷而回。其所至之處，皆血流成河，積屍為觀。《舊唐書‧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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勗傳》說他“有膂力，殘忍好殺＂；縱使如此，《舊唐書》中所載全是犯上叛逆謀反罪的亂兵或宦官，楊思勗以殘酷手法處置他們，換來了軍士懾服和一勇往前的勝利果實，這也不能不佩服玄宗任用之能，楊思勗在開元年間累功的官銜還在高力士之上。

“馬嵬坡之變” 是唐代宦官勢力崛興的轉捩點。李輔國策動政變，誅殺楊國忠並獻計分玄宗幸蜀途中一部份兵馬北走，沿途並招收河朔、隴右之兵，於是太子軍愈見壯大。至靈武後，又勸太子即帝位以安人心，以功邀得肅宗親信，於是四方章奏、軍符、任免之權幾乎盡歸輔國，故唐代宦官專斷政事始自輔國而非高力士。

玄宗以太上皇身份還京，肅宗初尚行人子之禮，李輔國深懼父子之猜疑一朝盡釋，則自已勸立之功將成大罪，又銜高力士以舊門下身份賤視自己，於是每進讒言，徙太上皇於禁中，又於沿途伏兵五百阻道，演出一幕輔國亮出兵刃威嚇玄宗的 “睿武門之變”。李輔國所謂：

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陳)玄禮、(高)力士等將不利陛下，六軍功臣反側不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新唐書‧宦者下》）

充份看到肅宗與輔國子奪父位的心虛。既而，太上皇被迫徙入西內，左右如高力士、王承恩、魏悅、如仙媛全被流徙各地，《新唐書‧宦者下》

至說“自是太上皇怏怏不豫，至棄天下”。王淮生認為這事件由肅宗策劃，主要是防止父親在地方上勾結舊有勢力，企圖在他身上奪回政權（《詩海沉帆》，頁113-184）不管如何，王吉林等均指李輔國權勢的抬頭始於

“馬嵬坡之變”。及後李輔國還勾結張良媞等後宮勢力，威權漸出宰相李泌之上，終使李泌自動求去。李輔國盡掌宮禁之權，於是逐步出現了宰相不依附權宦便不能久安於位的局面（《唐代宰相與政治》，頁210—229）。

這大抵上已是中唐以還宰相升遷與去留原因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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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肅、代、德三朝宦官權力的起降升沉

肅宗殯天，張皇后與李輔國權力衝突白熱化。張后企圖召太子誅殺李輔國，

但太子知悉其干政陰謀而拒絕合作。宦官程元振更洩其謀於李輔國，張后企圖更立越王係為帝，最後李輔國擁立太子為帝，並誅張后、越王等。這次政變再度揭示了權宦必要通過不斷擁立新君以確保其勢位的端倪。李輔國後，代宗擢用程元振，後又因廣德元年（763）吐蕃入犯，代宗倉惶出奔陝州時，得觀軍容使魚朝恩護駕關係，代宗回京後又擢升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宣慰使、處置使，掌領中央禁軍。魚朝恩後與李輔國、程元振一樣恃功倨傲，結果被代宗設計誅除。而宦官既屬帝制下的附產品，他們的生存與存在價值亦僅有賴帝主的庇蔭與扶持，

只有默默地接受這殘酷的事實，並靜待時機的來臨。建中4年 (783) 德宗銳意平定藩鎮，反招來淮西、幽州節度使的叛變，正給他們控制及掌管神策軍的良機，

從而成為他們日後凌駕臣權，進而與皇權對峙的有力武器。

建中4年，叛軍進圍襄城，德宗召涇軍節度使姚令言領兵支援襄城，卻因犒賞問題而引發 “涇原兵變”。由於事出突然，諸衛兵毫無防備，導致瓊林、大盈內府庫被叛軍劫掠一空。德宗召禁軍，但禁軍不至，只有宦官霍仙鳴、竇文場在倉猝間率百餘隨從護駕北走奉天。

自魚朝恩被殺後，代宗廢去宦官典兵的傳統，改由朝臣白志貞掌禁軍。但白志貞貪賄受賂，納京中富人子弟入軍籍，卻不需他們宿衛，故此 “涇原兵變”

時，禁中竟出現無兵可用的情況。霍、竇二人本是德宗時東宮舊侍，這次事件後，

德宗更因杯弓蛇影的緣故，逐步把禁軍諸衛合併入由宦官控制的神策軍中。

神策軍其實原屬一支地方軍隊，於玄宗天寶 13 年 (754)創置於甘肅一帶；

安史之亂伊始，神策軍內約千餘人奉命至陝州勤王，根據地於是輾轉流入吐蕃手中，由於失去歸路，肅宗時便令神策軍留守陝州，代宗因逃避吐蕃東幸陜州時，

魚朝恩以觀軍容使指揮神策軍與陝州本地軍迎駕，於是代宗令兩軍合併為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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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隨代宗回京，從此就成了中央禁軍一支。後來中央左右十軍或早已廢置，，

或入併成為神策軍一份子，於是神策軍幾乎就成為了中央唯一著名禁軍。雖然它在史冊上或沒落成為擅權宦官私人軍隊的關係而留下了惡名，但平情而論，在這段初成為禁軍寵兒的期間，被召募的健兒仍是強悍有力的武夫。唐中後期的不少邊患及方鎮之亂，神策軍也有參與征戰與平亂，其中代宗廣德元年(763)吐蕃犯靈州、憲宗元和 15 年 (820)吐蕃欲犯涇州之役、3 年(783)平魏博節度使田悅之、4 年(784)討淮西李希烈的各場戰鬥中，神策軍也擔當了一個重要的角色。

由神策軍捍衛京師，自宦官成為決策者後，當未進入唐末藩鎮勢力尚不曾入侵中央行政權力之前，大致來說還是安定的。文宗時雖有扣人心弦，由文臣發動奪取宦官權力，而卒由宦官屠殺大臣告終的 “甘露之變” ，但在此事發生以前，日本僧侶圓仁的《入唐求法巡禮行記》內有大唐天子坐擁十萬神策軍，使左右無叛臣之語，在回顧整個唐代史時你們或會反對他那片面的看法，但生活在一個特定歷史片斷之中的遣唐僧眼內，那還是合乎史實的報導。尤有甚者，德宗貞元 12 年（796）在唐代宦官史上又是另一個轉捩的時刻，德宗置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中護軍各一員，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中尉，焦希望、張尚為左右中護軍；由此，

宦官勢力復振，幾至不可抑止的地步。

1.3 中唐宦官用事的高峰期 ── 由順宗至文宗諸朝

順宗因多病而不能視事，造成宦官從中竊政的機會。王叔文等企圖奪宦官之權而失敗，諸宦者藉順宗多病而迫他退位，擁立太子李純為帝，史稱 “永貞內禪”。憲宗雖是中興明主，但脾氣剛燥乖戾，不獨常因小故鞭韃內侍，甚至隨意殺戮，於是有宦官陳弘志弒君之說，這亦可視為唐代宦官權力攀上另一高峰的重要時期。憲宗死後，宦官王守澄擁立憲宗第三子李恆，是為穆宗。穆宗在位不足四年崩，王守澄等擁立太子李湛，是為敬宗。宦官劉克明弒敬宗，並企圖擁立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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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李悟（憲宗子），不瞬間王守澄等以軍力擁立江王李涵（穆宗子），並誅絳王與劉克明。李涵在宦官簇擁下即位，是為文宗。

由憲宗元和 15 年（820）至敬宗寶曆 2 年（826）的六、七年間，三位帝主均為宦官所擁立，其中二人更被宦官所弒。主角已不再是過去有武力、才智的皇子，而只是屈處後宮負責家奴腳色的宦官。這六年間的變化，或也可以代表唐代宦官權力的橫盛已蓋過漢、明兩代的同業。

文宗雖由宦官所擁立，但卻志切擺脫宦官的制肘。李訓、鄭注因巴結王守澄而得與文宗接近，探知文宗欲去宦官，於是密謀先鏟除王守澄。首先，他們把與王守澄集團敵對的宦官外貶，並賜死於道，減低了王守澄的警覺。稍後，加守澄為神策軍觀軍容使，卻把其左中尉的職銜轉給仇士良，並看準時機毒殺王守澄。

這時神策軍軍權握在左中尉仇士良及右中尉魚弘志的手中，李訓貪功冒進，獨自招攬壯士伏兵大明宮，偽稱天降甘露，企圖盡誅權閹，可惜事機不密，不獨李訓被殺，宰相、公卿，甚至市井黎庶，被神策軍誅殺者亦甚眾。《新唐書‧宦者上》

記：

(宰相)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良肆脅辱，令自承反，示牒于朝。

於時莫能辯其情，皆謂誠反。士良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兩軍，公卿半空。

自太和 9 年（835）起，文宗一直被宦官軟禁至開成 5 年（840），最後鬱鬱而終，死前還與宰相周墀談論史事，以周赧王與漢獻帝自況，即《新唐書‧宦者上》

中所謂：

東漢赦、獻受制彊 (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為不及遠矣 !

李訓策劃謀奪閹權的失敗，不獨使文宗一朝的王公大臣慘遭浩劫，也致令宦官集團與集團間把利益矛盾一致放下，共同聯合對抗 “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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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晚唐宦官權力的變化

唐文宗企圖藉 “甘露之變” 而盡去宦官，可惜事與願違，太和 9 年 (835) 後，被宦官仇士良等軟困 5 載，最後病死宮中。仇士良擁立文宗弟穎王李瀍為帝，是為武宗。武宗一朝，名相李德裕雖憑藉宦官推薦之力而入相，但在任內尚可安撫宦官，均衡權力，不致使單一的集團坐大。因而武宗一朝基本上並沒有嚴重的宦禍出現。

武宗對叔父輩的光王李怡頗為不敬，且持傲慢態度對他加以嘲笑。於是宦官集團乘著武宗臨終時並無遺命立太子之命的機會，擁立光王即位，是為宣宗。宣宗骨子裡對武宗的痛恨，至此盡露無遺；武昌會昌 (841-846)年間的滅佛，不一定就是針對外來的宗教而出現的教難，主要卻是朝廷因應著經濟日壞，而寺院又成為逃稅者避難之所，此外寺院掩有的莊田也使政府的土田、稅項政策推行舉步為艱，於是勒令僧尼還俗，迫令交出土地，似乎還比禁佛的宗教意義大得多。可是宣宗的報復之心不獨詔令恢復佛教的地位，又斥貶李德裕，召回反李份子牛僧孺、李宗閔等，結果李德裕一貶再貶，終客死崖州。中央既缺乏明斷的權相來主持大局，宦官潛伏在宮內帳後 6、7 年之久，又再次找到走回幕前的機會。

自中唐以還，宦官不獨擴大收養的範圍，還與武將結為義父子的關係，藉此鞏固家族在禁宮內掌管神策軍之權，甚至在外藩鎮的實力。如代宗時魚朝恩以安史降將尚可孤為義子，並替他易名魚智德，安插他在內宮為神策大將，統領禁軍。

有不少禁軍大將，通過賄賂由宦官擔任的禁軍領袖護軍中尉來出任節度使。中晚唐期間，隨著藩鎮勢力的變化，宦官濫收節度使及武將為義子的情況愈見嚴重。

這種義養關係基於利益而建立，實際上不存在著家族的歸屬感，與過去宦官家族的收養關係大大不同。當藩鎮勢力坐大後，宦官的利用價值降低，當出現利害衝突時，具實力的義子往往棄義父於不顧，甚至戕屠義父以求賞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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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藩鎮的坐大固然與中央需要他們平定民變有關，但帝主企圖以藩鎮制藩鎮也是藩鎮勢力得以擴張的原因。懿宗時，朝廷急於改革，但中央的宰相或庸碌無能，如白敏中、杜審權、於悰等；或自結黨羽，貪污舞弊，如韋保衡、路巖等，

民間終爆發了 “裘甫之亂”。這揭示了百姓對朝廷的不滿，但中央沒有正視問題。晚唐第一次大規模的民變在七個月內被政府敉平，但它滋擾的範圍在浙東一帶，是當時政府的經濟命脈，於是以後東南一旦有事，朝廷便無法再憑藉東南財富援濟關中、西北的士馬。裘甫亂後 8 年，桂林戌卒叛變，推糧料判官龐勛為領導，聲勢盛大，歷時年餘才被官軍平定。這兩次的亂事，出動浙東、宣歙、忠武、義成、淮南，甚至沙陀軍平亂。藩鎮知悉中央已無力平定地方上的亂事，漸次起驕縱之心。而龐勛之亂雖平，但餘黨星數於各地州縣，成為後來黃巢起兵時的扈縱者。

1.41 田氏與楊氏宦官＂家族＂的鬥爭

懿宗為神策軍左中尉王宗實擁立，在位 14 年崩。左中尉劉行深與右中尉韓文約立皇太子李儼為帝，是為僖宗。

藩鎮與宦官的衝突在僖宗期間白熱化，當時著名的宦官是田令孜。田令孜本姓陳，懿宗咸通時從田姓宦官為養父，侍太子李儼於東宮。僖宗登基後擢用他為樞密使，後更取代劉行深成神策軍左中尉。僖宗即位之初，蘇、常二州有王郢起兵為亂；繼後又有河北王仙芝、山東黃巢聚眾反唐，僖宗以田令孜為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軍，護駕十軍等使。田令孜日夕導僖宗沈迷於鬥雞走馬之戲，一時威權震天下。他的宦官嗣子田匡祐，為河中節度監軍，其他義子如閬州刺史王建、

神策將軍李茂貞（田彥）、鎮國軍節度使韓建等，都是在僖、昭之際赫赫有名的強藩。

黃巢在僖宗中和 3 年（883）初被官軍挫敗，主要是沙陀李克用的軍功，而舉薦李克用的正是與田令孜不協的楊復恭宦官家族。黃巢、秦宗權的亂事雖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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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天下分崩，京師殘破。田令孜企圖把僅餘尚肯繳納賦稅的河中鹽池收歸名下，自兼兩地榷鹽使，與曾跟隨李克用收復長安的河中節度使王重榮產生衝突。

王重榮抗命不肯調任泰寧節度使，結果王重榮急召李克用清君側。田令孜見事態危急，脅持僖宗出奔，並奏請自為西川監軍使，依其弟陳敬瑄，讓左中尉職與楊復恭，希望以此緩和其事。

僖宗在亂事平息不久後病死，皇弟壽王李傑被宦官擁立，是為昭宗。昭宗以宰相韋昭度出鎮西川，陳敬瑄與田令孜拒不受代，令孜以為與閬州刺史王建素有父子之誼，召其入援。但王建素有入蜀據地稱王之心，不料陳敬瑄恐怕王建抵西川後引虎狼入室，加以拒絕。王建急攻成都，迫使田令孜交出帥印，仍以田令孜為監軍，但旋即把田令孜兄弟二人殺死。從這事件可看到，中央宦官與神策軍將、

藩鎮節度的義養關係都是建基於利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利用價值，或出現利害衝突時，宦官便成為最終的犧牲品。

正如前文所述，中唐以來，宦官因獲帝主信任，勢力日益澎脹，朝臣多依靠宦官，兩者在內外廷保持了一定的合作關係，但這種情況到晚唐時發生變化。宰相志切鏟除宦官，而藩鎮勢強，可堪投靠，於是逐漸投向外藩以抗宦官，這情形在昭宗朝更為明顯。

昭宗雖被神策軍左中尉擁立，卻是志大才疏的末代帝主。楊復恭雖有擁立之功，但跋扈難制，昭宗需施離間計來分化楊氏宦官集團，結果楊復恭被迫謀反，

最後被誅殺。

1.42 宦官家族個案研究──以楊復恭為例

楊復恭宦官家族的源頭，當可上溯德宗貞元 12 (796 )年立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時始。第一任左中尉竇文場，其接任者為楊志。楊志廉一直据位至元和年中才被憲宗寵倖的吐突承璀所取代，但楊氏宦官家族的根基已深。武宗時，左樞密使楊欽義即楊志廉養子，後來還在宣宗大中 5 年(851)取代馬元贄出任左中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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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與另一龐大宦官家族成員劉行深(右中尉)共掌神策軍。楊欽義有宦官養子三人，均為懿宗朝顯貴，其中楊玄翼及其養子楊復恭先後為樞密使，欽義第二養子楊玄价任左中尉。僖宗乾符年間，楊復恭仍任樞密使，後來接替被貶官流放的田令孜為左中尉及觀軍容使。楊玄价養子楊復光亦於此時出掌天下行營兵馬都監，負責清剿各路民變。楊復光御下有恩，諸子為將帥者竟達數十人，以興元節度楊守亮，忠武節度楊守宗最知名。

楊氏宦官家族素與田氏宦官集團不和，相互排斥。田令孜失勢奔西川後，僖宗病死，楊復恭以六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兼左中尉擁立昭宗，養子竟達數百，其中楊守立掌六軍管鑰、天威軍指揮使；楊守貞為龍劍節度；楊守忠為洋州節度；楊守信亦為神策軍指揮使。昭宗不滿楊復恭專橫，撤其軍職迫使謀反，復恭與守信率家人與神策軍對陣不利，出奔投興元節度楊守亮。此時，田令孜義子鳳翔節度李茂貞及一向依附田氏的華州節度韓建等聯名彈劾楊守亮，各向朝廷索取利益並出兵興元，誅楊復恭、楊守信、楊守亮等，楊氏宦官家族盤据朝野 50 餘年的勢力至此才在帝主授意及沒落田氏宦官勢力的傍支復仇下被消滅。

還須一提的，是宦官與養子、武人間的關係或基於利害上建立，但亦有例外的情況。楊復恭被斬後，其養子楊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屍，親附楊氏的河東節度李克用還為其申雪，昭宗脅於李克用之功勳，仍令復其官爵。由此可見宦官、武人與節度使間關係的密切，足可形成威脅帝主及朝廷的集團。

1.43 莫知所依 ── 晚唐帝主的悲歌

李茂貞藉田令孜脅持僖宗的事件崛起，再藉著楊復恭家族的謀反而成為鳳翔節度使，與華州節度使韓建及靜難（邠寧）節度使王行儉三人圍守京畿。昭宗未能厚結強藩，更不能忍受李茂貞語多悖慢，於是授意宰相杜讓能召募士兵，伺機而動。然而朝廷另一宰相崔昭緯早已投靠李茂貞，故李茂貞即發兵逼臨長安，禁軍與新募的士兵皆潰散。最後昭宗不獨再度受辱，更在李茂貞脅迫下將杜讓能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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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嗣後，昭宗企圖以親王招募訓練中央軍隊的部署亦被李茂貞與韓建破壞，

親王全遭韓建所殺。帝主至此只能在宰臣、宦官與節度使之間的夾縫中生存，中央軍隊已形同虛設，根本再無能力與藩鎮交鋒。

宦官只能掌握禁宮內僅餘的兵力保衛、軟禁或脅持帝主，他們本身依附著帝主生存，假若不繼續脅持、廢立，就不能保護自己。中唐時期宰相的任免，是伴隨著宦官勢力的浮沈。僖、昭之際，宦官雖然與節度使維持著義養的關係，但仍不能自保。不少宰相便轉而投靠藩鎮，藉強藩的勢力而逞一時之私快，由此亦種下唐亡的禍根。

1.44 飲鴆止渴與同室操戈 ── 相閹間的最終決裂

昭宗鏟除楊復恭後，又因樞密使景務修、宋道弼的驕縱而不快，企圖授意崔胤誅除二人。崔胤為宣宗朝宰相崔慎由子，承父親遺志欲盡去宦官，與溫和派宰相王摶意見不同，也與昭宗只望逐殺景、宋的意旨不合，終被昭宗免去其相職，

譴出為清海節度使。崔胤既未能完成父願又被革去相位，惟召宣武節度使朱全忠為後援。是時朱全忠是實力最強的藩鎮，只有河東節度使李克用可與他分庭抗禮。朱全忠奏請昭宗留用崔胤，迫使昭宗召回崔胤，並因此而賜宋、景與王摶死。

昭宗被強藩脅制，性情漸變乖異，日夕酗酒殺人，左中尉劉季述、右中尉王仲先用事，脅迫崔胤與朝臣簽 “聯名狀” 廢昭宗為太上皇，以皇太子李裕監國。劉季述脅太子以令天下，又遣使窺探朱全忠的企圖。朱全忠衡量輕重，決意支持崔胤，結果，崔胤密通左神策軍指揮使孫德昭，誅王仲先，擒劉季述，宦禍暫時得以平息。

正如王壽南指出，前朝宦官的弒君，只出於一、二宦官，或個別的宦官集團所為，但昭宗朝的宦官，為維護整個宦官階級而以禁軍指揮實權威脅百官俯首簽署同意書來廢立帝主，把唐代宦官干政為禍的局面推上另一高峰（《隋唐史》，

頁394-395）。在廢君的過程中，牽涉了兩中尉與兩樞密，並得到各派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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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許，說明了中唐以來，帝主企圖以職位分化不同宦官集團，使他們互相牽制的政策至此全盤失敗；而劉季述等企圖遣使與朱全忠通好，而朱全忠在這時仍支持崔胤，卻說明了強藩已不再重視宦官虛浮的權勢。有遠見如朱全忠者，勢必協助傳統視為權力來源正當的宰相，鏟除宦官集團，以得天下人的認同，求取昭宗賞賜更多的權力和利益，並在日後取而代之。朱全忠此舉亦間接使宦官不敢誅除崔胤，使崔胤繼續為自己刺探禁中的情報。

昭宗復位後仍不脫過去帝主猜疑宰相的弊病，堅決把神策軍指揮權交回宦官手中。時左中尉韓全晦、右中尉張弘彥與鳳翔節度使李茂貞關係密切。事實上，

鳳翔因在京師毗鄰，一直以來都由權閹嫡系出任節度使。昭宗以韓全晦、張弘彥掌宮禁，不但顯示昭宗對數番進逼長安的李茂貞還存著幻想，希望通過李茂貞來防禦盜賊出身的朱全忠與沙陀外族李克用，而且昭宗也通過拔擢李茂貞來牽制以朱全忠為後盾的宰相崔胤。

崔胤從來未有放棄盡去宦官的念頭， “聯名狀” 事件更堅定了他的信念。韓全晦等知道崔胤欲召朱全忠入京鏟除宦官，在徬徨無計之下，唯有脅持昭宗走依鳳翔。朱全忠藉這良機盡遣汴師七萬進京，沿途並收降華州（鎮國）節度使韓建，

勢力大盛，最後把應李茂貞請救而來的河東精兵擊退，把鳳翔圍困幾近一年。鳳翔草木殆盡，人狗相啖，被脅持與昭宗一同赴鳳翔的諸王、公主隔天才進食一次，

不少貴戚甚至凍餒而死。朱全忠則以戰養戰，外抗李克用，內圍鳳翔，天復3年

（903）初，邠寧、護國軍等節度使先後降歸全忠，宣武軍實力已達十餘萬，李茂貞被迫誅殺韓全晦、張彥弘及樞密使袁易簡、周敬容等，從此昭宗落入朱全忠手中。

朱溫於天復4年（904）殺宰相崔胤，並因長安自播亂以來已殘破不堪，遂拆卸宮宇樑柱浮河而下至東都，旋遷昭宗與文武百僚至洛陽，軟禁昭宗。該年8月遣郭將弒昭宗，立昭宗子輝王李祚，更名祝，是為哀帝。3年後廢哀帝自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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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梁（河南開封）稱帝，建號大梁，史稱梁太祖，並以此年為梁太祖開平元年

（907）。唐歷289年而亡，朱溫開展了五代十國的分裂局面。

2. 帝主縱容宦官的心理狀態

我們在以上的宦官弄權、干政，甚至廢立、弒君等歷程之中，其實清楚地看到純為帝主 “信賴”所致。由隋文帝時始，學員都被重複提示帝主不能信任朝臣的事實，而宰輔往往就是首當其衝的受嫌者。宰臣居於外廷，帝主不能確知他們聯群結黨的動向，需要借助貼身的爪牙來替自己偵察，這些暫得分享權力的家奴，又是沒有繁衍能力的閹人，謀奪帝位的可能性極低；再者，宦官因生理缺陷而產生的心理缺陷，更是桎梏了他們縱使操控內宮，甚至弒君、廢君，卻仍不敢自立的最大原因。帝主們既深明這關鍵奧妙之所在，故歷代帝主的不傳之秘 ─

─ 帝王術，自是用之而不竭。

2.1 主僕關係

唐代內侍省本來由內侍、內常侍至寺人等組成，當初不過 50 餘人，其他掌司戶、宮闈、內供等較低微職位固為數不少，但卻只屬於不入流的卑微角色。唐末昭宗被朱全忠奪回後，崔胤便大殺宦官，僅留“ 單弱數十人 , 備宮中洒掃”

（《新唐書‧宦者下》，本意就是回復初唐時代的面貌，禁絕閹人掌權。太宗即位至中宗時，宦官雖愈三千之數，衣紫的仍極有限。

玄宗時，楊思勗討伐有功，累功至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是唐代初年品秩至高的宦官。玄宗對一些應對稱旨的內侍往往加以拔擢，很多因而被授以三品左右監門將軍之職，開了後來諸帝提升宦官官階的門檻，為竊政奪權舖下了康莊大路，《舊唐書‧宦官傳》因此對玄宗頗有微詞。高力士以常侍奉玄宗關係得以親近左右，累功冠軍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楊思勗死後取代其驃騎大將軍之職，

玄宗往往只呼 “將軍” 而不名，並嘗說“ 力士當上 , 我寢則穩”，明顯是主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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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一種信任關係所致。事實上，很多得以用事的宦官，均自東宮時代已成為太子的侍從，逐漸培養出一種僮僕與主子間的感情。主子多認為奴僕輩可任其呼揮，

在先天優勝條件驅使下，著宦官辦事刺事，分化朝臣，甚至使令分黨成派，雄武之主可縱容黨爭的出現與蔓延，則愈多消息通過不同孔道鑽進各派宦官手中，帝主由是恣意自取。至帝主厭倦某權閹用事之際，則另覓新寵以代。憲宗元和 6 年 (811)，內宮弓箭庫使劉希光受羽林大將軍孫濤的賄賂，請求方鎮鎮守，但事件牽連劉希光的後台，知內侍省事，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於是憲宗便把吐突貶為淮南監軍。憲宗嘗與厭惡宦官用事的宰相李絳談論朝事，憲宗直指：

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私恩，若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資治通鑑‧唐紀 54》，卷238）

這正是帝主縱容宦官心態的寫照。可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假以私恩” 的嚴重後果與日後不肖子孫只懂 “假以私恩” 而卻不懂回收 “私恩” 的後果，最後，下放後的皇權反成寖害皇族的致命利器，這不能不說是帝主階級把玩權術之餘，弄巧反拙的結局。

帝主既有 “去之輕如一毛”的自負心態，那末內宮之中的要職，如神策軍軍權及樞密使的任命，委諸宦官自是順理成章。除憲宗貶吐突承璀時說 “此家奴耳”外，文宗也在 “甘露之變” 後每有 “朕受制家奴” 之嘆（《新唐書‧宦者傳上》），昭宗下詔誅宦官時也說 “此輩皆朕之家臣也”（《舊唐書‧宦官傳》），

這說明帝主重用宦官，在於他們相信宦官易於駕馭，以他們為監視外廷大臣的工具。這亦是舊的權閹雖遭貶殺，但新的權閹仍不斷湧現的原因。帝主處於深宮之中，朝臣每因各種原因奔走請託於宦官之門，於是宦官漸成外廷朝臣的無形座主，黨爭出現後，宰相的去留亦幾乎由權閹決定。

德宗貞元 12 年置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標誌著宦官控制了中央禁軍的開始。雖然宦官擁有的是北門以內的軍事指揮權（通稱 “北司”）與宰相為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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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擁有指揮保護尚書等省的軍隊（通稱 “南衙”）表面上形成對峙之局，但北司軍隊往往精加訓練，且控制宮禁，政變安排，往在早朝前業已步署，較群臣遠為稱心。既而，軍器使一職亦由宦官所掌握，列陣於上朝道中，群臣立時束手，這也正是 “甘露之變” 時，由李訓傖猝間召募的 “壯士” 不敵神策軍的原因。關於這片斷，我們可以代宗時李輔國的下場為例子。

2.2 代宗的用宦、制宦與去宦

李輔國先後擁立肅、代二宗，遂妄自專大，把持朝廷，甚至向代宗說 “大家但內裡坐，外事聽老奴處置”（《舊唐書‧宦官傳》），代宗以其正掌禁軍，投鼠忌器，首先尊李輔國為 “尚父”，以安其心，同時在他疏於防範之時，培植其他宦官以分其權，程元振正是其中首要的人選。代宗終在機會成熟時罷去李輔國的軍權與相權，只留下博陸王的虛銜。李輔國企圖入中書省修謝表時為閽者所阻，最後被代宗密遣的俠者刺殺。程元振掌禁兵，權又過於李輔國，廣德元年（763）

十月，代宗奔陝州，礙於物議，罷元振官，放歸田里。魚朝恩在陝州迎駕後，入京專典神策軍，受帝主恩寵，權盛益甚，漸招代宗之惡。大曆元年（766）遂置樞密使之職以宦官董秀出任，以分魚朝恩預知機密之權。後代宗藉宰相元載與魚朝恩有隙，設計先解除其軍權，並於宮宴席中將之勒斃。董秀得勢後，因掌樞密故，與元載多所勾結，代宗遂於內宮杖殺董秀，復以朋黨罪賜元載死，結束了中唐初期權閹用事的局面。

代宗是中唐之際最具權謀的帝主，他先刺殺李輔國，再貶程元振，三誅魚朝恩，四杖死董秀，無非是向宦官重申生殺予奪皆由我的皇權。但須注意的，是當宦官擔當要職時，朝臣分黨立派，爭相競附，帝主可坐收不出門而知天下事之利，

這正是帝主不肯委信大臣的原因；這亦是寧以不知兵的宦官為監軍，來監視節度使及在外鎮守的來由。但須留意的，是帝主縱能誅殺個別弄權的家奴，卻不會鏟除整個替他日夕奔走，扮演耳目爪牙角色的宦官階級。宦官的權力既由帝主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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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暫託，因此權力並無根基，失勢如李輔國者立見受辱於閽者，他們面對這種無根的權力，只有等待甚至製造下一次掌權時機的再度來臨。

從代宗“懲處” 權宦事例中，我們可以歸納數點：

(a) 中唐代宗設計屠除權閹之際已需顧慮週詳，即肅、代以來，權閹已非像一般家奴可以任由君主隨意誅屠。李輔國的例子已透露了玄機，可惜帝主過份迷信自己的權力，執迷而不悔。

(b) 宦官與宦官、集團與集團間的爭權，這種人性的自然表現易為帝主利用。代宗以程元振取代李輔國，日後文宗以仇士良代黃守澄，這些權閹的失勢，皆因宦官階級本身出現利益衝突所至。

(c) 宦官氣焰囂張，主要是他所掌的是帝主暫託之權力，一旦主子收回權力，他仍不過是家奴而已。學員在史冊上所認識到的宦官，已是這行業中的表表者，

而無數湮沒無聞，身份卑微的宦官，至告老之日，還要朝廷額外恩恤及救濟。

(d) 李輔國被閽者阻擋，或出於代宗授意，或出於司戶者之自發，不獨可見失勢家奴之可悲，也可看到帝主對宦官呼來揮去的心態與手段。正因他們經常抱著這種心態的關係，於是樂於將權力不斷地於不同宦官間轉移，企圖憑藉自己的法、術、勢鏟除他們，故被鏟除的只僅是個別宦官或個別的宦官集團，

而卻非整個宦官階級。

2.3 權術的再伸延及 “家奴”勢力的來源

正因帝主認為權術可操控自如，於是李輔國之後有程元振，程元振之去皆因魚朝恩之崛起。代宗亦非對魚朝恩絕對的信任，大曆元年(766)設置樞密使之職 , 以宦官董秀出掌，正是以此來分魚朝恩的權力。

學員可從後來魚朝恩之被代宗所殺，魚黨幾乎從此消聲匿跡來看，董秀確是代宗安插藉以分權，進而鏟除日漸專政囂張魚朝恩的工具。繼而，董秀用事以後，

因掌樞密關係，與宰相元載互有勾結。元載昔日因巴結李輔國，得其保薦而得以平步青雲，至今又企圖重行故事來巴結董秀，並進而獻計誅除魚朝恩。後來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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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漸盛，忘卻為臣者應恭慎的道理，最後被代宗以朋黨罪賜死，並下詔清除其黨羽；在外廷宣告賜死元載前，董秀已被杖死內宮，這裡再次地看到帝主重申生殺之威的證據；當然董秀忘卻自己之所以輕易掌權，皆因帝主猜疑朝臣，忌憚宰相所致，他公然與元載互為勾結，確是愚不可及的行為。

玄宗時，高力士已參與樞密的工作。李輔國也曾在禁內批決四方而來的奏摺，

至代宗時有鑑於魚朝恩已掌神策軍軍權，不欲重蹈李輔國之例，於是兵政從此分家。設立樞密使之職的另一目的也有分裂宦官集團的意圖。樞密使除替帝主至三省及向朝中官僚宣讀聖旨外，主要是參與朝上的論政，以樞密大臣身份提醒帝主一切政務大事，甚至以前朝事例來抗旨，進而與宰輔大臣共同議政，宦官權勢日張固導致宰輔受制於宦官局面的出現。同時亦因為樞密使預知機密之故，宰輔、

節度等任命不獨預先知悉，甚至可介入操控干預，朝臣繼之爭相依附，權勢又得進一步坐大。

基於以上原因，憲宗元和年間為恐樞密使過份專政關係，又仿效德宗貞元 12 年設神策軍兩中尉的方法，設置兩樞密使，於是左右神策軍中尉與兩樞密在內廷並稱 “四貴”。敬宗時，早有宣徽使以分樞密使的職權，亦即所謂的 “樞密、

宣徽四院使” ；當然這些遊戲早為宦官階級所洞悉，他們結黨聯盟又或者以家族壟斷這些職位，藉此與帝主的分化手段相對抗。

2.4 “家奴”力保權力的方法 2.41 義養

宦官本是無後的閹人，在唐史中很難找到早在民間成長，娶妻生兒後才閹割進宮的宦官；雖然在兩《唐書》中仍可發現楊思勗、高力士等都有妻子，但這都是閹割後，甚至他們發跡後才娶的婦女，只是聊勝於無，卻不能生兒育女。因此，

在宮內收養養子就為了這特殊行業一種繼承權力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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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之際，宦官權勢未顯，我們對他們收養的資料所知不多。朝廷曾有詔令規定宦官只限收養 10 歲以下的小童、小閹為養子，但相信奉行時間不長，事實上，不少宦官均有收養民間並非同姓的小孩為嗣子，以他們來繼承香燈。此外，

他們在後宮收養有潛質聰慧的小閹之餘，並在神策軍中找些忠於自己的將領為義子，後來更因藩鎮崛興的關係，以鎮守為義子，借此來強化彼此的聯繫與呼應。

以玄宗時楊思勗為例，其養父只是職位不顯的宦官楊歷，楊思勗官運亨通，

一直累功至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楊思勗本姓蘇，成為楊歷養子後，更成為嗣子。楊歷在外廷還有一個義子，就是在開元 15年經過長年貶官生涯後，被重召回京的鍾紹京，他最後官至中書令、光祿大夫，封越國公，故楊歷雖然官位不顯，卻能父憑子貴，由鍾紹京替他撰寫銘文，大力歌頌一番。

對於急功近利之徒來說，收養年紀較長的義子，總比收養稚子來得更實際。

像魚朝恩為鞏固自己在內宮的勢力，就以曾效力安史軍閥的鮮卑降將尚可孤為神策大將，指揮禁軍，易名為魚智德，收為養子。此外，魚朝恩還有一名年幼嗣子，

名魚令徽的小宦官，魚朝恩藉著同僚瞧不起其嗣子為理由，要求代宗賜令徽紫金袍，而代宗尚在支吾之際，隨行宦官卻已和盤托上。這些似乎都看見宦官階級深知自己所擁有的僅是無根的權力，但當他們愈急於擴張這種權力以自保時，也正是他們失寵於帝主以致喪失性命的時刻。

學員們從魚朝恩被殺，同黨劉希暹不久後亦因遭帝主的厭棄被誅，魚令徽更從此不知所終，只有魚智德因武功而繼續受到重用。後來的王守澄、仇士良、魚弘志、吐突承璀莫不因帝主倦惡而被貶殺或企圖鏟除。晚唐宦官得知崔胤聯絡朱全忠入京誅殺他們，傍徨無計之餘，只有相對流淚，互相嗟嘆，再一次證明他們本屬可憐階級。宦官身屬家奴，卻擁有不屬於自己的權力，他們若要保留這無根的權力，便要通過不斷的廣收養子、義子，更進而發展至以不擇手段來控制帝主借此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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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擁立

以憲宗時擅作威福的吐突承璀為例，因貪贓枉法被各道奏章所劾，但得到憲宗多方的包庇，被貶為淮南監軍，甚至在重召他回京前，還事先把討厭宦官的宰相李絳罷免。但在立儲問題上，吐突承璀擁護灃王寬，而黃守澄擁護遂王宥，

憲宗終立遂王為太子，是為穆宗。穆宗即位後，因吐突承璀與他沒有故舊之情，

倒有政敵之實，遂將他誅殺。吐突承璀的失敗，在於政治投資，甚至賭博的失敗。

故不少權閹擁立皇子，不單是要延續他的權力，還要延續他的性命。

2.43 譎術

當順利地渡過政治賭博後，宦宦階級更重要的工作，就是以鬥雞走馬來引誘帝主，使他沉迷於聲色之中，故大權傍落，好任由自己去肆意干政。《新唐書‧

宦者下》說：

始，帝 (僖宗)為王時，與 (田)令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 “父”。

田令孜等內臣悉勸僖宗籍京師兩市蕃旅、華商寶貨皆送內府庫，以此供賜伎子歌兒，即意欲使其忘情於歌舞宴飲之中，於是：

令孜知帝不足憚，則敗鬻官爵，除拜不待旨，假賜緋紫不以聞。百度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匿，帝不及知。……

田令孜等輩所為，未嘗不是前輩給予宦官同僚的 “忠告” ，《新唐書‧宦者上》

記載：

(仇)士良之老，中人舉送還第，謝曰： “諸君善事天子，能聽老夫語乎？” 眾唯唯。士良曰：“天子不可令閑暇，暇必觀書，見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省游幸，吾屬恩薄而權輕矣。諸君計莫若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獵聲蠱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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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侈靡，使悅不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力欲焉往哉？”

大抵上說明了帝主階級既有不傳之秘的 “帝王術”，但宦官們也有一套 “宦官術”來為對策。

3. 有關宦官弒君問題再議

宦官本屬刑餘，因社會地位，輿論壓力，加上自我的心理障礙等原因，不可能自立為帝；換句話說，縱使帝主所賦予他們的權力已極膨脹，但宦官仍不可能自取而為之。

唐代宦官之弒君，固然是宦官權力高漲的表現，但陳弘志之弒憲宗或出於郭太后（憲宗貴妃）與其子宥（穆宗）的主使。憲宗多內寵，恐郭貴妃門族華盛，

一旦立為皇后，再不容憲宗嬖幸後宮，故遲遲不願册立為皇后。元和 7 年（812）

惠昭太子死，憲宗改立宦官王守澄支持的遂王宥為太子。正如前述，憲宗一向寵信的宦官是神策軍左中尉吐突承璀，但吐突承璀極力支持澧王惲，惜澧王惲因其母親地位微賤而見棄。郭貴妃親子雖得立，但地位未固，且又恐子不能憑母貴，

因此極可能授意王守澄指使陳弘志乘憲宗服食丹藥狂燥之際將他弒殺；而右中尉梁守謙與王守澄，韋元素等立太子，並迅速誅除吐突承璀、澧王惲，實與東宮奪權有關。再者，陳弘志既有弒君之嫌，卻只被貶於外，宮中諸宦者對其事多諱密不言，個中顯有隱情。

至於敬宗可能確因行止乖戾，宦者不堪鞭韃才遽下毒手。劉克明並非掌握禁軍、樞密的宦官，弒君後在忙亂中擁絳王領軍國事，最後為樞密使王守澄、左右中尉魏從簡，梁守謙等掌實權的宦官誅滅，迎立江王為帝（即文宗）。郭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文宗祖母）居於興慶宮。

從以上事例可見，宦官因企圖延續自己的勢力，有必要把政治注碼押於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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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與后妃的身上，這不啻加速破壞宦官集團與集團之間的默契和合作。在這情況下，不同職級的宦官亦被不同的政治人物利用，成為鬥爭中的踏腳石。王守澄在兩次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陳弘志卻僅在歷史舞台上曇花一現。陳弘志再度於史册出現之際，正文宗厭倦王守澄而將其權力架空後加以毒殺之時；王守澄既除，於是元和逆黨也無一倖免，陳弘志未被擒送京師，卻被杖殺於道，似乎也隱約透露了憲宗暴崩事件背後的真相。王夫之在《讀通鑑論‧唐敬宗》內雖批評指宦官弒君之罪：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弘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兩代至文宗之季年而後以他罪誅之，則劉克明何憚而不滅燭以弒少年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

斬之者神策、飛龍宦豎所將之兵也。……

揭示了宦官集團內部的處事方式，但同書〈唐憲宗〉條更一針見血地譴責徒一陳弘志豈能弒君，而弒君後尚可逍遙法網之外，所謂：

帝（憲宗）弒未幾而郭氏太后之命行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卒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以自暴，而侈靡游佚，固一不軌婦人，其去武奉無幾也！……宣宗既立，追憲宗之讎，郭氏廹欲墮樓，弒逆之蹟暴露於論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

個人認為弒君事件並非反映整個宦官集團權力已凌駕於統治者之上，卻在某程度上反映內侍臣受帝主、皇子及后妃利用悲哀的一面。

4. 朝臣與宦官關係探微

科舉取士正是奴才化的選人方法，寒門子弟既要通過特定的途徑入仕，而入仕者的最高理想不外是攀上宰相之位，那末，千辛萬苦的巴結座主，何巴結當前的大座主，何不巴結當時得令的內官，藉此平步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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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李黨爭” 由憲宗期間開始，至宣宗貶李德裕為崖州司戶止，歷四十餘年而告終。兩派人物在憲、穆、敬、文、武、宣等朝，不斷擢用附己者來傾軋對方，

但關鍵人物的升遷去留，卻繫於宦官手中。在宮廷背後出現的宦官不同家族、不同派系的鬥爭，其間的勝負，反映於廷前的，若不是牛僧孺集團因幕後支持者掌權後可上場執政，便是李黨由在野派躍身成為當權派。事實上，自宦官擁立帝主以來，朝中重臣多不得不攀託權閹，這並不存在著正派與姦邪的問題，因不交結宦官則不能擢居高位，又何來一伸政治抱負？

4.1 宰相與宦官 ── 以李德裕為例

牛僧孺入相雖為李宗閔所舉薦，但李宗閔本身卻賴宦官助力才能於文宗時兩度入相。牛黨中的楊嗣復、李亦因趨附樞密使劉弘逸、薛季稜，而得以在 “甘露之變” 後晉身宰相。另一方面，李德裕在文宗太和 7 年（833）為相，是由樞密使王踐言所推薦；兩年後李德裕出為潤州刺史，轉淮南節度使。李在任內曾厚待監軍楊欽義，當楊欽義回京後在武宗會昌初取得樞密之位，便薦舉李德裕復入為相。

李德裕在武宗期間壓抑宦官，防止其勢力進一步擴大，又得武宗信任，招來左中尉仇士良的嫉忌。武宗雖由仇士良等擁立，但卻時常想脫離其轄制。事實上李德裕也有自己一套均衡權力的方法。武宗愈委重德裕，則愈招來仇士良的疑忌，

因而在神策軍中造謠，訛稱李德裕要奏請減禁軍的糧菽，李德裕深知武宗欲去仇士良，因而央求武宗澄清仇的誣衊，這樣更令擁立武宗的仇士良惶恐不自安。《新唐書‧宦者上》說：

帝(武宗)明斷 , 雖士良有援立功 , 內實嫌之 , 陽示尊寵。李德裕得君，士良愈恐。……

不久仇士良獲升格為觀軍容使兼統左右神策軍。仇士良至此探知帝主的意圖，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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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省事。固請老，詔可。……

李德裕正是藉著 “君臣相得” 來使仇士良 “自然流失”，而仇告老後的奪爵抄家，亦由其宦官同僚所告發，說明李德裕不肯硬踫權閹，不去挑戰宦官座主的勢力，也未嘗不是為官之道的要旨，也未嘗是他諳熟宦官集團的運作，也未嘗不是他揣悉武宗將或鏟除仇士良的手段所致。然而，仇士良去位後，與楊欽義站在同一陣線，也同樣是支持李德裕的另一以劉行深為首的龐大宦官家族未能即時奪得軍權；宦官馬元贄至此奪得左中尉之職，且一直掌握權力至會昌 6 年 (846) 武宗去世，並禁止李德裕入謁病危之際的武宗，由此，武宗的叔父輩光王被擁立，

馬元贄並非支持李德裕的宦官，與楊、劉宦官集團的友善，或合伙程度成疑。馬元贄在宣宗期間掌左中尉之職 4 年，而宣宗既不滿武宗對自己的輕蔑，在一反武宗的政治路線之餘，李德裕的貶斥幾在意料之中。宣宗大中 5 年 (851)，馬元贄去位，楊欽義代其位，與劉行深出掌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而劉之養子劉遵禮更出為宣徽南院使，但李德裕在昔日初貶東都留守，再貶潮州司馬，大中 3 年 (849)已死於崖州司戶任內，令我們無法再看到往後的發展。

4.2 中唐時期的黨爭

一直以來，史家對“牛李黨爭”的定義與性質都有不同的詮釋及見解。岑仲勉認為李德裕無黨，而兩《唐書》內提及“牛李黨爭”中的“李”，是指李宗閔而言。

（《隋唐史》，頁417—432）。王炎平贊成此說，並在史實上作出了補充（王炎平，〈辨李德裕無黨及其與牛黨之關係〉，《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 年2月，頁91-98）。卞孝萱則認為牛僧孺在黨爭中一直依附李逢吉與李宗閔，排名當在二李之後，卞氏卻並不同意岑仲勉認為李德裕無黨之說，並以編年紀事的方法，引證牛僧孺並非該黨首腦，應以“二李”（李宗閔、李德裕）朋黨，更新正名（〈牛李黨爭正名〉，《中國史研究》，1993年4月，頁83-92）。傅錫壬認為正史偏袒李德裕，詆毀牛僧孺，就此問題他作出考證，指出兩《唐書》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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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各有不同的詮釋（〈兩《唐書》所論牛李黨爭歧異考〉，《淡江學報》，1983 年5月，頁133-144）。

在黨爭的性質上，劉堯庭認為牛黨代表新科進士；李德裕則以舊士大夫階級的角度來非議及反對進士，故此黨爭是具政治意義的鬥爭。此外，牛黨反對用兵於藩鎮，更反對對外用兵，與李德裕的政見全然不同，亦是黨爭的要點之一（劉堯庭，1953，頁1—4）。胡如雷在劉堯庭意見的基礎上，指出牛李之爭存在著強烈的階級性，胡氏還在黨爭的時間性、勢力消長上作出比較，認為李黨中的主要分子並不反對進士科，並主張滅強藩，收復失陷於吐蕃手中的維州，甚至贊同武宗具經濟改革意義的滅佛措施；但牛黨則持反對意見，因此牛黨具反動性，而李黨有進步性（〈唐代的牛李黨爭研究〉，《歷史研究》，1979年6月，頁18-31）。

事實上，姑勿論李德裕是否有黨，雙方陣營中均有舊族與進士，甚至有朝士兼具的雙重身份（岑仲勉《隋唐史》，頁422-425），而雙方的政見不同也確是事實。《舊唐書‧李宗閔傳》中指憲宗元和元年（808），李宗閔、牛僧孺在元和三年的進士策問中攻訐時政，得罪宰相李吉甫，不少治史者因此認定李德裕因父親受辱而與牛黨交惡。但馮承基認為此事與牛僧孺無關，與“牛李黨爭”並無直接關係（馮承基，1947，頁135—146），岑仲勉亦考諸史實，指出這事在時間上與黨爭並不吻合。（仝上，頁429—432）。王炎平進一步提供補充的考證材料，

說明牛李之爭主要是在於集團與集團之間個人的矛盾與政見不同，與進士策問無關（仝上，頁99-106）。

中國傳統知識分子素抱著“君子群而不黨”的觀念，只有在攻訐敵對者時，才冠以對方結黨的罪名。牛黨李黨都只是後人為方便統稱牛李集團時的稱謂而已，

故“牛李黨爭”一詞並不足概括中唐以後黨爭的情形。李吉甫在憲宗元和年間輔助帝主推行削藩，取得一定的成績；但李宗閔、牛僧孺卻在策試中反對以武力對付藩鎮。當牛僧孺、李宗閔相繼在穆宗、文宗年間執政時，在姑息藩鎮與維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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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表現軟弱；不過，正如多爾比（Michael T. Dalby）在《劍橋中國隋唐史》裡指出，牛黨中人，如李逢吉亦曾主張用兵宣武以平定叛亂，因此這些概括的評價，

往往只能適用於兩派高層政治人物，甚至只是個別政客的身上（頁653-661）。

“牛李黨爭”由憲宗期間開始，至宣宗時貶李德裕為崖州司戶止，歷四十餘年而告終。兩派人物在憲、穆、敬、文、武、宣等朝，不斷擢用附己者來傾軋對方，

但關鍵人物的升遷去留，卻繫於宦官手中。在宮廷背後出現的不同宦官家族、不同派系的鬥爭，其間的勝負，反映於廷前，不是牛僧孺集團因幕後支持者掌權後可上場執政，便是李黨由在野派躍身成為當權派。事實上，自宦官擁立帝主以來，

朝中重臣多不得不攀託權閹，這並不存在著正義與姦邪的問題，不幸的，是若不交結宦官則不能擢居高位，朝士又何來一伸政治抱負？

嚴格來說，黨爭的發展基本上依附著內廷宦官的權力鬥爭而演變。“甘露之變”後，互相敵對的宦官家族或派別，漸覺需團結一致來對付企圖鏟除他們的外廷朝臣。自李德裕貶死崖州後，黨爭漸告平息。往後的局面，是若干固執大員仍念念不忘盡誅宦官，終導致宦官與宰相競相拉攏藩鎮節度為後援，最後出現朱溫篡唐的結局。

其他有關牛李黨爭問題可參考王炎平（〈牛李黨爭始因辨析〉，《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年3月）、築山治三郎（〈唐代宰相的入仕與出身的地域區別〉，《人文（京都府立大學學術報告）》，1966年9月，第18期）、河元洙

（〈唐後半期進士科與士人間私下的關係〉，《東洋史學研究》，1996年，第56 期）等著作；岑仲勉指李德裕無黨的綜論尤堪一讀（《隋唐史》，頁417-443）。

4.3 關於 “甘露之變”的性質問題

至於 “甘露之變” ，論者每多握腕而嘆，認為功敗垂成，多為李訓不值，

甚至將他歌頌為烈士。但鄭注本為市井大夫，因為有若干煉藥本領，受到宦官黃守澄的賞識，轉而入宮侍候文宗。李訓與鄭注素有私交，由此亦被引進入朝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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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巴結黃守澄而大受賞識，輾轉間出為翰林侍講學士，親近文宗。在親炙皇權後，得知帝主欲去宦，於是獻計剝奪黃守澄的兵權，並加以酖殺。但李訓因宦官的引薦而得以親近皇權，由是放棄無根的宦權固順理成章，但以為可以借此親倖機會邀功，在企圖獨攬功勞之下，並不知會鄭注而私自招募 “壯士”來盡誅有神策軍護身的宦官，失敗亦並不稀奇。稀奇的卻是文宗亦不知會宰輔大臣，導至事變之際，救駕無人，這不能歸咎帝主的疑心。務須留意的，是昔日李訓、鄭注可以順利誅除王守澄，在於先解除其右中尉之職，並以仇士良、魚弘志取代。但後來李訓猜忌鄭注，不欲鄭分其功，獨自招募壯士企圖伏殺權閹，卻忘記了應先去其兵權，已犯上一忌。帝主猜疑宰相是“甘露之變”失敗的第二原因。此前，

文宗本以宰相宋申錫鏟除王守澄，卻被王守澄先發制人，誣告宋申錫勾結漳王湊謀反。文宗徹查後雖知申錫無辜被誣，卻仍貶他至開州，說明帝主在面對宦官與朝臣間的抉擇往往寧取宦官。 “甘露之變”一再顯示了文宗不願宰相王涯等知情，只由威望未隆的李訓召集南衙（由中書門下宰相控制的十六衛軍）中一衛，

加上地方上的散兵游勇猝然發難，失敗自是意料中事。司馬光直斥王涯、賈餗非辜：

（王）涯、（賈）餗安高位，飽重祿。（李）訓、（鄭）注小人，

窮奸究險，力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不以為恥。國家危殆，不以為憂。偷合苟容，日復一日，自謂得保身之良策，莫我如也。若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则奸臣孰不願之哉？一旦禍生不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

（仇）士良安能族之哉！（《資治通鑑‧太和9年》）

王夫之亦認為王涯等並非枉死，蓋實知文宗之計謀，但他在《讀通鑑論‧唐文宗》

內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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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申鍚淺躁，物望不歸，（李）訓（鄭）注則無賴小人，繇宦豎之進，傾危顯著，可畏而不可押。（王）涯、（舒）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不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

在譏議文宗之餘，他不忘闡釋當時毋論牛李中人或其他大臣均無敢衝撞宦官者：

故文宗不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不肖者皆知有門户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

王壽南更指李訓黨人缺乏才能，同時亦未能控制北衙（宦官所控制的神策軍）禁軍，是失敗的直接因素。（《唐代人物與政治》，頁212-235）。 “甘露之變”

不啻是宋申錫事件的重現，文宗不欲其他宰相知情參與，又或李訓因欲攬功而免得同僚分寵，都純為二人自取其辱的計謀而已。

5. 有關唐代宦官的回顧與反思

唐代中葉以後，中央政治每因宦官的專橫與宦官集團把持朝政，出現了弒君、廢君與擅自擁立帝主的情況。宦官為什麼能掌握大權？他們的權力究竟有多大？一些史家與學者的意見頗值得參考。

司馬光慨嘆縱如東漢宦官之驕横，仍須假人主之威福，更無脅迫天子的事件，其中分別卽在漢代宦官並無操控兵權的任命，而德宗因疑忌諸將，設左右中尉之職，遂造成亂亡的禍根（《資治通鑑‧天復3年》）。趙翼更指唐代宦官權勢凌駕東漢及明代之上：

“……立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來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

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大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

雖有英主察相，亦無如之何矣！”

所謂中官掌禁軍與樞密則禍作於內，出使與監軍則禍作於外（《廿二史劄記》〈唐代宦官之禍〉、〈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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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文徵認為太宗時駕御宦官極嚴，只是玄宗寵妃日多，內官人數相應地有所增加，隨著他擢升高力士與楊思勗，才開宦禍之始。李輔國從幸靈武，程元振翼衛代宗，至德宗時更因吐蕃犯京，倉卒中只有竇文場、霍仙鳴護駕，遂予他們掌禁軍之權。可以說宦者為禍，是由肅宗和德宗促成的（《隋唐五代史》，頁154-157）。吳楓指出統治階級的侈靡是宦官專橫的原因，至於朝臣與宦官的鬥爭以南衙北司為突顯，“甘露之變” 後朝臣已完全屈處下風（《隋唐五代史》，頁192-194）

楊志玖責難宦官專權加深政治的敗壞，而宦官內部鬥爭亦牽連朝臣的朋黨之爭

（《隋唐五代史綱要》，頁91-93）。

何永成指宦禍始於玄宗，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為禍最深者莫過擅自廢立與派外監軍（《隋唐史》，頁305-315）。韓國磐承認宦官權勢之由來始於玄宗朝政失墮所至，而掌禁軍、監軍，樞密大權後，氣燄凌駕中外諸臣，

終有南衙北司之爭的出現。此外，他也提及宮市對民生的影響（《隋唐五代史綱》，頁348-356）王壽南則從內侍省組織的演變、宦官家族勢力的承傳及其權勢在每朝遞增方面，作出考證與分析，說明宦官權力擴大的原因，而他對唐代宦官的研究在現階級仍應加以留意（《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岑仲勉非議帝主不獨付兵予內臣，更縱容他們受賄而籍此從中得益；他指皇子多倚仗權閹勢力奪位，

故不能不委政中人。無奈的只是伺中唐以還，志切誅除宦官者僅王叔父、文宗與崔胤，三人的失敗也說明唐亡命運可期（《隋唐史》，頁330-336）。至於黃永年則從統治者重用家奴的角度，並以宦者職權劃分後的勢力，及其與帝主、朝臣的關係，來說明宦官權力自始即受制於帝主，指出晚唐前的帝主仍能在大方向上控制宦官（〈唐代的宦官〉，《唐代史事考釋》，頁401-411）。

帝主縱容閹宦，源出於對朝臣的疑忌，肅、代之世，宰相在帝主授意下，

仍可誅除權閹，其中元載之去李輔國、縊殺魚朝恩是顯見的例子。但先輩被屠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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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過多，不免令後輩們有所驚覺，而宦官“英才”輩出，帝主則昏庸每見，

遂漸造成宦官勢力澎脹，終至一發而不可收拾的局面。至於深具奪位野心的皇子、后妃與宦官互為利用，乃出現微閹弒君之說，無何，憲宗又因暴虐死於愚奴之手；似乎唐代宦官之弒君或不出自本意，又或僅屬歷史的偶然。但姑勿論學者間爭端如何，其始作俑者為帝主本身，受害者亦為帝主本人，作繭自斃，豈不可笑？

6. 中唐的外憂：藩鎮與邊患

6.1 回、吐侵凌

史家或謂唐亡於藩鎮與宦禍，或謂與民變有關，即說明中晚唐之際的邊患並非唐亡的因素，故站在中晚唐，尤以憲宗以來的帝主心目中，藩鎮等同邊彊，都是外憂問題。

武則天中晚期以契丹、東突厥與吐蕃為邊患，導至玄宗時設十大兵鎮作防禦與保衛邊疆之用。開元末，突厥內爭，可汗每遭左右所殺，其勢大衰，至天寶初國滅，其地為回紇所有。安史亂起，葛勒可汗遣使請婚，議者論請兵於回紇，遂允其事，至德元年（756）底，回紇如約遣大軍與朔方節度使郭子儀會合，破安史軍於河北。次年，肅宗以廣平王俶與葛勒子葉護結為兄弟，克服長安，再平洛陽，兩京雖遭回紇洗刼，但一出唐、回盟約，二出廣平王之許諾，肅宗亦無如之何，唯通過厚賞與許婚加以賄賂。寶應元年（762）4月牟羽可汗受史朝義所誘入掠，代宗遣其丈父僕固懷恩遊說，約為兄弟之邦，舅甥之國。牟羽轉攻史朝義，

大破之。該年底，雍正适雖出使回紇受辱，但回紇確再助兵收復淪於叛黨之手的洛陽，兩京均遭回紇洗劫，士庶一空。此舉令昔日曾俯伏葉護太子足下的代宗深感不安，埋下猜疑僕固家的伏線。至僕固懷恩亂平，回紇仍肆意驕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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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紇之留京師者，曹輩掠女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劉清谭慰止。復出暴市物，奪長安令邵說馬，有司不敢何詰。自乾元後，

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數萬求售，使者相躡，留含鴻臚，

駘弱不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不知也。復以萬馬來，帝不忍重煩民，

為償六千。十年，回紇殺人橫道，京兆尹黎幹捕之，詔貸勿劾。又刺人東市，縛送萬年獄，首領劫取因，殘獄吏去，都人厭苦。

《新唐書‧回鶻上》的記載說明回紇貪殘橫虐，不獨踐踏中華，又加重中唐市馬的支出，令財困日窘的的政府拙於應付，這亦是德宗即位後外交政策轉變的原因之一。

吐蕃乘安史之亂，諸兵鎮入衛勤王之際侵吞河西、隴右一帶土地，廣德元年

（763）乘勢進逼，並借唐兵未及增援而直撲長安，代宗出走。嗣後又藉僕固懷恩之叛於廣德2年（764）與永泰元年（765）進襲、邠一帶，再抵京師外圍，

《舊唐書‧郭子儀傳》：

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刺，山賊任敷、

鄭庭、郝德、劉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數萬人掠同州，期自華陰趨藍田，以扼南路，懐恩率重兵繼其後。迴紇、吐蕃自涇、邠、鳳翔數道寇京畿，掠奉天、醴泉。京師震恐……

幸得郭子儀近乎傳奇的威信所瓦解且與回紇互相攻伐。郭子儀於大曆9年（774）

的奏議中分析唐、吐實力消長甚詳，終代宗之世，西陲烽燧常警。由是，“聯回抗吐” 成為代宗既定的外交策略。

然而，正因德宗為皇子之際曾受吐紇欺侮，故即位後轉採“聯吐抗回”之策。

自建中4年（783）及貞元3年（787）與吐蕃會盟以蘭、原、維等諸州歸吐蕃，均未足維持粗安局面。蓋涇軍求鎬賞不成下反成叛軍事件使德宗出奔奉天，並向吐蕃請兵，與回紇援軍僱傭性質相似，朱泚之變雖平，但吐蕃隨即求以伊、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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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為酬，於是第一次和盟告終。其後吐蕃因西進失利請和，實以伏兵邀刼唐使，

唐軍中伏，會盟使節琿瑊幸免，副使被擄。德宗接受李泌之議，復行“聯回抗吐”

之策，雙方約為父子，開市馬法，回紇復貢。

文宗末，回紇（鶻）雪雨連年，人馬無食，諸部相攻，勢力大衰。武宗會昌 3年（843），麟州刺史破其可汗於殺胡山，迎太和公主歸唐。後回紇屢遭黠戛斯等所敗，餘部奔走他投，或投室韋，或走沙州、高昌，遂亡。同於文宗開成末年，

吐蕃贊普暴虐，國人不附，內亂頻仍。宣宗時，沙州張義潮歸唐，發兵取瓜、伊等十州，以河湟之地入獻，朝廷於是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度。武宗中，

吐蕃洛門川討擊使論恐熱叛，攻陷州縣，其勢益衰。懿宗咸通4年(862)，張義潮取克涼州，又隔三載，吐蕃鄯州節度尚婢婢部將拓跋懷光擒殺論恐熱，自是吐蕃君臣亡走，西蕃衰絕。

王夫之雖亟詆唐代棄地向吐蕃求和之策（《讀通鑑論‧德宗下》），但概括而言，肅、代二世雖忍辱負重，以子女玉帛，甚至以人命取媚回紇，但在整個外交政策而言，收復兩京與討平“安史之亂”，回紇確曾出兵相助並立下殊功。肅、

代往後的帝主基本上也採取了和親、羈縻的政策來對付回紇。最重要的是他們了解回紇對土地並無野心，純為貪好物質金錢，相較吐蕃而言，易於應付；這種方針雖至德宗時出現轉變，但最終也因國力未足而復走聯回抗吐的舊路。往昔太宗靜待時機，俟突厥國亂而一舉將其臣服，中唐以後的帝主或再無太宗的勇武，卻仍採取這謀略來安養自保，以蕃制蕃，結果回紇與吐蕃都在國亂的情況下與唐室締結和盟，並在唐末之際相繼衰微，故中唐之際雖飽受回、吐兩大外患的滋擾，

並虛耗公帑以取媚西北強鄰，但物有輕重，事有先後，攘外安內，去彼取此，不能不說是因時制宜外交政策成功的結果。

6.2 藩鎮問題的處理 6.21 有關姑息藩鎮的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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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代之際內憂外患接踵而來，於亂世中苟喘以待時，而首賴郭子儀、李光弼、僕固懷恩朔方軍主力的屢禦强敵，二得於少數民族僱傭兵的增援與收復兩京，三幸有安史內哄的相互攻殺而自翦羽翼，四實因招安餘黨而平息亂事，而以後者最為重要。事實上，招安策並非姑息藩鎮，乃不得已而為之的迅速穩定局勢策略，蓋單憑朔方軍的征討安史，不免有觸襟見肘之感；回、吐旨在邀賞，固一勝則有一失，且唐朝處被動地位，頗受客觀形勢影響，絕非長久託付之算；安祿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雖先後死，但餘部繼起，且有燎原之勢，只有從中進行利誘與安撫，才可望短暫根治，以圖後計，論史者偏以此責詬肅、代二帝，

殊不知亂後延綿國祚153年，皆因此定策所致。

6.22 中唐藩鎮的成因

趙翼嘗指唐代官制的最大缺點在於節度使一職，權力不獨身兼數州軍政，又兼按察、度支等使，部份因地力優勢又兼鹽池使，有其土地、人民、財賦與甲兵，

一旦有事如安禄山者，天下幾因而覆亡。但他得承認節度使職的源頭在初唐時已漸啟其端，《廿二史劄記‧唐節度使之禍》：

其始察剌史善惡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節度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年，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度使，節度使之官由此始然。

玄宗時以邊事頻仍，逐步置十大兵鎮以防東北與西北少數民族的入侵，這是開元、天寶間的軍事策略。

天寶之亂爆發，安祿山在15年（756）正月稱帝，國號燕，次年（至德2年

【757】）初，安為其子慶緒所殺，慶緒即帝位，深忌史思明，思明因唐廷有招降意，乃率子朝義降，旋於次年復叛。乾元2年（759）自稱大聖燕王，並殺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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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上元2年（761）史思明被朝義所殺，朝義繼位，與唐、回聯軍相攻，其勢日益困窘，終在代宗寳應2年（763）自縊。安史之亂粗平。

早於玄宗幸蜀道上，因局勢急轉直下而皇室倉徨西奔關係，令所在藩鎮自募軍眾，自調軍餉與自署官屬，不獨在外鎮守如此，全國節度使也因時制宜，自行决定其所在地的部署。然而，隨著戰情與邊患的轉變，居於深幃重冪後的帝主不能不作出兩大權宜的决策，一是提拔及重用內臣為監軍使藉以監視前線將領的動態，次因回、吐不同性質的侵凌及安史餘黨的不明蠢動，中央須在國內保留節度鎮守以策萬全。張國剛把唐代藩鎮劃分為四類，即河北割據型、中原防遏型、西北禦邊型及東南財源型（《唐代藩鎮研究》，頁22-24）亦屬至論。

安史之亂能於短期內平定，很大程度上得力於僕固懷恩就地安置與册封安史餘黨的建議，在代宗急於安內的心態下，薛嵩（相衛【昭義】節度使）、李懷仙

（盧龍【范陽、幽州】節度使）、田承嗣（魏博節度使）、張忠志（成德節度使）

均獲其任命。四鎮的委任，决定了其節度使權擴展至監察地方的職能，這些權力及由權力飊升的跋扈自天寶14年底後已逐步形成，如肅宗乾元元年（758）平盧節度使侯希逸被李懷玉所擁立，其後又擅取青、淄兩州，朝廷既無力斥除，只有承認其合法性即為一例。這風氣的蔓延至河北等四鎮的任命又再把武力相攻隣邊、將士擅自廢立節度的野心和歪念蛻變成習慣。

6.24 代、德時的“姑息政策”

肅宗時允許由將士擁立的侯希逸為平盧節度，代宗廣德元年（763）初，侯希逸為手下所逐，李正己為部屬擁立為平盧淄青節度使。這些乾元以來出於邊鎮擅自廢立而在不得已下的委任，在代宗時有進一步惡化趨勢，如大曆3年（768）

盧龍節度李懷玉被部將朱希彩所殺，朱被擁立，朝廷承認其節度地位，而朱於4 年後又被手下所殺，朱泚繼立，朝廷亦無奈加以接受，相繼出現的尚有在大曆14 年（779）魏博節度使田承嗣死後，其侄擁兵自立、昭義節度使薛嵩死，其弟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