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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目前有關淡水地方社會之研究相當多元,為貼近本論文之研究主題,以 下將從淡水市街社會研究成果、各學門從事民間信仰研究之觀點、淡水清水 巖祖師廟主祀神(落鼻祖師)等相關研究,由大、中、小三種尺度之前人研 究成果著手,歸納目前有關淡水市街社會發展之研究動向、各學門從信仰切 入地方史研究時運用的觀點,以及淡水清水祖師信仰的研究成果。

一、淡水市街社會研究成果

清代淡水漢人市街聚落的發展與其河港機能有很大的關係,在淡水河水 運發展研究上,有溫振華、戴寶村合著之《淡水河流域變遷史》11。全書主 要依據歷史發展脈絡,討論不同時代淡水河流域之變遷,因此論述的時間及 範疇甚廣,從地質年代淡水河流域之地史與地形開始,歷經原住民主體時代 之多元族群分布、清領時期水運及貿易業的開展、日治時期水資源的充分利 用,到近代因工業興起造成的污染與防治等等,整合了自然、族群、社會經 濟、都市公共工程及文化生態史等議題。王世慶12則更深入地針對淡水河流 域之河港發展歷史背景作討論。王氏透過各式文獻的旁徵博引,並佐以地圖 說明,先就荷西時代至日治時期淡水河及其三大支流之名稱與河道作原貌之 呈現。而後,藉由淡水河河港都市之產業、市街發展、水運、貿易等諸方面,

歸結出1945 年以前漢人於淡水河各河港之拓墾史及貿易發展史。

林玉茹改編碩士論文出版之《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13一書,針對 清代臺灣各港口之數量與分布、港口的發展與等級、港口間的互動作探討。

透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將清代臺灣的港口發展歷程,分為清初擴張期

(1683~1730)、清中葉穩定期(1731~1860)、清末顛峰期的港口轉型(1861

~1895)三大部分討論,並對每個時期再細分小期作更深入的探討。此外,

林氏更透過豐富的調查數據及地圖的呈現,將清領時期臺灣各主要港口的發 展時間及分布,作全盤性的分析及討論。其中,有關清代淡水河各個河港之 開展歷史及港口之機能,更有詳實之論述與呈現。

11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12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6 年。

13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 年。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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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人群的社經活動達到整合,而寺廟的祭祀圈與庄界則為地方生活空間之 劃分依據。

此外,目前也有幾篇碩士論文曾針對清代至日治以來的淡水市街空間轉 變,作較深入之分析討論。如周守真18透過歷史分期的方式,討論淡水聚落 空間在各種支配力的介入下,如何產生變遷。張志源19以淡水埔頂地區為研 究對象,探討原住民時期至西荷時期、明鄭至清開港前、清開港後、日治時 期、戰後等五個時期所產生的各式官方與民間之文本(包含文學、詩、畫作…

等)中呈現出對淡水的文化想像與文化認同。莊家維20從都市空間組織學之 觀點,解析自五口通商後到日治時期淡水市街空間的構成與變遷之因。

二、相關學門從事民間信仰研究之觀點

人類學者從事臺灣漢人宗教研究時,「祭祀圈」是時常被應用的一種概念。

最早提出此觀念者為日本學者岡田謙,他在士林地區調查時,發現當地的祭 祀活動除有小範圍的土地公、媽祖信仰外,還有大範圍的中原普渡。無論是 大範圍或小範圍,不同祖籍(漳州、同安)以祭拜不同祖籍神明來區分,而 其涵蓋範圍剛好與兩群人個別的通婚範圍、市場交易範圍重疊,因此,岡田 謙認為若欲瞭解臺灣村落之祖籍團體或家族團體之特質,需從祭祀範圍入手。

21他以傳統日本人對村落廟宇性質(具內聚性、排外性)之印象,嘗試以日 本「祭祀圈」之概念分析士林的宗教與社會組織。爾後,臺灣學者即沿用其 用語「祭祀圈」開始於臺灣民間廟宇之研究。

濁大計劃進行時,施振民、許嘉明在彰化平原的研究即曾沿用岡田謙「祭 祀圈」之概念,希望透過宗教組織(祭祀圈)劃分祖籍群之範圍。施振民由 岡田謙的概念加以發展,透過地方的宗教活動建立地域組織上的地域模式。

配合不同人群的主神和地方神建立一個祭祀圈與聚落發展的模式,以主神為

18 周守真,《日據時期淡水之空間變遷》,臺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19 張志源,《殖民與去殖民文本的文化想像──重讀淡水埔頂之地景》,臺北:淡江大學建築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20 莊家維,《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臺南:國立成功 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21 岡田謙著、陳乃蘗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圈〉,《臺北文物》9:4,1960 年,頁 14-29。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集刊》36,1975 年,頁 191-208。

23 許嘉明,〈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1978 年,

頁59-68。

‧第一章 緒論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sphere)、「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等概念解釋新莊當地領導階層支持 慈祐宮的動機。後來更運用這三個研究觀點探討日治時期新莊地方菁英與地 藏庵發展之關係,文中明確地指出「地方菁英」在寺廟發展上扮演的角色。

康豹認為地方菁英無論是個人或家族都會在地方社會運用不同的「策略」

(strategies)來建構其支配模式(patterns of dominance),在各種不同的策略 下,支持地方寺廟為地方菁英所選擇的方法中最重要之一。因為寺廟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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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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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廟到公廟」、「津渡與平原型」等三大類型。

另外,宋光宇34從霞海城隍信仰在大稻埕地區的發展過程,討論宗教活 動與商業興衰間的互動情形。他的研究指出,霞海城隍廟是從私人神壇逐步 發展而來的廟宇,初期迎神賽會活動與大稻埕茶葉發展有密切關係,到了日 治1910 年代,廟會活動結合日常商品批貨、採購,不僅讓大稻埕成為臺北盆 地的經濟核心,亦使霞海城隍祭典在短短數十年間,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宗教 祭典之一。

1980 年代起,潘朝陽開始使用人文主義地理學「存在空間」概念從事臺 灣民間宗教研究,後來更結合宗教現象學家伊里亞德(Eliade)「神聖空間」、

「聖顯」等觀點,進一步提出傳統聚落信仰具有「中心—四方」之神聖空間 模式。潘氏認為,人營造「中心—四方(環)」的「圓」之聚落,其目的在於

「安居」,而安居不僅指稱形體上在此安居,也必須指稱心靈在此安居;不但 是「個體我」獲得安頓,也必須是「群體我」之獲得安頓。他進而引用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天地神人‧四位一體」的理論觀點,說明 聚落作為人之存在場域,是以「神聖目的性」為其中軸,亦即聚落的「中心」

和「環」恆有一種神聖取向,當其落實且呈現在聚落空間,即成為其「神聖 向度」。神聖向度具有兩種作用:其一是通過聚落的「中心」,如「村大廟」

或「正廳神明」,而使聚落的形而下「俗世空間」得與形而上「道體空間」取 得上下之連結溝通,而使「天」與「人」獲得融合。其二則是以各種「神聖 景觀」,如「石敢當碑」、「神佛碑」、「五營旗」、「土地公祠」等等,在聚落的

「環」或「四方」樹立「垂直性」的「內部」和「外部」之區隔,使內部擁 有一種可為人居停生活得「潔淨性」。35之後,在潘朝陽及其學生池永歆的引 領下,地理學界許多後繼研究者從事民間宗教研究時,開始採用「中心—四 方」的觀點切入討論。然而,潘氏在從事苗栗嘉盛庄的開發歷史研究時也曾 提出,「中心—四方」的神聖空間形式雖是臺灣傳統漢人聚落一項重要空間要 素,但並非短時間就能造成,往往需伴隨當地移民人數的日增、社經發展至 一定程度後,才會慢慢形成。

34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收錄於《宋光宇宗教文化論集》,

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年,頁 715-771。

35 潘朝陽,〈「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收錄於《心靈‧空間‧環境:人文 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五南,2005 年,頁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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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珍36利用地理學著重之「空間」理論,進一步詮釋民間信仰的擴散 模式,她借用Peter Haggett 空間系統的五大要素詮釋民俗宗教的空間特性,

將廟宇視為若干節點(nodes),祭祀活動為一種移動(movements)的現象,

由於祭祀活動的聯繫,促成廟宇與廟宇、廟宇與信徒、神祇與神祇間,組織 了神明信仰的網路結構(networks),更逐漸演育出廟宇之「階層」(hierarchies)

關係,而廟宇的信徒及朝拜者的分布範圍,則為腹地(hinterlands),如此則 構成了若干廟宇為核心而相互交疊的「場區」(field areas)。基於這樣的觀點,

高氏分別就「點」、「線」、「面」探討雲林受天宮玄天上帝信仰。在「點」的 部分,探討臺灣玄天上帝廟宇的分布與變遷;在「線」的部分,視「分火」

為空間輻散(spatial divergence)、「進香」為空間輻合(spatial convergence),

討論玄天上帝信仰的空間輻輳過程;在「面」的方面,以「祭祀圈」、「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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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觀念?他們對神佛、鬼靈等超自然對象之崇拜,形成怎樣的人群連結(社 會、祭祀組織)和區域或村落間的連結?有組織、有秩序的祭儀活動在地表 空間上(如村落空間)創造了什麼神聖景觀(如廟寺、石碑、進香或遶境隊 伍)?該神聖景觀所在的場所,祭儀活動所經過的範圍,象徵著什麼空間秩 序?

宗教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主要反應一地之環境與信仰形構背景間的關 係。林聖欽38研究竹南地區王爺信仰發展時,透過土地贍養力的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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